9月以來電荒席卷中國【1】,我當時列舉了內外五個原因,一是中國的“能耗雙控”政策太緊;二是2020年正遇冠疫,中央要求不計成本保經濟,這筆“能耗雙控”賬到了今年就更難還;三,外需太強,中國堅韌的產業鏈成了全世界的後盾,生產所需能源大增;四,中央的計劃經濟太嚴,太僵硬,雖然市場在變,大家缺乏應變的能力;五,計劃經濟本身的內在矛盾,產煤和供電一旦脫節,煤價電價得不到調整,發電廠要麽沒法生產,要麽沒煤生產。這一切,又碰上全球性的能源緊缺,一個用電高峰,整個係統受到衝擊而無回應的手段,缺電是中國第三季度發展不如預期的原因之一。
遇到問題,全世界都是尋求如何推卸責任,中國政府內部的商議也從小道傳了出來,說是大家都把責任推給李克強【2】,中國講問責,這次問責是不是會問到李克強身上?
首先李克強是怎麽攬上禍的?
原來大家怪李克強限製電價的政策,說中國電價不隨市場調節,就是這次電荒的罪魁禍首。電價不能調節,肯定是電荒的原因之一,但我在【1】詳細說過,市場調節煤價電價跟電荒不是完全的因果關係,市場調節照樣也可能出現電荒,這一現象正在歐洲出現,但限價加劇了電荒的程度,是可以說得過去的。那李克強為什麽限電價?
其實這一政策不是最近才有的,十三五以來一直有這個精神,但過去幾年李克強加強了這方麵的要求,“2018年4月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提到,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3】,2018年和2019年李克強要求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2020年還要求下降5%【4】,為的是全年給“企業減負3100多億元”,說穿了,這是中國工業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中國與世界“市場經濟”衝突的例子之一,宏觀控製電價,是給企業的一種補助,這就造成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中國這種手段是過去計劃經濟的陰影,其實采用減稅的手段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卻不會違反世貿的精神。
優惠電價還有一個潛在危害性極強的不良影響,如果能源價格這麽低,與其市場價格不一致,企業就沒有動力節能了,高耗能高汙染的企業就把雙高的代價推給了社會,所以李克強這種想法是不願意短痛而成了長痛,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不明智的政策。
如果你這麽想,就知道這根本不可能是李克強一個人的決定,也許李克強特別強調這種手段,但習近平無事不管的脾氣,把責任推給李克強,要麽是大家為了討好習近平找個替罪羊,要麽《華爾街日報》或海外媒體瞎猜測。問責的小道說電荒後在常委會議上習近平拍板推翻李克強的“決定”,可月頭的另一個小道卻說是李克強本人拍板允許電價浮動【5】,可見難以把這些小道當成事實真相。
這點,《華爾街日報》自己就把它推翻了,8月底,韓正還在痛罵“那些不執行能耗雙控政策,盲目發展”的各級政府【6】,僅僅一個多月後,韓正一個回頭,要不計代價“全力以赴保電保煤保暖”【7】,可見,這一係列政策是常委統一的決定,習近平點了頭,韓正肯定也不願意一個月之內把自己說的話全給廢了,那多丟臉。唯一的問題是,如我所說的,中央每幾個月就“宏觀調控”經濟一次,遇到意外,很難不出事。事實上,年頭,中國並沒有預料到即將到來的能源緊缺,全國還是一片能耗雙控、淘汰落後產業的氣氛【8,9,10】,大家的好夢被許多意料不到的事件中,包括天災,打破了。
中國電力市場改革,已經經曆了十幾年的磨難,“根據國際能源署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報告,發達國家平均居民電價與工業電價之比為1.7∶1,全世界主要國家中,隻有印度、俄羅斯與中國的居民電價低於工業電價”【11】,而中國工業用電同樣也麵臨這一問題,電價遲遲不能市場化,反映了中國治理國家的一種思維,能源是一項基本公德,是社會必需品,就像水和糧食,個人、企業和國家不能依靠對這些必需資源的壟斷從社會中牟取暴利,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國企為什麽“沒效率”,國企是有壟斷,是有“牟取暴利”的時候,如三桶油一直臭名昭著,但國企也有在不同的場合把利潤放在一邊,保證民生社稷能正常運行的時候,所以過去一直是中國政府控製經濟的手段、工具,而不是尋求利潤的組織。
但是很多經驗表明這種做法很難持續下去,即使不完全市場化,適度的接受市場機製,反而會成為宏觀控製更有效的機製,這次電荒迫使中國正式使用移動性電價,大概是個開端。
西方有些人把中國電荒簡單歸咎為僵硬的政策(固定電價)和能源結構(對煤的過度依賴)【12】,這忽視了問題的真正所在,中國的能源改革已經是超過了自己訂下的目標,再生能源的增加也是世界之首,問題上中國的產業用電增加的速度更快,中國緊抓製造業的願望太強,而製造業對能源極其依賴,所以能源轉型顯得落伍了。
中國怎麽解決電荒呢?還是計劃經濟,韓正是主管能源的,上麵提到他已經給全國下了死令,至少保電保煤保暖,保證老百姓沒怨言,如我上次所說的,“堅決不能讓美國人看笑話”。除了大舉動員煤礦增產,發改委還牽頭“打擊投機煤”的“不法分子”,今天煤價已從不久前高達¥2000跌破¥1000【13】,但這還是跟能源緊缺前的平均¥500左右的煤價有距離。
現在正是聯合國氣候峰會【14】,各國都要表態,但主要大國(區)都在絞盡腦汁如何回避。中國麵對的這一難題,恰如《紐時》【15】所言,將會給中國和世界氣候攻堅戰增加難度,但《紐時》的口氣,中國的決定是在給全世界拖後腿,則屬於西方那種自己不盡責卻對他人高高在上的姿態,因為中國的應對方案既不獨特,也不是在有很多選擇的時候挑了一條容易的路,而是沒有什麽辦法,幾個月前,當世界能源危機不那麽嚴重的時候,油價因為需求增加,而且美國為了自己的戰略目的繼續打壓伊朗的原油出口,更加造成石油市場的緊張,但就那麽一點點漲價,美國自己就坐不住了,各級官員公開幕後紛紛要求歐佩克組織增產,使得當時環保氣候界很生氣。美國是個能源大國,天然的占有優勢【16】,那點小小的漲價不會對美國經濟有太大的影響,但拜登當局一邊自喻為氣候變化的領袖,一邊要求大家減排的同時卻把美國自己的享受能力放在第一位,實在說不過去。所以,也許美國這麽做才是正常的,自己推卸責任,對他人則嚴格要求,這是民主政治的把戲,所以中國這麽做,也隻能是常情。
歐洲和亞洲的天然氣價格是美國的好多倍
中國過去幾十年發展得太快,使用能源也欠缺長久計劃,是先用了再說,所以欠下的債太多,但中國在過去10年以來能耗雙控、再生能源的增加,不僅超過了中國自己的許諾【17】,每次都超過了世界對中國的預期,“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2015年降低了18.8%,比2005年降低48.4%,超過了向國際社會承諾的40%—45%的目標,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麵”,中國昨天發布的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21】,基本上堅持了習近平在過去兩年,包括幾個月前在聯合國的許諾,但是,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麵臨“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係”的難題,中國能不能實現這些諾言,現在還難說,但至少中國沒縮回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這點對世界來說,還有點希望。中國的“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範風險”方式,也與西方較著重於市場的方式不同,“政府和市場兩手發力,構建新型舉國體製”,這也將是兩種體製的較量。
【後記】
【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