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如何被各方英雄擊敗?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中國正好到了轉型之際,雖然胡溫穩住了由美國帶來的世界經濟大危機所造成的衝擊,但當時腐敗泛濫,財政失控,盡管剛剛過了一段在今天自由派看來是黃金期的時期,可政治上陷於混亂,政府失控(政府與民間,中央和地方都失調),所以兩屆交接後不僅中國把注意力集中在習近平身上,全世界也對他寄以厚望,《紐時》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專門寫了一篇感想,《習近平是改革派》【1】,預測不僅習近平會推行經濟改革,也會做出少量的政治改革,甚至會把劉曉波放出來。紀思道可不親華,六四的時候他就在北京,但他的觀察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判斷。
習近平確實是以一個改革派身份出現的,2012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2萬字左右,涵蓋15個領域、60個具體任務,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3】,中國當時給自己定下的改革方案極其廣泛,覆蓋了大部分核心領域: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全麵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習近平為《決定》所作的說明表明,中共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黨內外、國內外都很關注,全黨上下和社會各方麵期待很高”。“麵對未來,要破解發展麵臨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麵的風險和挑戰,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優勢,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應該說,中共此輪改革的決心之大、規模之宏偉可能在人類曆史上都是罕見的。整個改革涉及60個方麵任務、336項具體改革措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均在其中。幾天後,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出訪美國,當她向美國人介紹這個龐大的改革計劃時,大家都被震驚了。【4】
下麵是中央“60個方麵任務”的一部分【6】:
這種改革的願望和熱情一直到2016年還方興未衰【9,10】,改革的口號還是此起彼伏,搞試點,找突破,講創新,成功後推廣,涉及的範圍包括經濟(供給側,市場機製)、金融(金融市場、企業管理和所有製改革)、財政(如稅收、精簡、開放、透明度)、管理、法律和政治(立法、司法),全國上上下下還是一副全力改革的姿態,為什麽到了今天大家隻記得國家日益專製,習近平越來越專斷獨行,終身製已成現實,國企膨脹,民企受排,愛國情緒高漲,戰狼小粉紅當道,中國退到了更加強大、專斷霸道、卻又越來越孤立的局麵,還與美國正式進入冷戰?改革的聲音這麽大,習近平是什麽時候放棄改革,走向國家主義和個人專斷的?
正值共產黨百年,美國國際事務和外交關係權威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7月刊中國專輯【13】,榮大聶(Daniel Rosen)撰文【14】回顧了這一曆程,他說大部分人覺得習近平從改革退回以前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使得中國離市場經濟越來越遠,與西方的自由開放越來越對立,但這一切都是誤解。習近平從來沒有放棄改革,他本人很清楚,不改革沒有出路,不改革中華民族無法崛起,民族複興也成了一句空話,可以說改革開放40年,以市場經濟作為核心的改革開放深入人心,今天之所以有一種國家機器強大,改革的計劃被擱置或放棄的感覺,不是習近平放棄了改革,而是習近平被改革文化匱乏的環境和反對改革的勢力擊敗的結果。
致富是個空泛的概念,很少人想著“全國人民共同致富”,大家想的是“我要致富”,如果每個人致富的願望都能實現,那也就實現了全民致富,但如果你致富影響我致富,那我肯定會使勁維持我致富的條件,如果由此傷害了你,那也是不得已了。改革有兩個目標,一是使得經濟更加合理,什麽是合理很容易驗證,那就是經濟是不是能天然地,高速或中速地發展──“天然”就是說不依賴債務,但改革一個更關鍵,更艱難的目標是重新分配個人、集團在社會中的權力和地位,也就是對資源和對分配的控製,正是在對資源和分配上的爭鬥,利益集團累累將習近平擊敗。
榮大聶通過財政這一條主線列舉了一係列習近平的改革項目和他如何被現實擊敗,改革失敗的殘酷現實使得習近平失去了主動權,也讓中國進入一個危險時期。
搞好經濟是硬道理,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是好多了,但夠不夠好,還能不能好?2008年美國給全世界帶來經濟大危機之後,占據中國經濟一個重要部分的出口受到巨大衝擊,胡溫當局繼而采用大撒幣的政策,到了習近平上台,中國發展已經到窮途,腐敗泛濫,汙染成災,習近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受命上陣。那麽在回應當時社會和經濟的挑戰,習近平做了什麽,結果如何?
理財產品和影子銀行
存款利息太低,銀行為了吸引顧客推出的理財產品五花八門,年息高過10%的到處都是,銀行還非法暗示理財產品潛在帶有國家擔保的條件,這已經完全違反了當時的經濟發展規律,為了給銀行一個警告,劉鶴下令央行暫時凍結銀行從央行獲得短期優惠貸款的能力,也許是劉鶴精神傳達的不夠,更也許是大家喝奶喝久了,覺得媽不會這麽做,一下嚇傻了,馬上停止對社會的貸款,商業間貸款利率一下子從2%~3%衝到20%~30%,這對實體經濟是個休克性的打擊,中央發現影子銀行不僅把錢投到風險項目,也是民企小微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他們一下子失去的運行的基金,結果這一決定讓股市大跌,央行不得不退下來,後來有人把這看成金融界和資本市場發脾氣,向中央叫陣,中央還真的沒法子。隨後影子銀行規模4年之內,2013年-2016年,翻了四番,到後來出現了e租寶這樣的龐氏機構,才有2016年劉鶴第二輪打擊影子銀行的行動。
這反映了什麽呢?第一,銀行和資本界是在抱著中央的大腿吃不地道的飯,回報照收,風險卻推給政府,但這是中國計劃經濟的後遺症,中央的行動太粗暴,應當反複發通知、讓大家學習,給以足夠的警告,然後才行動;第二,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大家知道躺下你中央就沒轍了,因為金融隻是經濟的一個環節,向習近平、劉鶴那種“老子為王”的念頭是沒用的,單一的改革隻會碰破頭,而且這一鬧,反過來證明中央沒什麽能耐,隻要鬧得凶,中央就得讓步;第三,中央在這麽一折騰之後就把改革停下來,隻有兩個可能,一是這計劃根本沒準備好,二是所有利益集團集體反擊,迫使中央幾年內不得再有動作。
對外投資
2014年開始中國擴大“走出去”政策,鼓勵對外投資,體現中國的軟實力。對政府的新政策,有真投資,收購發展的;更多冒險家,搞賬麵發展,就是不斷通過收購其他企業來造成一種公司在不斷擴充業務,營業額不斷增加的假象的那種,收購海外,尤其是美歐的光鮮資產,主要是房地產這種毫無經濟價值的資產,如安邦、恒大、海航(集團);還有真要把資金挪到海外的,這解禁就給他們一個機會把自己的財產移到共產黨管不著的地方。這一切馬上讓中國的外匯儲備銳降,形成一種危機感,政府不得不將之叫停。
中國經濟和資本市場還不成熟,政府管製太嚴,而從管製過嚴到全麵放鬆,缺乏過度期,也是個考慮不周的政策。2020年外資湧進中國,人民幣麵臨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又重新允許資本外流,這是權宜還是長遠之計,不得而知。
稅務改革
2014年習近平責令樓繼偉和財政部推行稅務改革,包括房地產稅和限製地方政府債務,但如我前天所描述的【15】,房地產稅稅務改革在各種利益集團反擊下毫無進展,而地方政府仍舊采用各種手段擴大自己的債務,樓繼偉2016年沒能完成任務,大概是他下台的原因,但債務是地方政府的鴉片,中央並沒有良策,隻能允許地方政府把融資平台高利息貸款轉換成債券,獲得優惠利息,而且不斷擴大債卷發行的幅度【16】,這就是通過銀行吐血從銀行向地方政府輸血,同時借機限製地方政府繼續使用融資平台這一及其不透明的集資手段,避免債務偷偷地不斷擴張,但這一切並沒有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問題。
企業管理(Governance)
習近平深知企業管理是效率的關鍵,國企那種黨指揮錢的策略行不通,早期改革包括減低政府和黨對企業的控製,允許企業有獨立,完全從商業角度來管理的機製,但隨後的政治鬥爭變得激烈,國進民退漸漸占了上風,今天黨委幾乎已經進駐所有大型民企,但這麽一來,市場指導就成了疑問。
融資和全民炒股
據說習近平很羨慕西方、美國的金融市場,但也許他沒意識到那是幾百年的結果,老覺得自己一個號召就趕英超美,希望股市能給資金匱乏的企業融資,號召全民炒股,這才有2013至2015年的股災,這是中國領導人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雄心的反應,違反市場規律,失敗是必然的,這一失敗使企業失去了通過股市向社會融資這一渠道。
利率開放
長期以來中國利率是國家控製的,存款利率設的很低,這是中國政府剝削老百姓最不起眼但最凶狠的手段之一,利率低,財富就從老百姓手裏移到政府手裏,政府以低利率投資,變相強行把老百姓的錢拿去投資,這叫做“金融剝削(financial repression)”。放開利率政策,就是讓市場調節利率,除了讓老百姓得到應有的回報,還可以使得資本的價值(market price of money)有個客觀地評估,這樣不至於有人拿著不值錢的錢去瞎投資,承受不必要的風險,後果不是政府承擔,就是社會動亂。
但中國一直沒有全麵開放利率,央行給大家的指示是,存款利率可以比指定利率高50%,後來又說沒界限,但內部文件卻並沒有放開。
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一直有人民幣國際化的願望,但中國又有其他擔心,一是資本控製,二是人民幣匯率。資本不控製就會外流,在企業管理不健全的情況下,在黨高高在上的情況下,資本肯定外流。中國的出口並不是中國經濟的主力,但卻是就業的主力,人民幣升值會打擊中國出口業,這也難以全麵開放。可沒有這兩點,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一句空話,迄今,全世界人民幣結算不到5%,人民幣作為世界各國的儲備貨幣雖然“世界第三”,但也不到5%【17】。
2013年~2016年改革失敗後,2016年開始中國又重新開始改,主要集中在去杠杆化,就是整體上降低債務,但如果生產力(productivity)沒跟上,經濟結構又有問題(收入不足,需求無力),去杠杆化說是合理,做起來難,受打擊的尤其是中小企業,當貿易戰打起來之後,中央又不得不鳴金收兵,去杠杆又沒去成。
反壟斷
以螞蟻金服上市被撤,淘寶被罰為代表的中國反壟斷政策出台,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回顧其曆史卻又顯示出很多問題。阿裏、騰訊的網絡金融一直是政府支持、縱容的技術,中國的網上經濟領先全世界,是各個企業創新發展和政府鼓勵的結果,中國鼓勵就是基本上不管,企業采用不地道的手段也不管,帶來的危機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就使得近期的打擊顯得突然,而且打擊力度之大,給人一個要抑製獨立公司繼續發展的意頭,好像任何公司都隻能在黨和國家指導的範圍內運作。這麽一來,企業創新的動力就會受打擊。
為什麽通過財政、金融這一條線索能大致看清中國發展的脈絡?因為經濟發展最後要結算,財政是衡量發展成功失敗的尺度,中國經濟是越來越大,實力也越來越雄厚,但債務增加得更快,效率也越來越低,榮大聶指出10年前中國每發展¥1的產值,要調用¥6的債務,今天已經要¥10了,另一個衡量的尺度是生產力,生產力簡單說就是除去對實體經濟毫無貢獻的金融價值之後的人均單位時間產值,中國生產力的勢頭在2008年以後一直下降【19】:
生產力下降,就業人口也在降低,中國脫離中產陷阱也越來越艱難。習近平改革的失敗,反映了習近平不但不是萬能,而且能力有限,習近平可以把人抓起來,但不能把經濟抓起來,習近平可以要求大家忠誠,但不能不允許大家有私欲,這一切,反應習近平的絕對權力並不絕對。
當然這一角度也掩蓋了中國的發展,技術創新突破和產業轉型的巨大成就,隻是把這些成就平均到整個國家時會顯得力度不足。還有一樣習近平是成功了,反腐。反腐並不是杜絕了腐敗,但腐敗很大的程度是被抑製住了,習近平還通過整黨治國把軍隊牢牢地控製在黨之下,中國軍隊的實戰能力尚需驗證,但現代化速度很快,形成了一定的威懾力量,通過這一場鬥爭,習近平身邊產生了一群國家主義分子,黨也牢牢地掌握在一人手中。
榮大聶說其實習近平一直想改革,一直在改革,隻不過一直沒成功,可以說屢戰屢敗,但他還是屢敗屢戰,前年提出雙循環,“2020年底,在全國政協新年茶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的7年中,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在各個方麵啟動了2485項改革計劃”【20】,而且中國堅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336項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21】,這一切都反映了中國繼續改革的願望。
按榮大聶的說法,現在是中國最危險的時候,三個原因,第一,中國的債務負擔已經嚴重到頭了,債務的利息是(總產值)增長速度的兩倍,第二人口開始縮小,生產力下降,而且對房市有直接的負麵的影響,第三,國際環境轉變,美國已經是全麵堵殺中國,靠引進外資、技術引進、進口出口已經不能幫中國大忙了。在他看來每次改革帶來的失敗讓改革空間減小,但也許他沒考慮到中國也從這些失敗中學到一些經驗,下次改革將更有效,但有一點他說得對,靠國家,國企是不能帶來民企的那種創新活力的,生產力和黨的絕對領導很難調動社會的智慧和能動力,也許習近平對國家的控製給他帶來即使放開也不會導致動亂的信心,從而給社會一個新的重新試驗的機會。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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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會‘屢敗’”確實沒說透,因為那不是主題,所以根本沒說,“看得人一頭霧水”,看來我這個“班子”水平太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沒學習好,得好好反省。
反複說跟屢敗是同一個意思,就是要應題,至於為什麽,小編榮大聶覺得這其實說明習近平不是萬能,或者是中國模式不是萬能,這都說得過去,但另一個可能是就是極有利益集團實力太過強大,計劃開始時不周,一失誤就耽擱幾年,從《彭博》的Tom Orlik最近的新書《China: The Bubble That Never Pops》有些2016年之後改進的苗頭,但不明朗。榮大聶覺得中國時日無幾,危機的可能性加大,但今年不會有什麽問題,因為中國的消費去年被壓,今年會釋放出來(參見《中國經濟新瓶裝舊酒》),問題上下一步中央能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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