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今天才被拘留，也許是件怪事。
“許章潤說他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會被帶走。他家前門上一直掛著一個裝有衣服和牙刷的包，就是為這一天做準備的，”耿瀟男說。“但真的發生了還是很讓人震驚。”
震驚是本能的反映，即使極有定力的人，對必然發生的事件也難免有震驚的感覺，就像麵對死亡一樣。
自然，“許章潤”早已被封殺了：
被“嫖娼”，是一種公開示威，暴力的示威。對“權威”的淡定，是一種回應，對權威的蔑視。
【附錄】舊文
我的心思你永遠不懂（上）
——華生：疫情促官場生態反思 喪事喜辦聽不進批評是忘掉初心
隨著湖北與武漢在前期防疫工作中的各種隱瞞行為不斷被揭露出來，特別是湖北和武漢的主事人和責任人，不惜采用各種嚴重違法亂紀的手段，欺下瞞上，掩蓋實情，壓製和打擊說真話的醫生及知情人，使我們一再錯失扼殺病毒於早期階段的良機，很多人也有了一個共同的疑問：這些人為什麽要這麽幹？他們當初簡單按規定匯報實際情況，即便出現像一些國家疫情沒控製住的情況，也不會有太大責任呀？他們當初的想法和追求到底是什麽？ 1
雖然我之前的文章對湖北和武漢的主事人、責任人嚴加抨擊，但是，我從來不認為他們是天生的壞人，或是從一開始就圖謀不軌的陰謀者。恰恰相反，我完全相信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平常人和普通人。隻是由於機緣巧合，加之自己定向的不懈努力，他們才屢過宦海浮沉的關口，身居要職。而且在疫情剛發生時，他們也是按自己的習慣和常規辦事，後來隻是因為路徑依賴和邏輯使然，才一步步陷入越來越深的泥潭。
從平常人的角度，既可以讓我們理解更多的現象，又可以幫我們得到更多的啟示和警省。正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醫生並非天生的英雄，而是特定的環境和情景，把他變成和逼成了勇士和英雄。但也正因如此，李文亮才讓我們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感到親切，並引起我們的共鳴，因為他就是我們自己中的一員。他讓我們看到，平時喜歡躲事、難免平庸和怯懦的我們，在特定的場景下，也會有英勇的行為，也會迸發出英雄主義的火花和做出義無反顧的壯舉。
同樣，從平常人的角度去剖析湖北和武漢這批主事人和責任人的動機行為，也會讓我們看到，我們這些平常人身上，也隱藏著若幹未必全自知的貪欲、私念和文化劣根性，很可能更會在權力的腐蝕下忘乎所以，留下自己事後都震驚的劣跡，從而讓我們自己警醒，使我們從簡單的義憤和聲討中，理解人性的弱點和複雜性，進而升華到一個更深刻的省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
記得還是很小的時候，我就有在家長和老師麵前，掩飾自己所犯錯誤的毛病。為了一點小小的虛榮心，回想起來，弄虛作假的事情好像也幹過。後來長大一點，知道這個毛病不光是我獨有。
西方諺語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實際上揭示的就是人趨利避害的生物本性。好的製度和個人道德修養，也許可以使少數人在多數情況下，或很多人在某個特定場景下，超脫這一點。
但人這個自利的基因，恐怕是改不了的。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說的也是“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從這個意義上說，正視和承認這一點，是人類搭建好的社會製度的基礎。
反之，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命運，僅寄望於一些無論道德多麽高尚的人，最後總是難免悲劇的結果。故而《國際歌》開頭就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盡管我們自己，既有勤勞善良，也有太多的不良和缺陷。
有了這個內因，如果再有一個外部生態，就是唱讚歌永遠是正能量，講問題就被認為是負能量，那麽隱惡揚善、掩蓋問題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不容分說的浩然正氣。
就如媒體所報道的武漢中心醫院領導斥責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不顧”、“罪人”和“元凶”的三個大帽子，別說是個醫生，無論拿到哪裏，有誰又能扛得起呢？
如果再進一步，追隨領導、讚揚領導就是正能量，就是善意，與領導相左、批評領導就是負能量，就是惡意。歌頌光明就等於歌頌領導的英明，那麽，還有任何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人的初心嗎？那就會如曆史反複證明的，最終難免都會蒙著推著領導把我們帶往不那麽光明的挫折。
我們這幾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要使我們每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是什麽？我們是從哪裏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最初一沒有權，二沒有錢，也就是我們今天有的，當初全沒有，反而是我們的敵人和對手都有。
有權有錢能壓迫人的人輸了，最後我們贏了，靠的是什麽？靠的是共產黨人用自己的奉獻和犧牲去為人民爭解放謀利益，讓老百姓不受欺壓，靠的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和人心所向。
在今天，入黨沒有危險，當官就有權有勢有人逢迎拍馬，這與當年拎著腦袋入黨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有多少人還能堅持這個初心，還能聽得進批評，又怎樣才能堅持住這個初心呢？
因此，再嚴重的疫情遲早也會過去，但如果通過這次疫情的總結，能促進我們對官場生態環境的反思，促進對官場官員中隻聽和隻願聽讚美逢迎之風的警醒，回歸初心與使命，如經濟反腐那樣，在神州大地吹起掃除空話假話、倡導真話實話的政治清風，推動體製機製的改革與建設，那我們這次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沒有完全白費。
當然不用說，隻講陰暗麵，讓人們都灰心喪氣，提不起勁來，甚至以偏蓋全，去搞破壞拆台，肯定不行。中國這麽大的國家，一盤散沙，各行其是，自然更不行。
人或人類，生存於世，苦難已經不少，需要樂觀主義提升生活質量和生存幾率，並激勵自己前行。同時，悲觀主義提醒我們警惕和注意潛在危險，也是人類至今適存的必需品。所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因此，隻準歌頌成績和成就，不準批評陰暗和錯誤的東西，醜的東西非說成美不可，護著短不準去碰；主流媒體越來越隻哄著唱讚歌，整天忙著去幫外人找問題查毛病。長此以往，那就隻能形成一個社會隻有一種虛假聲音的惡性循環，從而最後一犯往往就是天大的錯。
其實，要是真心為自己國家自己人好，是要在激勵鼓舞士氣之餘，常有忠言逆耳之言，總憂失去人心之禍。否則，一旦形成隻能說好不能說壞的風氣，圍繞權力周圍，逢迎拍馬之人就會蜂擁而至，各種巧妙的馬屁和肉麻的吹捧，時間長了，由不得人還能把持住自己，從而再荒唐的假話也可以登堂入室。我們曆史上犯過的畝產幾萬斤糧食的浮誇錯誤，就是這類情況的一個典型。
不幸的是，當時湖北和武漢的主官們就是多少生活在這樣外部的和自己營造的官場生態中。
他們對出現的任何問題，第一反應首先是關起門來自己解決，排除一切噪音雜音。比如其省市衛健委係統對國家網絡直報係統的要求不是不明白。
我之前文章說過，武漢市衛健委在此半年多前，還處罰過武漢金銀潭醫院武昌分院未及時向網絡直報係統報告問題，並在官網上發公告處罰。
武漢市官方的“武漢發布”2月26日在回複網友問題時也承認，他們的內部信息係統中登記的最早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為2019年12月8日。武漢金銀潭醫院發表在《柳葉刀》上的文章記載的首個案例則發生在12月1日，並且在12月10日又發生了3宗病例。
這些病例無論分散在哪幾個醫院，按要求組織會診和報告，武漢市的疾控中心和衛健委都不可能不知情，因為這正是法規明確規定的他們的職責。
在SARS的慘痛教訓後，專門頒布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相關信息報告管理工作規範》規定，“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獲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相關信息的責任報告單位和責任報告人應在兩小時內以電話或傳真等方式向屬地衛生行政部門指定的專業機構報告，具備網絡直報條件的，同時進行網絡直報”。
可見，我們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凝聚出來的法律法規還是非常嚴密的。如果嚴格按照法規的要求去做，無論新的病毒來自哪裏，我們都完全可能將其傳播扼殺在萌芽狀態。所以，法律法規必須有威有牙，使人遵守敬畏。對那些將法律法規視為兒戲，置若罔聞者，我們也必須嚴肅追責，以儆效尤。
否則，違法違規者均可以各種理由開脫自己，逍遙法外，逃脫責任，既對目前防止疫情的可能反複極為不利，而且也難以避免類似災難的重演。
另外，《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中還明文規定，“兩周內發生的有流行病學有相關性的2例或2例以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已經屬於“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更要高度重視，立即報告並采取緊急措施。
因此，在12月上旬到中旬，到底是市衛健委係統政治站位高，主動為省市領導分憂，大包大攬不上報而自己解決問題，還是經省市領導同意這麽做，我們並不清楚。但無論如何，一旦12月初違反規定不向國家網絡係統直報，最初致命的錯誤就已經鑄成。
到了12月20日，可以想見，隨著各醫院的病例開始增多，必然會引起相關醫院領導和武漢市衛健委係統有關人員的重視。顯然，像武漢這樣醫療水平和醫療資源都在全國前列的大都市，都搞不清楚原因的感染病，當然不是個簡單的病。
這樣才會有12月24日，不明原因肺炎的樣本已送達廣州微遠公司檢測。且該公司很快發現問題嚴重，並不晚於27日當即與武漢方麵送檢的醫院和疾控人士電話聯係，隨後還派人專程上門到武漢與相關醫院和疾控中心人員匯報會商（見《財新網》等相關報道），可見武漢市疾控和衛健委係統並非不知情，而是其親自組織或至少一直是參與其中的。
到了這時，加上其他送檢結果先後反饋回來，應當說武漢衛健委方麵已經大體清楚引起這個不明原因肺炎的肯定是某種類SARS高致病病毒。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不明白，“不明原因肺炎”的“不明”，根本不是他們可以自己不向上報告、可以隨便去找人檢測的理由，因為這個“不明”正是2003年SARS後國家防範的重中之重。
須知真正可怕的不是已知和已了解的疾病。可怕的恰恰就是這個“不明原因”，就如當年新出現的SARS讓我們吃了大虧，故而原衛生部專門為此“不明原因肺炎”下達專門文件建立報告、排查、監測製度。
但17年的時間也許足以使人麻木，況且一個官員哪裏需要考慮17年才可能發生一次的事情！但國家對高致病微生物更不必說是不明原因的致病病原體自2003年來一直是防範重點，從檢測到運輸、保管，都是最高級防範。
但這時武漢及湖北方麵又犯了第二個致命錯誤。他們不是立即報告中央政府衛生健康主管部門，而是繼續隱瞞。推想他們的算計是，這時即便立即匯報，違法違規未進行網絡直報和未及時向國家報送高致病樣本、延誤戰機這兩個大錯已是鐵板上釘釘，跑不掉了。這給模範城市武漢以及湖北領導們在臉上抹的黑，那可不是一點點。如果繼續自己解決，能抹平此事，雖有點小風險，但總比立即招供認罰，也許來個全國範圍通報批評強得多。
可見，通往地獄的道路，就是這樣由一錯再錯的階梯鋪成的。
正是在這個路徑依賴下，隨著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醫生執著匯報，省市區三級疾控終於在12月29日聯合開展了現場聯合調查。
武漢市衛健委的上級（市委市政府？省衛健委？省委省政府？）也給下屬機關發了緊急通知。根據這個“上級緊急通知”（這個上級發的緊急通知，估計範圍很小，所以至今沒有泄露，無人知曉這個上級是誰，發了什麽內容的通知），於是武漢市衛健委於12月30日內部連發了兩個緊急通知。
據《人物》雜誌報道，直至當晚10:20分，市衛健委仍在向醫院傳達要保密，並強調擅自發布信息引發恐慌要追責。殊不知此時這兩個內部文件已經被人先後上傳至網上（見國家監察委調查組報告），進而引發一係列蝴蝶效應。
另據《健康時報》3月20日報道，中央指導組醫療救治組成員、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焦雅輝（正司局長級），在《人民日報》直播欄目“人民名醫”視頻采訪中證實，“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從網上獲悉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後，立即與當地的衛健部門溝通確認，並於當天，派出工作組趕到武漢”。
這是從官方渠道首次證實了我們文章早先指出的，原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1月31日接受央視《新聞1＋1》采訪時稱，他們在12月30日、31日這個“重要時間節點”上，“上報了國家衛健委”的話，不過是對全國人民公開撒謊。
當然，湖北和武漢方麵的主事人和責任人對全國人民說的假話和謊言，遠不止這一個。隨著事件和時間的推移，我們到時將一一剖析。
我的心思你永遠不懂（中）
——華生：本次疫情主流媒體讓位自媒體 報喜不報憂看似占領陣地實則放棄
今年3月以來，新冠病毒疫情在歐美國家開始愈演愈烈，特別是越來越多的西方政要名流也都紛紛感染上新冠病毒。這些國家在東亞疫情已經發生並得到相當的控製後，仍然沒有避免疫情初期的輕視疏忽以及應對中遲緩的種種問題，使得國內有不少人認為，我們當初的輕視和失誤也是可以理解，或許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深入分析，各種認識問題與其他問題的關係和區別，以及不同情況下的責任追究。
此次新冠病毒，恰如善變的白骨精，來時溫柔，看似無害，一些大專家也認為其頂多就是一個大號流感。且其潛伏期可長可短，不發燒無症狀也可傳染，原被認為最準確的核酸檢測也有相當的假陰性率。
當然，如果疫情的發展都能歸結為認識問題，我們就不能苛求當時湖北和武漢的當事人。正如我們看到的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那樣，如果是文化和風俗習慣不利於防疫抗疫，改變起來又費時費力十分不易，那麽，社會大眾自己就要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這就如曆史上發生過的大瘟疫一樣，社會的適存性最終會或多或少地為自身開辟道路，改造文化和習慣。這就如19世紀中葉倫敦霍亂的大慘劇導致了現代城市給排水係統的全麵改造與重塑，我們現在也要重新審視自己對野生動物的口味偏好；如果是一些人一些團體自己的認識不足、掉以輕心或因其社交方式更加易感，則他們自己和親朋好友要承擔後果；如果是政府首腦輕敵或對疫情判斷失誤、準備不足，那麽，人民自然會最後根據他們的應對及綜合其他表現，在選票上讓其付出代價。
就如我們看到，美國的《紐約時報》在探究“美國怎麽錯失黃金30天？”；英國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主編譴責在中國疫情暴發後，英國無所作為的2月是“國家醜聞”；也有“白”直男進而從更深的文化和族群層麵去反思：為什麽我們西方人2月份時不在意和不能體會中國和東亞人的悲痛和哭泣？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州長甚至承認他們最初以為這隻是亞洲人易感的疾病，從而忽略了，如此等等。
總之，發達國家的社會各界還在疫情向上發展的災難期高峰期，已經開始在回顧反思應對疫情發展時機的錯失，沉痛地提出問題：要從此次疫情慘劇中學到些什麽、吸取哪些教訓，才能夠避免今後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
可見，我們根本不用擔心別人今後對自己問題的總結和追責。
所以顯而易見，對於疫情已經基本控製，開始恢複正常生產和生活的我們來說，在歡慶歌頌之餘，當然不應該隻去關心和追蹤別人現在所麵臨的苦難和失誤，而應該認真回過來看一看，我們曾經疏於報道、不願麵對的那些自己人民付出的苦難、代價和犧牲，梳理疫情發生和發展過程，本著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精神，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從此次疫情中吸取哪些深刻教訓，學到哪些代價昂貴的課程，才能避免這樣的災難和慘劇在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中再次發生？
鑒於中國是首先暴發疫情並公布的國家，我們當然更要追尋武漢疫情早期錯失扼殺病毒於萌芽階段的原因，分清哪些是缺乏經驗的認識問題，哪些是玩忽職守或違法亂紀問題。
特別是因為中國最嚴重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武漢一個城市（因人員外流，疫情期留守人口已不足千萬），武漢疫情相對於其人口比例的嚴重性至今在全球受災城市中也排在前列。
與發達國家各大媒體深度跟進報道疫情的嚴重程度，特別是著重展現個人層麵的英雄主義，注重病人及其家屬等個體的悲劇和感受不同，我們的主流媒體包括當地媒體，主要著重於國家和人民在災難麵前所表現的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而把疫區人民經曆的煎熬，和個人及家庭層麵的感受完全讓給了自媒體。
同時還要看到，限於當時的條件，我們有一部分感染新冠病毒的早期病人沒有被歸入確診病例，也有一部分因新冠病毒感染而喪命的人無法記入這次疫情的死亡人數。
另外要注意到，無症狀感染者我們目前才剛剛開始檢測統計，正常人群接受檢測的人口比例很低，因而新冠病毒的病例數量與一些國家還並不完全可比。因此，我們還不能夠簡單地依據自己接觸到的媒體感觀，來對比中外疫情嚴重程度。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在全球還在發展過程中，每個國家的國情和文化風俗相差都很大，很多結論以及對應方式利弊的比較，恐怕還要有待實踐的推移，最後才能有一個相對全麵的結論。
國內有人認為，國外疫情發展的越嚴重，說明我們應對的越正確，形勢對我們也越有利，我們也越不必對內追責。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這種觀點的擴散效果也是恰得其反。在人類越來越成為命運共同體的地球上，新冠病毒的威脅是麵向全體人類的。
當病毒還在地球上肆虐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也沒有國家不會在經濟、社會等多方麵受到廣泛影響。
應當承認，無知也不愛知，嚴重地低估敵情，這是湖北和武漢主事人、責任人所犯錯誤的基礎。這或許也是他們至今認為自己運氣太差的原因。
不錯，這次的新冠病毒確實詭異無比，以至一流的科學家圈裏談論起來也稱之為“流氓病毒”。它如果像埃博拉，或中東綜合呼吸症，或者SARS那樣，一來就氣勢洶洶，欲致人於死地，說實話也許並不難對付。這些病毒患病症狀明顯，不難追蹤，以湖北和武漢豐裕的醫療資源，自己將之消滅也不是難事。
故說起來真是很難相信，即便到了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從武漢返回後，上午先在國務院匯報。
專家組成員杜斌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下午我又參加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的電視電話會議，參會的人不都是衛生口的，還有公安、交通等等。湖北省有兩位主政官員也去了，坦率地講，從他的匯報來看，沒覺得這事已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見《南方人物周刊》對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杜斌的采訪）。
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不怕新冠病毒，不怕染病送命，而是據他們聽到的匯報，這個病毒真沒有多大威脅和危險，況且他們自己及周圍的人也都安然無恙。因而他們在基於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對領導的批示和要求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讀。
即便到了1月26日，武漢封城後的第三天即大年初二，武漢城裏的情況已相當無序混亂淒慘，當地領導的這種麻木和樂觀似乎也還未消退。
當日武漢市市長在湖北省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鎮定自若地介紹說，當日武漢在院治療的病人是533例，“現在還有2209位在院治療的疑似病例還沒有得到檢測”，“所以在這個533例之外，就目前收治的和留觀的總人數還會增加1000例左右”。
市長還解釋，“很多市民都受到了病毒的侵害，感染了病毒性肺炎，這個數字總是感覺和我報的數據、和大家感覺社會麵上的反應、甚至恐慌好像不一致。我在這裏要跟朋友們介紹，我們說的533例是已確診的”。
他還介紹，“我們在定點醫院的周邊征用了一些酒店，讓醫護人員可以不回家，輪流地到這些酒店睡個覺、洗個澡、吃一點工作餐，這樣精力充沛以後再上陣”。“我們已經得到了900多人醫療隊的馳援，……後邊還有隊伍來”。
雖然市長並非是武漢市的一把手，但是市長在省裏這樣重要的新聞發布會上所發表的講話，代表了當時武漢和湖北的主官們對局麵的判斷，這恐怕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現在知道，當時武漢醫護人員傷亡慘重(據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後來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披露，1月底湖北省醫護人員已經有3000多人感染。根據這個數字的比例推論，我們可以認為這其中大部分都應當發生在武漢），在崗留守堅持者也精疲力盡，武漢乃至整個湖北醫療資源已擠兌崩潰，實際病人數以萬計。
因此當時派去的幾百上千醫療隊人員可謂杯水車薪，遠遠不夠。
最後全國共派去4萬多醫護人員，全中國感染科相關的精銳部隊幾乎全派去了。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中央果斷決策、全國傾力增援，武漢乃至湖北的局麵還會更加不堪設想。
前方的一線指揮員對敵情估計與實際情況天差地別，如果真是戰爭年代打仗，不僅我們的武漢守軍會被殲滅，中央派去的先頭增援部隊也會早被敵人“包了餃子”了。
再看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在新聞發布會上，隻念稿子而不回答記者常識性的問題。湖北省省長在回答抗疫工作急需的戰略物資口罩問題時，先說湖北年產量108億隻。這個數字超過了當年即2019年全中國的產量。會議結束前該數字又被反複更正，最終為年產108萬隻，即不足一個中等工廠的產量。
我們自然不能要求領導對什麽數字都能記得住，說的準，更不能因為領導說錯一句話或記錯一個數字，就說他不太稱職。
但是，對最重要的抗疫物資心中完全無數，一會兒功夫先後相差一萬倍，這未免讓人不知該說什麽好。
在前線指揮官們這種對敵人的數量很不清楚，對自己的裝備也搞不明白，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情況下，試想國家資源再雄厚，領導決策再英明，武漢保衛戰前線打得那樣慘烈悲壯，人民群眾和一線醫護人員付出那麽大的犧牲，湖北和武漢的廣大基層幹部、支援部隊、公安幹警及所有堅守崗位奮鬥在危險的抗疫前線人員的艱難困苦乃至人員傷亡的局麵，就不奇怪了。
我的心思你永遠不懂（下）
—— 華生：為何湖北高層無一人感染？武漢疫情追責相當緊迫
上篇（中）說到湖北與武漢的主事人與責任人直到很晚，仍然對武漢疫情的嚴重性麻木不仁，有人感到很為不解。其實再大的領導也有普通人的一麵。他們的很多認知許多時候也是要來自自己的經曆經驗，來自對環境和周圍發生事情的切身感受。
包括美國的總統特朗普，一直對新冠病毒疫情很不在意，直到他見過和握手的外國代表團多名成員，幾天後都被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他才開始接受去做核酸檢測。
當他的多年老友也被新冠病毒感染，第一天還精神挺好地去醫院，第二天就陷入昏迷，他才真正知道了這個病的厲害。可見，任何地方任何時候的領導如果脫離一線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自己的圈子很封閉，很多民間的感受他就沒有，許多本來就經過篩選過濾後的情況，即使報告來他也不會敏感。
榮譽變為包袱 聰明反成陷阱
有人說，武漢發生的疫情，如果發生在中國其他省市，情況也會差不多。這個話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其實也並不盡然。這是因為湖北和武漢的主政官員們不幸地走上了這條道路，除了一般的共同原因以外，還有他們特殊的包袱和個人特殊的欲望。
應當承認，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這幾年發展較快，工作做得不錯，特別是去年10月份舉辦軍運會，城市麵貌改變很大。
軍運會的成功舉辦，受到了各種嘉獎特別是他們總掛在嘴上的點名表揚。這本來是件好事。但是，湖北和武漢的主事人把榮譽變為包袱，隨著在各種全國性會議上到處做典型，頻頻介紹經驗，變得日益飄飄然起來，以至把“大武漢的複興”與“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等同並列，大談什麽“武漢標準”，乃至誇張“全球進入武漢時間”，如此等等。各種陶醉、自大和膨脹的言辭，讓人不願再去一一列舉（摘自《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當地報紙報道）。
今天，當我們重讀這些言論的時候，真是讓人五味雜陳。
必須指出，武漢確實曆來就是一個英雄的城市，有著光榮的曆史。武漢人民從來就是英雄的人民。武漢和湖北人民，這次為了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減輕壓力和爭取時間，封城封省達兩個月或更久，付出了巨大代價和極大犧牲。
以至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們都坦言，“我們要認識到武漢人民所做出的貢獻，世界虧欠你們！當這場疫情過去的時候，希望能有機會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謝武漢人民”。“這種純粹利他主義是其他國家應該學習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團結”。
但是，當武漢以及湖北人民能夠開始出去重新艱難謀生的時候，我們國內那些更多受惠於他們的地方，有些不僅要求這些英雄中的弱勢群體去支付隔離費檢測費，甚至不少地方還有各種各樣的歧視劣待（有時還有產品的產地歧視），這恐怕無論如何也不能是對以自己的巨大犧牲，換來我們國家和人民今天健康安寧的英雄人民的回報！
因此，現在根本不是我們去嘲笑其他國家在疫情過程中存在的某些歧視、自利和不協調的時候，反而是我們自己的政府和國人需要自省，怎樣避免自己心中隱藏的自私與歧視，重新全盤考慮，我們應該怎樣回報武漢及湖北人民。
當然，我們不是不可以理解，一些地方處於防範疫情再次冒頭的謹慎和對本地居民負責的態度，希望對武漢和湖北的流入人員施加額外的隔離和檢測等要求。
但是，這樣做的全部成本不應當是由武漢人和湖北人，而應當是由這些勞動力的流入地和受益地去負擔。即便不考慮對全國做出過重大犧牲和貢獻的武漢和湖北人民的回報，就是出於長期以來受益於勞動力流入來說，這些地方在這個特殊困難的時候做出點表示，也是完全應該的並符合受益者負擔的原則。
須知，大量使用外來工主要是農民工的省份和地區，長期以來，直接使用已經成年和熟練的勞動力，取得了大量的稅收以及社保基金收入，但是從來既不用負擔他們之前的哺育培養培訓費用，往往也不用承擔他們年老之後的贍養費用。
從這個角度說，這些省市和地方並不是從自己身上拿出錢來救濟外人，而是把別人已經長期貢獻積累的資金多少給人家一點回饋。所以，我們期待和相信那些外地用工流入或大或小一些的省份和地方，是明事理懂回報的，能夠和也會不甘落後地拿出應有的行動來。
但是盡管如此，人們不能不也不禁要問，城市和人民是英雄就等於恰巧在此上任的公仆們也是英雄嗎？城市和人民英雄不是說明這些公仆的工作更好做，更應該對得起英雄的人民嗎？更荒唐和更要命的是，“武漢的未來因此值得期許”，就進而可以看成是自己的前程值得期許嗎？
當然，為了實現這個預期，這些人很“謙虛”地把全部功勞歸於拿著他們“烏紗帽”的領導，積極揣摩和迎合上級意圖，自以為是地不給領導和全國人民添亂添堵，還要不斷顯示嶄新和出彩的印象。
可是，僅在慶功盛會開過剛剛10來天，湖北和武漢省市若幹重要部門還在各種全國性會議上介紹自己的成功經驗時，不明原因肺炎這個不速之客竟然敢上門挑釁。試想心氣正旺的湖北和武漢主官及其善解意圖的部分下屬們，怎能因這點小事壞了大事，影響破壞湖北和武漢發展的大好形勢與光鮮形象？
況且對於2003年曾恰巧在湖北擔任副省長，參加指揮了對SARS的成功圍剿（據稱當年湖北省總共隻有6個SARS病例）的蔣超良書記及其忠心耿耿的一些部下們來說，怎麽會對一個比SARS看起來軟弱太多的不明原因肺炎產生懼怕，而不百分之百確信這是殺雞不用牛刀的小事一樁呢？
這樣，隨著武漢和湖北“兩會”的臨近，全國春運和春節的到來，不給領導和全國人民添堵添亂，不給自己看起來無限光明的仕途橫添陰影，憑借武漢雄厚的醫療資源和自己在這塊地麵上呼風喚雨、搞定一切的能力，自己閉門解決問題當然是他們認為最自然而且勝券在握的抉擇。但是，當他們為此目的而繼續跨越黨紀國法紅線的時候，也就注定了他們日後必然難逃被追責的命運。
有人懷疑，現在是追責的好時機嗎？這正如我們之前所說，是恰當其時。因為很顯然，如果最後科學不能認定新冠病毒是從外部傳入中國，那麽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世界上發展的越嚴重，也意味著我們會受到道義上的潛在壓力越大，並越有可能在國際上麵臨更加被動的局麵。
對此，我們必須有所預判。因此從現在起，我們不僅要在對外關係上謹言慎行，而且要在做好我們自身防止疫情反複、恢複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工作的同時，對外積極幫助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開展防疫抗疫工作，對內查清早期延誤的主客觀原因、嚴格追責。
應當明白，做好這些工作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主動的，也是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當采取的行動。我們的工作不是跟著國外幾個推卸自己責任、專挑中國毛病政客的指揮棒轉的。我們的信息越透明，查因追責的工作越嚴謹，就越能取信於國際社會，提高和增進我們的國際地位。
考慮到上述因素，僅就初步暴露出來的情況，可以看到我們的追責工作不僅完全必要，而且相當重要緊迫。
因為現在已經很明顯，由於當時的湖北和武漢主事人除了認識問題之外，有保持光鮮形象的強烈主觀偏好，相關責任人在其默許和支持下，從一開始就動用組織力量違法違規操作，嚴密控製真實信息傳遞。而這些主政官員自己工作不深入，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一線。
一些下屬們又都知其所要、投其所好，見風使舵，欺下媚上，報喜不報憂，加之這些人目無法紀，膽子極大，使得他們自己的信息傳遞加工也嚴重失真。
所以不要說這些主事人在12月30日之前完全不知情或沒當回事，在12月31日到1月1日知情後又動用公安名義和發動官媒去震懾社會大眾，在1月上旬到中旬為了給自己召開省市的“兩會”保駕護航，察言觀色的部下們積極壓製、封鎖消息，他們仍然樂觀其成，一點也沒有意識到疫情有多大威脅和危險。
當然，他們自己及其積極追隨的部下們並無一人感染，這似乎也增加了他們樂觀和自信的理由。
記得當年毛主席多次推薦黨的幹部要讀一讀《紅樓夢》。書中有一首“好了歌”及“好了歌注”，其中唱的有“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如果湖北和武漢的主事人、責任人也讀過了《紅樓夢》，想到既然事已暴露，京城大員又連夜奔襲而來，是否會在這個還並不算太晚的時點上，轉換為常人思維，不圖飛黃騰達，但求平安著陸，將功補過，迷途知返呢？
可惜，曆史不容許假設。
知道有人早已疑問，我們的文章為什麽要在12月份停留和花費那麽多的時間和筆墨？這是因為如果守住了預警線，我們本來是根本不用進入1月1日以後的慘烈拚殺；這還因為人們總是不願在投入最小的預防方麵花費成本和精力，結果卻總是在其後付出驚人的代價。如果在預警階段能夠真正吸取教訓的話，下一次也許在更狡猾更陰險的變異病毒侵襲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將其阻擊和殲滅在這第一條防線上。
但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終於進入到在預警線失守之後，武漢保衛戰第二條防線的正麵戰役。這就是萬眾矚目的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及專家組正式抵達後，從2020年1月1日開始，在武漢抗疫主陣地上全麵拉開的攻防阻擊戰。
被“嫖娼”的雷洋，隻能到閻王爺那裏告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