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聽說上海外灘事件時,覺得韓正完了。現在韓正成了常委。後來天津港爆炸,最高的隻處理了正廳局級2人,不再意外,現在江蘇響水,基本聽不到什麽負責的了。中國的“賢”,與“責”不對應,是曆史的一部分,也不是說責重來沒有過,但責任是對事件的“謝罪”,也就是“替罪”。沒有責任,權力的膨脹是無限的。大家說那是霸道取代了王道,王道嘛,專製。
專製的邏輯是專製,結果自然“這麽大的校園容不下一個你”。
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是權力的參與者,也許是無奈,但卻解釋了為什麽作為一個階層它的聲音總是脆弱,看看開放幾十年來大家對“利”的崇拜和追求即可知,結果必然是隻能”叫一聲:許先生,你多保重!”知識分子自然有跟統治階層攤牌的手段,即使極少數表態即可,比如上百個教授同時辭職,政府會把他們關進學習班?
如果說絕對自由隻會導致失去自由,那沒有自由的代價就是失去人生的意義,中國不是一點自由都沒有,但缺乏容納不同意見的承受力反映了體製不穩定的危機,危機的結果是對內外衝擊失去應對的能力,解脫危機不是個輕而易舉的事兒,絕對高壓隻會導致更加脆弱。
從全世界的環境來看,大多國家都處於價值收縮的狀態,也就是把自己的價值與“外界”的價值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對自由的限製有基礎,這不僅是中國麵對的危機,也是西方價值觀的危機。也許“山擋不住雲來樹擋不住風”,但也許是人的一副臭皮囊擋不住科技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