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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魚與熊掌

(2019-02-13 14:07:19) 下一個
中國左派的基本觀點是共產黨代表中國利益,共產黨隻代表中國利益,隻有共產黨代表中國利益。就是說,共產黨就是中國利益。這說法,是非留給他人。不過光說沒用,一個政權的合法性還得依賴於民眾是否接受。共產黨推翻了不平等條約,繼承了相當大的領土,但具體施政曆史有爭議, 共產黨有清廉落後的毛時代,也有光輝腐敗的鄧小平後時代。
 
現在中國治國之策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核心觀念是權利,不過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覺得資本就是權力(所以兩種觀念都反傳統的“人性”觀念),而且是唯一要害的權利,所以一切都演變成資本的爭奪。在中國,對權力的控製就反映到對國家資本的控製【注1】。
 
這一來,習近平對國企的政策顯得很容易理解,通過國企控製國家資源,避免了法製,甚至軍事力量那種粗暴的手段,就能有效地控製國家,還能得民心。
 
國企現實遠不是一般媒體三言兩語說得那麽簡單。國企的曆史、發展和改革過程漫長而複雜。我們從研究企業和曾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人高官的張春霖的長文《競爭中性原則與國企改革再出發》來看看。
 
改革開放啟動的時候,基本上是國企“一統天下”
國企改革必須麵對的根本挑戰,就是國家所有製與市場經濟能不能兼容
 
“一統天下”改革開放前的現實,是“自20世紀80年代就困擾著中國改革的一個‘曆史性難題’”,
 
在國外,90年代華盛頓共識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國企“不可改革”。在國內,市場經濟的反對者和華盛頓共識在理論上其實完全一致,也認為國家所有製與市場經濟隻能二者擇一、不可兼得
 
可見中國上層(政府到學術界)並非不意識到其中內在的矛盾性。張春霖回顧了這其中的曆史:
 
1992年,中國正式選擇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中共十四大按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指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模式,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核心含義,就是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同時,改革而不是放棄國家所有製
 
89民運與此是否相關自然是個謎,不過國企作為統治結構的一部分不是習近平開創的。
 
什麽是不兼容?就是目標的矛盾性,利益的內在衝突。不過在西方體係不兼容並非在所有人類社會體製都如此,當然要證明這是可行的,得真得去證明。
 
最早的計劃是
 
就是通過在國有企業中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製度,把國企改革成為自主負責經營決策、獨立承擔風險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使之可以“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市場競爭中壯大和發展”。與此同時,國家當然“要為各種所有製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中共中央,1993)
 
一視同仁想得天真,反對者之所以認為不可兼得,是因為一視同仁跟國企的宗旨是矛盾的。張春霖卻覺得從西方的體係出發未必能輕而易舉從理論上證明國企不可行,中國的曆史說明這一政策基本是成功的:
 
1998—2007年,國企績效經曆了長達10年的持續改善,與非國企的差距大幅縮小
國家財政和金融體係承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處置了巨額不良貸款,同時保持了穩定和健康發展,為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增長潛力釋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國企改革和重組為私營企業的興起和成長開辟了空間,使整個經濟可以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多種所有製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
經濟增長和私營企業的興起創造了就業崗位,降低了國企改革的社會成本,使國家有可能在國企職工隊伍縮減一半、約3000萬人下崗分流的情況下保持了社會穩定
 
最後兩點值得一提,中國私有製和私營企業達到今天的規模並非是從真空中跳出來的,有個曆史過程,中國在產業上的落後就表明了中國的發展是個曆史過程,離領先地位還極其遙遠。所以從中國本身的改革過程來說,覺得這過程成功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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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成功過程”,“國企改革的成功加上多年執行的以‘放水養魚’為初衷的不分紅政策,使國家在國企當中積累起了一筆數額巨大的國有資本”,把國家資源轉移到國企的賬麵上,形成了國家資源資本化,是一個政治策略,把單純的法律行政統治結構轉成法律行政經濟的結構,與的相對關係而言,經濟直接控製著社稷民生,是一種以社會規律為主,降低人為幹預的措施【注:現實嘛,就是個探討的話題】。
 
如果你帶有國家主義傾向,你也許對這個結局覺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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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製造業的現狀:
從總量數據看,“東風逐漸壓倒西風”
總體結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從價值鏈看,發達國家仍占高端
從產業鏈來看,在關鍵環節和核心零部件方麵中國仍然薄弱
 
國企在西方經濟係統裏也不是不允許的,經合組織(OECD)內所有國家都有國企,其占經濟的比例不一,南韓就是個典範(儒家傳統),有些產業(如教育醫保)是公是私優劣難以說清【注2】。
 
 
張春霖進而講述了三個長期的目標:公平競爭,政企分開以及惠及全民。我說長期,你可以理解成還沒完成,也可以理解成永遠完不了:
 
問題是國企職工隻是全國勞動力隊伍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大約在5%;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不超過10%。對絕大多數勞動者包括農民工,國企職工的身份和待遇都屬可望而不可即。2007—2016年,非金融國企的戶數增加了55%,資產總額增加了2.5倍,而就業崗位僅增加了2.8
 
越改問題越多。從政府宣傳文(劉漢峰)《從戰略高度認識新時代 深化國企改革中心地位》看:
明確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十六字方針,通過完善現代企業治理機製,實現了政企分開,落實了企業市場主體地位。今天,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製度,進一步加強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形成有效製衡的法人治理結構,需要發揮好黨委(黨組)的領導核心作用
 
作者連“政企分開”與“發揮好黨委(黨組)的領導核心作用”衝突都搞不清,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的周新城還頗費筆墨駁斥“駁各種妖魔化國有經濟”。周新城之類把經濟規律政治化,其程度與改革開放前的氣氛無異,給人以左派生活在自己的空間的感覺。
 
那國企的現狀如何?我們參考兩篇報告。
 
《 ASIA SOCIETY/RHODIUM GROUP》MISSINGLINK:Corporate  Governancein China's State Sector
《University of Alberta》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day
 
 
這些數據最重要的是市值和盈利額(收成)。民企占據大多數,是就業的主要力量,但價值隻有四成;反之盈利國企超過七成。國企在國民經濟中占壓倒性地位。
 
 
 
然而,國企完全是在信貸的基礎上生存的,其市場地位和盈利,以及它們的巨大利潤,都是信貸的結果,也就是在比多了其它企業和民眾競爭的機會的條件下的結果。
 
在國際環境,國企在一些領域占巨大的優勢,特別是基建,不論落後還是先進國家,基建成本大,回報低,所以風險高,集資難。國企有人力物力實力,有中國銀行在背後支持,競爭力無可比擬。即使私營大型設備基建也有類似的優勢。在此之外,國企的競爭力就銳減,而且國企這些優勢在一般市場環境被認為不正當條件,不僅不被接受,在占領市場、投資收購還被限製,中國"黨掛帥"的原則則把國企變成了黨的工具,這一來,受限製就是常態。
 
可是離開了國企,離開了政府扶持,有時你還真得玩兒不通,舉大家熟知的半導體行業作為例子,靠民間,利潤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沒法發展:
 
這個行業不但燒錢,而且周期長,技術更新快,你剛研發出來,別人已經開始打價格戰。這意味著,前期要不斷砸錢,還見不到水花。對民營資本而言,這是無法承受之痛
 
“直到後來,工信部為每台國產設備提供2000萬補貼,形勢才開始好轉”,這是任何一個落後國家麵臨的處境:你一旦落後,就永遠落後,而且越來越落後。為什麽呢?
 
簡單算術。你是指數式起飛、追趕,人家是先起步,也是指數式往前邁,差距還是指數式的。“那種一切交給市場的想法,不能說幼稚,至少也是罔顧事實的”(張靜波文)。“看完此文,你還會不會無知地高喊快快造出‘愛國芯’”?
 
國企財政數目:
1-12月,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522014.9億元,同比增長13.6%。(1)中央企業308178.6億元,同比增長12.5%。(2)地方國有企業213836.3億元,同比增長15.2%
利潤總額28985.9億元,國有企業應交稅金42345.5億元,同比增長9.5%
1-12月,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587500.7億元,同比②(下同)增長10.0%。(1)中央企業338781.8億元,同比增長9.8%。(2)地方國有企業248718.9億元,同比增長10.4%。
利潤總額33877.7億元,同比增長12.9%
 
難題是有的行業離不開國企,但大部分行業國企成了障礙。
 
國企與民企的比較
效率、效益遠遠不如
研發整個落後
民企是就業主要引擎
民企是經濟發展主要引擎
 
國企還是個巨大的浪費(腐敗隻是國企體製性浪費的一個方麵),浪費不僅僅是廢了,而且把全國的機會都浪費了。所以不論左派如何替國企辯護,政府都無法避開“改”這個話題,不改則死,才有劉鶴 “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之說,隻是 在今天看來,這改還是有點三心二意,習近平不是真的要放權。
 
民企裏的糟粕也不少,民間大企業,尤其是房地產、娛樂界的,一旦偶得機會,不是致力本身的打造,而是借一大堆錢到海外收購沒用的資產,可以說中國資本從廣場協議沒學到任何東西
 
 
國企的問題很多、更多,政府也承認,但問題比政府願意承認的還糟我在猜猜哪個是中國的核心國企行業?一文裏說那個行業最賺錢,從大局來看,中國統治地位的,是銀行業
 
 
 
光是利潤不能反映實情,得看利潤率,《財富》雜誌的中國500強,銀行更是顯著
 
 
 
 
在目前還屬初始狀態的中國銀行界,貸款泛濫,但大體是計劃經濟,資本市場無自由,政府主要扶持領域、項目(包括民營的)為主,其次是美其名為“風險低的”,也就是政府擔保的。政府擔保的就是變相政府支持的、推動的 ,這一來,經濟就是變相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那麽計劃經濟的敗病都出來了。
 
 
中國銀行界的聲譽一直是個問題,那就是所謂不良貸款(non-performing loans)。按照國際慣例的會計討論,不良貸款得及時認實、注銷(write-off),注銷,就是認實這筆投資失敗,虧了,無法償還。把不良貸款認證為正常貸款,就是捂著一本爛賬,表麵上銀行企業都好好的,企業繼續混下去,銀行員工也照樣拿獎金,但把一袋石頭當成金子,依舊大吃大喝,遲早把自己的房子也押出去。
 
日本失落的幾十年,不是廣場協議逼的,而是日本政府銀行界在企業(包括房地產業)投資不當後拒絕注銷壞賬,結果一捂捂了二十年,一失失了二十年。為什麽中國政府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輕則無法“保6”,重則引致企業破產,大幅度失業,以致社會動蕩。反過來說,中央是被利益集團綁架了。
 
日本《日經》舉了個例子:中石油( PetroChina)。
Efficiency plummets over 10 years, exclusive data show
 
中石油十幾年前在油價極高的環境下大幅購買資產,想來這決定當時對誰都是個艱難的決定:當時世界經濟如日中天,美國自己吃喝玩樂還沒到尾聲,資產那麽稀罕,國家那麽需要,估計盡管是企業領導層最後自己拍板,但肯定經過中央批準。現在一大堆爛資產,問題是怎麽辦。其實沒辦法,是幾千億,虧了,可那是事實,不承認有用嗎?財政上認可,中石油就破產,不認可,中石油自己成了爛公司。
 
認了,讓政府出麵救,重新做人,唯一的出路。中國大概會造成某年總產值下降1-2%,隻要有正確的態度,不是大事。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2萬億元,不良貸款率1.89%。關注類貸款餘額3.4萬億元,關注類貸款占比3.16%,較2016年高點下降了1個百分點
 
銀行業境內總資產261.4萬億元,同比增長6.4%。其中,各項貸款140.6萬億元,同比增長12.6%,債券投資45.2萬億元,同比增長14.1%。貸款和債券投資占總資產的比重分別較上年末上升3個和1.2個百分點
 
正是因為信貸在現代國民經濟生產的控製性作用,中國銀行成了中央控製全國經濟的主要工具,這是個軟工具,不具威逼的形象,但分分是決定生死的機製,這也成了政府“引導”經濟的工具。這一“引導”,其效果就像計劃經濟,導致資本無效率,甚至亂投資,生產率(productivity)極低。這最大的弊病在於亂花錢也能造成表麵的繁華,繁華而虛,總產值依舊很輝煌(也就是說,喜還報,官還升),但都是假的,這是為什麽中國每年得增加信貸,新賬掩藏爛賬,大家好接著混下去。這種計劃經濟還有一個極壞的副作用,就是造成全球產能過剩,反過來西方多了一個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的借口,弊遠高於利。
 
中國政府這種利用信貸來控製整個社會的手段,有人把它叫做“財政壓迫(financial oppression)”(如在北大的配提斯(Michael Pettis)),是個潛在的把財富從民眾手裏轉移到企業的過程。我以前解釋過,任何政府的任何政策多多少少都是個利益的均衡,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轉移到另一部分人的政策(任何政府,自然包括西方政府),政府控製資本的價值,資本在民間必須通過“銀行”這麽一個機製才能投入到社會,成為資本的一部分,政府控製了兩個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就能輕鬆地決定把財富從哪一個團體手裏轉移到另一個團體手裏。中國政府長期的壓製消費輔助企業的政策實際上是額外的一個剝削老百姓的層次,自然而然導致高度存款低度消費的狀況。在出口、製造業、投資都陷入困境,難以帶動產業升級,提高生產率(productivity)的難題前,中國政府一方麵不得已采納服務業、消費為主的經濟轉型用以穩定經濟,同時發展高技術,用核心、下一代體製來帶動產業升級,生產力提高。
 
過去幾十年民眾有兩個與政府抗爭的手段。一是房地產。房地產是幾股巨大的勢力(百姓、房產商、地方政府)聯手與中央政府對抗的手段,結果是一衝升天的房價,也就是說老百姓通過房價給自己的資產找了個出路,結果是房產業綁架了整個國民經濟,這是不論你多努力,良心多好,其結果都無法預料的實例之一。第二個,是過去十年出現的所謂理財產品(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表麵上這是中國金融界與國際接軌,引進華爾街技術的過程,但反映了民間資本需要有個出處(投資回報的場所),而民間企業需要資本。大家熟知美國的情形,結果是銀行界之外的一個資本市場,俗稱影子銀行(shadow banking),這是高利貸,高風險高回報的樂園。銀監會有許多限製的章程條例,但投機取巧、坑蒙拐騙的團體很多,造成很多重大泡沫投資崩潰,導致巨大損失的案例。然而在政府壟斷信貸的環境下,民間中小企業還是得靠這種集資方式。去年(2018)中國有意壓縮信貸,尤其嚴打理財產品,結果民間企業一下子失去了資本的來源,這才是中國經濟不振的,而不是中美貿易戰。
 
過去五年以來,中國這些企業告訴擴張,資產擴張,負債擴張,靠什麽擴張呢?是靠你的技術擴張的嗎?是靠你的內生的增長動力擴張的嗎?是靠你的利潤、你的自有資金擴張的嗎?當然不是,靠銀行借錢,靠發債,靠影子銀行
 
向鬆祚列舉的
第一個是我們金融去杠杆,防風險、嚴監管、去杠杆的政策,很多企業麵臨資金鏈的問題,資金鏈斷裂
第二大原因:中國股市,企業不賺錢,過去10年與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有的一比(第二個根本的問題,是中國的資本市場)
第三大原因:出現消滅私有製的各種雜音,這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原因
 
中美貿易戰,是第四個次要的原因。(參見:《金融時報》China’s private sector struggles for funding as growth slows,我附在猜猜哪個是中國的核心國企行業?一文內)
 
資本主義倡導的市場機製有一個實在的說法,市場機製不僅僅能創造出奇跡,與此同時,沒什麽好的辦法,明君聖賢其實在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那麽大的國家就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現在完全沒戲,所以市場機製是唯一的出路。不論你多激進,你必須考慮這個因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是完全行不通的,現在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機製都避免不了一個致命的難題:貧富分化。如何在發展的同時解決這個難題是一個觀念能否讓全世界信服的關鍵。
 
故此說穿了,習近平的國企觀念是以國家資本代替簡單法律行政指令來控製國家,而國企裏,銀行業又是核心, 銀行業的壟斷其實是控製關鍵一環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參見: 世界500強中國有115席,為什麽國企占8成? )提到
 
2016年一季度,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9.5%了。換句話說,100元GDP裏,9.5元都是金融行業貢獻的,這裏麵還沒有算地下錢莊和P2P。這意味著,金融服務的中間環節太多,中間費用太高。同樣一個指標,美國過去130年平均在4%-6%之間
 
金融服務的中間環節太多,中間費用太高,看上去有人為的跡象,這是政府壟斷下的剝削,經濟上算個宏觀控製,銀行界的利潤,上繳國庫,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權利,但這對整個經濟是個負擔,為了控製而不得已給經濟帶來負擔,不是明智之舉。
 
市場機製行得通,必須有一個“無為”的法製係統,“無為”就是有法必依,不能人為幹預,可是中國曆史上有好的法律而皇帝遵守的就沒有過,據說隻有唐代大理少卿戴胄敢跟皇帝說過皇帝也得守法的話。有法必依,不能幹預,那習近平說的話放到哪兒去?
 
對於改革派,大家不敢說出口的,是中國統治精英的一個跟隨了中華民族兩千年的觀念:國家跟人民的對立。其實藏富於民挺好,民富國自然強,但是這未必能達到強國的光輝,曆屆精英向來輕視,這個觀念也許根深蒂固。
 
習近平的難題是這一觀念理論實踐都效果不佳,有陷入困境的跡象。
 
這就是我想說的魚與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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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這是當代的觀念,以前一直是軍事管製。
【2】“醫保”公“是指公費醫療,但包含眾多的私營醫保服務企業。
 
 
【附錄】
《參考消息》銳參考·對話——閻學通
參考消息網6月24日報道(文/郝薇薇 劉麗娜)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長期專注世界權力轉移和中國外交戰略研究。他在《曆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等專著中全麵闡述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並提出了“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主導國”的“政治決定論”觀點。
 
今年以來,從西方炮製“銳實力”概念、炒作新一輪“中國威脅論”,到近來不時出現的“新冷戰”論調,中國“崛起困境”日益凸顯。如何正確判斷世界局勢發展並據此確立中國崛起戰略?如何應對中國崛起麵臨的風險挑戰?如何建構中國國際領導力?帶著這些問題,參考消息記者日前專訪了閻學通院長。
 
核心提示:“新的世界秩序重構需要一段時間,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是權力分散和勢力重組的過程,因此混亂和無序應為常態。”
 
世界秩序未發生性質變更
《參考消息》:當今世界,“混亂和無序”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常態。如何認識當今世界局勢?
閻學通:世界形勢在不同維度上的變化不一樣。與蘇聯解體後的頭二十年(1992-2011年)的世界形勢進行比較,現在的國際格局正從美國一超獨大的一極格局向中美兩超的兩極格局轉變,即兩極化;國際規範由西方自由主義主導向不遵守國際規範轉化,即無視規範;國際秩序從西方為權力中心向權力再分配轉化,即權力分散化;國際體係的性質仍是二戰後的霸權體係,尚無發生質變的跡象。
 
新的世界秩序重構需要一段時間,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是權力分散和勢力重組的過程,因此混亂和無序應為常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缺乏國際主流價值觀,舊規範約束力弱化,新規範建不起來。采取不遵守規範和不履行承諾的競爭策略將成為常態,崇拜謀略而不講戰略信譽成為很多國家的策略偏好;由於核武器尚能防止大國直接戰爭,大國會更頻繁使用經濟製裁手段進行競爭,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大國不願承擔維護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代價,全球治理和地區合作將停滯不前,區域化則有倒退的可能,包括歐盟。世界很可能處於無全球領導者的狀態。
目前的世界形勢隻是發生程度變化而沒有性質變化,即是秩序變化而不是體係變化,無法與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的世界變化相比。如果與今天前後各50年進行比較,現今的世界變化屬於中等變化,因為現在的變化還遠沒有冷戰結束時的世界形勢變化大。
 
“兩極格局”或五年內定型
《參考消息》:2013年您預測,2023年中美兩超的兩極格局將基本定型。您是否依然堅持這樣的判斷,依據又是什麽?
閻學通:冷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絕對主導力量,其目前的主導地位遠不如上世紀90年代。我在2013年預測兩極化將在2023年完成。如今可以更有把握地預測,多極化不可能了,兩極格局在五年內定型是非常可能的。
 
國際格局的判斷依據的是世界大國的實力對比及戰略關係。目前,世界第三名的國家的實力與中美已經不是一個數量級,到2023年,絕對差距將進一步拉大。戰略關係也明顯變成了其他大國就具體問題在中美之間選邊。2018年之後的國際格局走向仍取決於各大國的實力發展速度。我認為,對十年之後的國際形勢進行判斷是沒有科學性的,我預測最多十年。十年之內中國不可能與美國並駕齊驅。我國綜合國力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下降,今後十年實力增長速度不排除繼續下降的危險。
 
兩極格局定型後,“西方”這個概念是否還適用於分析國際關係可能是個問題。“西方”原本是個地理概念,後來成了文化概念,冷戰時期變成了政治概念。現在的兩極化使得西方國家內部和發展中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分化趨勢,政治勢力重組將可能不再以西方和非西方劃界,即不以意識形態劃界。“美日印澳”和中國與西方國家搞的戰略夥伴都不受“西方”這個政治概念約束。當西方國家不再以一個整體影響國際政治時,以“西方”作為政治概念分析國際關係就不符合客觀的國際現實了。
 
核心提示:“特朗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就是進一步開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製造的壓力,加快和加大我國的開放政策,這必將促進國內落後行業的轉型。”
 
王道領導權靠樣板示範
《參考消息》:關於大國興衰,一直是國際學者研究的熱點課題。如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認為,帝國的過度擴張會導致大國衰落,您提出“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主導國”的觀點。中國可以從曆史中學到什麽?如何建構我們的“政治領導力”?
閻學通:我國已是綜合國力排名第二的大國,已無任何外部勢力能扭轉我國崛起趨勢。曆史上所有世界大國的衰敗都源於內因。蘇聯的解體不是西方遏製的結果,是蘇聯戰略決策失誤導致的。冷戰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不是因為美國用廣場協議破壞了日本經濟,而是日本無力改革經濟體製的結果。美國在21世紀的相對衰落,不是中國鑽了美國自由貿易原則的空子,而是美國政府無力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革的結果。同理,我國崛起成敗也取決於國內政策。
 
根據中國自身經驗,實現中國崛起的正確的路線就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最成功、最核心的經驗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這兩點要堅持,改革是決定我們變化的,開放是決定我們在正確方向上進行變革的,不開放的變化可能是倒退。改革開放中,開放是決定性的,沒有開放,這個變化可能是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領導地位有三個基本的路徑,以武力脅迫,以利益誘惑和以樣板吸引他國接受本國領導。武力脅迫建立的是不受歡迎的領導權,以利益誘惑建立的是他國自主接受但不欣賞的領導權,以樣板吸引建立的是他國自願擁護的領導權。王道的領導權是靠樣板示範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領導權的方法和領導權的類型是直接相關的。我們不需要爭當世界領導,而要等世界危機發生時大家請求我們當領導。
 
如果我國要成為一個王道型世界領導國,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內外實踐同一價值觀,即用同一種價值觀指導我國內外政策的製訂。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義、文明原則建立國際規範。這種規範有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的可能,因這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弱小國家歡迎這種仁義的國際規範。第三步是這種規範采取反向的懲罰性雙重標準,即對同樣違反王道規範的強國和弱國,懲罰強國的力度大於弱國;對違反規範的同質文明和不同質文明的國家,懲罰前者要重於後者。
 
加大開放力度贏得人心
《參考消息》:您談到開放的“決定性”意義。最近,我國出台了一係列加快開放的新舉措。相較於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這是否也是一種道義力量?
 
閻學通:在全球化時代,人們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權力,開放是保護這種權力的政策,因此是道義的,而封閉約束這種權力,也因此是不道義的。自今年1月開始,我國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開放力度,這是贏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開放使我們通過比較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國的先進之處,於是可借鑒他國先進經驗、改革我們的不足。隻有我們開放,才能對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
 
從實力角度講,在對等開放的條件下,強者獲利大於弱者,因此強者開放的信心大於弱者。我國是崛起大國,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因此我國總體開放程度和信心都應高於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對我國崛起有利。從道義上講,隻有我們對外開放,才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的合法性。作為崛起國,我國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於其他國家,因此開放對我國來講更重要。從實力要素不可轉換性角度講,不同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要符合具體的實力。我們應在開放程度低的領域加快實力建設,盡快達到高度開放的水平。
 
特朗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就是進一步開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製造的壓力,加快和加大我國的開放政策,這必將促進國內落後行業的轉型。從高等教育講,我們向全世界教師開放,引進更多高質量的外國教師,可以加快我國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現在我們對引進外國教師的政策開放程度太低,他們甚至不能享受與中國教師同樣的醫保政策。
 
意識形態之爭甚於衝突
《參考消息》:您正在籌備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論壇相關情況?當今世界,“退出主義”和對抗情緒不斷增強,有分析認為,國際社會呈現“戰國”局麵。在這一背景下,您如何評價對話與合作的意義?
閻學通:清華計劃在7月中旬召開世界和平論壇,現在開始發邀請信。由於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不斷增強,國際秩序更加不穩定,因此今年論壇將重點討論國際秩序的變化趨勢和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的問題。根據我個人對國際秩序的研究,核武器可以防止世界大戰,但由於缺乏世界領導,各地區的戰略爭奪會變得激烈。經濟和安全方麵的衝突增加肯定不利於國際合作,但更讓人擔心的是這些衝突轉化成為意識形態之爭。
 
進行國際安全對話並不能解決利益衝突的問題,但可以讓人們從思想上警覺起來,防止物質性的競爭轉化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物質利益衝突是有調和餘地的,因為物質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則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因為對方是正確的就意味自己是錯誤的,人是很難接受自己是錯誤的判斷。意識形態之爭引發暴力衝突的可能性遠大於物質利益衝突,特別是大於經濟利益衝突。意識形態之爭是容易引發軍事衝突和冷戰的。
 
 

The Coming China Shock
Feb 5, 2019 Arvind Subramanian , Josh Felman

For years, China has defied the widely held view that political openness is necessary for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recent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s now suggest that the country's exceptionalism is nearing its expiry date, with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effect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 In September 2018, we argued that China’s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ere defying the “laws” of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and warned that the situation could not last. Since then, our assessment has been borne out, and our concerns have deepened.

Until recently, China had been able to pursue a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owing to the government’s far-reaching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more generally). But those days are over. The country’s internal debts are mounting to unsustainable height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levels have passed the 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are veering toward negative territory.

Moreover, China’s strategy of fostering exports, promoting industrial “national champions,” and expropriating foreign technology has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what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tolerat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howing all the signs of imperial overreach. Not only does the BRI’s lending far exceed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s’ borrowing capacity, but its loan ter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onerous – indeed, usurious – as Harvard University’s Ricardo Hausmann recently observed.

Back in September, we saw some discontinuity in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inevitable. Even if the country was not heading for a full-blown crisis, we believed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experience some combination of rapidly decelerating growth and a sharply depreciating exchange rate.

That prognosis has since become even more likely. Wit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s declining, China’s economy is on track to slow further relative to the 6.4% growth record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8. The double-digit average achieved from the 1980s until recently has never seemed more distant.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global slowdow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loosen restrictions on private and public borrowing. But this will merely aggravate the country’s debt and overinvestment problems. Or, as a famous Chinese saying goes, it is akin to “drinking poison to quench one’s thirst.”

Even without these macro developments, China’s defiance of well-established finding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 never going to last forever. The economists Douglass North,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have shown that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tends to rely on strong state institutions and open political systems, because these are necessary to foster competition, investor confidence, dynamism,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art above, the upward sloping line represent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notable exception to an otherwise robust relationship, China has long posed a problem for this theory. With its closed political system, it should not be anywhere near as rich as it is.

In the 1990s and 2000s, the West made a gamble that China would cease to be an exception and would veer toward normalcy by adopting more open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indicated by the dotted blue arrow).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at bet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policies to facilitate China’s rise, and decisions by US firms to transfe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here.

But under Xi’s leadership, China has instead become less open (as shown by the red arrow). And, as Nicholas Lardy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hows in a new book, its economy has also shifted back from a private-sector-driven growth model to state capitalism.

In other words, system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re making China even more of an exception, thereby increasing the odds that its return to normalcy will come in the form of a sharp deterioration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downward dotted black arrow). There is no telling precisely when that correction will happen. But the more China defies the rul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re likely it becomes.

Unfortunately, any discontinuity in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would have a seismic effec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it would lead to a significant weakening of the renminbi. In fact, China itself might engineer a depreciation of its currency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exports and cushion the inevitable fall in domestic demand, particularly its investment component.

Such a scenario would have a tsunami-like impact on global currencies. Other major Asian countries would respond by pursuing their own devaluations to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xperience sharp deflation as their currencies strengthened in kind.

For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consider that in the 1930s, the US dollar and British sterling depreciated by about 40% over four years, while the French and German currencies remained broadly stable (measured against gold). Like the US and Britain in 1929, just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today the major Asian economies that would be affected by a Chinese currency shock account for around 30% of world trade.

Making matters worse, trad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the global economy today than it was 90 years ago. In 2017, merchandise exports accounted for 20-25% of global GDP, compared to just 8% in 1929. That means a depreciation in Asian currencies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global impact than the dollar/sterling devaluation of the 1930s. Thus, a China shock could potentially dwarf the competitive currency depreciations of the early 1930s – one of the darkest economic periods in recorded history.

One way or another, China’s continued defiance of the “laws” of macroeconomics,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hasten its inevitable return to normalcy. When that happens, the world had better brace itself.

 

China’s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Feb 7, 2019 Gene Frieda

China needs to keep growth high enough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must preserve external stability via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How China manages its currency during its economic policy shift could have important global consequences.

LONDON –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China is finally changing its policy playbook. Having recognized the costs of relying on excessive credit growth in the medium term, now it is emphasizing tax cuts, further market opening, and incentives to boost consumption over investment. This means accepting lower growth rates in the future.

Yet, seven months into this shift, it is clear that these new policy measures alone will not be enough to stabilize growth at a sufficiently high rate. The targeted nature of the fiscal stimulus announced so far, together with regulatory efforts to limit the adverse side effects of earlier policy easing, suggest that the stabilization process will be longer and more arduous than expected.

There will be strong temptations to return to the old model as the economy adapts. But China’s leaders seem to accept that unless there are major negative shocks, they should not open the credit floodgates again to address cyclical weakness.

As a result, China must perform a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It needs to keep growth high enough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while also maintaining external stability, as reflected in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How China manages its currency during the policy shift could have important global consequences.

Other Asian economies faced a similar problem two decades ago. A central lesson from the 1997-1998 Asian crisis was that rigid exchange rat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rapid, debt-driven growth. Fueled by cheap debt, fast-growing Asian economies tried to maintain high investment rates for far too long. Their current accounts deteriorated, and growth slowed as their currencies remained pegged to a sharply appreciating dollar. Eventually they were forced to devalue their currencies as capital fled and foreign reserves dwindled.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managed to maintain high rates of investment growth only through rapid credit expansion. As a result, aggregate debt levels surged to around 270% of GDP in 2018 from approximately 150% in 2008. Over the same period, China’s current-account surplus fell from 9% of GDP to less than 1%.

Because these high debt levels limit China’s policy options,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c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growth than in the past. But the perceived political constraint on depreciating the currency to support growth, and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he state sector in the economy, are adding to cyclical headwinds and making stabilization more difficult.

There are also uncertainties regarding China’s future growth model, stemming from Western challenges to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olicy playbooks.

These uncertainties, in turn, create negative feedback loops. Risk-averse lenders shun private-sector borrowers because of a lack of good collateral and the implicit guarantees on loans to the state sector. The role of the state naturally strengthens as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stabilize growth rates at lower levels. A lack of alternative financial assets channels savings into the property market, but high-real estate prices force consumers to borrow more to buy property, crowding out consumption. And the bias towar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imits investment in services spending on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preventing the economy from producing what consumers want.

To be clear, the near-term risk of a Chinese crash or crisis remains low. Despite higher debt levels, China retains plenty of fiscal and regulatory tools to stabilize its economy. But, as with any major policy shift, the risk of accidents is substantial. The greatest risk concerns exchange-rate management, which is currently preventing China from using monetary policy to help stimulate the economy.

China currently is unwilling to ease monetary policy because it doesn’t want the renminbi to depreciate, in part 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but also due to its bad experience with currency flexibility in August 2015. But, following the sharp rise in debt over the last decade, debt-service costs are now equivalent to 70% of the total monthly flow of credit. Interest-rate cuts have become imperative.

If China fails to ease monetary policy to complement the fiscal stimulus, it risks falling into a trap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ensnared its Asian peers in the 1990s. The best way for China to avoid a sharper, more destabilizing currency devaluation is to stabilize growth quickly, before doubts deepen about the economy’s longer-term trajectory.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huge policy shift aimed at putting the economy on a lower-growth but more sustainable trajectory. How its leaders manage this transition is crucial for China’s future, and how well it performs its balancing act will hav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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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評論 (4)
評論
markyang 回複 悄悄話 有理有據有節,好文章,讚一個
行道堂主 回複 悄悄話 對付大撒幣獨裁包子帝,就要狠狠打臉!
最後華為會跟中興一樣,被收拾的服服帖帖。
少林商僧 回複 悄悄話 這半年習總學乖了不少!
dingc2008 回複 悄悄話 吃老百姓的飯,操國務院的心。可能出發點是好的,可你這個平民百姓的建議誰會看呢?還是規劃一下自己的前程比較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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