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說說基督教。
西方征服世界往往被認為基督教勝利的標誌,而西方的勢力,又以英語係為主,英國即使被迫放棄了大部分殖民地,英語係到今天占據的土地仍然是世界上最大(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
當中國把社會壓製得規規矩矩,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在社會的位置,不可越軌,一切皆以聖賢為準的同時,培根一句實實在在的“知識就是力量”,給平民百姓開了竅(當然嘍,事實遠遠不是如此簡單,培根的影響總的來說甚微,“知識就是力量”的威力是後來被中國西化浪漫的結果),從牛頓到達爾文,從洛克到史密斯,從沃特到羅斯柴爾德,英國生產力躍升,超越人類曆史上任何文明達到的水平,而以英國移民為基礎的美國,更是以“黃蜂族”(WASP,也就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通常翻譯成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為基礎,征服整個北美洲。1860年,英美兩國的總產值超過中印(你可以想象人均產值高了多少倍,也就是說,生產力高了多少倍),而亞洲的兩個巨人還依舊在夢中,中國更是鬧不懂為什麽二十年前被蠻邦小國英國打了個稀巴爛,還以為如果不是發動鴉片戰爭之類的刁民,抑或如果明朝末年如果大臣權貴多少捐點錢財充補國庫,國家兩百多年前不僅僅能鎮壓李自成,擊敗滿人,現在也能打敗蠻邦。
天朝的神威雖說千秋萬代,洪秀全自稱基督的兄弟,那才是對中國文明最大的諷刺。
在此之前,歐洲經曆了宗教改革,那是社會底層鬧革命,不僅僅筆杆子,之後的戰爭打了好幾百年。這些鬧革命的,都是要與舊世界斷絕關係的新教徒。接著啟蒙,國家體製的日益強大(nation-state),發現新大陸,貿易,工業革命,科學革命,新教徒打著“聖經麵前人人平等”的旗幟,給自己製造了一個存在就是合理的社會達爾文理念,把基督道德和打家劫舍連接得天衣無縫,以最原始、野蠻、赤裸的方式建立財富。
一邊創新、(社會)改革,一邊掠奪、奴隸;一邊稱頌市場經濟、全球自貿,一邊實行炮艦政策、打開市場。隨著科學革命推動工業革命發展到大工業、重工業(鋼鐵、化工、鐵路、通訊),奴隸演變成殖民。看看英國的故事,農民從失去土地,進入城市成為工人,幾乎沒地方住,也吃不飽,到生活不斷改善,幾十年前貴族才能喝得起的奶茶,成了貧民百姓的日常飲料,一個女傭也享有喝下午茶的權利。不過熟知今天中國發展的人知道,喝上奶茶並不是就有幸福感,底層百姓依舊覺得生活毫無盼頭(看看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和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即可),英國和西方列強的辦法是倡導帝國精神、殖民運動,一個社會底層的歐洲白人也能成為世界野蠻地區的統治者,在科學的幌子下,白人至上論成為常識,日不落也成為現實。
這一奇跡,被認為是英國主導,西方自由民主自貿的資本主義世界框架的結果,西化,也就成為中國之類的落後國家向往的目標,一直是中國改革政策的核心指導思想,這是為什麽迄今為數眾多的“公知”群體依舊死心塌地支持這一大方向,平心靜氣,這很能服人。
其實,“自由民主自貿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次序(rule based, market driven, free trade and capitalist liberal democracy)是一個幻覺,這一概念不是西方崛起年代的現實,是二戰後美國一統世界後才逐漸形成的一個觀念,而全球化則是1980年左右新自由主義思潮(neoliberalism)占據西方統治階層後才成為當今的主流。與戰後的自貿不同,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不僅僅是貨物貿易,更是產業鏈的全球化,這是為什麽我多次說過中國隻是此輪全世界調整的參與者(與得益者),西方製造業外移,是自身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中國予以陰謀造成的。經濟金融化,讓金融取代重工業成為經濟主體(西方叫commanding heights,也一度成了東方,如蘇中,工業化的關鍵),任何占據經濟主體最大價值領域,就是占領了世界經濟的統治地位,印度一個村的農民都不夠華爾街一個小年輕的價值高,這一差距,給西方收購世界核心資源找了一台印錢機器。如果你不熟悉,給你舉個例子。
你是個落後國家,琢磨著如何致富,就雇了幾個西方經濟學家探討。方案是,全麵采納西方市場經濟政策,無條件接受西方(尤其美國)的法律框架(所以美國法律往往成為世界法律,華為孟晚丹就是個範例),國家私有化,全麵開放國內市場,包括金融,通訊,而且禁止以國家支持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核心經濟(如芯片),這麽一來,你可以把本國強項產品(competitive advantage,通常是廉價農產品,或來料加工)出口到美國,美國回贈美元,有了國際硬通貨幣,發展就有機會了。然而一開始怎麽可能發展自己的強項呢?你得要錢,要外資。沒關係,沒錢,我們借給你。一開始發展的挺好,後來一個國內國際動蕩,包括自然災難等等,貨幣貶值,一下,利息付不起了,整個經濟一下垮了。咋辦?隻能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挺幫忙,說別慌別忙,我們有一套百戰不敗的招數,叫“三板斧”,升利率保匯率,精簡政府(把政府殘了),省下錢還外債,派大兵上街頭防止暴動。如果還不行,那還有辦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跟自己在華爾街的哥們打個電話,你們國有資產不是一文不值了嗎?我們來收購好了。
這個過程,大家熟悉了,叫“華爾街剪羊毛”(權貴精英們稱之為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實是美國財政部的研討班,大家對彼此都心知肚明,通常落後國家的財政部都是美國經濟係(或者劍橋、倫敦經濟學院)的同窗,說的話都是一種語言,一個調,知道這招準行。
全世界對西方體製的信賴,即使2007-2008美國把全世界帶到經濟危機邊緣也義無反顧,大家也許聽說過樓繼偉的話,美國要我們做的,我們都做了。
不僅僅全世界對這一西方的奇跡驚歎,喻之為致富之路,西方自己就覺得不可思議,一百多年前西方就能有把有悠遠文明的中印視為低賤落後,除了上帝預定的,難有其他解釋,這種解釋影響最長遠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之說。韋伯找了半天,在歐洲沒見到,就到美國溜了一圈,發現了新教倫理(protestant work ethics),認為這是新教基督徒獨有的最高貴的品德,也解釋了為什麽歐美征服世界。
這一觀念大家不怎麽常提了,但依舊是西方的核心概念,幾年前英國作家弗格森在再度解釋西方人類曆史空前絕後的成就的時候,在其《文明:西方和非西方(“西方和非西方”,英文是West and non-West或West and the Rest——大概出自於亨廷頓,是中國公知心裏的傷痕。中華文明那麽先進,致富的是西方,而不是我們
)》一著重新提起這一概念(參見:豆瓣)。
尼爾·弗格森多才多藝,他知識淵博,文筆犀利,雖然過去十年西方不斷發生的動亂和中國的崛起把他的傲慢壓了壓,對西方道德價值觀念和其成就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在中國粉絲一大堆。也許是在英國買他的賬人不多,他已經來美國十幾年了,他曾開玩笑說,一旦你的(第一個)老婆告訴你要離婚了,還分了你的大部分財產,人才老實下來,不再會那麽傲。
雖然覺得優越,弗格森還是坦然承認韋伯的新教倫理水分多,屬於不知道為什麽,強行找了解釋那種。不過他依舊認為新教倫理很關鍵,是西方的成功的關鍵,甚至以此解釋中國為何能重新崛起。
他說他跟溫州的一個基督徒商人交流了一下,溫州商人說在中國整個社會道德淪陷的環境下,“我們基督徒”依舊保持堅定的信念,用新教倫理的道德觀敬業,最終帶來巨大的財富。新教倫理是弗格森倡導的全世界應當學習西方的核心概念之一。
弗格森的這一看法表明,一旦你意識到自己不得了,說啥都對,就必然胡謅一番的典例,沒有什麽給中國人民宣講“敬業道德”更荒謬的了,整個對中華民族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