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正文
這裏說“看法”，來自《金融時報》中文版專欄作家劉裘蒂的總結。
劉裘蒂，神人（參見她的《美國華人的大學平權之爭》。《金融時報》中文版收費，這裏接鏈是盜版；以及僑報《劉裘蒂《自創光環》講述紐約經》），說她能折騰屬不敬。她自己在《金融時報》中文版自表是：
劉裘蒂，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耶魯大學文學碩士。中英對照時尚雜誌《約》出版人。曾經是經手數百億美元項目的華爾街名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現創立中西文化對話的多媒體平台“中國正在”。因獨樹一幟的犀利時尚風格，成為紐約名流圈經常入圍最佳著裝名單的媒體人，並入選為紐約時尚設計學院美術館成立43年以來第一位亞裔董事。全球化智庫（CCG) 特邀高級研究員，著有《自創光環：品質女人自我養成術》
在暗諷中國風氣墮落、老土，被西方吃死的《直擊“維密秀”：1000萬美元的胸罩 大腕雲集 中國式麵子》一文裏，她若無其事般提過自己“是那個在20歲以前已經讀完尼采所有作品、混過華爾街的‘女博士’，又是主張獨立自主的現代女性”，確實是輪不到咱這般凡人瞎說。你要是讀讀《常春藤高材生→紐約大律師→時尚女魔頭，聽A+女人講述緣何愛上B+自己》的故事【這裏的“B”，是考試得B。】。
今天美國國內的反華意識遍布全國，從左到右，從上到下，政客精英百姓都覺得美國當今一切社會毛病都是中國給帶來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是急先鋒。劉裘蒂說美國對中國的“幻滅”，確有其情，諸多原因。我說原因很簡單，美國製造業藍領失落得找一個替罪羊，非中國莫屬；美國精英得找一個替罪羊，非中國莫屬；美國軍工得找一個替罪羊，非中國莫屬；美國政客得找一個替罪羊，非中國莫屬。而習近平的冒進，更讓美國的統治階層感到威脅，這給美國全國帶來一個共同的敵人。大家知道，大家異口同聲大罵一個混蛋時才覺得出氣，同仇敵愾攻擊一個敵人才真正體會到“愛國”【這是在美國談愛國】。
反複說“替罪羊”，是在給中國辯護嗎？也是，也不是。就字麵來說，顯然是辯護，不過辯護並非說中國無辜。中國耍賴的地方多了，坑別人坑自己，產量上去了，效果很費，浪費的程度很大。不過說耍賴，大家都耍賴，美國西方說美國建立、領導了統一全球的體係（Liberal democracy world order, aka Pax Americana），大家都得益，是戰後全球進步的基礎，大家搭的都是順風車。
不過，全世界更多的落後、發展中國家大家的想法往往就沒這麽“跟上隊”了，確實，大家生活提高了，提高了不少，中國就是“投身”這一體係的得益者，不過，美國西方得益更大，他們付出了努力，但回報比落後、發展中國家也大得多，就此唯一能說明的是大家合作比不合作好處大。
美國製造業狀況遠遠不是一般媒體報道的那般。首先它的衰退其實早就開始了，那時中國文革還沒完。“衰退”，既是美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二戰後就開始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美國資本尋求最大回報（被學術界成為追求“效率”）的結果，華爾街“經濟金融化”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開竅。換言之，那是美國統治階層的選擇。其次，美國目前的製造業很強，技術效率都很高，產值更是令人羨慕，唯一的是自動化程度太高，不需要雇太多的人，也不要沒教育的人。另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是不太全麵。過度依賴全球化，可是別忘了，全球化是美國資本、統治階層花了四五十年努力的目標，不是中國的陰謀。
Autor-Dorn-Hanson
所以將製造業的狀況歸罪於中國難以服人，雖然那是民間媒體的話題，卻不是精英的主要動機（其實西方精英並不管百姓的死活，這幾年西方轟轟烈烈的民粹運動就是大家造反了）。西方精英恨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逼外國企業“技術轉讓”和“非法盜竊”知識產權（技術），但骨子裏，是擔心中國動搖了美國統治世界的地位（參見： 西方對習近平登基最恐懼的是什麽？ ）。
“技術轉讓”，我以前就說過這很複雜（參見：中國並無良策對待美國製裁 ），沒人願意轉讓，但被逼轉讓的情況不多，一般來說都是你情我願。Bonnie Girard在《The Misconceptions at the Hear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的說法（她本人一點兒沒有替中國辯護的意思）
However, it is wrong to characterize those transfers as “forced.” U.S. companies have often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set up R&D centers in China. Far from being forced, companies have welcomed the opportunity. They see lower R&D costs, access to an educated workforce in their industries, and the potential of greater market access in China. American negotiators should not press this issue too greatly, as most of the overt technology transfers have been made by willing collaborators, not by hostages.
盜竊就難以辯護了。老實說大家都盜竊，美國發家就是靠盜竊英國來的，不過公開說不好意思，我覺得盜竊這種不得已的行徑反映了中國體製的一個致命問題，就是國家壟斷。國家不僅僅壟斷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壟斷媒體言論，壟斷工業基礎和大工業，還壟斷科研和思維。精英們連想什麽（不是要說什麽）都受壓製，科學技術就沒法提高，這靠錢是買不回來的。 最近要不是聯邦調查局幹了件好事，痛打“千人計劃”，也許大家還覺得中國這就能“現代化”了。這種餿主意，給美國“所有中國學生學者（甚至華裔）都是間諜”的極端思潮找到了借口。
劉裘蒂博士為《約》雜誌出版人。《約》雜誌是美國首屈一指的中英雙語時尚季刊雜誌，由唐納德川普女婿所控股的觀察者傳媒集團和《中國正在》聯合出版。《約》是中國當代豪華旅行者接觸具有曆史價值的高端珠寶、名表、時尚、藝術、文化、設計、房地產和生活等品牌的紐約雜誌。從它2011年11月創刊號開始，《約》已經是眾多中國商業人士和豪華旅行者了解紐約最新豪華時尚谘詢的首要渠道佩服
習近平一年多前在達沃斯維護世貿的豪言讓全世界耳目一新，但雖然他在多次重複中國的這一許諾，大家後來都覺得那隻是空言，信不過。一路一代，孔院等等，這一切，都是拔了老虎的毛，大家覺得得認真對待。
中國國內呢？盡管中國國內多貿易中爭執不小，上上下下許多人對目前兩國敵視的程度措手不及，感到震驚，有進退兩難的感覺，但（中國）政界精英對美國的霸道極其反感，美國壓製中國崛起的觀點成了主流。這一來，加上習近平在權勢方麵的考慮，兩國都無法退讓。
美國真的能擠垮中國嗎？美國精英都覺得時機很成熟，因為不但美國國內有牢固的基礎，發達國家都希望借機逼中國就讓（歐洲、日本，甚至越南、印度都希望漁翁得利），大家天天在叫：“總統，聯歐日共治中華”。很遺憾，總統淳樸（Donald Trump，人稱特朗普或川普）不懂。也許太傲，不屑。
其實靠貿易製裁是無法讓中國屈服的，就從習近平的統治來考慮，就不可能。中國不想打貿易戰，如果讓點步能息事寧人，中國也會讓，吃點小虧，換來時間，也是上策。不過城下之盟，萬萬不能。任何國家都無法接受損害自己治國基礎的條件。
淳樸當局其實對局麵是誤判，班子無能也好，無可奈何也好，中國經濟對比美國差多了，但美國出口對中國經濟影響不是致命的，據經濟學家估計，大概影響到總產值的0.5到1.0%左右，中國能承受。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柱是投資和房產，貿易成了小頭，中國最近的內銷也達到總產值的六成左右，如果不讀書，不讀報告，決定就是瞎蒙。
不過淳樸班子的感覺是即使製裁沒用，大家一塊兒往死裏打，咱美國大，經濟實力比你強，你先死。這是無知、無能。倒是前首席參謀，美國國家民族主義“思想家”辯能（Stephen Bannon，人稱班農，主張民族經濟民粹運動，白人至上主義者，“列寧主義”信徒，得罪老樸被擠噠到一邊）一個月前在接受《商業有線電視CNBC》 采訪時說的“淳樸的英明決定會導致世界產業鏈大挪移”不容小覷。問題是真會如此嗎 ？
當前世界已經無可逆轉地變成了一個“多元”世界，美國還是獨一無二的強國，但獨霸是不可能了。即使美歐在貿易上達成共識，歐洲也不可能跟美國站在一起將中國致置於死地，中國是世界政治經濟的一個關鍵環節，基本按照西方規矩玩兒，西方體製的基礎是規矩，除非大家都赤裸裸放棄自己的體製，否者歐洲必須允許中國的存在。至於發落後和展中國家，大家不是聽到許多小國都暗地盼望美軍回來“保安”，壓住中國這小霸王，占盡大家便宜。其實，站在中國一邊的是多數，大家對中國有氣，對美國氣更大，相比之下，中國可靠的多多了，還“不幹涉內政”。美國除了大道理，啥也不幹，中國講的是“雙贏、互利”，真的把錢搭上。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一，美國對中國投資非洲一直耿耿於懷，自己卻不願出錢出力，攻擊中國“新殖民主義”（參見《紐約時報》的報道，很有針對性），瞎扯。多年前希拉裏還是外長的時候，就警告非洲各國“中國的投資不懷好意”，當時連美國媒體都說，“您除了說空話，手上有啥招數”。
二，美國一直希望跟印度聯盟，組成“美日澳印”大包圍之勢，製衡中國。日澳也許會小心翼翼跟上，美印聯盟是不可能的。印度是個大國，極其自豪自負自傲，絕對不會接受任何其他國家指使，不可能跟美國成為真正的盟友。穆迪最近對習近平態度很好，不可能把印中關係放棄。
最後日本。安倍是天下第一淳樸馬屁精，第一個到紐約叩見淳樸，想盡了一切法子討好，日本恨中國，想搭美國車，可是，幾個月前《華郵》捅出來說有一次淳樸當麵對安倍說：“珍珠港我是沒忘了。”據說當時安倍就傻了。
中國那麽大的一個國家，挨在旁邊，任何有腦子的人都會安排安排，不是朋友，不比把對方逼成敵人吧？
《新華社》2018.09.12
比起上一次好多了，至少臉上有笑容
這一切都在說明，大家選擇什麽，自己心裏往往有數，不會唯誰馬首是瞻，中國有影響，但難逼他國就範，美國也一般。有籌碼，得在關鍵時候才能用。
其實中國覺得自己挺守規矩的，改革開放西化是主導，雖然“中國特色”，西方式的政策、機構，中國采納的極多（當然法律是唯一準繩、司法獨立就說不上了；市場開放也差），中國醫療界大量進口歐美藥物、醫療設備，聯手痛宰老百姓，幹得比誰都歡。今日中俄兩國正忙著聯合軍演，普京習近平督陣，大談兩國在新局麵下如何合作、應對，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馮玉軍在接受《華郵》采訪卻堅持“中國是要變成（美國）世界體製的一成員，俄國可是要給大家搗亂”（China is trying to integrate itself into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romote globalization, he said, while Russia is not willing to obey the established order）。說這些廢話，是想說中國其實覺得理在自己一邊，不說淳樸毫無章法，即使有，全世界其他國家也不會輕易站到美國一邊。
既然美國當今一切社會毛病都是中國給帶來的，那麽中國真正的罪惡是什麽？中國太大，中國人太狠（就是說中國人為了過上好日子，啥都放棄了，拚命幹），二三十年就把人類曆史向來要一兩百年時間才能做到的，做到了。這一來，美國（和歐洲）資本主義不少毛病沒時間調整，一下就漏了出來。美國上乘社會（整個層次）壓製本國老百姓，通過一切手段（都不是公開的）將權利、財富和機會都攬到自己手裏，底層太苦，種族問題解決不了， 辯能痛擊美國上層的腐敗，就是明證。
對中國來說，可笑，最恰當的例子，莫過於美國西方抗議中國不再進口垃圾了。
【後記/附錄：閱讀資料】
《今日心理學》Up with the Wealth Gap!
【注】 劉裘蒂在《金融時報》中文版就這一話題寫了四篇，第一篇都不到 （《金融時報》中文版得交錢），但覺得不關鍵，這是其他三篇。
劉裘蒂：貿易戰火下的美國
之二：從中美貿易戰，看美國對中國的“幻滅”
導讀：在中國的眼裏，美國對中國的“幻滅” 是“一廂情願”，但我認為這也是重新審視和定義中美關係的契機。
最近幾個月中美貿易戰發展的曲折，“震驚”了不少認為特朗普隻不過是在中期選舉年擺擺政治姿態的人。特朗普本身反複無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鷹派的偏激立場，很容易讓人低估貿易戰如何來勢洶洶。但是其實今年以來出版的幾本新書，透露了美國精英思潮裏普遍對於中國的“幻滅”。
在許多美國學者和智庫的眼裏，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盡頭”，而“第三度革命”正朝著與改革開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對於中國政府宣布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美國卻解讀為以虛擬的牆更加密切地控製與對外思想和資本的交流。美中關係委員會亞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近著《第三度革命：習近平和新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中甚至寫道：“中國領導層正在扭轉政治和經濟開放的趨勢，以及三十年前鄧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發的低調外交政策。”
為什麽說美國對中國“幻滅”呢？這個本質上的觀點逆轉對中美今後的關係將有什麽樣的影響？
回顧自從尼克鬆訪華以來，在過去46年間， 基本上中美關係的“羅曼史”有點像“歡喜冤家”，並且是建立在一種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會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會越來越像我。
為了說服國會投票支持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成員，克林頓總統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僅僅同意進口更多的產品，更同意進口民主最珍視的價值之一，即經濟自由……當個人擁有不隻是做夢的力量，而是能夠實現夢想時，他們（中國人）會要求更大的發言權。”
在克林頓的想象裏，中國加入WTO可以實現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民主願景”，也就是“一個充滿自由市場、自由選舉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國更像美國。”
是的，從經濟和政治體製的角度來說，“使中國更像美國”就是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幻想”。但是，這個想法似乎是一廂情願。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美國時間7月25日，應邀出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活動時說，對於中國的目標和意圖，外界有不少誤解和誤讀。他認為，中美仍然在同一條船上，仍然需要“風雨同舟”。
崔天凱明確地表示：“改變中國是一種幻覺。我不認為中美兩國真的能夠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樣去改變對方。中國有自己的曆史、文化、政治和經濟體製。中國無論發生什麽變化，都是由中國漫長的曆史所決定的。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不應是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任何國家對華政策目標。我相信這也不是曆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目標。我和基辛格博士談過這個問題，他告訴我改變中國從來不是當年他和尼克鬆總統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初衷。”
即使美國沒有積極改變中國的初衷，但不能否認的是，美國在經營對華關係時，向來都有隱形的期望值，希望通過把中國納入美國思維的世界秩序，中國會由經濟上的改變，帶動社會、政治上的變革，逐漸擁抱美國所推崇的價值觀。
直到特朗普對於世界秩序重新洗牌為止，從WTO到各種國際商務的機製，“全球化”事實上代表的是一種“美國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國的既定觀點和成見。
中美貿易談判雖然涉及逆差、關稅、技術轉移、匯率多方麵，但是更暴露了雙方各自意識形態上“不相為謀”的本質上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貿易戰無異是雙方對彼此認知的分水嶺。
從最近中國和美國常駐WTO大使的交鋒，可以看到雙方對於市場經濟的定義以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都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實中興、華為事件，以及《2025中國製造》爭議，表麵上圍繞著中美科技競賽的主題，亦即，在中國人眼中是美國要遏製中國崛起，而美國認為中國政府用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方式來扶持特定工業和企業，造成“不公平”的競爭；但是，背後的隱主題是對於政府是否應該讚助企業的爭論。
從企業經營方麵，中美之間的差距表現於對“國家企業”和“政府參與”的看法不同。這就正如典型的中國育兒方式習慣：在繈褓時期，便把嬰兒裹得像粽子一樣，生怕孩子著涼。但是美國的孩子從很小開始喝水加冰塊，大冷天穿T恤，因此養成相對比較不怕冷的習慣。
同樣，國家過度扶持企業，容易造成連鎖反應，包括沒有獨立的企業文化，商業運作缺乏透明度，從而企業缺乏禦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麵，缺乏相對獨立的司法製度來保障個人及企業的權益。美國政府也有支持的產業，但是多數由政府擔任第三方補助，並不積極介入公司的內部治理。
當然美國國內也有對於政府讚助企業的辯論。美國評論者嘲諷這些政府補助為“企業救濟金”。
美國“好工作優先”組織，在2015年首次對聯邦補貼獎勵進行第一次綜合核算，包含了137個聯邦計劃的16.4萬多個獎項的記錄，並擴展了自2010年以來收集的數據。它的研究發現，聯邦撥款和稅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該公司通過“大量投資美國發電設施”獲得聯邦補貼，
另外標題為“山姆大叔最喜歡的公司”的報告，結合類似的聯邦數據和匹配的國家補貼數據，審查自2000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分發的支助、貸款和其他補貼。在這15年的過程中，聯邦政府向企業分配了680億美元的贈款和特殊稅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億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獲得5億美元以上。
關於市場經濟的辯論，中國本身一直強調仍然會繼續改革開放，但是為什麽西方人卻覺得中國是走回頭路呢？這裏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國有企業的改革，政府扶持重點工業的形式，以及政府對於企業和個人的控製（如在公司設立黨書記的機製）。
WTO總理事會7月26 日在日內瓦舉行年內第三次會議，美國常駐WTO大使謝伊借著美方會前提交的文件，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指責，包括對於“計劃經濟”的攻擊：
“中國憲法授權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授權也在中國更廣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體現。為此，政府和共產黨通過政府所有製、控製關鍵經濟實體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繼續對資源分配進行直接和間接的控製。結果，生產資料並未根據市場原則進行有效分配或定價。相反，政府和共產黨繼續控製或以其他方式影響關鍵生產要素的價格，包括土地、勞動力、能源和資本。
與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一樣，國有企業繼續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產黨幾十年來通過任命核心管理人員和優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資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來控製這些企業……
中國的體製還把法律作為國家工具，用以促進政府實現產業政策目標，並確保取得突出的經濟成果。此外，法院等關鍵司法機關的組織結構也是為了響應黨的指導而設計的。這種體製使得企業很難全麵、持續地獨立於產業政策行事。
中國的主要企業也證實了當前中國經濟從根本上具有非市場屬性。例如，科技公司阿裏巴巴曾表示，‘中國大部分生產性資產仍屬政府所有’，‘中國政府通過實施產業政策繼續在規範行業發展方麵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政府還通過分配資源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實施明顯控製’。”
中方代表張向晨大使則直接反駁謝伊“中國對自己的描述並不準確”的指控，認為美國把自己的想法當作別人的立場, 甚至多邊規則：
“1992年，當中國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我記得清清楚楚，就在旁邊的 Room W 會議廳，當被問及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代表回答，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26 年過去了，我們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觀點。至於有些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改旗易幟，那隻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世界上市場經濟不隻有一種模式，中國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道路，並且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別人說什麽，我們都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美國謝伊大使剛才使用了‘中國經濟的非市場性質’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貿規則，我們找不到所謂‘市場經濟’的定義。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市場經濟’標準。世貿規則沒有賦予任何成員以這樣特殊的權利，把自己的經濟模式作為‘市場經濟’的樣板，一旦有哪個國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場經濟’。”
對於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符合中國WTO的承諾，西方學者見仁見智。其中比較客觀的有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馬可•吳。哈佛大學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國之問：審視一個強權崛起》一書，收錄了他的《中國是否履行了貿易上的承諾？》一文，分析中國並於實現WTO承諾的不同程度和情況，他認為，“核心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能夠履行廣泛的義務，而是能否達到協議的精神”。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認為，WTO協議旨在遏製中國國有企業的勢力，當時中國承諾隻會以商業條款運作。據他估計，目前國有企業僅占中國工業總產值的20%，確實低於2001年時的40%。但拉迪認為最近幾年出現逆轉，國家對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是私人投資的三倍，國有企業再次成為中國經濟決策的核心。
多年來拉迪一直呼籲，中國究竟是致力於自由市場經濟？還是受到國家參與者嚴格監管和主導的經濟？這對於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現在這兩選項的命題變成中美貿易戰中雙方僵持的一個基本問題。
比方說，自2008年以來，通過政府補貼，中國太陽能電池板行業的製造能力增長了十倍，很多人認為這導致了全球供過於求。中國麵板出口激增使世界價格下跌75%。
中國六大太陽能公司在2012年的負債率超過80%。《哈佛商業評論》認為，如果沒有補貼，這些公司就會破產。如果中國政府決定停止為無利可圖的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提供資金，並支持該行業的改革命，那麽肯定會有更多的破產和重組。
雖然看到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其對太陽能電池板行業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國家願意為實現政治、社會、經濟和外交目標付出經濟效率低下的代價。巨額的中國補貼導致全球產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價格下跌，並扼殺了其他國家的工業基礎。”
《第三度革命》作者易明最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作為中國的常客，今年早些時候，當我第一次聽到一位中國官員將他的國家稱為‘超級大國’ 時，我感到很驚訝。但中國對其在國際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目標是創造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格局。”
持著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漢姆大學教授卡爾•閔茲納在新書《時代的結束：中國的威權複興如何破壞其崛起？》中寫道，“中國的改革時代即將結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穩定、意識形態開放和經濟快速增長）正在瓦解 ……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時代即將結束。中國正在關閉。不確定性懸而未決。”
麵對所謂的“幻滅”，美國學者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國之問》收錄了波士頓學院政治係教授羅伯特•羅斯的《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意味著什麽？》一文，他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從2010年來陷入直線下墜的螺旋，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不但是1972年尼克鬆訪華以來的最低點，也動搖了美國在東亞的安全位置。
羅斯認為麵對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反應呈現了兩種失誤：首先，美國與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發展並強化安全上的合作，並未能限製中國在南海增強軍事部署。他認為美國的政策誤導了中國對於美國企圖的感受，讓中國認為美國在韓國、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動完全是為了遏製中國的崛起。
比方說美國的安全考慮其實應該是在東亞，而不是在朝鮮半島，諸如“薩德”導彈的部署對於美國的安全並沒有實質上的意義。同樣地，美國跟越南進行軍事上的合作，也沒有實質上的意義。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開宣傳的海上軍事演習不能夠提升美國的安全考慮。從美國的角度來講，這些舉措形成中美之間的不必要、並且高代價的摩擦，而戰略上的競爭也造成了地區性的不穩定。反而損害美國在東亞的安全。
因此，他建議美國在中美關係麵臨拐點的十字路口，及時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國表達美國希望通過互動來減低衝突的意圖。但是這顯然不是特朗普政權所采取的道路。
對於某些美國精英來說，目前中美對於“市場經濟”之辯，也代表了兩國各自秉持的“美國例外”和“中國例外”的抗衡。哈佛國際關係教授亞雷斯特•約翰斯敦在《“中國例外”是否阻撓了中國對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對於自我群體獨特性的強調，往往與歧視其他群體的心態並行，特別是當自我群體內部的統一受到威脅的時候，也就是說，越相信中國愛好和平之“獨特性”的中國人，也就是認為中國比別的民族都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對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傾向於強硬路線。
約翰斯敦的理論依據是2015年北京大學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對在北京地區2600個受訪者的調研。根據約翰斯敦對於研究結果數據的分析，受訪者主張中國愛好和平的獨特性，和支持增加軍事費用的支出有直線性的正比關係。也就是說，支持增加軍事費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國人比別的民族更愛好和平。也因此秉持著強烈的“中國例外”信念的中國人，就如同堅信“美國例外”的美國人，他們的政策主張，往往傾向於與他們自以為愛好和平相反的強硬好戰路線。
約翰斯敦認為, 提倡中國獨特的和平特質，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認為當國家與其他國家產生衝突時，必定是其他國家挑事，因為（獨特愛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無辜的。但是這個觀點的危險性，是不斷強調自己獨特的和平特質，無形中意味著別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視為驕傲的反效果。
在中國的眼裏，美國對中國的“幻滅” 是“一廂情願”，但我認為這也是重新審視和定義中美關係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即將慶祝改革開放40年之際，除了讓世界認知改革開放的成就, 對於未來麵對的問題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說: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麽？（為了比較，甚至批判，美國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補助除了讓重點產業得到短期內的“彎道超車”的優勢，對於個體企業和整體國家經濟有何利弊？“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到底是什麽？對全球經濟有什麽貢獻？經濟開放可以與政治開放分歧嗎？
或許當我們能夠對自己清晰地解說這些問題及其答案時，也就是中國能夠嚐試與美國建立一個不是基於幻想、真正互惠關係的拐點。
之三：當美國千禧代遇上中國“草莓族”
貿易戰最令人擔心的長遠影響是中美雙方彼此的臉譜化，在爭執中強化了彼此的不同，而不是共通性。2008年奧運會讓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隨後中國的發展和改變也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但是貿易戰凸顯了近幾年中美關係緊張下，美國“朝野”對於中國逐漸更為負麵的認知。
在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2017年《中美兩國公眾印象》的民意調查中，過去10年來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彼此國家的好感持續下降，受訪的美國公眾中隻有48％對中國有好感，比2005年的59％下滑。唯一的例外是千禧一代（18-34歲）的美國人，受訪者之中57%對中國抱有正麵印象，遠高於年紀大的美國人。
調查並未解釋這個現象背後的緣由，可以推測的原因是在互聯網時代成長下的千禧代，可能對另一個受到互聯網洗禮的中國新生代和他們的世界，比起經過朝鮮戰爭和冷戰的前一輩，更能感同身受屬於這個世代的共鳴。
然而，正當美國的年輕人似乎對於中國的現狀，包括同齡的中國千禧代，感到好奇，並且有深入了解的欲望之時，中美貿易戰是否會扭曲美國年輕人對中國新生代的認識？
不久前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的新書發布會上，我見到了今年剛出版的《年輕的中國：不安分的一代如何改變他們的國家和世界》（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作者戴三才（Zak Dychtwald）。我和他談到了貿易戰火下的中美千禧代。
華美協進社發布會的海報裏提到了中國千禧代的代名詞：“草莓族”。“草莓族”一詞出自翁靜玉著、1993年出版的《辦公室物語》，形容當時的年輕人，現在演繹用來形容1981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如同草莓，盡管表麵上光鮮亮麗，卻承受不了挫折，一碰即爛。這些還沒有磨練出硬殼的新世代，外表受寵，是社會矚目的焦點，卻背負著許多負麵標簽：不善於團隊合作，主動性及積極性均較上一代差。
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吃苦。
說實話，美國千禧代的名聲也好不到哪兒去：自我中心、自戀、太受嗬護、不願意按部就班循序升遷、愛玩手機……這些幾乎都是全球互聯網世代共同的征象。但是中國的草莓族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跟上一代的對比極大。
作為“匱乏世代”的後裔，許多中國千禧人在一胎化的政策導向下成為獨生子女，他們身上聚集了所有的寵愛和壓力。然而，中國的“80後”、“90後”和“00後”是否真如傳說中的不堪一擊？他們有什麽本事？又有什麽話語權？他們如何看世界和看美國？而中國貿易戰是否會影響中國新生代對於美國的看法？這些都是我急於從《年輕的中國》和與戴三才的交談中找到答案。
乍看之下，《年輕的中國》套用了所謂的矛盾修辭，因為傳統裏中國的意象是古老和曆史淵源，很難與“年輕”聯想。但是，“80後”和“90後”正在大幅改變中國的消費觀和世界觀。這也就是《年輕的中國》一書在西方市場的賣點，因為市場營銷專家都試圖了解中國年輕人的“痛點”。
中國的4億千禧一代擁有巨大的經濟潛力，他們占中國總人口的31％, 是美國同齡人口（20-36歲之間有8000萬人）的五倍，也多於美國和加拿大的人口總和，高盛稱他們為“當今地球上最重要的人口梯隊”。
本身為千禧代的戴三才在20歲的時候，通過美國大學時興的“出國學習”課程第一次到中國。雖然他承認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中文的時候成績並不好，畢業後卻搬到了中國，從此花了數年時間沉浸在中國文化中，學習語言，並與同齡人為友。在青年旅館、公寓分租、長途火車和餐廳用餐中，他成了“80後”和“90後”的透視鏡。
看慣了一些“西洋背包客的中國遊記”，我很好奇《年輕的中國》會帶來什麽新的觀點？從某種角度來說，它賣弄俗套地搬出了異國風情的大遊行，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欲，因為對普通西方讀者來說，中國仍然帶著神秘的光暈，它的內部仍然帶有與外界隔離的“奇觀”。
看看博人眼球的章節標題：偷人器官的妓女，小皇帝背負著沉重期望，如何“啃老”（房市與婚市傾軋），歡愉的性愛；靜悄悄的性革命，從雙眼皮到雙十一，好“同誌”（同性戀在中國），從吃苦到吃火鍋，年輕人的政黨認同……
但是《年輕的中國》拒絕把中國人視為被意識形態教條操縱的木偶，而是借著蘇州和成都為主要場景，描繪了中國年輕一代麵臨的關鍵性問題：從獨生子女的壓力，瘋狂高考競爭，祖父母爸媽湊錢購買公寓作為結婚的先決條件，對一夜情的看法，到對家庭結構的發展……
個體性與社群歸屬感
作為西方讀者認識當代中國的入門，我認為這本書引人之處在於其以個體為切入點的人本視角，同時不聚焦在媒體特別喜歡爆料的富二代、網紅之類的人物。一般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很容易忽略中國社會中個體的感知差異，無形中在敘事中抹殺他們的“人性”。
比方說講“剩女”的章節，主人翁溫蒂不但麵對春節回家被七姑八姨“拷問”的焦慮，還為了與有婦之夫“高老板”第三度懷孕（前兩次墮胎）談不攏，找到男方家裏揭底，又上電視討公道。作者認為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對情婦不負責任的高老板是個壞蛋，但是中國社會歧視“小三”，因此溫蒂的抗議也不受到社會的認同，反而高老板因為家庭和諧受到威脅而博得“同情”。這個細節表達了中西文化價值的不同。
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社會對個性沒有應有的尊重，中國的千禧一代是否會陷入缺乏個性的刻板印象？戴三才認為他們不隻是渴望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更渴望找到歸屬感。從某種角度而言，中國千禧一代被稱為“自我一代”其來有自：中國千禧一代重視個人表達，試圖打破父母努力適應的模式。
至於他們是否會像美國千禧一樣成為獨立的個體？戴三才認為可能不會：“這些年輕人中有許多是獨生子女。再加上中國大城市的疏離、孤立的調性，很多中國的年輕人其實更尋求歸屬感，像跑步俱樂部、攝影團體、樂隊此類的亞文化都越來越受歡迎，因為它給年輕人一種社群歸屬感。雖然他們首先通過選擇愛好來表達個性化，但許多年輕人這樣做是為了歸屬於一個緊密的社群。”
我問戴三才西方對中國千禧一代最大的誤解是什麽？他認為：“我們低估了中國年輕人的自主思想能力。所有這些刻板印象——他們都是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沒有創造力和創新的能力——嚴重低估了中國年輕人自己思考的能力。對我而言，拒絕承認他們是有自己的想法、夢想、恐懼和欲望的個人，是個特別讓人心痛的失察。”
我不禁想起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千禧一代：想要的世代》，作者埃裏克?費雪稱中國的“80後”和“90後”為“want generation”。Want在英文裏有兩重意義：欲望與匱乏。這本書的架構是先從所有束縛年輕人的框架著筆，再談個人。也就是強調集體意識如何組織性地塑造個人。
為什麽費雪叫中國千禧一代“想要的一代”？他們對當前的形勢不滿意，並希望更多。費雪的筆調著眼於中國年輕人出生後麵臨的種種框架：家庭、學校、黨、社會、解放軍，透過這些框架描述的中國年輕人，並不具有很鮮明的個體性。而他從駐華的記者生涯中，提煉了30位對“不滿現狀”的中國年輕人的故事：接受教育戰鬥營、高考奮鬥者、愛國主義者、工廠城市螞蟻、金飯碗創業者、應付社會俗稱的剩女、尋找信仰、社會運動者、環保運動者……
雖然著重類似的標題，戴三才的章節以個人入手，回歸個人，不加批判，以討喜的詼諧口吻，近距離地透露了中國年輕人對於社會的感覺。在美國，“中國故事”很多都集中在中國政府身上，戴三才認為這種解讀容易造成對年輕一代的誤解，因為他們的生活基本上與意識形態或共產黨沒有多大聯係。作者認為真正能了解中國“90後”的關鍵是：民族自豪感，婚姻，性別差異，學校教育，同性戀，以及老一輩在這個年齡段無法想象的追求“樂趣”的問題。
本書其中一個主人翁貝拉，是一名來自上海南部的23歲學生。為了獲得翻譯專業的研究生資格，大學畢業後花了一年的時間致力於準備考試。貝拉每個月都會在當地的大學圖書館裏待上320個小時。在與同一個應考生坐在同一個圖書館的同一條長桌裏，待了五個月期間，他們之間很少或幾乎沒有談話，貝拉甚至不知道她旁邊的年輕人正在學習什麽，他來自哪裏，或者他的名字。
為了進入最好的翻譯課程之一，貝拉必須成為6000名申請者的前14名。她是2014年度中國726萬大學畢業生之一（15年前隻有100萬），但找不到適合大學畢業的工作。她與另外五名年輕女孩兒共用一間沒有暖氣的房間，50個人共用幾個廁所，步行十分鍾到澡堂。她是第一代在不缺蛋白質的情況下成長的中國人。貝拉的名句是：“沒有人喜歡讀書。但我們都愛我們的夢想。”
另一個人物是住在貴州畢節26歲的小李，他如是描述中國社會對人生的經典期待：“一個中國人的人生軌道基本上就是買房、買車、生孩子、然後……死。前三項房子、車子、孩子，必須在30歲之前完成，然後你就等著完成最後一項吧。”
戴三才的另一個“恐怖”故事，是他如何在兩名中國“助教”的幫助下教五個5歲的孩子英語。他們的課堂後麵隔著一扇玻璃屏障，大約30個成年人指指點點，許多當場為學生做筆記，每個學生都有五、六個“伴讀”（4個祖父母和兩個父母）。
而一個叫做湯姆的男孩，想要借著入黨到政府工作，施展他的抱負。湯姆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有100萬-1400萬人口的城市市長，但是由於反貪運動擋了許多人的財路，湯姆的女朋友辛迪不讚成他追求仕途。
戴三才用了一年時間，問了100多個中國人他們的信仰是什麽？大多數的回答是：“錢”。其次最常聽到的回答是：“沒有”。在戴三才看來，在沒有信仰的情況下，中國父母在他們的子女身上灌輸了一個實際、具有求生本能的信仰，就是金錢。
這使我想起蔣方舟（1989年出生）曾經描述的，當代對於政治的麻木和服從主導的情緒，是一種積極的維持現狀。在2014年接受FT中文網的訪問（《蔣方舟：我的清華體驗》）時，她說：“我覺得是自覺維護的。比如有時我想談一些社會問題，很多人的回應都是‘中國不能亂，亂了以後怎麽治理’之類的話。他們很多是在自覺維護一種秩序、和平和穩定。雖然不是在主動迎合、主動製造，但確實是在自覺維護。我最擔心的是那種自己嚇自己、談虎色變的心態，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比如，他們離那條危險線其實還有十米，但是他們就走在一條一毫米都不敢歪的道路上。”
在蔣方舟的眼裏，“中國幾乎沒有價值觀正確的一代人，都有各種歪曲，各種淪陷。我自己價值觀也不正常，也是很扭曲。”
但是，戴三才的視角更多是同情和同理心，他所看到（或選擇去關注）的中國年輕人似乎是妥協勝於叛逆。他的美國讀者似乎同意他的觀點。《年輕的中國》在亞馬遜美國網站上目前有33個讀者反饋，拿了5顆星，這不但表示美國讀者對於中國的新生代和中國的未來感到興趣，更顯示他的敘事手法比理論分析更能引起美國千禧代讀者共鳴：
“出彩的初鶯試啼！中國崛起的規模和速度常常引起記者的聳人聽聞，Dychtwald避免了這種陷阱……Dychtwald似乎對中國的未來做出任何論斷沒有興趣，這在當下的中美關係評論者似乎急切敲響戰鼓的情況下，令人耳目一新。相反地，《年輕的中國》探索了主導和身陷於中國轉型期的個人。”
“這本書……突破了人們經常聽到的有關中國的令人生畏、但完全沒人情味的新聞……作為一個對中國新生代日常生活知之甚少的美國人，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讀物。我熱烈期待看到中國的千禧一代如何在未來幾年重塑他們的國家和世界。”
“《年輕的中國》是對中國千禧代生活充滿活力的觀察。作為20多歲的讀者，我對自己的生活和書中細節之間的相似之處感到有趣……”
相對而言，豆瓣上有5名中國讀者對英文版評分為6（基本上是三顆星），評論大多傾向於“有趣”但“不夠深入”，在同類文體中讀者似乎更偏愛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紀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尋路中國》和史明智（Rob Schmitz）的《長樂路》：“總體一般，沒什麽新意，自己都明白。更適合外國人來讀讀了解了解”。有讀者雖然讚賞作者富有洞察力，但認為12個鬆散捆綁的章節“並沒有回答自己對‘不安的一代將如何改變他們的國家和世界’的承諾。”
中美讀者之間對本書反應的差距，也說明在中國讀者的眼裏看來，美國的讀物一般尚未能深度捕捉中國千禧代現象的精髓。
美國的吸引力
在《年輕的中國》中，戴三才表示覺得很奇怪，為什麽一個深度控製信息流通的政黨會讓年輕人出國深造？如果中國政府選擇的話，它有足夠的方法可以限製留學潮。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選擇這麽做。
戴三才認為允許年輕人出國留學意味著中國對於一些年輕人的智力發展無法加以監控，也意味著有錢人可以借此向海外轉移資產。
中國的千禧代是否為美國文化著迷？根據他與年輕中國朋友的互動，戴三才認為美國和美國所有事物對中國年輕人都有非常真實的魅力。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由於他們年輕，美國一直是中國發展的對比。這些年輕人通過一種眺望“山上之城”的角度來看美國，借此衡量自己國家的進步。
此外，年輕人長大後學習英語，觀看美國電影、電視節目，閱讀美國書籍，研究美國經濟和政府體係，等等，並欣賞他們認為是西方強國的水平和進步。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地位，也使它成為一個特定的焦點文化和國家。
但是即便如此，戴三才認為我們不能低估日本和韓國日益增長的文化影響力。“有些時候，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在看韓國電視劇，你會看到這種影響體現在人們的風格上，他們聽的音樂，甚至是他們對‘現代’和‘男子氣概’的定義。這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外觀和感覺。共同的傳統以及看到一個看起來更像你的人的直接性，讓中國年輕人更了解這些東亞國家的文化產品。”
自由與愛國主義
根據戴三才的觀察，中國年輕人對於中國政府的看法，幾乎可以用一句話來解釋：天高皇帝遠。或是更確切地說，大多數的中國年輕人似乎“不在乎”。
他們更關注其他的東西，比如說“自由”。“自由”在中國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字眼，年輕人渴望“自由”，談論“自由”，把“自由”兩個字刻在身上變成肢體的刺青，做著白日夢，想著“自由”激起更多夢想。不論他是來自中國最窮還是最富有的城市，幾乎每一個年輕人都表達了一種對於自由的渴望。
戴三才在中國的時候，花了一年時間問中國年輕人“自由”意味著什麽。他發現“自由”對他們來說，並不意味著沒有政府監控或管製，而是從文化傳統和社會期望中解脫出來，並且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
老一輩的人沒有這種控製自己命運的感覺。那麽投票的自由呢？大多數的年輕人會說：“那也不錯。”但並不是很積極的樣子。有些人會說，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和教育程度差別很大，還沒有到適合實施民主政治的階段。戴三才認為，即使在政府監控媒體情況下，年輕人對外麵世界的了解，也勝於外麵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因為他們從小看著西方的電視秀長大。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也造成了一種錯覺。當代中國大眾對西方的了解，基本上是通過通俗的美式肥皂劇，或是消費導向的大眾文化，以及經過篩選的媒體報道，但是並不表示真正地了解到美國文化，或是政治的精髓。特別是西方媒體對於美國國內政治運作的噪音，使得許多國人（包括年輕人）隻看到西方的表麵。反過來說，美國的學界和精英智庫固然有對中國的成見，但是他們的研究能力，以及人才儲備，並不容低估，而國人卻偏偏藐視了美國深層仍然有分析中國國情的能力。
談到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年輕人的影響，戴三才認為兩者肯定都有影響。“但不幸的是，我認為我們經常將中國年輕人的自豪感視為一種‘被洗腦’的民族主義。毫無疑問，北京政權以媒體故事鼓吹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和複興的超級大國形象。然而通過‘眼見為憑’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年輕一代有很多理由感到驕傲和愛國。他們目擊了鄰居、家人和家鄉以世上無處可比的速度和規模改觀。所有中國護照持有者中有三分之二屬於‘千禧一代’。再加上通過媒體接觸外國文化，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老一輩都更了解中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比較。他們睜著眼睛看世界，許多人為他們所看到的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問戴三才是否和他的中國朋友談過，中國千禧一代對美國和美國人的看法是否會因貿易戰而改變。
“在貿易戰之前，中國千禧一代對美國的看法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有趣的是，他們通過媒體、旅行和出國留學接觸美國的次數越多，他們就越不喜歡。從他們父母的故事和曆史書籍來看，美國似乎是完美和令人羨慕的。從近距離看，許多人都認識到美國也有其缺陷，這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震撼。
貿易戰還有其他有趣的東西：它建立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權力平等。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這場貿易戰樹立了中國已經正式成為世界舞台上（相對於美國）另一個主要參與者的事實。在貿易戰之前，這不是公認的事實。”
那麽，美國千禧代對中國的看法呢？我問戴三才對“百人會”數據的想法：至少在近期貿易緊張局勢升級之前，與年長一代相比，年輕的美國人對中國有更肯定的看法。戴三才認為代際差別的主因是美國老一輩，特別是“嬰兒潮”一代，對“共產主義”有著強烈的下意識反應。老一輩人對中國的看法，來自於對執政的共產黨一種深刻的奧威爾式“老大哥”的刻板印象；而美國千禧一代在過去十年中看到的中國更接近於“功利主義混合體”。此外，美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一般指出生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比老一代更加多樣化，更不傾向於斷然地“異化”另一個國家或人民。
現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的情況下，人們不禁要問：未來的美國千禧代跟中國千禧代，將會在怎麽樣的場景中交流、互動和碰撞？同時作為網絡公民，他們雖然有更多共通的語言和經曆，但如何能夠超越政治和媒體的屏蔽？千禧一代已經以消費者的身份逐漸掌握話語權，但是他們將如何成為世界秩序的推動者和顛覆者？
這些，當中國千禧代遇上美國千禧代，他們將會各自提出自己的答案。
之四：美國秩序：終結還是方興未艾？
劉裘蒂：“美國秩序終結論”者和“美國方興未艾論”者之間的辯論，反映了美國人對國家前景的持續焦慮和警惕。
近日在紐約的一場午餐會上，一位與中國沒有商務往來的美國房地產公司高管對我說，她正準備讀朋友推薦給她的《注定戰爭：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的陷阱？》（2017）。我想，隨著貿易戰的波濤洶湧，紐約的雞尾酒會談資，也轉成了“末世學”、“帝國興亡錄”、“修昔底德陷阱說”、“曆史終結論”等周期性席卷思潮的警世論述。
而我回到中國，朋友們總會問我貿易戰是否代表了美國人對美國在世界地位衰退的焦慮？特朗普到處挑釁，是否代表了“孤立主義”的再度崛起，意味著美國真的不再想當世界老大？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建立的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是不是已經麵臨壽終正寢的危機？不同國家和個人自然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但是我們應該關切的是，美國人究竟怎麽看這個問題？
2017年美國華人公益組織“百人會”發布了《兩國公眾印象》民意調查報告，對中美兩國的公民做了選樣的對比調查。其中有一個問題是：20年後誰會成為領導世界的超級大國？超過半數的美國普通公眾、商業領袖、政策專家和新聞從業人員，都認為是美國領導世界。有趣的是，2017年的數據還高於2012年奧巴馬執政之時。
而受訪的中國普通公眾、商業領袖、政策專家和新聞從業人員，超過或接近半數認為中國將領導世界，而不是美國。
這之間的反差可能顯示受訪者對於國力和影響力的觀察與感受，不可避免地受到個人地理政治的定位與視野影響。
早在2013年發布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紐約時報民意調查，詢問美國人是否認為美國應該“在試圖解決國際衝突方麵發揮主導作用”。大約同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民意調查研究報告問受訪者：你認為美國應該準備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還是應該抗拒使用武力？
這兩項調查的結果都顯示，隻有34％的美國人表示想要看到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參與外國事務，而超過六成的美國人主張袖手旁觀的不幹預主義。
但即使美國不想當“世界警察”，為國際秩序埋單，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將重回孤立政策，或是甘於“讓位”。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大西洋月刊》的評論家把特朗普和希拉裏•克林頓之間的抗衡，描述為“世界守門人”和“世界警察”兩種美國自我定位觀點的對比。美國地大人多，占有地理位置上的優勢：與“兩個友好的鄰居和魚類”接壤。由於這種地理位置，美國人可以在所謂的特朗普式和克林頓式這兩種對國際關係的不同觀點之間交替互換。
縱觀曆史，這種特殊位置讓美國擺蕩在兩個看似相反的角色之間。有時美國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在國際村裏保持秩序，並確保其他人都遵守規則。在其他時候，它更傾向於成為著眼自己的看門人，除非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安全，否則無視界外的事情。
其實對“美國衰落”的焦慮，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具有一樣悠久的曆史。在20世紀，隨著美國力量的增長，焦慮情緒愈演愈烈。有不少學者甚至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人對美國衰退的恐懼已經到了“全國癡迷”的地步。政治學家安德魯•哈克於1970年出版《美國時代的終結》；查爾斯•庫普乾在2002年甚至不怕繼續用《美國時代的終結》作為另一本書的標題；2011年，斯蒂芬•沃爾特在《國家利益》雜誌發表《美國時代的終結》的文章。從保羅•肯尼迪到法瑞德•紮卡裏亞，曆史學家和外交政策學者不時會看到美國衰落的跡象。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美國影響力是否衰退的看法，和對於美國是否算是霸權有著對應的關係。也就是說，認為美國和曆史上其他帝國一樣行使了“帝國主義霸權”的人，傾向於預測美國霸權必然衰退。反之，主張美國從來不是“霸權”的人，傾向於認為美國的國力方興未艾。
美國秩序終結論
阿爾弗雷德•麥考伊在《美國世紀的陰影：美國全球力量的興衰》（2017）一書中指出，21世紀已經不是美國的世紀。他回顧二戰後，美國控製了將近一半的世界製造能力。在“冷戰”結束時，它以800個基地控製了近一半的地球軍事力量，以及全球的大部分財富。除了表象之外，美國還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外交和秘密機構。事實上，正是這第四層全球監視和秘密行動，使得美國與過去曆史上的強大帝國明顯有別。
但是麥考伊認為，即使它利用衛星、無人機和網絡戰能力來確保無與倫比的全球電力網絡，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占據的份額已經減少，其外交聯盟已經開始減弱，並且已經放棄了以道德為基準的領導力。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聲稱在南中國海的主權，準備整合從上海到馬德裏的“世界島”。19世紀屬於英國，20世紀屬於美國 ，21世紀或將屬於中國？
麥考伊代表了聚焦美國“黑暗麵”的學派，他早期的作品披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在東南亞從事鴉片貿易，如何在“冷戰”時期利用酷刑。麥考伊描述了20世紀的美國外交政策決定如何導致美國帝國衰落，並概述了未來幾十年的幾種可能結果。他的分析從美西戰爭開始，探討美國如何擴張其全球影響力，特別是在二戰之後。但是他認為美國在中東使用無人機的政策、入侵伊拉克期間對無辜百姓的折磨、允許毒品交易為軍閥提供資金、支持不受歡迎的獨裁者等決定，不可逆轉地削弱了美國曾經在世界各地享有的“軟實力”優勢。
在他看來，美國帝國主義權力的興衰與先前其他帝國有相似之處，但美國政府數十年來的秘密行動也形成了獨特經曆。麥考伊的筆調顯然與他個人的成長經曆有關。他的父親曾參與朝鮮和越南戰爭，在退役軍人家屬村鄰居和自己父親身上，他看到了戰爭遺留下來的酗酒、豪賭、家暴、憂鬱、自殺等“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狀。
他自己在越南戰爭期間，還是耶魯大學本科生時，寫了一本關於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書。在《美國世紀的陰影》中，他提到當年中情局曾通過幹擾他的學術生活、發動稅務稽查、竊聽他的電話等手段，試圖阻止他出書。
麥考伊並不完全否定美國的權力，他承認盡管美國有很多“黑暗麵”，但它確實引入了穩定的全球性機構，如聯合國、經濟一體化、國際法，以及對人權和自由原則的承諾，即使它們並非總是得到他國支持。他最後表達了一種微弱的希望：美國人民仍然可以像二戰期間那樣團結在一起，“在國內建立一個更公正的社會，在國外建立更公平的世界”。
整體而言，麥考伊沒有深入研究所謂美國“帝國”形成和維護的經濟成本。正如諾姆•喬姆斯基在1960年代後期所質疑的：“負擔帝國的代價總體上分布在整個社會，而其利益則歸屬於其中的少數。”他對美國二戰後的經濟占比缺乏曆史性的分析（見下文中約瑟夫•奈的觀點）。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麥考伊的個人牢騷為他的美國必衰論帶上了一種情緒化色彩，降低了他的中立公信度。
美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米塔•阿查亞的《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的觀點，隨著中文版（2017年）的發行，在國內引起對於“後美國新秩序”的期待。他雖然沒有明指美國為帝國主義，但他稱美國在二戰後建立並維持的國際秩序為“自由主義霸權秩序”，這意味著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乃是“自由主義的霸權”。
然而阿查亞認為今日世界秩序的真正問題，其實不在於美國本身是否衰退，而在於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即將結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而後者正在進行。
他認為英國退歐和特朗普當選，他們所代表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上升趨勢，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受到侵蝕，不僅標誌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衰落，更反映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衰落。
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美國是否正在衰落？阿查亞認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盡管這與誰在白宮的關係不大，而取決於全球經濟和政治的長期結構性轉變。美國在整體軍事實力和相對經濟實力方麵仍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更全麵地定義為整體GDP，並考慮到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作用）。因此就美國國力是否衰退的辯論，正反兩方都可以找到同樣有說服力的論據。但是美國越來越不能左右國際社會，也不能塑造和控製它幫助創造的全球多邊機構的議程。這些征兆顯示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已經下降。
這個現象不能完全歸諸於新興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的勢力崛起。OECD經合組織預測，到2060年，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57.7％），將超過發達國家（包括經合組織國家和非經合組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42.3％）。
另一個因素是新威脅的增加。美國將繼續保持世界領先的軍事力量，但是今日的威脅對美國來說，要比國家形式的老式軍事威脅複雜得多，也更具挑戰性。其中包括恐怖主義、種族衝突以及氣候變化引發的衝突。這些威脅本質上是跨國性的，沒有一個國家，無論多麽強大，可以單獨處理。美國必須與其他國家分享領導力和資源，而這樣的協調必然會削弱其主導地位。
針對這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阿查亞提出了“多廳影院世界”的觀念。這樣一個世界秩序的關鍵特征是權力和領導力日益分散。權力不對稱仍然存在，但在經濟和安全方麵創造秩序、提供有社會收益的公共物品的能力，不僅掌握在單一權力或一群民族國家的手中，而且還分散在各種其他參與者手中，例如跨國社會運動、企業、歐盟等區域組織和基金會（如蓋茨基金會）。破壞秩序的權力也是分散的。首要威脅不再是國家間衝突，而是國內衝突，或者與極端主義組織等非國家組織相關的衝突。
這個逐漸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有別於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主導力量的態勢，也不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多極世界。傳統上，多極化意味著在國際體係中有多種強大力量，世界由他們的競爭和合作塑造。今天的世界，不僅有更多演員，而且由於全球化，世界比在以往任何曆史節點上都更加真切地相互聯係和相互依存，相比而言，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所謂的“相互依賴”實際上是世界其他國家對歐洲殖民主義國家的依賴。
阿查亞斷言，國際關係中的單極時刻已經結束。新的世界秩序既不是美國和中國的兩極，也不是多極，而是“多廳影院世界”。“多廳影院世界”是一個更加區域化的世界，不一定是更強大的正式區域政府間組織，而是有更多區域層麵的各種相互作用，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國家和非國家的參與者。其中一些將和舊秩序互補，而另一些將挑戰舊式全球機構的權威和作用。
美國方興未艾論
德國周刊《時代周報》的出版人暨編輯約瑟夫•約菲在他《美國衰落的神話：政治經濟學和半世紀來的錯誤預言》（2014）中指出， 美國衰弱論一直是通往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暢銷書排行榜的捷徑，這其實是每十年重新輪回的“政治神話”：1950年代時“蘇聯來了”；1960年代越戰被描述為美國的“集體未遂自殺”；1970年代由於美元危險地暴跌，美國接受了吉米•卡特總統著名的“萎靡不振”指控；1980年代日本是“崛起的太陽”，直到1992年美國馬薩諸塞州一位參議員還宣稱：“冷戰結束了，日本贏了”；1990年代，歐洲以“榜樣帝國”的形式出現；千禧年代則是中國崛起，準備取代美國。
約菲認為這些“狼來了”的警告大多被曆史證明為毫無根據。1960年約翰•肯尼迪總統警告美國處於“導彈缺口”之際，美國實際上擁有數千枚核導彈，而蘇聯可能隻有四枚。在1980年代，保羅•薩繆爾森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仍然認為蘇聯經濟將超過美國，1987年耶魯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仍在警告美國“帝國過度擴張”，但1989年蘇聯解體了。隨著1990年代的到來，亞洲專家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預測日本將超越美國，而日本很快開始了“失去的20年”……
約菲認為中國具有日本和早期“亞洲老虎”經濟所缺乏的優勢。它的後備軍隊更大，它有一個龐大的人口。但約菲認為在人口統計學上，中國麵臨人口老齡化的風險。“戰爭預算約為7000億美元（不包括退伍軍人支出）的美國仍然占世界軍費開支的40％以上。即使我們假設中國10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翻一番，人口增長緩慢也不會很快使中國能夠取代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力量。”
中國也不能在教育方麵與美國相匹敵。它可以將有前途的年輕科學家送到美國頂尖大學，但約菲說，大多數在美國獲得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的外國人往往會留下至少五年的時間，其中包括92％的中國人和81％的印度人。“無論是通過創業還是通過研發來衡量，中國都無法發展獨立的科技文化。盡管有人預測政府主導的創新是（中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道路上的‘中轉站’，相反地，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比例反而增長。與此同時，中國製造零件在其組裝和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中的份額已經下降。”
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與它所攻擊的“衰落主義”利用同樣的煽情手法。他把美國近十年麵臨的挑戰如2008年金融危機，視為固定周期性的現象，未能提出為何有必要重新審視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對中國科技投入的分析仍有許多積累的刻板印象。
基辛格基本上同意《美國衰落的神話》的看法。他在《世界秩序》（2014）中推崇的世界秩序是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模式。他認為當今的國際局勢接近於歐洲在1618年至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時的情況，當時在歐洲進行的談判反映了“多種政治單位，沒有一種強大到足以擊敗所有其他政治單位，許多政治單位堅持矛盾的哲學和內部實踐，尋求中立的規則來規範彼此行為並緩解衝突。”
麵臨當今世界的動蕩，當歐洲似乎更關注內部問題的時候，基辛格認為美國在中東和亞洲等地區作為“平衡器”繼續參與世界舞台至關重要。他看到當今世界退回到霍布斯式的蠻荒自然狀態的不祥跡象：似乎除了戰力優勢之外，沒有共通法則。即便如此，基辛格強調 “堅持並且近乎絕望地追求世界秩序的概念”的重要性。
比基辛格樂觀的是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的宗師約瑟夫•奈。他在《美國世紀結束了嗎？》（2015）一書中主張至少在21世紀的前半葉，從經濟、軍事和軟實力的三種權力資源來評估，即使中國的GDP趕超美國，美國仍然將維持“世界首位”的地位。奈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軟實力”的觀念。
他首先挑戰的是“美國霸權”的觀念。在他看來，由於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集中在一群誌同道合的國家，這些國家不到世界的一半，美國不能被真正視為全球霸主。盡管如此，美國幾十年來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且可能會以新的和不可預見的方式繼續參與。和大英帝國有別的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勢力不是靠殖民主義，“聯盟和非正式網絡是資產，而殖民地是負擔。”
他承認美國確實在1945年之後在世界上扮演了主導地位：二戰對許多國家的破壞，意味著美國產生了近一半的全球GDP，這個扭曲的數據一直逐漸向下調整到1970年，當時美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降至戰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是，從政治或軍事的角度來看，世界是兩極的，蘇聯平衡了美國的力量。實際上，在此期間，美國往往無法捍衛其利益：蘇聯獲得核武器; 共產主義拿下了中國、古巴和越南的一半; 朝鮮戰爭陷入僵局;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受到壓製。
還有一些人認為霸權是控製最多權力資源的同義詞。現代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與美國一樣多的全球軍事力量。然而有些評論家認為美國正在跟隨英國的腳步，成為最後一個衰落的全球霸主。奈認為這種曆史類比雖然越來越受歡迎，但卻具有誤導性。
英國從來沒有像今天的美國那樣具有統治地位，它保持了與排名第二和第三兩個艦隊合起來旗鼓相當的海軍規模，其“日不落帝國”統治了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類。但英國和當代美國的相對權力資源存在重大差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在軍事人員方麵僅排名第四，在GDP方麵排名第四，軍費開支排名第三。
同樣，奈認為那些愛說1945年之後的“美國霸權”的人，沒有注意到蘇聯在40多年裏平衡了美國的軍事力量。雖然美國擁有不成比例的經濟影響力，但其政治和軍事演習的空間卻受到蘇聯的製約。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的美國“獨霸”。
因此他認為“美國首位”比“美國霸權”更能說明美國在世界秩序的地位。
奈引用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認為人類從未有過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世界秩序本身就是一個滑稽的術語。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促成了部分世界秩序。它雖然不完美，卻對全球公益發揮著作用，例如軍事力量的平衡、國際貨幣穩定和開放的貿易體係。美國海軍在維係執行海洋法方麵至關重要，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最後一個關鍵的貸方是美聯儲。
然而，盡管美國存在許多問題（並且一直存在），美國並不像古羅馬那樣完全沒有生產力增長。由於移民，美國是唯一在21世紀中葉前不會出現人口下降的主要發達國家; 美國對能源進口的依賴不增反減；美國站在塑造本世紀的主要高新科學技術（生物、納米、信息）的最前沿；美國的大學在世界排名中占據主導地位；美國擁有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盟友和聯係。
奈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國家（包括中國）能夠在整體實力上超越美國。美國麵臨的真正挑戰可能被稱為“其餘部分的崛起”。盡管新興市場的增長不太可能創造一個超越美國的單一挑戰者，但這些國家不斷增長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更加複雜的全球格局。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麵對更多的參與者、更多的目標和更多的問題，領導力的問題在於如何能讓每個人都坐在桌旁，仍然能夠付諸行動。
雖然美國的領導地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在解決新的跨國挑戰方麵取得成功將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美國將繼續保持權力平衡的核心，美國領導層將繼續關注公共產品的生產。但是未來的自由世界秩序將與1991年“冷戰”結束時的情況截然不同。
特朗普和美國式世界秩序
特朗普的執政把對美國式世界秩序的爭論推到了另一個高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輿論和學界對世界秩序與自由主義的去向和未來絞盡腦汁，辯論反映出高漲的熱情和普遍的焦慮。但阿查亞認為這種焦慮中的一些根據其實是錯誤的：特朗普是自由秩序衰退的一個“結果”，而不是自由秩序衰落的“肇因”。
2016年11月10日（特朗普當選後的一天），阿查亞在接受《外交家》訪問時表示：特朗普不太可能扭轉美國世界秩序的衰落，這種衰落的根源在於長期結構性因素，如權力分散、複雜跨國威脅的增加、以及全球治理的分裂。特朗普的當選沒有帶來任何改變。
特朗普當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自由秩序的一些所謂的好處，包括經濟相互依賴、自由貿易、甚至多邊機構的好處，都不能讓美國大部分選民買單，特別是那些一直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到擠壓的人，如一些中西部和鐵鏽帶選民。他們不再願意相信自由主義秩序對美國有利，而特朗普利用了這種情緒作為他的政治基礎。
與此同時，西方俱樂部，特別是自由派俱樂部的各種問題，越來越突顯。由於歐元區危機和英國脫歐，歐盟陷入了相當嚴重的危機。美國對全球化的支持實際上一直在下降; 美國大選之前的一些民意調查已經證明這個趨勢。
阿查亞認為特朗普可以加劇危機，但他不能重建美國的地位，回到原來的位置，比方說二戰後的全盛時期。“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並沒有準確地指出：與什麽時期相比，再次偉大？把美國帶回到1940年代和1950年代、1960年代，還是別的時期？但是要說特朗普可以讓美國成為霸主，意味著在經濟、軍事和軟實力方麵擁有統治地位，阿查亞認為這一切都是不可能。
特朗普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但他不會采取標準的自由主義方法讓美國再次偉大。他認為他可以通過主張美國的權力、單邊主義以及一些與自由主義秩序的基本原則和製度相悖的政策來做到這一點，但是對阿查亞而言，特朗普已經開始把自由主義秩序推到臨界點。事實上，特朗普已經加速了自由秩序的崩潰。
在對特朗普的評估上，奈的看法與阿查亞類似，但是奈認為美國可以克服特朗普對“美國首位”的破壞。奈今年2月在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了《唐納德•特朗普與美國軟實力的衰落》一文，他引用蓋洛普的數據，在134個國家接受調查的人中，隻有30％的人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對美國持讚成態度，比奧巴馬總統任期以來下降近20個百分點。
奈認為政治領導人早就應該理解能夠製定議程和確定辯論的框架所帶來的力量。“如果我能讓你想要做我想做的事，那麽我就不必強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如果美國代表其他人想要遵循的價值觀，那麽它可以節省大棒（軍事力量）和胡蘿卜（經濟力量）。軟實力的吸引力可以使硬實力的力量倍增。”
特朗普鼓吹振興美國，但他反複無常的行徑，特別是對於過去友邦的敵對態度，讓人認為他代表美國想要從世界秩序撤退。其實我個人並不以為然，實際上他代表的是美國思維的一極，而且他的優先次序改變了，不願意用掏腰包的方式來維持世界秩序，或是老大的頭銜。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海斯在《混亂世界：美國外交政策與舊秩序危機》（2017）一書中指出，世界秩序需要一個新的操作係統，美國應該積極解決內部政治功能失調、債務不斷上升、以及對於美國與世界之間關係的性質缺乏一致意見等問題。
但是對於反對美國衰落論的學者如奈來說，美國軟實力的最大來源之一是其民主進程的開放性。即使錯誤的政策降低了它的吸引力，美國自我批評和糾正錯誤的能力，也使其在更深層次上對其他人具有吸引力。“美國也幾乎肯定會克服特朗普對美國軟實力的破壞。鑒於過去的經驗，我們完全有理由希望美國在特朗普之後恢複其軟實力。”
從“美國秩序終結論”者和“美國方興未艾論”者之間的辯論看來，對美國前景的持續焦慮和警惕，可能是造成美國持久力量的文化力量之一：美國人不僅沒有因為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是不斷地、甚至近乎神經質地反思他們的社會結構，尋找需要修補的破綻。
中國在全球的貿易順差大概是1-2%，滿足世貿合理要求，跟與美國的順差是天地之別。出口大部分中低層產品，最關鍵的作用是就業，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麽願意出錢給全世界送東西的原因。
但這產生的矛盾不僅僅是與美國的，也是跟其他地區的，因為大家都要就業，中國轉內銷是目前的方向，已經試了多年了，很難。
中國衝擊（The China shock）最權威的研究是我上麵引用的Autor-Dorn-Hanson，我知道大家知道的沒幾個人，但是現在的說法是即使Autor-Dorn-Hanson不能美國的問題全部歸咎於中國，甚至美國是否真的因中國而（整體）失去就業也沒說清。
簡單的估計，美帝藍領工作產值的減少就是中國製造業工作產值的增量。
“淳樸當局其實對局麵是誤判，班子無能也好，無可奈何也好，中國經濟對比美國差多了，但美國出口對中國經濟影響不是致命的，據經濟學家估計，大概影響到總產值的0.5到1.0%左右，中國能承受。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柱是投資和房產，貿易成了小頭，中國最近的內銷也達到總產值的六成左右，如果不讀書，不讀報告，決定就是瞎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