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首先見見伊朗貿易：
（擊點放大）
《觀察者網》：習近平訪伊朗
中國“跳級”成為伊朗首個全麵戰略夥伴 習近平出訪創多個“第一”
《伊朗經濟財政部》
China is a strategic partner of Iran
這次習近平訪伊朗，沒有什麽大宗交易，我一年前的預測有點落空的樣子。在政治外交和整體經濟的框架裏，雙方定的調子都很高，“成為伊朗首個全麵戰略夥伴”，十年內將雙方貿易增大到6000億美元，從伊朗的角度，極大的事兒。
以前伊朗和歐洲較靠近，歐洲也是伊朗的主要貿易夥伴。核製裁以後，美國算是把歐洲擠了出去，中國是最大得益者。現在歐洲企業爭先恐後要趕回伊朗，而伊朗也到歐洲大肆采購：
《紐約時報》Rouhani Goes Shopping in Europe as Iran Enjoys New Economic Freedoms
《美國大眾電台》With Sanctions Gone, Iran Goes On A Shopping Spree In Europe
意大利180億美元，（法國）空客260億美元，德國下一站。
參見：
下麵是一些相關的評論、報道，有的是幾年前寫的。
《金融時報》
王文：伊朗十記
2012.03.07
【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媒體人王文在伊朗訪問期間做的筆記。2月9日－16日，王文赴伊朗訪問，參加了伊朗革命日33周年的集會，見證了戰爭陰雲密布下德黑蘭的真實局勢。對此，他寫了“伊朗十記”，就伊朗的諸多熱點問題，從各個側麵做了評論。】
（一）在去德黑蘭途中的反思
剛才走進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飛機機艙時，同行者S與我幾乎同時驚歎，“飛機還挺大的嘛。”其實，這架飛機也夠不上A380的級別，是屬於3－4－3座位的正常的國際航班大小。感歎伊朗的飛機大，主要是因為半個小時前我們在候機時都一致認為，這可能是一架“小飛機”。
頓時，我發覺，對伊朗這樣受爭議的中東、發展中國家的輕視與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國人的骨子裏，以至於我們看到的東西很多時候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行前在家準備行李時，我與家人說：“我挺緊張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們都盼著你平安回來呢！”
“我指的緊張不是那種害怕不安全的緊張，而是行程沒有準備充分的緊張”。我答道。
雖然這幾天我惡補了一些伊朗知識，但是對伊朗陌生感的慌張仍是明顯的。這與我去歐洲、美國和日本那些發達地區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像我這樣的國際新聞人，報道歐美日就像是吃飯一樣，而評論伊朗就像是嗑藥。這個藥隻適合於特定情況下才“嗑”，比如戰爭、衝突、恐怖主義事件。但報道美國、日本、歐洲時的新聞卻很寬泛，從娛樂體育到政治經濟，從社會文化到軍事地理，在這些信息偏好下，中國人對美國日本的了解，許多時候甚至強過對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環球時報》過去10年的報道資料，發覺大約90%關於伊朗的新聞都與對美博弈、戰爭、以色列、恐怖主義、危機、威脅等負麵關鍵詞有關，關於文化、經濟、社會的少之又少。我相信，這不是特殊的《環球時報》現象，而是出於中國讀者偏好而出現的中國媒體“爭議國家偏執症候群”。這些國家還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鮮、利比亞、委內瑞拉等。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髒、亂、差”基本上就是爭議國家的主題。而這些國家的爭議又基本上來自於對美衝突，以及歐美媒體對它們的報道。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際信息潛意識與美國的邏輯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幾個小時發了一條“要去伊朗采訪”的微博，一小時內就得到了上百條的評論，但幾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這些微友的關心，但這個現象不正說明，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伊朗是一個不安全的動蕩國家嗎？
到機場前的兩小時，我在辦公室。小T送來樣子，我說不用給我了，我準備出發去機場了。她的送別詞提醒了我：“我許多去過的朋友都說，伊朗比想象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東問題專家也這麽告訴我。這也喚起了我五年前采訪一位阿拉伯人時的記憶，他向我抱怨，你們中國記者老喜歡用“中東動蕩”這個詞，其實，所謂的動蕩隻是非常小的區域和很特殊的時刻，中東絕大多數地方都很安全，很詳和。
這段回憶的喚醒，讓我一下子羞愧與自責起來。我們這些國際新聞人在無意識中當了歐美日等國家的“宣傳部幹事”，我們每天做得工作是大量地轉引歐美日媒體的報道，效仿歐美日的媒體口徑，拷貝他們的思維邏輯與話語表達，久而久之形成了對歐美國家的“顯性崇拜”，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隱性歧視”。比如同樣是民眾上街抗議，在歐美國家我們會稱之為“（違法的）騷亂”，而在發展中國家我們就稱之為“（正義的）革命”；同樣是大規模的犯罪審判和警察槍擊，在歐美國家是“（正常的）法治”，在發展中國家就是“人權侵犯”或“專製統治”。
我不知道這種偏視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幾天前，澳門大學吳枚教授發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題是“符號競爭”。她認為，現在輿論信息本質上是“符號”，在全球輿情的“符號市場”上，每個觀點、報道內容都是產品，而中國是“知識赤字”，我們全盤引進由歐美媒體日常製造的符號，漸漸地，我們不知不覺地就被“洗腦”了。這樣的判斷與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價值的。
在價值觀日益分裂、甚至左右兩派之間變得沒有公約數的中國輿論場，這種趨從――如果不是“屈從”的話――歐美軟實力的“符號”弱勢，是我們當下所必須自省的。
“符號趨從”導致我們很難確立基本的“自主判斷”，更難奢談自信。一出事，我們的第一反應就從消極、負麵、肮髒的方向去思考。就像兩天來王立軍案發生後，出現了兩種版本，一種是“叛逃”，一種是“抑鬱症”，但絕大多數人都會下意識地選擇相信前者，盡管沒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麽。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爭議國家，我們在骨子裏就認為那是一個動蕩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壞事，但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可能有優秀的文化、平靜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這幾天我讀紮比胡拉•薩法寫的《伊朗文化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時，驚訝地發現，古伊朗文化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發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禮拜日”、聖誕日、複活節的確定都可能源於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們對伊朗的意識存在太多空白了。這些天，凡是我與朋友談起要去伊朗，對方都會很羨慕的樣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於認為，伊朗是很難去的國度，但有誰會想過，伊朗在2011年夏季開始就已簽署成為中國的旅遊目的國，是屬於中國人落地簽的國家了呢？有多少人會相信，去伊朗的簽證比去美國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為什麽突然會有這樣的反思，可能是這架讓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飛機給我的靈感。此時，“空少們”送吃的來了，我開始仔細觀察伊朗空少們，和歐美差不多的外貌、製服、專業的英文，還有豐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們了。我暗暗告訴自己，我對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剛剛開始。
（此文記於2012年2月10日北京時間淩晨1點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二）能讀《洛麗塔》，而且“悶騷”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隨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麽他一定錯了；如果西方媒體裏在報道伊朗是一個“壓抑、封閉的國度”，那麽西方媒體錯了；如果你在伊朗要是別人勸告或西方媒體，那麽，你就的大錯特錯了。
到德黑蘭的第一天，我曾“大錯特錯”過，看著“波斯女子多為美人胚”的傳言得到驗證，但我卻一直沒有“下手拍照”，直到當天午餐，有四個時尚大方、衣著豔麗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猶豫了五分鍾才敢問：可以給你們拍張照嗎？對方的回應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鍾後，她們就配合地擺出優雅的姿勢，盡情“享受著”我與隨行朋友們的鎂光燈。從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們這些外國人遊伊朗的重要內容，而且我發現，幾乎所有伊朗女子都會爽快地答應被你拍，還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時“偷拍”被發現，對方也會立刻笑一笑，有的還會擺個靚麗的姿勢。這要是換成在中國，可能很多女孩會皺眉、警惕或者迅速離開。
拍照隻是我們“伊朗豔遇”的開始。接下來的“好事”還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來接待我們，當有人誇她時，她用流利的中文笑著回應：“要不要給你介紹一個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讓人聯想起在中國國內男女之間相熟後的調侃。年輕伊朗司機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單詞量非常有限向我表達：有幾個女朋友，“很煩惱”，還手舞足蹈地筆劃了一些葷段子，講得眉飛色舞，還指著慫恿我偷拍邊上一位豐滿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從道聽途說、西方媒體、在中國僅有的幾本伊朗書籍中學到的，幾乎都是錯的。那本翻譯成中文的英文熱銷書《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把《洛麗塔》的意義引申到受極權政府統治的伊朗，但我在一個小書店就輕易地發現放在顯眼位置的《1984》，還有什麽書比它更批判極權社會呢？
我又想起了臨行前，采訪團裏一位女學者問伊朗駐華大使，要戴怎樣顏色的頭巾，怎麽裹之類的問題。大使笑答：無論什麽樣的頭巾都行，隻要圍在頭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蘭，頭巾僅僅是一種習慣，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裏麵總有色彩鮮豔的衣服首飾，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潛藏著奔放的內心。
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後，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沒有酒吧，關閉卡拉OK，娛樂業夜生活大大萎縮。社會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開放的首都德黑蘭，男人也不可能與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觸”。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發現，理論上會被判刑處以絞刑。
但是當地人說，你不會性壓抑。在法律上，你可以臨時結婚，隻要談妥，一兩天也行，隻要你是穆斯林，且對方是寡婦、離婚或單身。“還有妓女存在！”這是一位伊朗外交官坦率地向我承認的：“我們在掃黃，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難治的。”
德黑蘭的確沒有夜生活，人們一點都不寂寞。夜晚八九點的城市，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在忙著“浪漫”。我的朋友F告訴我：“有許多男男女女開著車上街，錯車相遇，彼此看上眼了，發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德黑蘭，私人診所非法墮胎的生意不錯，性用品也很暢銷。
於是，在伊朗的第一天，我就想起一個文章標題：“伊朗：一個‘悶騷’的國度”。我想寫的不是作為政教合一社會的伊朗“墮落”，而是想糾正伊朗“極度保守、沉悶、封閉”的成見。
我信奉眼見為實，在德黑蘭、伊斯法罕的大街上，我到處看到牽手、擁抱、促膝相愛的情侶。男人會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還指著某部汽車的大車尾箱與你調情：“你看，那是詹妮芙•洛佩茲（好萊塢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會微笑、招手甚至主動搭訕、要求合影。浪漫、優雅、激情這些仿佛隻適用於法國、美國的詞，我認為同樣是適用於伊朗。
在伊朗幾天，一起來的朋友常感歎印象與現實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國家的婦女熱情與開放得多”，這是集體共識，盡管後者在印象上更世俗化。在中東駐站數年、同行的知名媒體人馬曉霖的感慨很經典。他說，“伊朗人內心埋藏的荷爾蒙，絲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
這樣的描述在曆史與學術上也能得到回應。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宮，半裸女的壁畫存在了400多年，這在其他穆斯林國家是無法想像的；在一本名為《伊朗》的旅遊書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頁就是一副波斯美女照，圖片說明是：“伊朗是什麽？”“就是女子那黑色頭紗下火熱的心。”
其實，隻要重溫一下伊朗史，就會發現，伊朗人的“悶騷”其實更是一顆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過去1000多年，伊朗先後被阿拉伯帝國、蒙古、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俄國征服或入侵，屢屢遭受其他民族從未經曆過的悲情與壯烈。但是，這樣一個國土的東、南、西、北方都曾經受過外敵進攻、被數次亡國的民族，他們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卻從未中斷，在原地生生不息。
千年來，伊朗國土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文明都在慘烈的冷兵器征戰中失蹤絕種了，但唯獨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沒有一顆內斂堅忍卻又充滿韌勁、渴望強大自由的民族精神，哪個民族能在如此曆史縱橫中延綿不斷？想到這些，再探討它是全球唯一一個與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全麵對抗的地區大國，也就不會太困惑了。
（三）狂熱與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時的感覺是恐懼。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約30米處的觀禮台上，前麵是伊朗總統內賈德即將演講的地方，身後則是一望無際的人群。官方宣稱，有200－300萬人參加聚會，可能沒那麽多，但目力所及之下，盡是人群與伊朗三色國旗舞動的海洋。
在觀禮台與主席台之間，是整齊劃一的伊朗革命衛隊三軍儀仗隊，還有圍在四周的眾多聚會者，多半都是一二十歲的小夥子。觀禮台一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們就會熱烈地招手喊叫問好，要求對他的標牌照相，牌上大多寫著“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與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時差點被拉下觀禮台，幸好被身邊人拽住。但幾十個孩子再次湧來，在古蘭經音樂的伴奏下，邊笑邊嚷著要與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種演唱會中天皇巨星的感覺，但對於 “穩定是硬任務”的中國人來說，我的腦海中飛快地轉著：萬一有踩踏、擠壓、騷亂、恐怖主義事件怎麽辦？邊上維持秩序的警察怎麽那麽少？怎麽辦？怎麽辦？
但擔憂沒有發生，伴著震耳的呼喊與舞動的標語、肖像、國旗，我有點像上世紀60年代北京天安門集會的中國人一樣，開始與那些伊朗人產生了似曾相似的內心共振。
在內賈德演講前，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據稱有史以來第一次參加革命日現場遊行。他的講演極富鼓動力，“這個月這一天是我們的光明日”、“我們是勝利者”、“伊斯蘭會戰勝一切”，每一句都迎來響徹大地的群眾回應。每到高潮處，直升機便飛過主席台，向全場數十萬人群散下鮮花。哈馬斯與伊朗的親密關係，在此刻顯得渾然一體。
大約11點鍾，內賈德的出現使台下出現了巨大的騷動。內賈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禱告，幾分鍾後陳述他的政見。剛開始時人們還在聽，伴著內賈德魅力極強的演講詞藻而呼喊，但當內賈德開始講道，“我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們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是伊朗”等時，周邊的人群開始慢慢散去。演講大約40分鍾後，一半左右人群都已離開。快結束時，在離主席台最近的內圈，原本上萬聚會者竟隻剩下光溜溜的百餘名革命衛隊儀仗隊及少數圍觀者，以至於我可以走下觀禮台，單獨靠近內賈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儀仗隊也無一人阻攔。
我問隨行的伊朗外交官：“數十萬民眾來聚會，但總統演講還沒結束卻走了那麽多，是否說明許多伊朗人擁護霍梅尼，但對內賈德的政績不滿呢？”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隻是說：“演講快結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廣播很遠，他們在路上也能聽到。……總統也不忍心讓他的人民聽太久。”但同在觀禮台的當地記者悄悄透露，其實內賈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說的那麽好啊。內賈德演講剛完，革命衛隊儀仗隊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顧其他領導人還在做聚會終場的禱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場的人群中。
這場紀念1979年霍梅尼發動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33周年的慶典就這樣喧鬧中開始、悄然中的結束，分不清到底哪個是高潮，倒是讓我冷靜地思考那些混亂與擁擠的背後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宗教熱情與政治秩序。
同行的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黃平說，那不是宗教的狂熱，隻是人民群眾“覺得好玩”，有種娛樂慶典的色彩。人是社會動物，需要群居，需要儀式來釋放自我情緒，尋求認同與歸屬，所以伊朗的自殺率、抑鬱症遠遠少於社會發展指數全球最高的北歐國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麽作用呢？政治動員力？形式走過場？或者根本就沒有深入人心？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可能隻能留待宗教政治學去探究，作為一個遊曆觀察者，我所知道的僅僅是，33年來，伊朗每年都有幾次類似數十上百萬人的集會，幾乎很少發生踩踏或其他傷亡。如果可以比較，或許會得出這樣意外的結論：伊朗人街頭政治的參與規則與秩序意識，許多時候優於歐美國家在足球賽、罷工、大型集會動輒就會出現的騷亂、踩踏與鬥毆。西方許多媒體將伊朗這些場景視為“嘈雜、混亂與無序的社會”，但我卻認為，更應當從這些大型群眾聚會的背後，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觀與獨有的生活秩序。
（四）內賈德比奧巴馬安全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走到伊朗總統內賈德那麽近的距離。這個被一些美國媒體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並非那麽戒備深嚴，對人民的控製力也不是那麽嚴格。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檢關卡。在當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沒有受到任何檢查就過了前兩道，後麵兩道的安檢也是在觀禮人群的擁堵中“蒙混”過關。有同行者感歎，警察真自由散漫啊，這麽大的慶典安檢竟是如此地馬虎。沒錯，我就是這樣沒被摸過一次、測過一次地進入會場，站在了離內賈德演講台直線距離30米左右的觀禮台上。
大約四小時的慶典，內賈德的演講占了約1/3。同樣是幾十萬在場聽眾，內賈德演講台前沒有任何安全玻璃擋著，不像2008年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演講、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的講話，都是在防彈玻璃後麵進行的。
離內賈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衛隊的儀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動的小青年。大家把這個革命日當狂歡日來過，節日到了他們認為“最枯燥的”演講部分，青年們就紛紛無聊地退場而去，以至於最後20分鍾，我跑下觀禮台，用手機開始錄內賈德的模樣與演講的抑揚頓挫，那個距離就相當於他站在三層的露台上，我就在樓下抬頭觀望，而儀仗兵、周圍隱形的“安保”對我根本熟視無睹。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樓邊上散步，隨便拍了些地鐵站邊的小宣傳畫，結果不到10分鍾之內，受到了荷槍實彈美國大兵的三次盤問，兩次要求把相機裏的照片打開給他們看。
我研究生的專業是世界政治，專門上過美國政治的課，我可以找到無數的學術論據證明美國比伊朗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繁榮。但就在我拚命拍內賈德的瞬間，所有的論據都無法說服我，內賈德的確比奧巴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國內也是這樣。
德黑蘭人還告訴我，他們知道內賈德的許多“內幕”：他住在哪條街，住著近半個世紀久的老房子，三居室，開著老爺車。有當地人還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內賈德自己開車，自己還別了他一下，然後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羨慕奧巴馬，這個移民黑人的後代如何實現“美國夢”，短短從政12年之間就當上了總統，但幾乎沒有人知道，內賈德也是鐵匠的兒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與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個“伊朗夢”嗎？兩者的區別可能是，內賈德49歲當上的國家一把手，而奧巴馬是47歲。
如果還要找兩者區別的話，或許還有：內賈德至今還是一個窮小子，他的存折裏沒有什麽存款，他拒絕住進豪華的總統官邸、拒絕使用總統專機，“始終與人民在一起”的競選口號在他過去六年的任內堅持的還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選票連任成功，但奧巴馬的“改變”在哪？今年還能有像2008年那麽高的得票率嗎？還真是很難回答。
我不是內賈德的擁躉，我隻是說一些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在西方媒體中沒有報道過的事實。這些事實還表現在行政機構，我去過美國、英國、日本的外交部，當然還有中國的，到上述國家的外交部大樓，可以看到站崗的警察，需要登記，給你配帶出入證，進去後不能亂拍照。但伊朗外交部是一個由九座樓組成的院子，像中國的某類職校，我沒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換出入證，走在大院內，一路走一路拍。
的確，如果站在“普世價值”的角度，我們有無數理由痛斥伊朗這個國家的偏執、瘋狂、非理性甚至還有邪惡軸心、流氓國家，但下一問題是，這是誰告訴你的？你親眼見過嗎？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證明了傳播學中的“信息貧瘠論”：即使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麵的，我們還倚重於那些具有強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於我們思想與觀念的貧瘠絲毫沒有強於一百年前，甚至古代。這裏的懸念是，到底哪裏來的強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蘭市中心幾乎是唯一一個的購物大廈裏，我們看到了伊朗被製裁30多年後難得見到的琳琅滿目商品。隨團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這哪是朝鮮啊，比朝鮮好多了！我於是問，誰告訴你要把伊朗與朝鮮相提並論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應過來，“它們不都是美國的敵人嗎？”
（五） 美國實力VS伊朗尊嚴
在德黑蘭，我至少五次問伊朗官員、媒體人、學者、普通老百姓，為什麽穆斯林國家中隻有伊朗那麽全麵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們是獨立的、有尊嚴的國家！”類似關於“尊嚴”的回應我時時遇到，在號稱“伊朗矽穀”的帕德布科技園，我追問一位科技官員核計劃的事，他激動得說：“為什麽美國、以色列有那麽多核武器沒人追問，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會被質疑呢？”
在伊朗國家電視台，英語新聞部主管侃侃而談伊朗媒體人追求真相、塑造國家軟實力的責任感與事業心。然而，當問及一些新聞報道悖論，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內賈德總統演講未結束，就有半數民眾離場，作為國家電視台，是否會報道這個真相，還是選擇國家利益，向世界傳達伊朗人民團結一致的畫麵時，艾瑪德同樣變得激動。他說畫麵就在那裏，觀眾自有判斷。伊朗沒有新聞審查，西方媒體的報道理念有很強烈的雙重標準，等等。
這些一碰就著的激動，讓人懷疑伊朗人是不是有點“小國沙文主義”的味道？
問題是，伊朗是小國嗎？可能在愛稱自己是“大國”的中國人看來是這樣，但中國人不會去想，伊朗的麵積是西歐八國(英、法、西、葡、愛、比、荷、盧)的總和，人口與德國大體相當，在世界上國土麵積、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蘭是西亞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2010年伊朗GDP在世界排名第26位。所以，我在德黑蘭談起戰爭的問題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們沒有那麽容易被征服。”
的確，我堅信，伊朗還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亞，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馬。我的感覺是，如果美國真要進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70年代的越南，美國可能會贏，但占不了什麽大便宜。
事實上，整個國際關係理論都應該為伊朗與美國的對抗而改寫。因為，在世界曆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對抗的，都應該是“列強”級別的。但在西方視野裏，伊朗顯然不是。頂級國際政治學家巴裏•布讚在其代表作《美國與諸大國》中，連一次伊朗都沒有提。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論也沒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幾乎所有美國大戰略家的書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憐，甚至可以用“提幾次”的等級來形容。
西方學術大師思考的都是從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的西歐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摻雜進日本的亞太史，穆斯林世界沒有進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們的研究視野。“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眼睛。
所以，美國人從沒料到，怎麽可能會有一個如此“小”的力量敢與我叫板，就像他們從未預測到冷戰會以蘇聯解體的方式結束，金融危機會大規模的爆發，中國會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樣，西方學術的短板在過去20年裏被暴露得隻剩下的一條遮羞的內褲了。20年來，美國人先躺在“曆史終結”的勝利床上暈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義力量折騰了十年，這期間隻是把伊朗視為一個“邪惡軸心”和“邪惡”力量。這樣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國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隻剩下無知了。
但伊朗遠比美國顯得更有邏輯。主管中東事務的伊朗副外長侯賽因•阿米爾－阿布杜拉希揚明確對我說，2011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視為繼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眾反抗薩達姆、巴勒斯坦人民尋求尊嚴與獨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伊斯蘭民眾覺醒運動。他們尋求宗教尊嚴以及相對於西方霸權的民族獨立，認為“伊朗是所有中東國家的榜樣”，應當像伊朗那樣尋求於伊斯蘭的自我解贖與尊嚴。
這是我從沒有聽到過的邏輯。在這個邏輯中，新保守派在美國的“無知”顯然在奧巴馬時代繼續。美國似乎沒有意識到中東國家的社會覺醒，還想繼續主導中東局勢，幹預各國國內政治，變相地花穆斯林的錢，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幾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揚的話說就是，“在尊嚴與屈服麵前，我們隻能選擇尊嚴。”
或許美國人真該聽聽另一位伊朗外交官與我的聊天，他說，2000多年來，雖然伊朗的東、南、西、北都曾受過外敵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脅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後的伊斯蘭崛起，伊朗更希望擺脫美國消費主義、資本主義、世俗主義的霸權。伊朗人並不仇恨源於西方的現代文化，但反對西方尤其是美國那種居高臨下、預設立場式的談判與教訓。
在革命日的現場，我真的感受到“尊嚴”在伊朗人中的含義。一望無際的人群中，除了霍梅尼與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外，最多的標語就是“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在約四個小時的集會中，這兩句口號喊得最震耳欲聾。或許還有人會批評我，在蘇聯、在伊拉克、在利比亞，這樣的震耳口號都有過，結果是怎樣？
好吧，那我隻能說，走著看吧。但一定要記住，“伊朗VS美國”是在中東地區的一場“小冷戰”，雙方的博弈不隻是實力之爭，而是“美國實力VS伊朗尊嚴”。尊嚴有時會讓實力加分，就像是讓運動員吃了興奮劑、讓饅頭加了添加劑一樣，人們會說那是公平競爭不允許的，但問題是國際政治博弈什麽時候公平過呢？
（六）即將到來的伊朗戰爭？
2012年伊始，美國著名學術期刊《外交》刊發了以“攻擊伊朗的時刻到了”為題的長篇論文，斬釘截鐵地認為“要麽現在發動進攻，要麽以後遭殃”。這篇文章引起了隨後一個多月歐美學術界、媒體界的跟風，後者紛紛斷定2012年是伊朗問題決定性的一年。歐美對外發動戰爭向來遵循“糧草未動，輿論先行”規律，伊朗戰爭似乎真的要開始了。
但筆者在伊朗卻絲毫沒有大戰來臨的緊迫感。在德黑蘭市北的厄爾布爾士山，許多當地人在滑雪嬉戲，山頂欣賞城市全貌的茶餐廳裏人滿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擁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過之而無不及，加油的車輛一字排開上百米但沒有加塞；各個博物館裏遊客熙熙攘攘，偶爾還能見到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電影院外常看排隊進場的觀眾。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鬧市區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還不錯。
曾在2003年戰爭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訴我，如果要備戰，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崗，兩步一哨，空中不斷有戰機駛過，街上常會有裝甲兵團調來調去，警報有時也會響起。享受長期和平的中國人對備戰已經沒有記憶了，正如我們在德黑蘭感受到的一樣。
在德黑蘭，我問一位生於美國但在伊朗工作的電視主持人，戰爭發生了，你會怎麽辦？她笑著說，你這是FBI的問題啊。然後慢條斯理地解釋，美國不會那麽做，那樣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現在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戰爭會讓整個世界陷入災難，美國不會這麽愚蠢。不隻一位德黑蘭民眾也都這麽想，美國對戰爭的口頭呼喊大大高於實際行動，所謂“戰爭陰雲”隻是輿論戰。
目前美國人伊朗劃了兩條紅線，一是伊朗擁有核武器，二是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但現在遠沒有到那個時候。伊朗不會尋求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連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那麽困難時，伊朗都沒有封鎖過霍爾木茲海峽，現在更不會主動封鎖。內賈德反複宣稱，伊朗不會尋求擁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下進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國企業家也承認，伊朗缺少發展核武器的決心。所以，美國遠沒有找到突襲、進攻或發動一場大規模對伊朗戰爭的理由與準備。
反美主義者會認為，伊朗有沒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國說了算。美國想打，誰都擋不住？但美國真想打嗎？五六年前，伊拉克戰爭剛偃旗息鼓，就傳聞會有伊朗戰爭，當時中國駐伊朗人員一度都準備撤退了。但伊朗戰爭始終就像“狼來了”一樣，喊得越多，反而更不會讓人相信。
道理很簡單，伊朗是“狼”。如果滅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國及其軍火，就會趕走美國。美國隻是“馴狼”，而非“殺狼”，美國想擴大伊朗威脅，製造阿拉伯人的恐懼，永遠保持中東世界的平衡。隻有失衡時，美國才會動手，比如1991年薩達姆的瘋狂。
由此看，美國的伊朗政策隻是全球“離岸平衡手” (off-shore balance)戰略的一個濃縮。就像平衡中國與日本、印度與巴基斯坦、北約與俄羅斯。平衡伊朗與阿拉伯世界將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長期核心。當然，它現在對伊朗做的，無非隻是以壓促變，通過製裁強迫伊朗屈服，讓它變乖一些，變老實一些。
接下來的疑問在於，這些對伊朗的製裁有用嗎？英國《獨立報》在年初刊發過一篇題為《製裁隻能深化伊朗危機》的文章，其中指出：“將伊朗妖魔化隻能說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國盟友對伊朗政權更迭而不是德黑蘭核計劃更感興趣。”文章還提到，“製裁令伊朗人陷入窮困，50萬兒童死於製裁”。事實上，製裁引起的非人道主義後果還很多，比如，伊朗30年來無法更新航空設備，導致機型老舊，25年來15架民運飛機墜毀，1700多人喪生。
就像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詩，在德黑蘭，我看著該有錢的照樣有豪車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裏露出的褲、鞋又顯得陳舊、過時，一種辛酸感不覺而生。美國的製裁，到底是製裁誰呢？
美國人會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是在反對伊朗的“獨裁”。伊朗是否獨裁，權且不論。但“獨裁”不會利於平民的福祉，“製裁”同樣不會。國外的強權與國內的強權，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麽？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學悖論啊。
（七）以色列與伊朗的漣漪
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駐格魯吉亞、印度使館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時間指責是伊朗所為，伊朗則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幹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參讚氣憤地說，這就是以色列“苦肉計”，他們以前常這麽做，為的是打造悲情，製造伊朗與中東國家的緊張關係，強化西方對伊朗的政治壓力。但這種計策太“拙劣”，現場沒有以色列人傷亡。以色列想以這種方式與伊朗鬥，是占不到什麽便宜的。
那種咬牙切齒的勁兒，就像伊朗與以色列有著不共戴天的世仇。但這又是一個錯覺，正如誤以為伊朗是邪惡的國家一樣。
在亞馬遜網站，幾個月前出版的《在獅子的陰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書非常暢銷，講的是二戰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實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賽因•薩爾達裏的伊朗駐法國外交官，在1941年冒著巨大風險躲過蓋世太保的眼線，簽發了1000多本猶太人護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猶太人。
撰寫這本書的是伊朗裔美國人法裏博爾茲•穆赫塔裏。他估計是受了伊朗電視劇《零度轉向》的啟發。2007年，這部電視劇在伊朗電視台熱播，講的就是原型來自於薩爾達裏的故事。當時國際上一陣熱議，因為總統內賈德不久前剛說完“要從世界地圖裏抹去以色列”。
一位記者追問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的內賈德瘋狂言論與《零度轉向》的關係。內賈德的回答是：“我們熱愛所有的人民，我們是猶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許多猶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轉變》編劇兼導演法特希也公開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觀地將普通猶太人和以色列政權區分開來。”
在我這樣的第三國人看來，那些話恐怕不能視為謊言。
阿拉伯國家常常指責什葉派的伊朗不包容，很褊狹，但事實是，伊朗是世界上猶太人數量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在伊朗，波斯人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庫爾德人占5%，除了猶太人外，還有阿拉伯人、巴克台裏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庫曼人等少數民族。很明顯，這是一個“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國家，超過絕大多數穆斯林國家。
常識告訴我，伊朗對待其國內猶太人的態度，不會低於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記載，早在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時，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就下令遣返了4.9萬猶太人。
伊以關係真正變壞，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後，伊朗認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義的“走狗”與工具，以色列是“毒瘤”，於是才有了兩國交往“冰河期”。換句話說，波斯人與猶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惡的無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們彼此間沒有戰爭與其他武力衝突，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與宗教往來。
我有點懷疑，這些年，伊朗與以色列除了雙方高層過把嘴癮的狠話之外，相互之間的民族隔閡，是否比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更深？這兩天，就是為了名古屋市長的一句否認南京大屠殺，中日邦交40周歲的生日都大有不過的趨勢。
換句話說，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於“金婚”，但雙方過得並不開心；而以色列與伊朗連戀愛都不是，雙方都放了要對方死的狠話，但內心卻常有漣漪之波。畢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總統卡察夫、前國防部長莫法茲等許多以色列精英，都是來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猶太人高層的祖國啊。
對於伊朗人來說，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了解以色列，遠甚遠其他阿拉伯國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說，2006年、2008年以色列曾與黎巴嫩、巴勒斯坦兩次衝突，都被“打敗了”，以色列的軍力根本不行！過去半個世紀，阿拉伯人屢屢敗給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這個邪。
伊朗人的自信或許是有理由的，雖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國土麵積小，沒有戰略縱深，對於伊朗的導彈打擊，以色列沒有還手之力。那麽，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戰”的聲音，一位伊朗學者說，那是他們的政治表演，他們像向歐美施壓，製造“如果歐美不動手，以色列將會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遠未到災難臨頭的地步，為何要引火燒身呢？他說，據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進攻伊朗，遠還沒有進入議事日程。
（八）德黑蘭的屋頂
寧靜的屋頂，柔和的月光，朦朧的人影，懵懂的戀情，在小說《德黑蘭的屋頂》中，伊朗裔美國作家馬赫布•薩拉傑用清新筆觸，講述了1970年代德黑蘭青年在夜幕降臨後站在屋頂大喊，表達反對政權、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這部小說出版後，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讓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
我在德黑蘭，看到的市貌與小說裏的差不多，有歐式的咖啡館、西式的著裝、西方來的電器與汽車、美國的音樂，但從沒有聽到屋頂上的呐喊，這多少讓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歐洲人讀了高行健小說後再來中國，同樣會發現一些相似之處，但肯定也會有找不到“靈山”的茫然。
不過，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鬧市區，兩位衣著時尚的年輕情侶走近作為外國人的我，悄聲用英文說了兩遍：“這裏沒有自由！這裏沒有自由！”然後暗暗揮舞V字手勢快速離開。我問一位伊朗學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對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權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兩者主要差異是對西方的態度，共識則都是維護伊朗體製。
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當選總統，提出與美國的“文明對話”，一度緩和了伊美關係。但“9•11事件”後，小布什總統迅速將伊朗劃為“邪惡軸心”，否認伊朗選舉的合法性，指責伊朗庇護“基地組織”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義行為”，這等於煽了以哈塔米為首的改革派一個耳光，伊朗國內保守派趁機上台，伊美關係急轉直下，惡化至今。
在伊朗革命日天，巴列維王宮門票免費，許多當地人前來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時推翻的老國王的故居。有當地人說，伊朗人多多少少有點懷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時期。不過，當問及是否願意回到巴列維王朝那樣西化、與歐美國家親密無間時，三位德黑蘭人都迅速回答：“不！”
懷念巴列維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為2011年底以來西方的新一輪製裁，多少讓伊朗人感覺到水漫脖頸。2月中旬，美元兌伊朗貨幣裏亞爾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購物時，商場通常都以1：17000來折合商品的美元價格。伊朗實際失業率已高達20%，通脹率達成40%，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據。在德黑蘭，1公斤羊肉的價格是25美元，幹巴巴的饢每個1美元，稍像樣點的餐館人均消費至少20美元，但德黑蘭普通人的月薪不過300－500美元。這樣的經濟狀況多少讓城市居民有對內賈德的抱怨聲，所以才會出現內賈德革命日演講一半左右聽眾退場的現象。不過，對於西方的製裁，我們在德黑蘭的司機是樂觀的：“製裁下的生活雖然很難受，但我們伊朗人早就習慣了。”
的確，被西方製裁了30多年，德黑蘭隔幾百米就有爛尾樓；離機場不遠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隻完成了一半；馬路多是雙車道；高樓、新樓不多；沒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樣的購物中心，最繁華商業區多數是百餘平米左右的商鋪，商品種類也不多；大多街道兩旁都有明溝，淌著山上雪水或汙水；路上跑的汽車基本都相當於中國國內10萬元左右的中低檔車。對習慣了城市麵貌日新月異的中國人來說，這些街景很容易讓人想起15年前的中國。但一個事實是，人口1600萬的德黑蘭，仍是西亞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
在伊朗的每一個小時，我都能小本子記下觀察到的細節，各種關聯式也在腦海中生成：引進西方文化≠向往西方體製，對政府表達不滿≠反對現存體製，反對體製者≠伊朗主流。
這些複雜的不等號，美國人似乎並不懂。30多年來，他們對待伊朗的方式是簡單而粗糙的，植下的隻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國人內心的“打倒美帝”一樣。很少有美國人相信，讓“美帝”變成“美麗帝國主義”的路徑，從來不是靠強硬或製裁。歐美想以製裁、戰爭威脅、依靠一些反對派的方式讓伊朗“變天”，就像當前想顛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結果應是可以想象的。
“西方主義”的思維局限，很難讓歐美人辨識“體製依賴”、“民族複興”、“生活抱怨”、“自由主義”等內容在伊朗民眾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許多伊朗裔美國人的作品中，呈現的仍是那種迎合西方邏輯的後殖民主義語徑。
想一想居住美國的那些中國異見者寫的小說、雜文與中國觀察，就可以明白，它們內容隻是觀察的一個角度，但不足以讓西方人全麵了解真實的中國。所以，《德黑蘭的屋頂》也隻是其中觀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視角。
（九）唯一信得過中國？
不得不感慨，伊朗第一次讓我有種明星的感覺。15年前，一位在本國從事機械修理的美國朋友誌願到蘭州教英語，受到了市政府、大學老師與學生的熱烈歡迎，他受寵若驚與我說了同樣的話。一國國民對於外國人的情感與偏好，整體上會與該國的財富與發達水平相關。雖然中國一些知識精英不一定認同此判斷，但我在伊朗的確享受到了15年前這位普通美國人在中國的禮遇。
在革命現場，烏泱泱人群的前排伊朗年輕人看到我們這些新鮮的外國麵孔進來，都興奮起來，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裏閃爍著光彩，有的還喊“中國！中國！”走在伊朗大街上，常會有許多伊朗人來搭訕，知道我們來自中國後，都伸出大拇指，希望合影。在伊斯法罕四十柱皇宮，一個學生旅遊團在合影後，用鼓掌演繹了一段感謝辭；一位頭巾店老板知道我老家是浙江義烏，激動得想擁抱。他指著自己店裏的頭巾說，至少1/3都是從義烏進的貨，每半年去一次。一位德黑蘭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詞高度評價中國，沒有“中國製造”，全世界哪有那麽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價廉的商品呢？在航班上，空姐放下工作想與我聊中國話題；在大巴紮，商戶們走出商鋪招呼著“你好！”中國人在伊朗的名聲的確不錯。
隨團年齡大一些學者也感慨，過去被人問國籍的順序一般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灣人？香港人？然後才有可能是中國人。現在則變成倒裝模式。看著東方麵孔，對方首先會問“是中國人吧？”不出國，真的很難知道中國崛起的顯性效應。在那些發展中的、經濟仍然有困難的國家，這種效應會更明顯。
我問一位伊朗官員，誰是伊朗的朋友？他答，中國、土耳其。“俄羅斯呢？”他答，俄國曾入侵過伊朗，不可信！“那委內瑞拉呢？”答：委內瑞拉一國寄托於一人，不確定性太強！但中國與伊朗從沒有曆史過節，是可交的朋友！這算是給我的經曆安了個官方說法。
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國人對伊朗缺乏必要尊重。在德黑蘭入關處，我聽到有中國人抱怨入關慢，“難道還懷疑中國人想移民伊朗不行？誰會願意呢？”嫌窮愛富的中國人有時情不自禁地會把壞毛病帶到國外，就像隨地吐痰、顯擺炫耀等毛病常被外國人詬病一樣。
其實大可不必，中國與伊朗有太多相似性，中國不必覺得比伊朗高明多少。
從曆史進程上看，中國與伊朗都是文明古國，2700年前波斯文明興起並紮根於伊朗高原。中國與伊朗是全世界僅有的、其文明在本土延綿不斷的兩個國家。2000多年前的波斯文與古漢語，同樣會被當下的伊朗人與中國人識別。這一點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無法做到。中國人與伊朗人有必要為兩國文明的偉大生命力而幹杯。
從民族情感上看，中國與伊朗都有沉重的曆史悲情。曆史上，兩國的東、南、西、北都受過外族的入侵，尤其是近代以來，兩國覺醒的民族意識更放大了內心的曆史怨恨，強化了自我的民族認同。這種認同一方麵體現在獨立自主、民族複興的夢想追求上，另一方麵也表現在兩國主流社會尤其是精英層，對歐美雙重標準人權指責的不滿，以及對所謂的“普世價值”帶有濃重懷疑意識。
從地緣政治看，中國與伊朗都陷入了複雜的、天生的地緣宿命中。兩國都沒有美國那麽幸運，美國隻有兩個鄰國且都是相對弱國，但中國與伊朗卻有兩位數的鄰國，且大都有製衡力量，地緣環境極其複雜，對兩國政治家的縱橫捭闔能力是極大的挑戰。稍有不慎，國家就會麵臨被肢解的危險。我數次聽到德黑蘭人說，巴林、阿塞拜疆原來都是伊朗國土，這種耿耿於懷很像不少中國人說外蒙古、外興安嶺以前都是中國國土一樣。民族的危機意識，中國與伊朗應當有心理共振。
從西方戰略看，中國與伊朗是被鎖定在一起西方尤其是美國戰略視野的對立麵的。比如，2012年1月剛剛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唯獨將伊朗、中國視為在中東地區、東亞地區的戰略對手。對於改變中伊兩國的體製，西方國家也有相當的戰略共識。中國與伊朗的精英層也有戰略共識。
當然，中伊兩國的矛盾同樣存在。伊朗實行全麵與美對抗的外交政策，與中國和諧世界的戰略、“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對美方針，是格格不入的。伊朗對華的石油出口常常存在著苛刻的要求，這些要求遠高於其對希臘、土耳其、敘利亞等國的優惠。伊朗戰略邏輯中仍認為，中國對伊朗的需求，遠高於伊朗對中國的需求。中國迄今有幾十個“戰略夥伴關係”，但至近還沒有與伊朗商討過類似關係，這些都是限製中伊關係進一步走近的深層矛盾。
在伊朗期間，曾一度曝出伊朗總統內賈德將於3月訪華。第二天，副外長拉明•麥赫曼帕拉斯特向筆者透露，內賈德總統如果能成行，那將是中國對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與鼓勵。目前是中伊關係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國際體係正在迅速轉型，如果中國與俄羅斯能夠團結起來發揮更多作用，世界將是另外一種模樣。
中國肯定不會與伊朗聯合反美。那麽，伊朗希望中國未來的發揮怎樣的作用？或許伊朗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資深教授穆罕默德•卡馬尼的話有一些代表性：伊朗希望能與中國尋求更大的戰略和政治合作。雖然他們認為，中國不可能為了伊朗而反美，但伊朗希望中國能夠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畢竟中國的經濟已羽翼豐滿，隻有政治的全球崛起才能真正插上騰飛的雙翼。
（十）觀察伊朗的另三種視角
“被妖魔化的伊朗”，這是筆者所在訪問團結束伊朗之行後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來中國的美國議員、學者、記者在短暫遊曆後也會發出“被妖魔化的中國”的感慨。我承認，訪問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類似的巧合恰恰說明，歐美媒體在報道意識形態差異較大的國度時存在著偏差，甚至是誤導。許多時候，這些誤導成為主宰全球的霸權信息。
我們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來一次中國。於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情感偏好，便會造成令人擔憂的負麵現象。根據皮尤的調查，中國人越來越不喜歡伊朗了，不喜歡的比率從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體對伊朗的“妖魔化”報道，被國內媒體大量轉引，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傾向於跟隨西方邏輯，認為伊朗是一個專製、封閉、混亂、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惡的國家。
比如，近月來，我幾次聽到個別學者、媒體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擊美國本土，該怎麽辦”的問題。仔細研究發現，這幾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國互聯網廣為轉載的、標題為“伊朗想襲擊美國本土”的文章。實際上，那隻是美國情報高官的一定揣測與炒作，中國媒體卻將其作為事實來報道。為什麽不用常識想一想，伊朗怎麽可能會采取這種“自殺”行為呢？在強大的西方傳播力麵前，中國一些知識界人士可能忘記了基本常識。
現在看來，無論是中國媒體，還是中國學者，以其相關政策研究人員，都需要超越西方視角，尋求於更獨立的思考、更謹慎的判斷。在此，筆者簡要提供除西方邏輯外的另三個視角，以供參考。
一是伊朗視角：綜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個自由、民主、獨立、有尊嚴的國家，政教合一的體製相對完善。目前的全麵反美戰略是被美國壓迫所為，得到民眾的擁護，也得到中東許多國家的支持。伊朗意味著伊斯蘭複興的標榜性力量，其發展模式對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周邊一些長期受美國壓迫的穆斯林國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來，伊朗是一個和平國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權利與尊嚴。伊朗不僅是一個區域大國，且在全球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伊朗的價值觀是有別於西方的獨立存在。
誠如伊朗著名學者紮比胡拉•薩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一書所說，自古以來，伊朗就為世界做出諸多貢獻，比如基督教禮拜日的儀式、耶穌誕辰，都可能來源於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張思想自由的國家；善待猶太人；發明了象棋；創造了中東最早的灌溉係統；打造了溝通東西方貿易往來的絲綢之路最關鍵的一段；發明的稅法至今影響世界，等等。在這個視角中，伊朗完全是一個正麵、積極的國家存在。
二是世界視角：美國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庫爾思曾說，世界文明正在從現代全球文明向軸心文明時代轉化，這些在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軸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國、印度、伊朗什葉派、伊斯蘭遜尼派中。這些文明的共同特點就是，對以美國主導下的現代全球文明進行抵製。從這個角度看，伊朗什葉派抵製美國，隻是世界新文明時代的一個突出特征而已。在這個特征中，美國有時被認為是普世文明，有時反而也被認為是隻有實力、沒有文明的大國，甚至有時被視為反文明的國家、真正文明的大敵。
從當前形勢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過去許多親美政權，多少有這些成分。無論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最穩定的區域之一，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從這個視角上看，伊朗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加之伊朗是中東的心髒，可以算是一個轉型中的新興國家。
三是中國視角：伊朗是中國最大的石油進口國，是牽製美國及西方國家製衡中國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問題也會使中國陷入困境，激化中國與西方在世界觀、價值觀上的差異，對中俄關係的作用也非常微妙。總體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導世界的“全麵不服從力量”。就目前局勢而言，如果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在這一輪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麽，伊朗勢必會成為西方國家下一個征服目標。如果伊朗的石油定價權被西方控製，全球油價上漲，中國將會受到巨大衝擊，中俄形成的戰略“準同盟”關係也將受到分化，那時俄羅斯有可能將在石油問題上與中國進行更激烈的博弈。
從這個視角看，如果說朝鮮對中國的戰略意義更多地局限在東北亞，那麽伊朗對中國的意義則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堅持伊核問題上一貫立場，又保持與伊朗的合作關係；既堅守對和諧世界的構建，又能夠與歐美國家合作競爭，是中國未來急需要破題的重要內容。
王文：重新發現正在“被崛起”的伊朗
2016.01.23
習近平主席1月23日抵達德黑蘭，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14年來第一次對伊朗進行國事訪問，將掀開中國、伊朗兩個亞洲文明古國交往的新篇章。筆者過去一年曾四次調研伊朗，23日當日，筆者所在機構還與伊朗政治與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承辦首屆中伊智庫“一帶一路”對話，深刻感受到伊朗正在處於發展潛力的“釋放前夜”。
許多年來，中國對伊朗都顯得相對陌生，忽視了目前伊朗正在成為中東頭號區域大國的趨勢。中國社會需要知道，當傳統意義上的中東大國埃及、伊拉克、沙特、敘利亞、土耳其等國均因諸多變故對中東的主導能力被大大削弱的時候，長期保持國家穩定的伊朗，借中東對手們實力衰退之機，推進什葉派勢力的擴張，大幅提升在中東地區的話語權。伊朗的國際影響力達到了霍梅尼革命35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度，堪稱“被崛起”。
為什麽說伊朗在“被崛起”
第一，伊朗經濟處在“噴發前夜”。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伊朗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為5148.21億美元，居世界第23位，也是中東第二大製造業強國。伊朗是世界最大的能源資源國。石油和天然氣綜合考慮，伊朗是世界第一。伊朗目前擁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氣聯合儲量，數據顯示，伊朗當前的原油出口量為130萬桶/天，預計明年恢複至2012年初210萬桶/天的水平。
伊朗有“世界礦產博物館”美譽，占全球礦產資源總儲量的7%。目前鐵礦石已成為伊朗對華出口增長最快的資源品種，顯示油氣資源之外中伊能源領域合作的新潛力。
伊朗經濟與社會發展在美國製裁下壓抑了36 年。現任總統魯哈尼執政以來，美伊雙方頻頻釋放改善關係信號，隨著伊核談判獲得重大進展，任何國際形勢緩和都能使伊朗發展“觸底反彈”。較為紮實的工業底子、年輕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口結構，使得伊朗具有巨大的發展勢能，隻待合適時機噴薄而出。
第二，伊朗的“中東樞紐”地位正在變現。伊朗除了處在整個亞歐大陸中心以外，在現實經濟和人文交往當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樞紐角色。當今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和潮流，就是亞歐大陸真正成為這個世界秩序的中心，而不是繼續由海洋國家來扮演領導這個世界的角色，在亞歐大陸成為世界秩序中心的過程當中，伊朗的作用非常的重要，並且不可替代。伊朗和土耳其有著友好的往來，並且伊朗和俄羅斯是鄰國，伊朗和中國又是有著2000多年曆史友好交往的國家，隨著製裁的解除，伊朗的“中東樞紐”地位正在逐步“變現”。
伊朗在中東有很大影響力，隨著伊拉克什葉派政府上台，以及美國逐漸撤出中東，這種影響力有越來越大的趨勢。伊朗認為“伊斯蘭國”是重大的恐怖主義挑戰，並已經出兵幫助敘利亞打擊恐怖組織，也支持也門的胡塞武裝。隨著形勢的變化，伊朗在也門、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巴勒斯坦具有無可替代的影響力。伊拉克西邊接壤的是敘利亞，東邊是伊朗，從而構成了一道什葉派新月帶。隨著兩伊關係改善，這一新月帶要道將貝魯特、大馬士革、巴格達和德黑蘭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第三，伊朗的體製具有高度穩定性。根據憲法，伊朗實行政教合一、神權高於一切的政治體製，最高宗教領袖也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憲法還強調伊斯蘭信仰、體製、教規、共和製及最高領袖的權力不容更改。在最高領袖之下，還有總統、議會和司法相對獨立。這種特殊的製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選舉權利，同時又使得精英階層能夠高度統一，增強對整個社會的控製能力。
為了應對西方國家的顛覆和製裁，伊朗自我衍生出了基於石油非美元結算的獨立金融服務網絡以及完全自主的根服務器，減少了外部環境對伊朗社會的影響，同時，對希望保持戰略自主性的中國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為什麽伊朗對中國很重要
由此看，中國需要以務實、戰略、全球與長遠的視角重新審視伊朗的至關重要性。
一是伊朗的資源對我國非常重要
如果伊朗生產和開采的石油、天然氣通過管道輸送到中亞和中國，中國可以享用世界上最穩定，最大的能源，這樣也不需要中國通過馬六甲海峽來得到能源，就擺脫了現在的困境。
中國可以從伊朗進口石油化工以及高分子產品，擴大進口資源的規模。隨著全球油價走低，中國一直在東部沿海積極尋求填充新開發的戰略性石油儲備。即使經濟增速已經放緩，這些新儲備仍有助於支撐中國對進口石油的需求。而伊朗能源出口的複蘇，毫無疑問使伊朗的石油成為中國戰略性石油儲備的選擇對象。
二是伊朗是“一帶一路”的樞紐
從地理位置上看，“絲綢之路”的北、中、南、海四線當中，伊朗幾乎都是必經之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大棋盤中貫穿“一路一帶”的樞紐，是該戰略的關鍵一環。從更大的視角來看，西亞、中東是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交界點，而伊朗是西亞和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國家。而且伊朗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外交上和中國有巨大共同利益，有伊朗這麽一個戰略支點，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就有了堅固的支撐。
第三，伊朗對我國的國家安全也很重要
伊朗是維護中亞穩定及保證中國新疆安全的重要夥伴，“伊斯蘭國”(ISIS) 近期以來的興起，也在提升伊朗的全球地位。伊朗與“伊斯蘭國”的天然敵對性，使伊朗躍升成為阻隔快速變異式蔓延的各類伊斯蘭教極端勢力的首要屏障，是“中東反恐橋頭堡”，對中國新疆形勢及防範宗教極端勢力浸透的戰略意義重大。在反恐問題上，伊朗跟中國有著同樣立場，伊朗希望中國能參與到地區反恐事務上來。
總之，當前伊朗仍處於“國家勢能估值”的低位期，伊朗的“估值預期”正在走高。此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伊朗，可謂恰逢其時，在對伊合作上“低價加倉”，定將開辟中國外交的新格局。
中國對伊朗能做什麽？
目前，中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的石油買家，2014年雙方貿易總額高達500億美元。而中伊貿易最大的問題就是支付不便。在伊朗重返國際市場、尤其是重返國際支付體係之後，中伊的雙邊貿易迎來擴大的良機。中伊貿易將擁有快捷、方便的支付渠道，大幅加快資金流轉。
第一，擴大從伊朗進口資源的規模
伊朗有“世界礦產博物館”美譽，占全球礦產資源總儲量的7%，由於製裁和技術等原因伊朗每年礦產實際產出僅占全球2%。目前鐵礦石已取代原油成為伊朗對華出口增長最快的資源品種，顯示油氣資源之外中伊能源領域合作的新潛力。中伊雙方應將資源合作機製從油氣勘探開發升級到全領域綜合合作框架。可研究設立伊朗資源項目數據庫，並探討公私合營模式(PPP)，設立中伊資源開發公私合營基金，用於伊朗資源項目開發融資。
第二，加強中伊教育合作
在對伊文化、教育與對外合作領域，中國卻遠遠落後於西方特別是德國。伊朗許多高校都有與德國高校的年度互訪關係。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對伊朗年輕人影響巨大，甚至嚴重影響到他們的對華看法，對中伊關係的長遠未來構成威脅。因此，從長遠規劃的角度，建立雙方高校互派訪問學生、學者機製，加強對伊朗各層次人才、各學科人才的培養迫在眉捷。在這方麵，中國人民大學等知名高校已做了大量工作。
第三，將伊朗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樞紐國
中國可主動提出幫助伊朗建立一係列“經濟特區”，連接中國產業鏈，使其絲綢之路經濟帶樞紐作用更加顯現。可嚐試規劃建設“裏海沿岸- 馬什哈德- 恰赫巴哈爾港”縱貫伊朗南北的高速貨運鐵路，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南、中、北三條路線以及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全部貫穿起來，連接中亞與海灣世界兩大油氣資源產區，構築中國新疆直通阿拉伯海的戰略大通道，打造“使新疆成為沿海省區”的客觀效果，實質性地延伸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第四，嚐試探討提升中伊金融合作水平
當前中伊之間匯款、項目融資缺位、銀聯卡無法使用等金融壁壘，日益成為中伊擴大經濟往來的基本障礙。長期以來，中國金融機構由於擔心美國製裁而拒絕開展對伊業務。為解決這一問題，雙方可參照相關經驗，在貨幣互換、建立獨立清算支付網絡等方麵，探討繞開依附於美國的貿易結算係統、直接建立雙方資本市場互通渠道，形成人民幣直接對伊投資機製的可能性。在商業銀行領域，應探索通過適當方式辦理現鈔兌換、供應及回流業務，現鈔防偽技術等合作辦法，通過人員互訪、培訓、技術合作等方式，加強金融經驗交流，這些金融探討即便不落到實處，也定將起到警告美國減少西太平洋對華施壓的作用。
第五，將提升對伊朗關係與平衡對美關係結合起來
從觀念上堅信，發展對伊關係將有助於改進而非危害中美關係。美國將伊朗視為頭號敵對國家，以此為基礎威脅製裁與伊朗開展合作的國家或企業。事實證明，很多顧忌美國感受、順從美國意誌、進而忌憚增加對伊合作的國家，並沒有換回美國的正向和同等回報;相反，美國通常願意向外交強勢的國家做出讓步。發展對伊關係將有助於在金融治理和地區關係上建立一個美國難以插手的“經濟小循環體係”，成為中國可用來平衡美國的一種戰略手段。從積極麵講，中國應擺著願意扮演美伊關係的調停者身份，化解美國就中國發展對伊關係的不滿，進而扭轉中美關係的不對稱性，捍衛中國國家利益。
中國為什麽要和伊朗建立全麵戰略夥伴關係？
中東研究通訊張玉友
2016.01.23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6年1月22日晚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對伊朗進行國事訪問，這也是習主席出訪中東的最後一站。中國國家主席時隔14年再次訪問伊朗引起了中伊兩國的廣泛關注。
1月22日，習主席也在《伊朗報》發表了題為《共創中伊關係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文中指出：“我們將建立全麵戰略夥伴關係，密切政黨、立法機構、地方等方麵交往，深化雙方在上海合作組織、亞信、聯合國等多邊框架內合作，不斷增進政治互信，豐富戰略關係內涵。”
值得注意是，中國要在此次訪問伊朗之際，與其達成全麵戰略夥伴關係，也就是說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全方位的合作。
說到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探究：第一，什麽是全麵戰略夥伴關係；第二，為何要與伊朗建立這樣的關係？
什麽是全麵戰略夥伴關係?
為了解釋第一個問題，首先得搞清楚，自上世紀80年代奉行不結盟政策開始，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什麽。因奉行不結盟政策，至今中國都沒有正式的盟友，但沒有盟友不代表來者不拒，也不代表一視同仁。
這就好比你奉行“不結婚”的人生政策，但你也會有“最愛的那個女朋友”，“一般喜歡的女朋友”，“將將夠用的女朋友”，“想起來就後悔的女朋友”，一樣的道理。
1996年起，中國開始對建交國分門別類，也即分檔次，起步是“單純建交”，然後是“睦鄰友好”，再其次是“夥伴”，更高級是“傳統友好合作”。後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逐漸發展成一套獨一無二的“夥伴關係”體係。
截止2015年1月，中國建交國分類如下圖：
從2015年至今，全麵戰略夥伴關係又增加了埃及、沙特和伊朗等國。從上圖可知，全麵戰略夥伴關係處於第六檔，也就是說處於中間位置。事實上，我們可以簡單地將上圖13檔分為三大類，分別為1-4，可以理解為不錯的夥伴關係；5-9，不錯的戰略夥伴關係；10-13屬於特設關係，如俄羅斯，美國和日本。
由此可以看出，全麵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大致包括三個方麵：其一，兩國應該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其二，這種夥伴關係是建立在戰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長期的，而不是權宜之計；其三，這種戰略夥伴關係是建設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這是一種既非結盟又非敵對的合作關係。
為什麽是伊朗？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允許筆者引入一個概念：準聯盟。根據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孫德剛研究員的研究，他認為國際關係舞台上非正式安全合作關係界定為“準聯盟”（Quasi-alliance），即兩個或兩個以上國際實體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協定之上形成的針對外部敵人的安全合作關係，準聯盟外交（Quasi-alliance Diplomacy）就是政治領導人運用非正式安全管理機製與夥伴方開展針對外部敵人的安全協調與合作的外交理念、機製和行為。
因此，根據該定義，可以將中國與建交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分類（5-9）等同於準聯盟。那麽，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中國與某國建立準聯盟的動機是什麽。
筆者認為，國家在選擇聯盟或者準聯盟這一外交行為時，其主要目的就是彌補自身資源的不足。那麽國家所選擇的盟友及其產生的影響就是一種資源，筆者稱之為隱性的“資本”。
筆者將準聯盟外交的“資本”分為以下五個衡量標準：政治資本、經濟資本、軍事資本、戰略資本和意識形態資本。一國在開展準聯盟外交時，選擇準聯盟盟友的標準就是通過對這些因素的綜合考量。
所以，如果盟友的綜合資本大於零，稱之為準聯盟的“資產”；如果等於零，則稱為零資本；如果小於零，則稱為負債。第一種情況，即如果對象國構成資產，則傾向於發展為準聯盟關係；第二種情況，即為零資本，則雙方傾向於發展成一般的政治夥伴關係；第三種情況，即負債，則雙方傾向於發展成一般關係，僅限於經濟文化合作與交流方麵。
其中：C代表盟友的綜合資本。
據上，具體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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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外交關係發展史
第一個階段是1971-1979年，1971年8月16日年中國和伊朗建交，從此中國和伊朗的關係走向正常化。
這一階段的國際環境是，美蘇冷戰繼續，蘇聯的軍事實力相對美國略占優。同時，中蘇關係惡化，美國為了彌補自身戰略資源的劣勢，尼克鬆訪華打開了對中國的外交之門，與中國建立了準聯盟關係，此時伊朗也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僅次於以色列的“橋頭堡”。
為了改善中國的生存環境，毛澤東自20世紀60年代末就放棄了文革時期的革命外交，進而恢複了務實的外交路線，並提出了“一條線”戰略。中國決定與中東各國建立友好關係，而伊朗處於“一條線”的中間點，地位重要，中伊關係遂升溫。
1971-1973年間中國和伊朗領導人進行了互訪，並簽訂了一係列經貿合作協議。以1971年雙方的經貿額598萬美元為基準，1972年、1973年、1975年、1978年分別增長了6倍、10倍、14倍和20倍。1973年以前的貿易主要由兩國政府出麵簽訂，而且以伊朗貨幣裏亞爾結算。從1974年起中國開始以歐佩克的價格，用硬通貨幣購買伊朗石油，1976年和1977年的購買量分別達到20萬和30萬桶。
第二個階段是從1979年至2001年，這一階段可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時期：霍梅尼階段，這一時期，伊朗新生的伊斯蘭政權和國內外敵對勢力作殊死搏鬥，摧毀君主製國家機器。在外交上推行“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隻要伊斯蘭”，由於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霍梅尼政府對美國大使館的人質事件，美伊關係急速下降至冰點。
由於中國領導人曾在伊斯蘭革命前夕訪問伊朗巴列維政權，致使中伊關係受到嚴重影響，在伊朗革命後一段時間內相當冷談。但是隨著兩伊戰爭進入僵持階段後，伊朗國內政局開始動蕩，經濟也遭受嚴重破壞；在伊朗外交政策上，現實與實用主義逐漸占主導地位，這為中國修改對伊戰略、主動改善中伊關係提供了機遇。這一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使得中國開始奉行以反霸、維護世界和平為主要目標的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戰略，因此，中國在兩伊戰爭中始終保持中立，也沒有參與安理會對伊朗的經濟製裁。
第二時期：哈梅內伊階段，這一時期的國際背景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北京發生政治風波，霍梅尼逝世，中國受到西方製裁，同時伊朗也處於外交孤立狀態。對於西方國際的製裁，中國對其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進入到90年代後，鄧小平對當時的國際環境進行了準確的評估後得出結論：此時的時代主題已經由戰爭與革命時期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中國堅持與世界各國發展平等、互利、合作關係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同時，伊朗國內也進行了較為溫和的政治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同一切國家（除了以色列）發展外交關係。這一階段中伊兩國在政治、經貿和文化領域進入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軌道。1989年5月伊朗總統哈梅內伊訪華開啟了中伊兩國外交關係新的裏程碑，為90年代中伊關係的順利發展拉開了序幕。2000年6月22日中國政府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發表了《聯合公報》。
第三個階段：2001年至2014年，進入21世紀以來，中伊關係的發展進入以能源等經貿領域的發展為重心。
新世紀中伊關係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加上對能源巨大需求和廣闊產品市場的渴望。中伊經濟結構和資源稟賦的差異性和互補性為兩國間開展以能源等領域的合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麵，自“9•11”事件後，伊朗的生存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將伊朗列為“惡心”國之一，再加上2003年浮出水麵的伊朗核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伊朗進行了嚴厲的經濟製裁。所以這一時期中伊關係不溫不火。
第四階段，2014年魯哈尼上台至今，中伊關係已進入全新發展階段。
雙方高層交往不斷，習近平主席與魯哈尼總統在國際場合多次會麵，2014年魯哈尼總統還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2015年9月，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係列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與魯哈尼總統就全麵發展新時期中伊關係達成重要共識。層互訪有力地推動了兩國經貿合作。中伊雙邊貿易額已從上世紀70年代的幾千萬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518億美元。中國已連續6年保持伊朗最大貿易夥伴地位。2015年7月伊朗核協議達成，緊接著2016年1月，歐美等國全麵解除製裁。
然而幾乎在同時，美方又對伊朗推出一係列新製裁措施。美國財政部17日發布聲明，將“支持伊朗彈道導彈計劃”的11家企業和包括伊朗公民在內的數名個人加入製裁黑名單。總之，美國成為製約中伊政治安全領域發展的重要變量，但中國與伊朗在經貿和文化等領域繼續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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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文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個階段，中國和伊朗可以界定為“特殊關係”，也即準聯盟關係。這一時期，中國對伊朗開展準聯盟外交的主要條件有如下幾點：
首先，國際權力結構明晰，具有競爭性的權力集團——美蘇兩大集團；其次，兩國具有共同的利益關切和戰略契合點。最後，安全威脅和國家利益是中國選擇準聯盟外交的內部原因。
從“聯盟的資產論”層麵上看：在政治資本維度上，20世紀70年代，由於中國在國際舞台上還屬於“弱勢群體”，國際地位低下，而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保持冷淡的態度，所以第三世界國家是中國最重要和最忠實的合作夥伴，而伊朗又是中東地區的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特別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上能為中國提升話語權，從而能為中國增加必要的政治資產；
從經濟資產維度上看，中國的石油安全戰略就是尋找穩定的石油供應國，並且具有價格優勢，在中國的眼中，伊朗在構建中國的石油供應安全上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伊朗既是石油大國，也是天然氣出口大國，而中國的能源需求很大，所以對中國來說，伊朗具有很好的經濟資產；
從戰略上來看，由於當時美國和伊朗也是事實上的“盟友”，這樣就為伊朗增加了很強戰略資本，來對抗共同的敵人；最後，70年代毛澤東逐漸淡化意識形態因素，外交政策更加實用和務實，所以即使兩國意識形態有差異，但對兩國的發展沒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綜合考量以上要素，這一階段，伊朗對於中國來說是一種“資產”，所以是一種準聯盟關係。
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至第三階段期間，中國從對兩伊戰爭的中立外交，到現在的夥伴外交，逐漸地放棄了對伊朗的準聯盟外交。
從準聯盟的形成條件看，共同的外部威脅並沒有消失，隻是從原來的蘇聯轉移到了美國，同時也存在競爭性的權力集團。但如果從準聯盟的資本層麵考慮，伊朗對於中國來說，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戰略資本均下降了。
從政治資本上看，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伊朗的製裁，特別是在核武器開發上，中國不宜與伊朗保持很強的政治關係，對中國來說是一種“負債”；
從經濟上看，雖然西方的經濟製裁一直在持續，但中伊兩國的能源合作並沒有受到很大影響，所以仍然是“資產”；
從戰略資本上看，雖然伊朗在中東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如果發展成準聯盟的關係，由伊朗自身在國際上政治地位下降，還由於美國因素的存在，中國會容易“被牽連”，從而造成在國際舞台上行動困境。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伊朗的發展階段具有差異性，就目前來說，中國主要以經濟發展為首要，而伊朗對安全的追求更大。
所各自的戰略求的契合點並沒有達到最佳狀態。所以這一時期，伊朗對中國來說，總資產趨向於“零資產”，為一般的夥伴合作關係。
進入到第四階段，也就是溫和派總統魯哈尼上台後，伊朗由內至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伊朗核協議的達成，伊朗也因此得以走上“正常的”發展道路。對中國來說，政治上，現如今伊朗已不是過去10年裏歐美等國心中的“麻煩國家”，且伊朗對於中國參與中東地區事務可以起到一定幫襯作用；經濟上，除了傳統的油氣和石化合作，也可以對接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建設。
總之，現階段，無論從政治資產、經濟資產，還是戰略資產和軍事資產等角度來看，各項指標都顯示為“正”，也就是說伊朗對於中國來說，已經構成“資產”，滿足全麵戰略夥伴關係條件。
《紐約時報中文版》201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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