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之所以抄一遍，是因為有同感。中國學術界不能超脫於對金錢權力的追逐，其它一切免談。
中國的現狀，學術界和政府是串謀而導致的。政府堅信自己“代表”國家，要學術界為自己服務，成為禦用工具。學術界則功利為主導，積極配合政府獲得自己的最大的利益。不是要否認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進步，但是這個在思維上還是陷在舊的框架內，不掙脫，何談“現代化”？大家常說“言論自由”，很難，我的具體做法是“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意指在一定的圈子內-精英-的自由），這比全民言論自由容易些，是第一步。要做到，政府學術界都得讓步，痛改。
中國大學目睹之怪現狀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 龔刃韌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大學在中國公眾的認知中一直是一個社會智識、道德追求和創新能力的象征，而中國的大學在這方麵的建樹卻並不如意。自上個世紀末以來，中國大學在數量方麵（如博士學位獲得者和論文發表數）有了大躍進式的發展，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怪現狀。
從人文社科領域而言，有些現象已經與社會的輿論風向的異化互為表裏，其中涉及的就是整個中國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管理模式的問題。
第一是反智主義。反智主義是指對“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懷疑和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的輕鄙以至敵視。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彌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餘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載《餘英時文集》第2卷）。目前，反智主義也成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大學管理模式。這首先突出地體現在用數量來管理學術的現象，即以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數量作為衡量學術水平的主要標準。在某些學科領域（如法學）“核心期刊”又進一步被分為不同檔次。“核心期刊”發表論文數量已成為大學評定職稱、獎金收入、提高學術地位的最重要基準。這是典型的反智主義，因為這是對學術研究和學者的蔑視。反智主義在大學彌漫的結果，就是學術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學者有無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早已無人關注，而抄襲剽竊和弄虛作假通常都會得到單位的包庇（對學術不端行為“零容忍”僅停留在口號上）。
其次，在中國大學衡量教師學術水平的另一特色標準是申請到多少課題及科研經費，其中又分為從國家重點課題到地方項目的各種檔次。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反智主義，因為除少數專業需要經費從事實地考察外，人文社科研究與課題經費無關。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條件主要取決於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時取決於是否有充足的中外文圖書資料及檔案文獻。但在中國，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仍沒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大學內也幾乎沒人用科研項目經費購置外文圖書資料（據了解這些科研經費本來可以用於大幅度提高大學教師基本工資，但隻有少數申請人才能獲取）。
中國之所以出現如此嚴重的反智主義現象是大學行政化的必然結果，因為這是最簡單的行政管理模式——大學教授成為計件工，隻要會數數，任何人都能勝任學術管理工作。雖然這些年有關部門似乎不再突出強調數量，問題在於已成為“新常態”的反智主義很難糾正——不會因取消大學校長行政級別而改變，因為大學早已成了“數字化”的名利場，涉及到大批受益者的切身利益。然而，若繼續用反智主義來管理大學的智力工作，其在學術研究和教學上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強調國家主權、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至高無上，國家對內可壓製個人自由，對外可無視國際法。近十多年來在中國法學界、政治學界刮起的施密特旋風就是一例。自2004年以來，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涉及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學術論文已多達近400篇。早在1932年，施密特就主張主權國家可以在特定情況下違反國際條約，包括違反《巴黎非戰公約》而發動戰爭，與政治一樣，戰爭的首要任務就是區分敵友。希特勒上台後不久的1933年4月，頗有政治嗅覺的施密特加入了納粹黨，成為“新帝國的國家法理論家”。1939年在德國進攻波蘭之前，施密特又發表文章聲稱中歐和東歐是受德意誌帝國控製和保護的“大空間”（Grossraum）。
強調國家主義和區分敵友的施密特思想在中國學界受到熱捧，如果隻是學術界現象也無可厚非（百家爭鳴嘛），但如果是因為施密特思想更適合中國的國情或當局的需要則耐人尋味了。在彌漫著國家主義的氣氛之下，不少學者充當政府智囊通常先揣摩上意，結果不僅無助於科學決策還給人以學者為官方代言人的印象。
與近年來介紹卡爾•施密特受捧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世紀在德國享有極高聲譽的著名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中國學界卻少有人問津。拉德布魯赫由於麵對納粹黨勇敢正直地堅持自由、民主和人權觀點，1933年5月9日成為第一位被納粹當局解職的大學教授。拉德布魯赫也是戰後最早對德國法學界和司法界追隨納粹黨的恥辱進行反思的法學家，他批判了德國法律實證主義，而將民主、人權與法治聯係起來。
第三是犬儒主義。現代社會的犬儒主義是指將道德原則和良心拋到一邊，“對現實秩序和遊戲規則有著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認同的接受、不內疚的合作”（徐賁:《當代犬儒主義的良心與希望》，載《讀書》2014年第7期）。在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犬儒主義突出地體現為似是而非的文字遊戲代替了對政治的批評，敏銳的政治嗅覺代替了良知和常識。如法治（rule of law）的涵義本來主要是指限製國家權力並防止政府侵犯個人自由，但卻被某些人降格為處理私人之間或鄰裏糾紛的道具或社會秩序，將憲法問題變為私法問題，因而使法治與法製（rule by law）混淆不清。
至今在中國社會由於法學者們的“貢獻”，法治、憲政、民主等常識性概念仍然混亂不清，所以才出現了肯定法治而否定憲政的荒謬現象。法治是憲政主義的核心和基礎，憲政主義除了強調“憲法至上”之外與法治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實際上，1982年中國現行憲法第5條已體現了法治和憲政主義的基本精神。
第四是唯“美”主義。這裏的“美”指美國，主要體現在中國高喊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口號時唯美國大學馬首是瞻。如不久前，北大人事部負責人到筆者所在法學院介紹學校引進人才和人事情況，基本上以美國的名牌大學作為參照指標，幾乎沒有提到其他發達國家大學。當代世界一流大學較多地集中於美國是客觀事實，但這些年來中國並沒有認真研究美國大學的體製（如學術自由、避免近親繁殖的公平競爭、教授治理等），卻把美國社會流行的一些商業行為搬來了，如熱衷於對大學及其各個專業的排名、論文引證率的排行榜，等等。其實，這些商業氣息濃厚的排名熱並非來自美國大學本身，而是一些商業性機構為了市場目的而炒作的東西，也具有明顯的反智色彩，因而早已為美國頂級大學有識之士所不屑。
然而，在中國“排名”卻成為中國各大學及院係領導最為重視的“政績”。此外，由於看到美國大學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才，中國也實行引進人才計劃並由官方下達硬性指標，以高出中國大學教授工資數倍甚至數十倍的高薪從國外引進人才，結果能引進的真正人才非常有限但卻造成了對國內大學教授不公平的差別待遇。
事實上，美國大學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有著得天獨厚條件的：第一，二戰前希特勒的反猶政策導致世界科學中心從德國轉到美國；第二，美國以世界最通用的英語為官方語言；第三，美國是最大的移民國家；第四，美國是高度發達國家，名牌大學終身教授平均年薪較高——無需用高出本地教授幾倍的高薪就能吸引外國人才；第五，美國的頂級大學多為私立大學。對這些方麵，不要說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就是其他發達國家也是無法效仿的。所以，在中國辦大學言必談美國未必行得通。
以上僅僅是列出的中國大學部分怪現狀，如果細數還有很多。這些作為大學病態的怪現狀對未來中國社會將導致什麽樣的後果，相信讀者會有自己的判斷。
哈！ 你很會土豪盜用我的語句啊，你自己有創造力嗎？低智。
但是，你說錯了，毛主席沒有把教育政治化啊！
你反毛澤東反的昏頭轉向，極端無聊呀！不要忘記我是打虎專家了，你快逃吧！
此乃毛澤東的孽績，他是第一大罪人！
中國教育第一大弊病是： 教育企業化，
此乃朱鎔基的孽績，他是第一大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