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動力是什麽？

這是三位專家的意見。原文載於觀察者網。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高投資率有沒有合理限度？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隻搞服務業 不太可能成為發達國家
經濟學家，前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7%目標合理嗎？印度與霧霾……

【附錄】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決策科學係主任朱天：中國增長之謎，是製度還是文化？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勿用道德標準衡量國企民企
       


2015.04.15
王小魯：高投資率有沒有合理限度？

【安靜、講話又極講究分寸，是王小魯在去年的新莫幹山會議上留給編者的印象。80年代，王小魯曾是鼎鼎大名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體改所）的成員之一，1989年至1998年期間在澳大利亞訪問、留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研究宏觀經濟，2000年之後又因關灰色收入的研究引起高度關注。
在經濟學界，王小魯的立場亦“左”亦“右”，而他自稱是事實派。4月9日在北大國發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圓桌討論會上，經濟學家王小魯對中國經濟的下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與林毅夫、姚洋等學者強調的觀點有所不同，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還是要靠投資拉動，姚洋在討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八大特點時首要一條就是，有高投資率和高儲蓄率。而在王小魯看來，高投資確實是高增長的保證，但是過高的投資導致生產能力擴張過快，這和相對較慢的消費增長不相協調，因此會導致產能過剩，導致無效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采取投資擴張的政策，恐怕隻能在短期拉動經濟增長，長期會加劇內需不足的結構失衡。
經北大國發院授權，觀察者網刊發經王小魯本人審定的發言稿，供讀者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經濟現狀。】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體製改革。大家都知道最近幾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在放緩，從2008-2009年金融危機開始，有一個比較大的滑坡。在這之後，2010年季度增長率曾經恢複到12%的速度，但是從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率在逐漸下降。

資本投入加速 經濟增長減速

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與經濟增長率下降同時，資本存量的增速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是在提高。

從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大致到九十年代中期，這段時間的大部分年份，經濟增長率高於資本存量的增長率。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經濟增長率走到了資本存量增長率的下麵。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資本存量的增長快於經濟增長。特別是2008年以後，出現了一個更大的變化，資本存量的增長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相反經濟增長率在逐步下降。這兩個增長率出現了一個喇叭口。



這個現象至少說明一點，就是我們現在麵臨的經濟增長放緩，並不是供給因素導致的，首先並不是因為資本投入少了，實際上資本投入是在加速，而經濟增長是在減速。



和這個現象同時發生的，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就是工業部門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根據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結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趨勢，大致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的產能利用率是逐步下降的，過剩產能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這反映了一個什麽問題呢？我認為它說明我們國家在這個時期存在過度投資的情況。

過度投資同時就伴隨著投資效率的下降。我們來看資本生產率的變化，如果用GDP和資本存量之比來計算（兩者都用名義價格計算），我們國家的平均資本生產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致在0.4和0.5之間。在2000年以後，出現了顯著下降的趨勢，到2013年降到了0.3以下，如果看邊際資本生產率，它的變化更快。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體上保持在0.4以上，而2013年已經降到了0.14。也就是說現在的資本生產率和2000年相比，隻有那個時候的三分之一。那個時候用一元錢可以帶來的對增長的貢獻，現在要投入三元錢。



所以回到我們所講的問題，經濟增長下行的原因是什麽？在我看來不存在供給障礙，基本的問題是需求方麵的製約。但需求方麵又可以分為幾個因素。如果我們看直接原因的話，一個突出的原因就是最近幾年出口增長放緩。我們國家從2000年以後大概有七八年的時間，每年的出口增長率在24%左右，那麽高速的出口增長，實際上吸納了國內相當大一部分生產能力。因此當時內需不足的問題並沒有充分反映出來。

2008年以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出現滑坡。但我們國家出台了四萬億元的政府投資，再加上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建立融資平台，至少投資十幾萬億，這替代了出口的下降，在短期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我們當時采取的那些大規模刺激政策，最近幾年也在逐漸退出。因此內需不足的問題就變得更加突出了，可以說這些因素是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直接原因。

高儲蓄高投資有沒有合理限度？

但在我看來，經濟增長下行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經濟本身存在的結構失衡，我們現在存在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我和姚洋院長剛才講到的觀點（姚洋認為，高投資率高儲蓄率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共性之一，觀察者網注）有點不一樣。

我們國家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係，也經曆了一個很突出的變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這段時期，我們的總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大致都在35%到40%之間。實際上35%、40%已經是很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了。而當時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大體上是在60%以上。

大致從2000年以後，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迅速上升，而消費率迅速下降。從2000年以後到現在的這十幾年時間裏，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都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從40%以下上升到了50%左右。相反最終消費率從大約62%，下降到了50%以下，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



這種情況反映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用大約GDP的一半來進行投資。這麽高的一個投資率，可以說是世界上少有的。我讚成姚洋院長剛才講的觀點，就是說我們的經濟要迅速發展，未來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沒有高投資不行，我們需要高儲蓄和高投資。但是高儲蓄和高投資，是不是也要有一個合理的限度？在我看來是需要有一個合理限度的。如果超過了一個合理的限度的話，那麽過高的儲蓄和過高的投資可能就會帶來結構性的問題。

過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可能帶來什麽？

具體講，投資率儲蓄率過高會帶來什麽樣的結構問題？

首先是產能的擴張快於消費的增長。因為在這個期間我們的投資率是在上升的，而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那麽造成的一個現象，就是投資的擴張和隨之而來的產能擴張，都快於消費的增長。

迅速擴張的生產能力，麵臨一個相對萎縮的消費市場，會出現什麽情況？就會出現產能過剩，這個產能過剩的情況，過去這些年是在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大部分工業部門都存在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最近幾年一些新興的產業部門，包括太陽能、風電等國家政策鼓勵發展的部門，也迅速出現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麵，過高的投資也帶來了過度的能源消耗和大氣汙染。

在這方麵我們一直以來有凱恩斯的理論作為後盾，當我們麵臨經濟疲軟的時候就想到了凱恩斯主義，想到了由政府進行大規模投資，和政府推動的寬鬆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但是投資拉動經濟是不是也要有一個合理的度？在這個問題上我想凱恩斯的理論也許有他沒有完成的、有待後來人來做的一部分。就是要解決這個合理的度在什麽地方？因為在凱恩斯主義理論裏麵，他實際上是把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看作是可以完全互相替代的兩個變量。那麽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這樣的，當總的消費需求不足的話，我用投資來拉動是不是能把經濟增長拉上來？短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碰到我們國家這樣的情況，我們在本來已經很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儲蓄和擴大投資，帶來一個什麽結果？經過了十幾年，我們今天麵臨的結果，就是消費和投資之間，生產能力和消費市場之間，出現了很嚴重的不平衡。這個不平衡，恰好就是我們現在麵臨的經濟增長放緩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我們有足夠的生產能力，有足夠的投資資金，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市場來拉動經濟增長。我們大量的生產能力變得過剩，產品賣不出去，這造成了對增長的最大製約。

凱恩斯曾經說過，當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由政府投資，在地上挖坑，然後把這個坑填起來，照樣可以帶動經濟增長，這個理論對不對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有道理，但是我認為這是有缺陷的。

比如說，我們分析一下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構成，我們可以看到通常人工成本隻占建築安裝工程的大約15%左右。材料費、施工機具使用費，這些物料成本大約占到65%。建築安裝工程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主體部分。此外還有設備和工器具購置等等。因此我們花100元錢來擴大投資，其中最多不到15元錢變成了工人的收入，變成了他們的消費，但還有大量的錢用在什麽地方了呢？用在原材料和能源等物料消耗。而如果說我們進行的是無效的投資，就像凱恩斯說的挖個坑再填起來，那麽這些能源和原材料是白白浪費掉了，白白消耗了國民財富。

那麽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不把這100塊錢直接轉移給老百姓，讓他們來消費，我們為什麽非要用它進行無效的投資？如果這是無效的投資，我想這樣的政策是不可取的。這不僅造成國民財富的浪費，而且消耗了不可再生能源，嚴重汙染了環境。

我們從數據上來看，2000年，我們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還不到5萬億元。2013年擴大到25萬億，這是用201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與此同時，化石能源的消費從不到14億噸上升到了大約34億噸。就是說化石能源的消費，隨著投資的增長也猛增了幾倍。投資消耗的原材料最主要是鋼材、水泥、有色金屬等等，這都是投資需要的基本原材料，同時也恰恰都是高耗能產品。

結果就是大量進口石油、鐵礦石，大量消耗煤炭，帶來了我們大家都經曆過的嚴重空氣汙染，這主要是來自化石能源的消費。而且這個範圍相當大，在全國來看，大麵積的空氣汙染和化石能源的高消費是聯係在一起的。整個河北到北京這一帶特別嚴重，一個主要原因是河北省集中了全國大約五分之一的煉鋼能力，所以產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空氣汙染。

基礎設施也不能無限擴張

回到我們的話題，我們說高投資確實是高增長的保證，但是過高的投資導致生產能力擴張過快，這和相對較慢的消費增長不相協調。因此它會導致產能過剩，導致無效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采取投資擴張的政策，恐怕隻能在短期拉動經濟增長，中長期會加劇內需不足。

當然也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投資擴張不投在生產領域，隻搞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會怎麽樣？這不直接造成產能擴張，但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最近幾年房地產也出現了大量的過剩，有很多地方有大量的空房賣不出去。再有一個現象是在基礎設施領域，當然仍然還有很大的投資空間，這點我也同意。但我們同時也看到有很多地區投資搞的基礎設施，是超前的，或者說是過剩的。比如說有些高速公路修了以後，長時間沒什麽車跑，實際上是大量的資源提前消費，而形成的設施沒得到充分利用。因此這也是資源的錯誤配置。此外還有很多政府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沒有什麽實際價值。

因此我想，基礎設施領域和房地產投資也會形成泡沫，也是不能無限擴張的。這樣的無限擴張不利於經濟增長，不利於資源的合理利用，也會帶來高消耗、高汙染和環境的破壞。

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有一個所謂“資本積累的黃金率”。說的就是過高和過低的儲蓄率，或過高和過低的投資率，都不利於資源的最優配置，都會劣化資源配置，都會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社會的福利水平。我們現在麵臨的，就是過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劣化了資源配置，導致了結構失衡。

為什麽會出現過度投資的情況？我認為這個情況是和政府行為有關的。最近這些年，特別是最近這十幾年，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各級地方政府越來越熱衷於投資。經濟增長、GDP是主要的政績目標，投資也是主要的政績目標。政府把投資本身當成了政績，而不是把投資對經濟社會的促進作用看做政績。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不但推高了投資率，也推高了儲蓄率。因為政府支出結構存在問題，用於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些民生方麵的支出不足，而用於投資的支出過多。這同時也製約了老百姓的消費。

我們現在的政府投資加上國有企業投資，至少占固定資產總投資的三分之一，但政府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是起領導作用的，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政府擴大投資規模，實際上對總投資是起了一個引領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高增長、高投資的行為方式不改變，那麽我們現在麵臨的結構失衡問題，可能也很難改變。而增長疲軟，恰恰是結構失衡的結果。

收入分配狀況抑製了內需

我們現在的結構失衡，顯然和收入分配相關。首先就是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在過去十幾年中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另外居民收入在不同的居民收入階層之間的分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首先我們看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最近有一個變化趨勢，政府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企業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擴大的政府收入主要又沒有用於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而是大量用於投資和行政支出。除了財政預算，土地出讓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也大量用於投資，此外還有大量的借債投資。政府的這種行為提高了儲蓄和投資的總規模，抑製了居民消費。



另一個方麵的問題就是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收入差距長期以來在擴大。基尼係數在改革初期隻超過0.3，現在已經上升到接近0.5。這是官方數據，是依據居民住戶調查來計算的，實際上這個住戶調查還漏掉了很多高收入居民。所以實際的收入差距還要比數據反映出來的更嚴重。而高收入居民因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作用，儲蓄率特別高，因此在收入差距非常大的情況下，平均儲蓄率就會居高不下。

如何改變結構失衡？

我們現在麵臨的結構失衡，最關鍵的是體製方麵的原因造成的，包括我剛才講到收入分配方麵的原因，和政府行為方麵的原因。

如果說我們要能夠通過結構調整和體製改革，來改變這種結構狀況。比如說儲蓄率和資本投資率，從現在的投資率接近50%、儲蓄率超過50%，分別下降十個百分點，降到40%或者更低一點，同時居民消費率和總消費率各自提高10個百分點，使居民消費率從現在的36%提高到至少46%以上，或者接近50%，讓總消費率恢複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60%以上，那麽會怎麽樣？

我想帶來的結果是經濟結構更加平衡，經濟增長更加可持續。現在這種經濟增長持續下行的局勢會被遏製。因此，改變結構失衡的關健是政策調整和改革。

在改革方麵，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係列的改革任務。其實這些都和我們現在麵臨的收入分配問題有關，其中一條，全會提出來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要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不適當幹預。同時其他一些方麵的政府幹預，包括政府各種行政審批，政府對價格的幹預，也需要減少。

針對改善收入分配的任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我們現在知道城鄉居民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人群之間，新老城市居民之間，享受到的公共服務也是不均等的。這種不均等的公共服務，對收入差距也起了一個不良的作用。

我們在財稅體製方麵需要推進改革，我們現在的財政體製不夠公開透明，存在公共資源的浪費和資金流失、貪汙腐敗現象等等，也存在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的現象，需要通過財稅體製改革來改善政府對資源的使用和支配。另外在城鄉一體化方麵需要推進，需要促進農村的發展。在戶籍製度方麵需要進行改革，要讓長期在城市打工的那些農民工，能夠有條件真正作為城市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戶、享受正常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不推進這些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就難以改善，結構失衡、內需不足也難以糾正。

三中全會提出了一係列改革目標，都很準確到位，但我們現在麵臨的問題，是如何使這些改革措施具體落實、不走樣子。這些恐怕就是影響我們未來結構合理調整和經濟健康增長的關鍵因素。

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2015.04.11
姚洋：隻搞服務業 不太可能成為發達國家

【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討，學界機構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觀察者網兩位重要作者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朱天教授，以及東南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華生都在觀察者網發布長文，對此提出過質疑。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教授，也在做這一領域的研究。4月9日在北大國發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圓桌討論會上，他發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姚洋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的確確存在，他分析從中等收入國家成功邁進高收入國家的成功案例後，發現這些國家具有8大共性，比如被國內主流經濟輿論所批判的高儲蓄高投資、比如製造業發展好、再比如政治穩定等等。這8大特點中，中國有一個方麵仍需努力改進。具體是什麽呢？請看以下姚洋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北大國發院授權觀察者網發布，經姚洋教授審定。】



很多國家在中等收入區徘徊幾十年上百年

中等收入陷阱在國內已經有了很多討論，事實上對是不是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就有一些疑問。我們現在在做研究，從數據上還是比較明確的能看到，的的確確存在著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要達到世行的中等收入標準，相對比較容易，因為世行2012年的標準人均國民收入（GNP）1035美元以上就是中等收入國家了。1035美元及以下的低等收入國家全世界隻有20個。

達到高收入的國家有多少呢？按照世行的標準人均國民收入12615美元以上就是高收入國家，我感覺這個標準低了一點，12615美元的收入水平，隻有美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這是很低的收入。如果我們用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的45%來計算，世界上隻有36個國家超過了美國人均收入的4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國家屬於中等收入階段。如果看數據很多國家實際上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跨越中等收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確是存在的。

成功跨越的國家有八大特點 中國八缺一

我們看了一下那些成功從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這個過程有什麽樣的共性。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有什麽特點？

首先第一個是高儲蓄，高投資。我們今天老抱怨，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太高，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沒有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方麵就是較高的人力資源水平，勞動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中國在這方麵做得不錯，我們等會兒要講一下，還要看看存在什麽樣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都有比較好的醫療條件，特別是嬰兒死亡率比較低，預期壽命比較高。

第四，製造業發展比較好。在這裏我覺得中國和印度的對比是比較能說明問題的：中國從1978年開始，工業化發展加速，當時我們的工業增加值僅僅1607億元，占GDP的總額約44%，印度隻有20%左右。當然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達到45%左右，這兩年掉下來了，印度隻有30%左右。印度人以為做世界的辦公室就能成為發達國家，從數據來看，大概不太可能。一個國家隻搞服務業是不太可能成為一個發達國家的，特別是大國。而且不光要搞工業化，工業化一定要深入，工業占比一定要高到一定程度，對就業的貢獻要達到30%以上，持續的時間要足夠長，比如說20年到25年以上。

第五就是出口，這些成功的經濟體出口並一定很多，但一定是製造業出口占大數，這個在中國也是比較符合的。

第六，宏觀經濟方麵比較穩定，沒有惡性通貨膨脹。這個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做不到，拉美國家就沒有做到。財政政策比較穩健，政府不亂花錢【胡說】，特別不是把財政貨幣化，一手印錢一手發債券，這個也是比較重要的。

第七，就是政治上比較穩定，沒有大的政治波動。

第八，是中國沒有達到的，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比較平等，他們的基尼係數比較低，像台灣、日本、韓國，如果中國天空上麵有一朵烏雲就是這個方麵。這個不平等在哪方麵會阻礙國家成長？我覺得應該是教育。

要加大職業教育投入

當有一大批窮人的時候，他對教育的投資就會比較低。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農村的孩子，初中沒有畢業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們現在的收入還可以，賺個兩千塊錢一個月，很快會漲到三千塊錢，他們覺得可以了。

但事實上再過五到十年，也許他們的工作全會被機器替代。我們現在簡單的算一下就能知道，他們這種教育水平，將來收入水平不可能隨著我們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在增長。因為按照我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大概是6%-7%，意味著十年之後他們的收入要翻番，也就是說按照今天的價值預算，農民工的起始工資就要超過一千美元。如果他的教育水平達不到一定的高度，就是高中教育水平，要拿到這個工資是不太可能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不太現實的情況。

那我們農村的教育水平到底有多低呢？我們北大自己的調查統計，在農村地區21-30歲的人口當中，5.8%為文盲或半文盲，13.7%隻有小學文化水平，49.0%初中畢業，三者加起來超過三分之二。這一勞動力群體，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要迎接這個挑戰不能等待，等到五年之後，十年之後再做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覺得想讓中國成功的跨越這個中等收入陷阱，可能要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數據，我們的高等職業學校，還有中等職業學校的生均財政投入，是低於普高，也低於職業高中的。隻比我們小學投入高一點，那顯然是不可能培養出好的工人來的。

那麽政府是不是應該在這方麵加大一些投入，在我們的正規教育上能不能向職業教育、職業院校傾斜一點。另外一方麵能不能拿出一筆錢來，給人社部來搞職業培訓，因為他們是管著職業培訓的，但是他們手裏基本上沒錢。這樣來提高我們工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為我們國家的轉型升級做好準備。



2015.03.15
林毅夫：7%目標合理嗎？印度與霧霾……
——解讀2015政府工作報告

周六（3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多位經濟學界大牛聚集一起，召開第40次中國經濟觀察CEO的季度報告會。參加的五位學者都在業界鼎鼎大名。包括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副院長黃益平、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宋國青和盧峰。
會上五位學者從2015政府工作報告解讀開始，對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展開熱烈討論。經承辦方授權，觀察者網今日推出此次會議的第一部分——林毅夫對2015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解讀。
在發言中，林毅夫對7%增長為什麽合理且必要進行了詳細的回答。林毅夫將中國與發達國家做比較，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四大優勢，能夠促使中國實現7%增長：中國大量產品是中低端產品，產業亟待升級就等於有投資機會；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足；環境問題需要解決；城鎮化正在進行中，這些領域都麵臨大量投資機會，而且也有較好的投資回報。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政府債務占GDP不到50%，居民儲蓄率很高又有大量外匯儲備等等，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的這三點優勢又說明，中國設立7%的增長目標是合理的。
此外，談到增長7%的必要性時，林毅夫還拿印度來比較，莫迪政府正在推行東亞招商引資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如果能抓住全球產業轉移的機會，經濟增速很可能實現8%-9%的增長。如果說印度經濟在向上走，而我們的經濟增速繼續往下滑，會影響到中國的發展信心。所以中國“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時候保持7%左右的增長，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僅是在2015年，應該在2016年到2020年，這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7%”。
另外，林毅夫還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澄清了目前關於中國經濟的幾大認識誤區：霧霾是經濟發展快引起的？投資會惡化產能過剩？經濟下行形勢下，政府再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搞基礎建設投資，會加劇金融風險？
林毅夫認為，犧牲經濟增長來解決環境問題，隻會讓人們受環境破壞之苦的時間更長；另外他根據自己在世行期間考察各國發展的經驗，堅持認為，在經濟呈下行態勢且民營資本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是最好的時機。

以下為經林毅夫審定的演講全文：

我昨天（3月13號）剛參加完政協會。過去在兩會之後的“中國經濟觀察”，總有人來解讀一下政府工作報告，今天我就按照慣例談談我在讀總理報告時的幾點感想。

2014年成績：與歐元區、日本、美國的比較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先討論的是2014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在說取得的成績的時候，總理用了“來之不易”這個詞，我很同意這個說法。我認為我們在2014年的經濟增長達到7.4%，雖然跟年初所講的7.5%左右的增長目標比較起來，少了0.1個百分點。但是如果我們放在整個國際的經濟發展態勢來講，這個確實是一個相當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成績。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經濟體，如果你盤點年終實際的經濟表現，跟年初的增長預期都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知道像歐元區，去年年初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大的國際機構預測，認為歐元區可以達到1.1%，但到年底的時候，歐元區增長隻有0.8%，少了0.3個百分點，是減少了將近30%。

然後是日本，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經濟體。日本2014年大家知道有安倍經濟學，也可以說炒得沸沸揚揚。安倍經濟學是采取了一個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且安倍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數量也相當大。年初的時候，當時的預期是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在2014年可以達到1.4%，但到年底一盤算，實際上日本即使在這麽寬鬆的貨幣政策跟積極的財政政策下，經濟還是衰退的。到年底盤算的時候，經濟增長率隻有0.2%。

美國好像好一點，尤其去年第二季度的時候，美國的環比年化增長率達到4.7%。去年第三個季度的時候，更是達到了5.0%。大家都認為美國經濟好像是真的複蘇了。但到第四季度突然又降到2.2%，全年的經濟增長率隻有2.4%。跟年初的預期2.8%，少了0.4個百分點，下滑超過15%。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貿易國，那麽國際上的經濟形勢對中國當然會有不少的影響。比如說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平均每年的貿易增長達到16%到17%，去年年初的時候貿易增長目標是7.5%，到年終盤算的時候，進出口總額增長隻有3.4%。可以說就像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裏麵講的，整個國際經濟的形勢還是相當嚴峻、相當複雜的，還是有相當多不確定性的。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去年提出預期目標是增長7.5%左右，但是心裏希望達到7.5%。在這種情況下達到7.4%，隻低了0.1個百分點，從這樣一個國際的整個經濟趨勢來看是不容易的。

而且不僅是說經濟增長率在合理預期的目標裏麵，隻低了一點，並且經濟結構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說有不少新的亮點，包括在高端裝備業上麵，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在互聯網金融，還有網上購物、快遞業務、新能源汽車等等這些領域，在去年取得了一個比較大的發展。

同時大家都關心霧霾、關心環境。我們的霧霾跟環境和能源使用有相當大的關係，去年每個單位GDP能耗下降了4.8%。我剛看到一個報道，去年我們實際的碳排放總量減少了，這是了不起的成績。

另外，今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還是高於GDP的增長，並且非常重要的是，農村去年的純收入增長達到9.2%，高於城市居民純收入的增長。就是說我們的收入結構也是在改善的。這些我想都是相當了不起的成績，當然還可以講很多，我這裏隻是說一些。

經濟下行壓力大，必須保持合理增速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們肯定還有很多能夠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說去年整個經濟下行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一個季度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下滑的。今年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還是繼續這樣的下滑趨勢。主要的原因是什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資增速的下滑，並沒有說因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變。並且在消費上麵新的增長點也不多，在這種情況下，比如說以投資來講，去年的目標是17.5%的增長，實際的增長隻有15.3%。消費的增長固然也不少，但是沒有什麽真正比較大的增長，來彌補投資增速的下滑。

另外，去年穩增長一直是政府的一個目標。在穩增長的時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裏麵包括定向降準、降息，可是我們希望這些降準或降息能夠解決一些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但是後來發現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存在，並沒有因為宏觀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緩解。另外群眾關心的食品安全和環境問題，各種不滿的情形也時有發生。去年總的來講還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

關於2015年的經濟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總的來講外部環境還會像政府工作報告所說，有很多不確定性，還會相對嚴峻。因為發達國家還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那場危機中複蘇，最主要的指標就是關鍵的、結構性的改革，在發達國家普遍還沒有真正落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工作報告中2015年的經濟增長的總的基調未變，還是繼續秉持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報告認為化解各類矛盾和風險，並且實現現代化，基本上還是必須保持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

達到7%　中國有四大優勢三點不同

這樣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就是我講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標是在7.0%左右。我個人的看法是把增長目標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認為它是合理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也常講，與發達國家相比，實際上我們還是處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因為你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一個是出口，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那對於中國來講的話，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環境不好，但是靠內部需求的啟動，包括投資需求跟消費需求的啟動，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首先來講投資。現在有很多人說，我們的產業過剩產能非常多。但實際上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即使現有的產業有產能過剩，或者有些產業比較優勢不在了會被淘汰，但中長期下我們還有很多產業升級的空間。也就是總理在工作報告裏麵所講的，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產業是中低端的產品，可以向中高端的產業升級，要升級就要投資，這有很多的機會。

第二就是基礎設施，這麽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第三是環境，環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廠都關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麽在發展和生產當中解決環境的問題，你還是要投資新的節能減排的設備，用新的生產方式。

第四，我們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改善住的地方。這些都是好的投資機會，還有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

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麵對整個國際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們有以上四方麵的優勢，存在大量的投資機會，這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發達國家經濟下行、衰退，從2008年到現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為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首先來講產業是最前沿的，下一個增長點是什麽很難知道，有的話也隻有一兩個，基礎設施普遍完善，可做的頂多就把老舊的基礎設施稍微改善一下，環境也相對好，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們判斷中國的發展前景的時候，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方法作為參考，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優勢條件，應該發揮出來。

另外，不僅是說有經濟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高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資源，有機會還要有資源。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我們又有三點不同。

我們投資資源的條件相對比較好。我們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隻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負債都超過100%，發達國家也是。所以我們可動用的財政政策的空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得多。有問題主要是地方政府通過投資平台借銀行或影子銀行的短期債務，來進行長期基礎設施投資的期限不配套的問題。

最近財政部宣布，今年用一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券來置換他在銀行係統的欠賬，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我們也一直在倡導，這樣的一個建議被政府采用了。這樣來說我們政府可投資可利用的資源，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講，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相當大的。民間的儲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對外投資，要進口機器設備，我們有將近四萬億的外匯儲備。

政府負債少、民間儲蓄率高、外匯儲備多這三點，是判斷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麵臨國際周期性下行的時候，應該也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但是他們經常受限於政府的財政情況不好，或民間儲蓄不足。即便國內有錢投資，還要受限於外匯儲備不足，因為你要要進口一些機器設備原材料。而我們這些都是相對具備優勢的。

所以我想把這些有利條件應用起來，有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機會。就業機會有了以後，收入增長也能夠得到保障，那麽消費也會增長。投資和消費都在增長，這樣拉動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外部條件相對不好，我相信達到7%左右的增長，還是有可能的。

7%增長的必要性

另外我覺得中國經濟維持7%的增長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個必要的原因就是就業，如果說我們不能保持中高速7%左右的增長，很可能就業就要變成一個問題。2014年的時候就業是相當好的，我們新增了1320萬的城鎮就業機會，比去年預定的新增就業目標1000萬還多。但如果說我們的經濟增長放慢了，低於6%，大家可以想想看，企業的盈利狀況會非常不好。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會變化，現在即使盈利狀況不好，企業對發展還有信心，他還可能把員工留著。如果他對未來的預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業了，就關門了。就會出現一些企業的倒閉，甚至出現斷崖式的倒閉潮，這個危險總是要關心的，總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是必要的。

第二個，同樣的情形，就是金融穩定性的問題。如果說企業對未來的增長預期不好，經濟增長要放慢，那麽肯定企業的經營狀況就會更差。這種狀況下，壞賬會增加，壞賬持續增長就會影響到金融安全。

第三個，我們十八大的時候提出，到2020年有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10年國內生產總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就要7.2%，我們前幾年都增長得比7.2%高，那就代表著從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長速度可以比較低，6.6%就可以了。

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翻一番，有沒有可能說GDP增長6.6%，然後靠再分配，讓收入增長更快一點？那這樣的話也許GDP增長6.6%，城鄉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會出現一個問題，現在企業的盈利狀況已經很差了，那這種狀況之下，如果說我們的增長是6.6%，然後靠收入分配往勞動者這邊傾斜，（當然我們也希望勞動者的收入增加，這個我完全支持），但導致的結果是怎麽樣？企業的盈利狀況會更差，可能企業要關門，要出現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就會跟前麵兩個目標（就業和金融穩定）相抵觸。

所以這種情況下，十八大目標的完成，我覺得比較好的情況，還是保持一個差不多7.1%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因為我們現在人口增長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標，但最後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是來自於經濟增長帶來的。7.1%的增長速度，居民收入可以翻一番，也有利於就業，也有利於金融穩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機會 GDP增速可能實現8%-9%

還有一個必要性，上次在中國經濟觀察的會上我談過，現在再強調一下，就是印度的競爭。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1月份的預測，印度會在2016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中國。世界銀行最近又做了一個新的估計，因為過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長率的時候，是從投入增長多少，來推算他的經濟增長率。但其他國家是用產出的增長，因為勞動生產力水平、技術水平的提高，不能用投入來計算，用現在通用的產出增長來計算，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在2014年時印度的增長率就達到7.5%，比我們中國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覺得這種趨勢也許不是一兩年，我想這種趨勢可能會是相當長期的，而且不是0.1個百分點，或者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可能是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原因是什麽？

我們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曆史，任何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抓住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通常會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長，日本、亞洲四小龍是這樣子，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取得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成為世界工廠也是這個道理。大家也知道，我們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因為工資上漲逐漸失掉比較優勢，而其他工資水平更低的地方如果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可能也會實現像我們過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

印度有相當可能會抓住這個機遇，兩個原因，因為印度現在的人均GDP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工資水平比我們低。

第二個是新上台的印度政府，印度總理莫迪幹在吉吉拉特邦幹了12年的首席部長，他推行的就是東亞的招商引資、出口導向，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取得的成績也是跟東亞一樣引入注目。他當年所在的邦人口隻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現在當總理了，當然也在推廣這個經驗，提出”印度製造“的口號，積極招商引資，積極以出口為導向，積極改善基礎設施。我覺得去年印度經濟增速超過我們，實際上是一葉落而知秋，如果他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可能未來十年二十年會有8%到9%的增長。

而我們已經進入到新常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我們比較優勢在慢慢減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從9.8%降到7%左右的增長，不努力的話就降到6%或更低了。

產業轉移中國要積極作為

各位想想看，我們在過去30多年維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長速度，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係統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大國，但國際上對我國的體製機製有很多信心不足的問題。如果這麽對比的話，人家在紅火發展，我們的增長乏力，國際上唱空中國做空中國的聲音會更多。那怎麽來應對這個可能的挑戰？我想有兩種辦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比較快速進入到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印度還是發展中國家，高收入國家的增速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速度更慢是慣例，所以，我們到了高收入發展階段，經濟增速低於印度，這不是我們的體製和道路問題。

那怎樣才能更快地進入高收入國家？如果說我們從2015年到2020年能夠維持7%，7.1%、7.2%的增長，加上人民幣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達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國家，印度就不是我們對比的對象了，我們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國家對比了。這是第一。

第二個是要積極有為地幫助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另外一個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為我們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必然要轉移。如果我們不積極幫助國內失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工資水平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會死在國內了。國際上對勞動力密集產業的需求並沒有減少，如果我們不作為，印度很可能抓住這個機會，填補我國騰出的空間。因為實際上它已經在尋找這樣的機會。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幫助中國企業抱團出海，轉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為如果我們不作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為它已經在尋找這個機會了。我們要積極作為，幫助中國企業到另外一個地方實現產業轉移，比如說到非洲，非洲有十億人口，工資水平現在跟印度一樣，人均GDP平均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

非洲如果承接了，他們也會出現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長。這有什麽好處呢？非洲國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論之下，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還不能擺脫貧困。如果說我們的產業轉移，跟我們的招商引資、改善基礎設施的方式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起來，那就代表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反而能夠增加我們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

所以我覺得麵對這種情況，我們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時候保持7%左右的增長，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僅是在2015年，應該在2016年到2020年，這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7%。這是我認為必要的。

三個認識誤區：霧霾 投資 政府搞基建

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從我前麵講的理由來看是合理的，因為我們有這個條件，而且是必要的。但真正要落實起來，我覺得我們要解決幾個思路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

霧霾是經濟增長快引起的？

比如說霧霾的問題，確實，霧霾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但是我們好像在社會上有不少人，看到霧霾很嚴重，就認為霧霾是因為發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較好的環境，認為經濟增長慢一點，提高增長質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這樣呢？霧霾確實需要解決，但霧霾是不是經濟增長快造成的？

我還是拿印度來對比，印度1979年的時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們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們高出15%。但現在來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們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就代表過去印度在這這36年，每年的增長速度比我國低將近4個百分點。

但我們現在關心的霧霾問題，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2012年印度的霧霾問題比我們還嚴重，所以這樣一對比，馬上就發現並不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三四個百分點，我們的霧霾就會好。

仔細分析一下，霧霾確實嚴重，我也不喜歡，但霧霾是怎麽造成的？我想有三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跟發展階段有關。因為中國和印度都處在中等發展中國家，都處在以製造業為主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製造業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麽這時候的環境相對於農業社會，或者是相對於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製造業社會，環境問題要更嚴重。中國是這樣，老工業化國家，英國、德國、美國，和新工業化國家日本和韓國，在製造業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差，這是共同的問題，除非你不經過製造業階段。

第二個原因，我們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炭為主的，這跟以天然氣和石油為主的能源結構社會來比，汙染更大。

第三個原因，跟環境執法有關。加強執法環境會改善一些，但能源結構從以煤炭為主，變成以清潔能源為主，需要一個相當緩慢而且代價很高的發展過程。那是不是把經濟放緩霧霾就好一點呢？如果像APEC會議期間那樣把工廠關掉，一段時間可以，但如果一直關掉的話，我們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實際上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放緩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那就會使我們停留在製造業的階段更長，這樣做實際上環境汙染、人民受害的時間就越長。高速發展三十年，讓我們知道了霧霾的問題。如果你到歐洲去，他們在快速發展的時候也就是3%的增長，他們環境惡化都持續了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

所以我覺得用犧牲速度來解決霧霾的問題，這是一個初衷非常好、但不針對問題本質的方法，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對環境惡化所要忍受的時間更長，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產能過剩是投資造成的？

第二個，我們現在有很多產業產能過剩，有一種觀點認為，產生過剩都是投資造成，所以認為應該降低投資，轉變成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增長。

我覺得這個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因為我們現在過剩的產能是什麽？我們現在過剩產能是在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上麵，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消費掉的。如果說我們投資降低了，對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會造成產能更過剩。所以並不是說增加消費、減少投資就能解決產能過剩，這個說法不正確，沒有分析我們產能過剩的地方在哪兒。

比如你說，現在的鋼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資這些產業，可能讓產能過剩更嚴重，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資我前麵講的那些產業，產業升級的部分，或者是我們基礎設施不足的部分、環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麵並沒有產能過剩，投資怎麽會導致過剩產能呢？反而是在補我們的短板，所以觀念上麵要糾正。

實際上我並不是說改善投資不需要，主張“投資”當然是指有效的投資，能夠提高我們生產力水平的，能夠讓我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有效投資。如果能夠有效投資的話，就業和收入就能夠增長。這種情況下，投資會拉動消費，經濟會保持比較高速的增長。

經濟下行，政府該不該做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就是政府現在麵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不該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不該降息，不該降準，這些措施可能會增加信貸的風險，或者不該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一些項目的投資。很多人持有這樣的觀點。

比如說有一些很嚴肅的學者，我很尊敬他們，他們做宏觀分析，發現2008年到2012年，我們的財政政策最多的時候，那段時間政府投資項目的回報率比企業的回報率低，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企業的投資，政府不應該采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我覺得這樣的分析並不完全正確。

第一，你要問問，為什麽2008年和2009年政府積極用財政政策？如果企業有投資積極性，政府就不會去投資，因為企業不願意做，政府才做，這是第一點。

第二，計算基礎設施回報的時候，它的投資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較長的。一般企業投資的周期比較短，所以在投資的時候是沒回報的。然而做回歸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另外，基礎設施投資，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對民營經濟有很多外部性。汽車輪胎的損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隊和交通擁擠少了，就節省交通時間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裏麵是不包括這些回報的，所以，計算的回報率就比民營經濟的投資回報率低。

第三，即使你把這些都算進去，到最後你發現政府的投資回報率比較低，那這些基礎設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來做回報率低，企業來做基礎設施，除了少數幾個有壟斷的項目之外，大部分基礎設施長期回報是比較低的。這種情況下企業是不會去做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前幾年，國際上一個盛行的觀點是基礎設施如果有回報，讓企業來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導致的結果，到2000年左右，他們發現過去30年裏，隻有一項基礎設施，民營經濟非常積極，就是移動通信。除了移動通信以外的基礎設施，談了30年基本沒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發展中國家去看，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那就增加了民營經濟的成本，經濟發展就不好。所以政府應該對基礎設施建設有責任，即使是投資回報可能低一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必須政府來做，你就要考慮是什麽時候做，是在整個經濟下滑的時候做好，因為這時候民間投資不足；還是現在經濟已經非常熱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經濟很正常、很熱的時候，政府再去做基礎設施建設就是火上加油，經濟過熱。所以當經濟下滑，各種建材的成本比較低，民營投資不足的時候，政府來做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活動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一直在提倡這個觀念。當時呼應的人非常少，我很高興看到去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出的《世界經濟展望》裏，提出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是政府來做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我很高興現在在國際上已經開始對此形成一個共識。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克服以上這些認識上的誤區，把我們的有利條件用起來，我相信在2015年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並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謝謝！（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2015.04.16
朱天：中國增長之謎，是製度還是文化？

【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第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這一“創6年新低”的7% 增速顯示，經濟下行壓力確實很大。但放在世界範圍內看，增速“保七”依舊十分可觀。各國媒體昨日也讚許“7%的增長率仍是奇跡”、“中國經濟從青春期進入青年期”。日本電視台評論“中國有保持穩定增長的自信”。
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宏觀調控“工具箱”裏的工具比較多。那麽這些工具使用者的“獨門功夫”是什麽？中國經濟保持基本穩定的深層原因是製度還是文化？國內學者對此有多種解釋，自由派的說法流傳最廣，而中國模式派風頭正勁。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決策科學係主任朱天教授再次賜稿觀察者網，從深層次解讀自由派、中國模式派以及文化派各自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並指出其背後的邏輯漏洞。經過比較後朱天認為，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國為什麽比其他國家增長更快的原因。中國的威權體製、市場幹預和混合經濟同樣不是中國增長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國增長的必要條件。】

1978年的時候沒人預測到中國會是過去三十多年裏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更不用說會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今天，我們都將這個成就歸功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但是，改革開放隻能解釋為什麽1978年後的中國經濟增長快過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釋為什麽同時也遠快過其他國家（除了靠石油致富的小國赤道幾內亞）。

中國比發達國家增長快也許不奇怪，可以說是因為原來的基數低。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麽中國比赤道幾內亞以外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增長都快？不隻是快一點，而是快很多。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增長之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二、三十年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很多國家的市場化程度比我們還要高，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發展速度超過中國。提出並試圖解釋中國增長之謎不僅對於我們準確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原因及預判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非常重要，而且會改變我們觀察中國的經濟、政治乃至社會問題的角度。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有一些流行但是錯誤的解釋，如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出口拉動等等，這裏沒有篇幅一一評論，我隻需要指出：如果這些說法是正確的話，那麽所有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可以通過這些辦法實現快速增長，但為什麽都沒有做到呢？事實上，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都很廉價，生育率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間，也都可以靠出口來拉動需求，尤其是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不會像中國這樣容易成為西方貿易保護主義者及其政策的攻擊目標。

中國增長之謎的製度解釋：自由派與中國模式派

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就是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和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叫技術進步）。多數學者認為這兩者都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一個自然的問題就是：為什麽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速度特別快呢？

許多人從製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兩派觀點比較流行，這裏姑且稱之為“自由派”和“中國模式派”。這兩派都承認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根本原因，他們的差別在於，自由派認為中國的經濟體製還是不夠自由、不夠開放，如果不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經濟增長即使不會崩潰，也難以為繼。

“中國模式派”——則主張通過強勢的政府積極幹預市場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確或者基本正確，他們尤其欣賞中國的政治體製。

自由派的政治觀點倒不盡一致，有主張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張先搞法治建設的。中國模式派雖然也承認中國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認為基本上都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問題，隻要假以時日，都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這裏的中國模式派比較籠統，其中有一些精確的可以稱之為“保皇派”，而有的學者承認有所謂的“中國模式”，但對這個模式持批評的態度，卻並不保皇。

自由派在國內學術界可能占了主流地位，他們關於中國需要繼續改革開放的主張或許不錯，但是他們通常缺乏全球比較的觀點，因此不能解釋、甚至沒有想過為什麽中國比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增長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發展中國家。自由派也做比較，但通常隻與西方發達國家比、隻與書本中的市場經濟模型去比。問題在於：如果隻要自由開放就能夠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那麽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應該不輸於中國，但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模式派在學術界雖然地位不高，但近年來他們觀點的影響在上升，尤其為官方所喜愛。與自由派相比，中國模式派有全球比較的視角，他們不僅看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種種弊病，還看到發達國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賞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將之歸功於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體製（也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包括強勢威權的政府、國有民營共存的混合經濟以及對市場和產業的積極幹預。

但是， 中國的體製真的像中國模式派所說的那麽獨特嗎？畢竟二戰結束以來的七十年裏，搞過威權政府、混合經濟和市場幹預的發展中國家不在少數，卻沒有幾個國家或地區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可能隻有韓國和台灣是例外。

中國的高速增長是東亞奇跡的一部分

中國並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這之前，還有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類似的增長經曆，而且都先後加入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在解釋東亞的增長奇跡時，有幾派觀點，其中有一個可以稱之為“發展型政府”派，強調政府幹預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認為東亞的經濟騰飛是強勢政府推動符合本地情況的產業政策的結果。這一派學者中的經濟學家較少，多數是政治學家和東亞問題專家。他們的理論深度和實證研究水平要比中國當今的中國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後者認真學習。

但是，“發展型政府”派與中國模式派一樣都不能解釋為什麽世界上這麽多發展中國家曾經積極幹預過而且現在還在幹預經濟，但隻有東亞的幾個國家和地區（也就是當年的日本、韓國和台灣以及現在的中國大陸）幹預成功了。他們的理論也不能解釋為什麽幹預程度較小的新加坡和作為自由市場典範的香港同樣實現了經濟騰飛。

與發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東亞奇跡恰恰證明了以私有製為主體的、出口導向的市場化經濟體製可以讓任何國家脫貧致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實現經濟騰飛要歸咎於其錯誤的製度和政策，它們要麽采取了以進口替代為導向的、國家過度幹預的工業化策略，要麽是搞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

自由派的這些觀點聽上去不無道理，但是他們不能回答為什麽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隻有幾個東亞國家和地區采取了正確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從1980年代以後都放棄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然而，無論是拉美還是非洲國家，過去二、三十年的增長速度並沒有比198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實上還更慢了。

表一比較了1961-1985年間與1986-2010年間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增長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由年均增長2.4%降到1.25%，中東和北非的發展中國家由2.99%降到1.67%，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則由0.97%降到0.6%。我列舉這些數據不是想證明市場化改革是導致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減慢的原因，畢竟1986年後整個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發達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增長率由1985年前25年的3.14%降到了後25年的1.78%。但這些數據最起碼說明自由派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奇跡。改革開放即使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遠非充分條件。中國曆史上，清朝實施的並不是中央計劃經濟，而可以說是以私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但在清朝統治的近三百年裏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距離卻越拉越遠。



西方一些主流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對拉美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表現不佳的解釋是，這些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還不夠徹底，相關的一些製度也沒有建立起來。但是，用同樣兩個時期比較，中國的增長率由1985年前的4.69%上升到之後的8.91%，印度的增長率則由1985年前的1.61%上升到之後的4.62%。中國和印度增長的加速當然都與市場化改革有關，但根據國際上有名的兩家智庫對世界各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中國和印度都是靠後的，不隻是遜色於拉美國家，比很多非洲國家還不如。

表二列出了一些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排名及其經濟增長的情況。這是我根據幾組數據整理出來的一個表格，幾個指標都齊全的國家（或地區）總共有130個，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在兩個智庫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上都是前兩位，非洲的乍得則在130個國家（地區）中墊底。中國在經濟自由度和國家治理能力上的排名與印度和海地處於同一個水平，不僅遠遠落後於墨西哥、牙買加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還落後於烏幹達和馬裏這樣的低收入國家！

自由派經濟學家可以用表二中的排名來說明中國離自由市場經濟的距離有多遠，中國是多麽急切地需要繼續改革。但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盡管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全世界最快的。印度的經濟自由度及國家治理能力的排名與中國一樣屬於倒數，卻也是過去二十年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因此，中國模式派可以從同樣的數據中可以得出與自由派正好相反的結論，即過分的自由不利於經濟發展，中國的威權政府、強勢幹預和混合經濟恰恰是中國經濟比別的國家增長更快的原因。


注釋：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的菲沙學會（Fraser Institute）是兩家有名的主張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保守派智庫，他們每年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度進行打分排名。這兩家機構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的構成非常接近，包括法治和產權、政府大小、監管效率、市場開放程度和宏觀穩定性。世界銀行發布的國家治理指標（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包含了六個方麵，即民主與言論自由、政治穩定程度、政府效能、監管質量、法治程度及對腐敗的控製力。這裏的排名是根據這六個方麵的指標的簡單平均值做出來的。人均GDP的增長數據來自於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

然而，如果我們把130個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各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與經濟增長率其實沒有什麽相關性。自由派當然是堅信經濟自由促進經濟增長的，他們也許會說表二的數據並不一定說明經濟自由度與經濟增長沒有關係，而是說明這些智庫給出的指標不能真正反映各國經濟自由的程度。但這樣的辯護也有問題。

一方麵，花這麽大力氣製作這些數據的人和機構顯然相信經濟自由是發展經濟的關鍵，不然他們也不會去做這件事。如果連這些人得出的經濟自由度的指標與經濟增長都不相關，那真的可能說明這種相關性並不存在。另一方麵，如果說目前還沒有能夠準確反映經濟自由度的指標，那麽自由派的觀點就還隻是個停留在理論層麵的信念，並沒有得到足夠的經驗證據的支持。

雖然並不是經濟越自由，增長速度就越快，但顯然也不是自由度越低，經濟發展就越好。不管是自由派、中國模式派還是“發展型政府派”都同意，中央計劃、閉關鎖國的經濟體製一定是不行的，極端不自由的經濟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在摒棄計劃經濟的大前提下，經濟自由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就非常微弱了，不存在一個最有利於增長的經濟自由度，發展中國家在促進增長的政策和製度安排上似乎沒有模式可循。雖然在所有的發達經濟體裏，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幹預都不是很多，支撐市場經濟的製度質量也都非常高，但這可能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的結果而不一定是其經濟發展的原因。

東亞奇跡的文化解釋

關於東亞奇跡，除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從製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釋之外，還有一種文化派的解釋，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會學界頗為流行。文化派認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強烈的成就動機、勤儉節約、重視教育等是東亞經濟成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文化派的觀點可以追溯到社會學的老祖宗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歐洲十六世紀開始的基督教改革所產生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在歐洲新教國家興起的原因，他還特別解釋了為什麽中國儒家文化產生不了資本主義。但是另一方麵，韋伯也指出儒家文化可以很有效地學習資本主義的做法。

不過，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削弱了文化派的聲音和影響。大多數經濟學家雖然在私下也會和普通人一樣大談國家、民族乃至各省之間文化的差異，但對用文化來解釋經濟發展卻是非常不屑的，覺得文化論是一種膚淺的、經不起推敲的理論。畢竟同文同種的南韓和北韓、港台和大陸在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是製度的影響又是什麽？同樣的中國人，1978年之前和之後的經濟發展速度迥異，無疑乃製度變化所致。

其實，絕大多數持文化派觀點的學者都不認為文化是唯一的決定經濟發展的因素，都承認製度和政策因素的影響。但他們強調，承認製度的作用不等於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現在幾乎沒有幾個人還相信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同樣是計劃經濟、同樣是市場經濟、同樣是混合經濟，各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速度上還是存在巨大的差異，用製度和政策很難解釋這種差異。

日本、東亞四小龍和中國大陸在各自快速發展階段所實行的政治經濟體製都不盡相同，但同樣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把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遠遠拋在後麵。在東南亞，同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的經濟成就平均都高過其他民族。事實上，根據兩位年輕的經濟學家韋誌超和孫昂的一個研究，東南亞各國（地區）的人均GDP與華人占總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關關係；不僅如此，馬來西亞國內各省的人均GDP與華人的占比也是明顯正相關的。這些事實顯然不能簡單地拿製度和政策的差別來解釋。

作為經濟學家，我認為文化派的軟肋不在其基本觀點有什麽不對，而在其嚴謹、定量的研究不足。即使是定量的文化研究，也容易輕率地將文化特征與經濟結果的統計相關性看成是因果關係，而對同樣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其他因素如初始條件（氣候地理、生態環境、種族結構、教育水平等）以及製度和政策的影響等考慮不夠。

中國增長之謎可能的答案

可喜的是，過去十幾年來，國際上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通過更加嚴謹的定量方法，來研究曆史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些研究最終就是要回答如下的問題：世界上為什麽一些國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國家貧窮？為什麽二戰以後的數十年裏有些國家發展很快，但更多的國家發展緩慢？

多年來，發展經濟學家一直在尋找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藥方，但至今可以說還是徒勞無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東亞四小龍和中國大陸都沒有世界一流的發展經濟學家，經濟卻發展得很好。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個共識是：發展中國家必須通過保護本土的“幼稚”產業而實現工業化，這就是所謂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雖然也讓一些發展中國家獲得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但未能給予它們經濟持續增長的後勁。發展經濟學家曾經還有一個共識，就是落後國家要想工業化就必須提高投資水平和教育水平，資金的缺口可以通過外國資本或者援助來彌補；但結果不僅沒有創造奇跡，反而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過度依賴外援和外資，導致貿易赤字嚴重、外債過多，甚至引發債務危機、貨幣貶值和惡性通貨膨脹。

到了八、九十年代，私有化加自由化的改革和市場製度的建設成了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開出的藥方，後來被總結成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但結果並不理想，沒有照搬華盛頓共識的中國和印度增長得很好，而實施市場化改革力度更大的一些拉美國家卻增長緩慢。

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國為什麽比其他國家增長更快的原因。中國的威權體製、市場幹預和混合經濟同樣不是中國增長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國增長的必要條件。中國增長之謎與中國特定的政治和經濟體製關係可能不大，而與東亞增長之謎一樣，其答案更可能在於東亞人民崇尚勤儉、尤其是重視教育和學習的傳統文化，是這個共同的文化使得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物質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速度、特別是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能力上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

這樣的結論聽上去也許並不新穎，但是要證明這一點卻不容易：何以見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麽原因（如地理、氣候、人種、智商等等）呢？何以見得別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崇尚勤儉和學習的文化呢？另外，如果傳統文化真是中國發展更快的主要原因，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已經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著政治體製無論怎麽變都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呢？是否還意味著中國也將會像其他幾個東亞經濟體一樣最終順利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呢？這些問題要留待後續的文章來探討。



2014.09.08
王小魯：勿用道德標準衡量國企民企

【9月18-20日的浙江莫幹山會議，盡管整場會議與預期相差甚遠，圓桌論壇“混合所有製”議題成為為數不多的質量較高的一場。現場參與討論的有來自國有企業、中央級研究機構、地方政府投資處、高校研究人員、私人企業等多方代表十多位。盡管國企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混合所有製已經邁開步子，該探討什麽樣的混合所有製，才能最大化國企及社會資本的效益，以及更多普惠於民。但從現場嘉賓的討論來看，意識形態層麵的爭論仍然占主流，比如更多的代表認為私營企業一定比國企好，少數代表認為，國有企業一定比私營企業更能保障行業安全等等，最後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基本一致的認可。觀察者網在此編發三位與會代表的發言，供讀者思考鑒別。本文為王小魯的發言。】

談到國有或者私有，我不主張用道德標準去下定義。國有企業因為你是政府主導的，就是要主導所有事關國計民生的領域。這個判斷的前提是民營會幹壞事，所以要國企來做這些領域。反過來說，國企一概不行，我也不讚成。我們需要具體情形具體分析。

美國是個徹底私有化的國家，鐵路是國營的，郵電也是國有的。其他歐洲的法國、日本，國企多的很，而且國企運營的領域不限於鐵路、郵電。德國電力公司也是國營的，為啥不私有化？因為不同領域麵臨不同問題。

有些領域不適合搞競爭，我不能再搞一張鐵路網去競爭，看誰厲害，把土地也給占完了。隻能一張鐵路網，而且也不能一人管一段，你的火車不能往我這邊開，我也不能開到你那邊，這不可行。這個領域也許國有更有效，但也不絕對。這是特殊領域，不容許完全競爭。

石油領域不屬於完全競爭領域。誰想地上鑽個窟窿，發現有石油，說這是我的，我要和你中石化競爭，這不行，在某種情況下就得壟斷競爭。國際上有幾家大的石油公司，它不是國有壟斷，但它是私人壟斷，這是石油行業先天條件決定的，它不適合完全競爭。

那麽，下一步想，私人壟斷和國有壟斷之間，我們做什麽選擇？是不是國有壟斷一定不如私有壟斷，我不這麽認為。過去我們私營企業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發展的很好，我承認，但是都在競爭情況下發展的。

90年代俄羅斯的私有化，石油公司劃給私人資本，而且是誰跟政府關係好給誰，隻要變私有，不擇手段怎麽都好。幾年之間，國家壟斷變成了私人壟斷，國家資源變成了私人資源，出現了進入福布斯排行榜前幾位的大富豪，俄羅斯的老百姓沒有得到絲毫好處。

這樣的領域，私有化未必能解決問題。但國有企業是不是管得好，仍然要打問號。中石油出現了腐敗，說明沒管好，能不能管得好，是可以討論的。包括石油資源的分配問題。

既然有國有壟斷和私人壟斷，是壟斷就有壟斷利潤，靠資源賣錢，抽油機就是印鈔機。這個壟斷利潤，是不是該你拿，就很明確了。

現在我們也收資源稅，但我們隻有5%。澳大利亞前任共和黨政府上台的時候，搞資源稅改革，必須上繳利潤的30%。因為它們鐵礦石賣給中國，價錢翻了好幾番，賺瘋了。他們上繳利潤的30%如果按照中國石油部門的標準算，相當於從價稅的15%，我們的從價稅隻有5%。我們把利潤大頭留給企業了，這個利潤是它們不該得到，是資源收益，不是經營收益。

這個問題上是不是私有化就能解決了，不見得，還得解決利益分配，企業經營管理中怎麽治理問題。同樣是國有企業，不見得都腐敗，可以管得很好。所以我們在不同領域，混合、國有，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是有幾個問題必須解決：

第一：所有涉及競爭的領域，必須公平競爭。國有民企，我們拿績效來評判。看每年公布的數字，很多國企經營利潤很不錯的。但利潤率跟外資民資要低一些，但差別不遠。這裏沒考慮幾個重要因素：其一，很多國企從事的是重要的資源型行業，利潤不能比別人低，要比別人高才對；其二，國有企業抱怨，我本來5000人的企業，我雇了1萬人，這些冗員不能解雇，錢陪在這上麵了。這些都是事實，所以看國有企業利潤率高不高，光看表麵數字不夠。
簡單說私有還是國有，私有就好，國企就不好，這不夠，要更具體，看的更深入。

如果說有一條公平競爭的起跑線，國企和私企同台競爭。國企可以占廉價土地，私人也可以；國有拿到基準利率貸款，私有企業同樣待遇，而不是10%甚至更高的貸款利率；如果國企也可以隨意解雇員工。把所有這些問題都攤倒桌麵上來，在同等條件下，再看誰經營好誰經營的不好，看哪個領域要國企還是私企，還是混合。

國企隻要不享受特殊優惠，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如果確實經營的好，哪怕就是競爭性領域，為什麽不讓它存在？

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治理機製的問題，要透明公開規範化。不能說政府一句話國有企業要跟著轉，競爭性領域要聽市場的，而不是聽政府的。這個前提下，再看哪些領域國企占多了，效率低了，要改變。混合所有製提供了一條路。

混合所有製有沒有標準，占比是不是國有占51%，私企49%；混合所有製，是不是必須國家股占大頭，私企是老二；是不是私有隻是財務投資者，不是戰略投資者。當然從這裏起步也可以，有了一點進展再推進混合所有製改革，也是一條路。但是得一步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