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這是一財在今年博鼇論壇對林毅夫的采訪，林毅夫解釋說：一般人對我的觀點有誤解。我的觀點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還有20年8%的增長潛力，而不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每年達到8%的增長。
林毅夫以前是怎麽說的？
陳昕評論
關於改革，林的一個例子是，“利率市場化做了一點，貸款利率已經放開，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控製，金融結構改革的調整步子邁得很小，農戶，微型與小型、中型企業仍然得不到金融支持;資源價格也已經放開，但資源稅費仍然過低”，和我的觀察一致，目前中國改革步伐過慢，像是習李主力太大。
對話林毅夫：我為什麽預言中國經濟未來20年還能增長8%
一財網楊燕青 2015-04-15
在博鼇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第一財經日報》對話林毅夫教授，聽他詳解了為何能準確預測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奇跡，以及緣何做出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有8%的判斷。
因為兩個預言，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身處輿論的漩渦。一個預言帶來的是學術讚譽，一個則是公眾的質疑。
前一個預言已經實現——20年前，他和蔡昉、李周兩位合作者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下稱《中國的奇跡》)中預言，按雙軌漸進的方式改革，到2015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最近研究證實了這個預言。
而後一個預言，則為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中國經濟從2008年起仍有20年8%的GDP增長潛力。人們懷疑，如此樂觀的預測是否源於他的工商聯副主席這一新身份?他還是不是一位邏輯嚴整、框架嚴密、訓練有素的嚴肅經濟學家?
林毅夫
在博鼇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第一財經日報》對話林毅夫教授，聽他詳解了為何能準確預測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奇跡，以及緣何做出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仍有8%的判斷。
“我的觀點是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還有20年8%的增長潛力，而不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每年的增長將達到8%。認為我過度樂觀的批評是把我對潛力的分析當做是我對現實增長的預測。潛力的實現決定於內外部是否具備有利的條件，並且需要克服諸多困難才有可能變成現實。”“如何判斷增長潛力?”林毅夫對《第一財經日報》說，“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機製來源於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和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他認為，是否仍有快速增長的潛力不能簡單地從過去已經快速增長多少年或現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來判斷，關鍵要看後發優勢還有多大，“判斷後發優勢比較好的角度是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為人均GDP水平代表了平均勞動生產力水平，而後者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
準確預測中國成第一大經濟體
第一財經日報：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這本書徹底改變、塑造了一代經濟學子的理論框架和思維框架。這本書的理論框架，對過去和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自洽的視角。您在那時就預測到2015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指標上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那時候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都將這個預測視為天方夜譚，可是今天它的確成為事實。您是怎麽做出這麽準確的預測的?
林毅夫：從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機製，我們形成了當時的預測。我們知道經濟增長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需要通過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來達到。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都是在世界的最前沿，因此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需要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業，投入大、風險高，絕大多數這方麵的努力都是失敗的。因此，雖然新技術和新產業大多來自發達國家，但是，發達國家總體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慢，過去這100多年來的年均增長率不高，也就隻在2.5%~3%之間;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經濟才可持續增長，不過這種創新和升級是在國際的技術和產業鏈之內進行的，可以參考、借鑒、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經驗，從理論上來講，後者比前者的成本和風險都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這一“後發優勢”的話，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中國自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後在經濟發展上基本上沿著這個路徑。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根據上述分析並參考其他沿著這個路徑發展得比較好的經濟體，看他們的平均增長率，來推算我們的增長率，最終得出了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有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的預測，比較幸運的是中國經濟過去20年基本按照我們分析的路徑來發展。
日報：這本書預測的奇跡實現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也實現了。事實上，《中國的奇跡》這本書的理論框架包含要素稟賦、政府發展戰略和企業自生能力(viability)三個關鍵要素，如何來看待三者之間的關係?
林毅夫：理解這三個要素，有一個概念是“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結構是指每個國家、每個社會在每一個時點上所擁有的資本的總量、勞動力的總量、自然資源總量的相對豐富程度。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都有這三個要素，但相對豐富程度不一樣，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短缺，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相對豐富的要素價格相對低，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相對高。
要素的相對價格不同，導致了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這直接影響了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
如果要把比較優勢發揮出來，還要考慮政府和市場。政府根據發展戰略來優先發展產業，但如果政府要發展的產業沒有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企業就沒有自生能力，需要靠保護、補貼才能生存，最終會導致一係列的扭曲的出現。
反過來，要發展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話，企業就會有自生能力，隻要管理好，在市場上就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可以占領很大的國際、國內市場，創造很多利潤和剩餘，資本積累就會快，資本這個要素就會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就要采用資本相對密集技術、升級到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在這個過程中就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不過，要企業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的前提是要有一個能夠充分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相對價格體係，這種價格體係隻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存在。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則需扮演因勢利導的角色，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需要克服的外部性和相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環境的完善的問題。
日報：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學國際貿易都是從比較優勢學起的，不過沒有人想到能將這一理念發展成中國乃至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奇跡的一個理論基石。比較優勢源於要素稟賦，而要素稟賦又是我們選擇短期以及中長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礎，比較20年前，今天我們的要素稟賦發生了哪些大的變化?在今天又應選擇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
林毅夫：戰略層次都是一樣的，都是要按比較優勢發展才能形成競爭優勢，都應該充分利用後發優勢，都是要有“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但是要素稟賦結構發生變化，優先發展的產業就會發生變化。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1979年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的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本不斷積累，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隨之資本越來越密集。
日報：上個世紀50、60年代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被證明是錯誤的，用您這個理論實際上是可以完美解讀我們未來要發展什麽產業更有優勢。
林毅夫：50年代時候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願望，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在極端貧窮落後的農業基礎上發展重工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比如我們60年代試爆原子彈，70年代人造衛星上天。
發達國家在這些產業上有比較優勢，我們卻在人均GDP還不到非洲國家平均三分之一水平的基礎上做到了。不過，在資本極度短缺的情況下，把資本配置到需要很多資本的重工業上，導致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發展起來，這就是為什麽到1979年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生活水平的改善很少，而且跟發達國家相比，人均GDP的差距還在擴大。
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采取了不同的發展策略，以“漸進雙軌製”的方式進行轉軌，即對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放開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準入。後者利用勞動力優勢，生產成本低，在國際上有很大的競爭力，最後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
經過30多年的發展，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很大。去年年底我們的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中國成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資本不是那麽緊缺了，勞動力從過去的極端豐富變成相對短缺。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使得政府要優先發展的產業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改革還在路上
日報：改革開放初期實行雙軌製，對國企有一定的補貼，後來我們開始改革國企，但直到今天，國企依舊沒有沒有足夠的自生能力。從這個角度看，進行怎樣的改革國企才能獲得你所說的自生能力?混合所有製是否是最好的出路?
林毅夫：一個企業是否有自生能力決定於所在的行業是否符合這個經濟的比較優勢。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的小型國有企業，比如紡織業、零售業，所在的行業我國是有比較優勢的，具有自生能力，隻要經驗管理好就能營利。在“抓大放小”的時候，他們已經民營化了。剩下的就是國資委管控的16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在當時，這些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所在的行業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缺乏自生能力，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了。經過這些年的快速發展和資本積累，有不少產業，比如裝備製造業，產品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已經有競爭力，表明這些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有了自生能力;有些則仍然不符合比較優勢，比如與國防安全有關的軍工企業，這類產業資本非常密集，產品和技術的研發周期特別長，在發達國家也都超越了他們的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需要補貼，在我國同樣需要保護和補貼。
這種情況下怎麽改革?不是說國有的就沒有競爭力，而是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缺乏自生能力，都需要保護補貼才能生存。
上個世紀90年代，我跟不少人有過爭論，我個人認為符合比較優勢的小型國有企業應該民營化，這樣所有者和經營者統一起來，可以避免道德風險，提高效率。對於大型的國有企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時，如果私有化，企業仍然是沒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私有企業的所有者比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要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會更高，結果給私有企業的保護補貼會比在國有時還多，前蘇聯、東歐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後的情形證實了我當初的判斷。大型企業所在的行業如果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企業變成有自生能力，則應該取消雙軌製之下的保護、補貼，讓各種所有製的企業在市場上公平競爭。這是因為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所有者和經營者都不會是同一人，都可能會有道德風險，從理論上不能說那種所有製絕對占優，隻能在競爭的市場中才能決定孰優孰劣。
日報：《中國的奇跡》這本書講到中國在整個經濟轉型過程中麵對的困難，比如周期性，比如腐敗，比如金融改革的壞賬，比如區域增長不均衡，等等。今天來看，哪些改革超出了你的預期，哪些沒有達到期望?
林毅夫：我們的改革永遠在路上，比如說金融改革，當時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結構是為了適應補貼大型企業的需要，但農戶，以及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企業占生產活動的大多數，他們得不到金融支持。金融改革應該包括兩個含義，一個是利率的市場化，一個是發展地區性的、能夠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
日報：這兩個改革方向都沒有完成?
林毅夫：利率市場化做了一點，貸款利率已經放開，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控製，金融結構改革的調整步子邁得很小，農戶，微型與小型、中型企業仍然得不到金融支持;資源價格也已經放開，但資源稅費仍然過低。《中國的奇跡》中沒有討論的問題是現在大家關注的環境和霧霾的問題。
日報：這本書當時重點討論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今天來看，收入分配的壓力比當時還要嚴重，我們通過什麽方式才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林毅夫：我們看到收入分配逐漸惡化的狀況，對此有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揚湯止沸，對高收入階層、高收入企業進行征稅，再分配給低收入人群，這不是根本的解決方案。另一種根本的解決方案是釜底抽薪，即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多發展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讓有勞動力優勢的人參與到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經濟發展的好處。隨著勞動力由相對豐富變得相對短缺，勞動力的價格開始上漲，這個過程中，窮人所擁有的資產增值非常快，富人所擁有的資產增值比較慢。
改革開放之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是由要素價格扭曲造成的，資金價格被認為壓低，資源稅費也低，誰拿到資金和資源開發權，誰馬上取得巨大的財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變大了。另外，對金融、通訊等服務業的壟斷，創造了壟斷利潤，也對收入分配的惡化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日報：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更多是城鄉差距還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距?
林毅夫：有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有富人跟窮人的差距。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我認為要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真正理解深層原因所在，再有的放矢地加以解決，然後形成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環。
為什麽未來20年還能增長8%
日報：我們剛才花了很多時間來看過去20年中國經濟改革為什麽成功，現實問題如何解決，接下來我們來討論未來20年，您提出了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判斷，即您認為如果從2008年算起的話，中國經濟還會有20年、每年8%的增長。這與人們普遍認同的經濟增長減速，回到5%、6%的中高速增長態勢不相符。
林毅夫：這是一般人對我的觀點的誤解。我的觀點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還有20年8%的增長潛力，而不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每年達到8%的增長。
從潛力到實現，是有條件的。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機製來源於按比較優勢發展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跟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的成本和風險都比發達國家小，經濟發展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
中國經濟過去36年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7%，這個速度是發達國家的4倍，便是利用了後發優勢的結果。這個後發優勢已經用了36年，相比較而言，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利用後發優勢加快經濟增長也不過就是20年，之後經濟的增速從8%到10%一直下降到5%。
我認為不能簡單地從已經用了多長的時間來判斷，因為起點不同，最終是要看後發優勢還有多大，比較好的角度是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日報：例如與美國的人均GDP相比較?
林毅夫：對，因為人均GDP代表著這個國家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而平均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代表平均技術水平和產業水平。根據人均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我們的人家GDP是美國的21%，這個比，是1951年日本跟美國的差距，1967年新加坡跟美國的差距，1975年台灣地區跟美國的差距，1977年韓國跟美國的差距。這些東亞經濟體，都在此後的20年實現了經濟8~9%的年均增長。他們實現了，就代表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依靠後發優勢，有實現20年年均8%增長的潛力。
能否把8%的增長潛力變成現實的增長決定於一係列內部和外部條件，比如能不能維持社會穩定，能不能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能否把產品賣到了發達國家市場等等。這些條件如果能滿足，實際的增長率就能夠比較接近潛在的增長率，條件不滿足，即使有潛力，也不一定能夠變成現實的增長率。
日報：是怎樣的原因保證了我們存在潛在動力，從而能夠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並保持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林毅夫：讓一個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的可能性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經驗，不需要重新探索，成本跟風險會低得多。
日報：這個假設的前提是技術的流動是暢通的，如果我們不斷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發達國家是否會加以遏製和限製?
林毅夫：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我們今天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所要發展的產業，美國在20年~40年前就已經發展了，發達國家的專利保護期最長不到20年，因此在成熟產業裏我們有機會。如果要進入到最新的產業中去，那麽就需要付專利費了，即使這樣，也比自己投入研發要好一點兒。
日報：還是要回到比較優勢理論找到答案。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挑戰8%。如果我們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來看，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已經在下降，勞動力因為老齡化和農民工轉移的降低也在減少，技術進步似乎也沒有人們預期的那麽快，這樣看來，恐怕還是很難找到未來維持8%平均增長的基礎。
林毅夫：首先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不適合的，因為，這個函數的假定前提是產業不變、技術不變，但是，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產業和技術不斷升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積累回報率不見得下降。
日報：但目前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都在下降。
林毅夫：這種研究發現是因為沒有考慮到經濟周期的影響，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增加了許多，2008年受到國際經濟危機的衝擊，民營經濟的投資減少，失業增加，為了穩定經濟，政府才以基礎設施的投資作為反周期的穩定經濟措施。
日報：金融危機後4萬億的刺激計劃，量是不是太大了?
林毅夫：政府投資了哪些領域?絕大多數是基礎設施領域，一般要3~4年才能建成，因此投資回報率會低一些。此外，基礎設施的回報率計算，給民營經濟減少交易費用的外部性是沒難於計算進去的。第三點，即使矯正了時間因素和外部性，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可能還是較低，但是，基礎設施如果不投資經濟發展就會遇到瓶頸，所以，應該由政府來投資，這就涉及到一個時機的問題，是在經濟發展好時來投資基礎設施或是經濟下行時來投資基礎設施，顯然是下行時投資好。雖然回歸分析來看可能回報率比較低的，但是經濟下行的時候是投資基礎設施的最好時機。
日報：怎麽看待資金投往房地產行業而不是基礎設施?
林毅夫：投資基礎設施是有很多人反對的，去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一期的報告中稱經濟疲軟的時候是進行基礎設施最好的時機，國際上的觀點也已經改變了。還有就是房地產投資，房地產投資是企業的行為不是政府行為。
日報：地方政府催生地方企業對房地產的投資，主要的一部分通過銀行渠道放貸實現。
林毅夫：這和銀行的管理體製有關，目前銀行的貸款是一次性撥付，也就是如果一個項目需要一億的投資，分成四年執行，每年需要投入2500萬，這個項目得到銀行批準後，銀行會一次性的把1億全部撥給企業。企業拿到錢以後，不能一次性的用完，就會把不用的錢存回銀行，銀行可以把這些錢再貸出去，貸款也就創造了存款，存款再創造了貸款，銀行可以多賺利息。但是，企業借到錢以後就要開始為全部的1億的資金付息，在國外，則對未用的資金隻付0.25%—0.3%的承諾金，這樣對企業來說資金成本的負擔很重，拿了這些未用的錢以後隻好去進行投機，造成了每一個能夠跟銀行借到錢的企業都設立了一個房地產開發部。
日報：銀行得到相關指令，當然銀行自己也有衝動。
林毅夫：我們國家的房地產泡沫是跟銀行的管理體製有關，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日報：國有企業還是存在產權的問題，所以導致沒有限製擴張跟預算軟約束。
林毅夫：房地產行業的問題和國有或民營的關係不大。美國、歐洲和日本當前的金融危機都是由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起的，他們的房地產業的企業都是民營的。其實，我國的房地產業也是以民營企業為主，在我國這輪經濟下行中最早爆發房地產和金融問題的溫州是以民營經濟的發展而聞名的。所以，不能在我國的經濟中一有問題，就都這些問題歸咎於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產權的問題而不加以分析。這種貼標簽的方式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另外，在前麵我已經指出國有企業的問題表麵上看起來是產權的問題實際上則是國有企業所在的行業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隻能靠政府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而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的結果是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政府給這些企業的補貼會更多。在《中國的奇跡》中上述隻是理論的論斷，前蘇聯東歐國家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把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實際上就像我們的論斷那樣，現在私有化了的企業從政府得到的補貼比在國有時多，效率更低。
林毅夫：為什麽我建議增長目標下調至7%-7.5%
10 月11日的滴水湖會議是世紀出版集團，專門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20年前的著作《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召開的新一版出版座談會。華生、張 軍、史正富、周其仁、韋森、黃益平、潘英麗等數十位知名經濟學家出席，評議《中國的奇跡》的成就與不足，並就中國經濟減速，以及中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等 熱點議題展開討論。經授權，觀察者網首發林毅夫在會上的專題發言。】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談會現場，右起張軍、史正富、周其仁、陳昕、周八駿、林毅夫、蔡昉、李周、華生。
中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連續十八個季度的增長減速，這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續長達四年多的增長減速是不曾有過的。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很多憂慮。尤其在國外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由於中國經濟體製內部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內因要解決起來相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結構性改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很難推行。
按照這種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導致的結果可能會使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從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但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憂慮的人還是不少。
中國常講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持續的經濟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增速下滑是體製落後造成的？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拿發達國家的標準來看，一定有體製的落後性。中國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必然也有體製的扭曲性，這兩點都不能不承認。從標準的理論來看，體製的落後性和製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但是重要的問題是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這些體製機製的內因造成的？如果真是內因造成的，改起來很難，可能會像悲觀論者認為的，崩潰難於避免。
如果不是內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對症下藥，忽視了問題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對解決造成經濟下滑的原因沒幫助，還可能惡化了經濟速度的下滑。所以，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有不少討論，還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我前麵談到，我並不否認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其體製機製必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長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於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
最 明顯的理由是：我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個時間裏，印度呢？2010年 10.1%，2011年7.1%，2012年變成5.3%，2013年隻剩下4.9%，和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厲害，總不能說因為中國的 體製機製問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連帶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 來看，同樣是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長速度，2011年接近崩盤了，2.7%。2012年完全崩盤，隻有0.9%的增長，2013 年才恢複到2.2%。增長的態勢和我們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嚴重，同樣不能說因為我們的體製機製造成中國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厲害。
新 興市場經濟體有這樣、那樣的體製、機製問題，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像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隻有 2%的增長，2013年恢複一點，不過是2.8%。既然是高收入經濟體，照理說存在的體製機製問題非常少，但是表現情形跟我們完全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 們厲害。
新 加坡，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現在亞洲地區唯一的人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也是二戰之後，少數幾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並超過美國的國家之一。它在 2010年增長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盤，1.3%。2013年恢複到3.7%。從這些高表現經濟體來看，它的發展態勢 和我們一樣，而且下降幅度比我們厲害。
全球經濟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夠真正解釋這些國家2010年以後的增長表現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隻要我們冷靜思考，也不難理解。
原 因正在於，發達國家自2008年的國際經濟危機發生之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複蘇，美國是這樣，歐洲更是這樣，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一直很疲 軟，2012年實行了安倍經濟學，但實際上到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實體經濟的增長也沒有恢複過來。這些高收入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占世界GDP將近50%。前 麵提到的這些中等發達國家、高表現國家，出口都相當重要，以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這一駕跑慢了。
第二駕馬車是投資，所有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都采用了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去支持投資。那些項目經過四五年，普遍建成了。如果沒有新的項目進來，外部環境又不好，投資增長率一定下滑，第二駕馬車也跑慢了。
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中國的消費在所有國家中還是最強勁的，所以我們維持了7%以上的增長速度，表現得比它們要好。它們的消費增長都比我們慢，所以下滑得比我們多。
為什麽我堅持20年8%的增長潛力？
既然增長減速是外因引起的，我們怎麽應對？這涉及對未來增長潛力的判斷，以及未來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實際可動員的條件而定。
潛 在增長力，我們早上談了一些，為什麽對潛在增長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觀論點是中國連續35年9.8%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 過。其他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東亞奇跡那些，通常是2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到7%以下，認為我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從二戰以後的曆史經驗，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1.1萬美元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下來，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這樣，我國也不會例外。
我 不同意上述觀點，理由上午已經談了一些，主要是經濟要持續增長，一定是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都在世界最 前沿，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怎麽發明？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所以，100多年來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維持2%的增長，加上人口增 長，不到一個百分點，經濟大約維持3%的增長。
發 展中國家有技術借鑒、引進、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麵的成本和風險小多了。從一些表現好的國家來看，依賴後發優勢經濟增長可以達到 7%，甚至更高。我們的潛力用了35年了，後發優勢還有多大？後發優勢還有多大不在於已經用了35年，也不在於絕對的收入水平，實際要看的是和發達國家的 產業、技術的差距有多大。
怎樣衡量一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我個人用一個不是很準確，但可以說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指標，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們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產業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術、產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越大，後發優勢的潛力越大。
也 就是基於這一個原因，我不同意用絕對收入水平來衡量增長潛力。同樣是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的1.1萬美元，德國是在1967、1968年達到 的，那時候德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65%；日本是1971年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60%；韓國、中國台灣等，是在90年代中達到的，當時的 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左右。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隻有美國的21%，即使我們達到1.1萬美元時也達不到美國的30%。同樣的絕對收入水平，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和前麵講的高速增長的國家比要大多了，這就代表我們的後發優勢大多了。
2008 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實現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間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20年 間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間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間平均每年7.6%的 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國比較隻有21%的時候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
它們既然能夠實現，對我們來說也就是有這個可能，從2008年開始，中國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實現8%經濟增長的條件
有了這樣的增長潛力，未來幾年實際上的增長目標怎麽訂比較好？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外出口、外需這部分，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會增長的比較緩慢。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恢複到2008年危機發生前的正常經濟增長狀況，可能會比較難，這是因為過去一般金融危機隻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對政策建議和措施是：進行結構性改革，貨幣貶值，和短期援助。結構性改革要求減少福利、減少開支，金融去杠杆，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會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會放緩，失業會增加。於是就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來對衝。
貶 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時間，於是就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一筆貸款援助，讓它渡過短期的難關。以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現在不能用，因為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 機，它們的產品在國際上競爭，誰想用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給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必然導致競爭性貶值，結果誰都難於用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會長期比較疲軟，失業水平高，收入增長慢，需求增長也就會慢，影響到我們出口的增長。因此，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隻能更多地靠內需。
我 國擴大內需的條件比較好。從投資的角度來說，我國的產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不斷升級，即使現在的產業都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好的投資機會多。 基礎設施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國這些年基礎設施做得不錯，但大部分是一個城市連接另一個城市的，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有許多瓶頸。第三個是環境保護，環境 改善也需要投資。還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資。這些都是有相當好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的投資領域，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差異。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了，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他們的產業已經在世界前沿；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雖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環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經濟一疲軟，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進行投資，這一點我們也是相對好的。各級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隻有40%到50%之間，有人說比較接近50%，但也就是這樣，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的情況比，我們的情況好多了。
國外的財政赤字通常是用來支持消費的，我們的財政赤字則主要是用來投資的，形成了資產，我們的赤字又都是內債而不是外債，所以，我們財政狀況是比較好的。
我 國的民間儲蓄也比較高，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資不僅要國內有資源，還要有外匯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等，我國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 備。投資資源充足是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在投資的資源上經常受到財政赤字相當高，民間儲蓄低，外匯 儲備不足等限製。
國 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從投資拉動改變成消費拉動，這個看法我不太讚成。我認為，我國還是必須利用有利條件，以能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投資為 基礎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和增長，有了就業，消費就會增加。項目建成了以後，生產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這 樣才是可持續的。
為什麽將目標定在7.0%～7.5%？
考 慮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時間在有些討論會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合適目標是在7.0%～7.5%之間的主張。之所以定 7.0%～7.5%之間，是因為有8%的增長潛力，而且啟動內需的條件又是相對較好，不管是投資的領域還是投資的資源。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增長水平，就業問 題會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也有利於金融安全。
李 克強總理提到，我國的經濟工作不是一味考慮增長率，我們更關心的是收入增長和就業率。現在就業率看起來是可以的，但是要考慮一點，一般的企業即使短期之間 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的盈利狀況比較差，如果對未來的預期看好，它不會去解雇工人。但在對未來的增長不看好，企業又不盈利的情況之下，那可能就會出現破產， 而且一出現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業就會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長目標對維持就業狀況是有好處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降得太厲害，很多企業破產可能不僅會突然造成大量的失業，而且，企業大部分的投資是靠銀行的貸款，銀行的呆賬、壞賬也可能會突然間增加非常多。7.0%～7.5%之間的一個中高速的增長速度對穩定就業、穩定金融是有幫助的。
7.0%～7.5%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僅就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而言，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那麽2014～2020年隻要6.8%的增長速度就夠了。
但 是第二個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0.5%，所以加起來是7.3%。增長的目標訂在 7.0%～7.5%之間，外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增長速度比較接近7.5%，外部經濟比較差的時候增長比較接近7%，這樣未來六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就會 接近7.3%，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
必須解決一些體製機製問題
上 述僅就有利的投資條件和增長潛力而言，要實現7.0%~7.5%的中高速增長目標也必須解決一些體製、機製問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問題。最 主要的是什麽？收入分配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讓中低收入者不滿；環境問題大家都不高興，高收入人群更不高興，這樣造成大家都 不高興。
環境問題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間，但是這個問題跟發展階段有關。目前我們還是在製造業為主的階段，和以農業或是服務業為主的階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汙染的程度都會比較高，高收入國家都經曆過這個階段，我們大概不能夠跳躍過去。
當然，現在的技術比過去好，再加上環境執法如果到位的話，環境的問題可以部分緩解。隻有進入了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決的資源也比較多，環境問題才能夠根本解決。
收入分配和腐敗的問題，20年前出版《中國的奇跡》一書時就已經有所討論。這兩個問題的產生最主要是由於我國的改革是以雙軌漸進的方式進行。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大型企業，轉軌過程中在要素市場上保留著很多扭曲。
這 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係，實行金融抑製，人為壓低利率；資源稅費實行低價；再加上有些行業的壟斷。那些扭曲保護補貼了一些資本 密集型的大型企業，過去都是國有，現在有不少是民營。保護補貼導致的結果一方麵惡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麵滋生了尋租、腐敗行為。
這 些問題怎麽解決？那就是要與時俱進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這些製度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但是我們現 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多過去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已經有了自生能力，過去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 現在變成了錦上添花。
所以應該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場方麵的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把保護補貼的價格扭曲消除掉，這樣就能夠比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問題。
要挖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除了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體係之外，還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政府發揮有為的作用，這樣才能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同時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
經 濟發展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必須對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給予風險和外部性的補償，並且必須不斷地完善各種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的基礎設施和 軟的製度環境，政府必須在這兩方麵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這些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麵深化市場體製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場和政府發揮好的作用的要義。
現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難
展 望未來，還有很多問題可以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因為時間有限，我就不多闡述。最後，想特別強調一點，固然當前的問題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參 加中國改革討論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好像每一年問題都很多。我們解決掉的那些問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容易的，總覺得現在的問題比過去難。不過，我個人 的感覺是過去二十幾年裏沒有哪一年覺得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其實，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問題解決了，總又出現新的問題。
麵對新的問題，我們還是必須以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態度去了解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麽，解決這些問題的有利條件是什麽，現在不能克服的困難是什麽。挖掘有利的條件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發展了以後可以創造條件來解決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以國有企業的改革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們如果不是用漸進雙軌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一定是蘇聯東歐的情形，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那些大型企業對國防安全來講不能沒有。
今天俄羅斯為什麽在烏克蘭問題上敢跟歐洲、美國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國防產業，那些國防產業過去是國有的，現在是八大壟斷集團擁有的。俄羅斯給那八大壟斷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根據各種經驗研究的發現是比原來還多的，效率實際上是更差的。
我 國的國有有企業當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對國有企業的那些保護補貼的原因是什麽。很多人認為它是國有，但是從《中國的奇跡》一書的分析可以看到，過去 國有企業主要的問題是有政策性負擔，包括戰略性負擔和社會性負擔，如果不消除這兩個負擔，國有時沒效率，就是民營了也同樣會沒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負擔， 就會有政策性補貼，有政策性補貼的狀況之下，實際上民營時的尋租積極性可能高於國有時的積極性。
現在的狀況變了，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從違背我國的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大型企業從沒有自生能力，變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負擔沒有了，政策性補貼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來應該不會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難，要怎樣進行？還是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一些現有的理論框架來套這些問題。
2014-10-23：陳昕評論
今年正值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出版20周年，林毅夫為該書新一版撰寫了近3萬字的長篇序言，係統地總結分析中國經濟 增長奇跡、存在的問題、解決的路徑和未來發展的前景。“《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談會”亦於10月11日在上海召開。
今天，為大家分享世紀集團總裁陳昕在此次座談會上的發言。“世紀閱讀”還將陸續為大家分享林毅夫、蔡昉、李周、張軍等在此次座談會上的主要發言內容以及林毅夫為《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撰寫的序言。敬請關注“世紀閱讀”。
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於1994年出版，到今年正好20年。圍繞出版的圖書開展學術討論，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的一個傳統。從上世紀的80年代末開始，曾經連續7年，以“當代經濟學係列叢書”為平台，每年都召集全國一線的經濟學家，匯聚在上海，就某一本書或者某一 個問題進行學術討論，深受大家的歡迎。多少年後，經常有經濟學家向我提及當時熱烈討論和激烈交鋒的美妙時光和許多難忘的回憶。初步算了一下，這些年來大大 小小的研討會，也有數百次之多了。隨著出版領域的擴大，討論的形式和範圍發生了一些變化，討論的學科擴展到了經濟學以外，舉辦的地點也擴展到了全國甚至海 外。但不變的是，舉辦學術研討會的目的是為了推動中國學術的進步和中國的改革發展，遵循的是基於學術背景和學術規範的認真討論。希望這次研討會能繼續貫徹 這一傳統和做法，並結出豐碩的果實。
我先就會議討論的原則講一點意見。經過三十多年的成長，中國經濟學家已經日趨成熟，與二三十年前我們研討時對於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達成的共識多於分歧有所 不同，今天經濟學家之間在關於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呈現出多元複雜甚至完全不同的意見。對於學術研究而言，這本來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現象， 也是中國經濟學進步的一種表現。學者的學術背景不同，觀測的角度有異，掌握的材料有別，對現實問題作出的解釋和提出的建議不同在所難免，需要通過認真的討 論和平和的切磋來消除誤解，明確分歧，形成共識。這裏我講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明確分歧”，並在此基礎上完善各自的理論和觀點，這是學術進步的必由 之路。所以我們的討論可能是論和辯的結合，當然我們更加希望這種討論富有建設性，而不是基於個人左右傾向的立場爭論。這就要求我們在論辯時對對方的觀點和 邏輯要有準確的把握，要從內部邏輯的自洽、邏輯的推論和所要解釋的現象是否一致，實證經驗的證據是否站得住腳，以及基於理論的政策建議在實踐中是否取得預 期的效果這些方麵來評論對方的觀點，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大家都知道，20年前當人們還熱衷於討論“東亞奇跡”的時候，林毅夫、蔡昉、李周在認真地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9.7%的增長和改革成果的基礎上，首 次提出了“中國奇跡”的概念，並從發展戰略選擇與資源稟賦之間的矛盾出發，分析了中國傳統經濟體製模式形成的邏輯，並將這種分析方法及其結論擴展到所有其 他國家和地區，指出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否與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一致，是決定經濟體製模式進而決定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原因。他們用這一基於並拓展了的“比較優 勢說”的理論分析框架，既解釋了中國傳統經濟體製形成的邏輯和績效較差的原因，又論證了中國改革中出現的“活亂”循環、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腐敗現象的惡 化的機理，還勾畫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之後，針對學界對此書的評論，以及改革實踐的推進，三位作者於1997年出版了《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 革》一書，於1999年出版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的增訂本，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作了更深入的闡述，進一步地完善了他們的理論。 把他們對發展經濟學和中國經濟的研究繼續向前推進。我作為這兩本著作的出版人，見證了他們對發展經濟學所作出的理論貢獻。
進入新世紀後，林毅夫又不斷地在理論和政策的層麵完善和深化了他在發展經濟學層麵的研究。他於2008年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後通過對數 十個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走訪、考察，提出不僅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理論思潮——結構主義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問題，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 思潮——新自由主義也束縛了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導致經濟績效下滑。中國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實踐，為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由此林毅夫 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發展經濟學的重大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梳理和探索，出版了《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身能力》、《中國經濟專題》、《解讀中國 經濟》等著作，並於2010年正式亮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旗號，並把它視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四年來林毅夫與他的團隊在理論、方法、工具的層麵對新結 構經濟學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工作，我們也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由林毅夫主編的《新結構經濟學論文集》，又一次見證了他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作出的新的貢獻。新 結構經濟學產生以來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的廣泛重視，有不少的好評，但也不乏質疑和批評，特別是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引發了廣泛的爭論。這是一個新 的理論建立之初必然會發生的正常現象，也是一個新的理論得以完善和改進的必要條件。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在《中國的奇跡》出版20年之際，我們建議林毅夫為這本書的新一版撰寫一個長序，向學界和讀者介紹一下當時寫這本書的背景、主要的理 論觀點和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架構、基本內容和政策含義。林毅夫為此撰寫了2.5萬字的序言，置於新一版《中國的奇跡》卷首。
我主張對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及其後林毅夫發展起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給予較高的評價。因為其理論就內部邏輯來說是自 洽的；其20年前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是相當準確的，當時就預測到，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到2015年左右會趕上美國。其在理論上 的貢獻在於把早期經濟學家關於比較優勢貿易戰略這一學說推廣到發展中國家整個經濟結構變化升級的現代化過程，從而初步構造了以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 為核心的發展經濟學；其提出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解釋，也有助於我們在政策層麵很好地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他認為政府的作用不僅在於“創造給人自 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產權製度的保證”，也不僅在於在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麵擔當重要角色，還在於在發現、誘導和促進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發展方麵 具有重要作用，這在他提供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分折框架中有很好的分析。
當然，林毅夫的發展理論——新結構經濟學還有待進一步的拓展和完善。從理論上說，一個基於新古典經濟學靜態比較優勢分析邏輯來演繹和處理經濟結構演變升級 和經濟收斂的動態過程，還需要做更多的基礎性工作，希望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能有新的突破和成果，這畢竟是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對世界經濟學在理論上作出 的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