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我的中國觀

【注】張維為在辯護、支持中國體製、治國結構上毫不含糊（英文的說法是，unapologetic），卻比起周小平，花千芳之類不是高明了許多，而是高明了好幾節，好幾個層次、檔級。
 

張維為：我的中國觀

2014年09月23日 來源：紅旗文稿

從《中國觸動》到《中國震撼》再到《中國超越》，這是我走訪百國，思考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心路曆程。我想把各種相關的問題思考得盡量全麵一點、透徹一點，使自己呈現給讀者的東西能真正對得起讀者，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對得起這個時代，也對得起自己。中國崛起到今天這樣，絕不能再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了。我們的國家確實還存有很多問題，但我們取得的成績遠遠大於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肯定自己，再來自信地解決所有的問題，最終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麵超越。

一

關於中國崛起，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崛起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這個“文明型國家”有八個特征，亦可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曆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其中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曆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隻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勢頭和規模是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它必將深刻地影響人類和世界的未來。

為了讀懂中國崛起，建議從三個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一是采用“板塊”及“板塊互動”的概念。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人口與美國相當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和一個更大的“新興經濟體”板塊。這兩大板塊之間實現了高度的良性互動，這是中國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采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中國經濟的規模。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經濟總量應當在一至五年內超越美國。即使用官方匯率來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也將超越美國。三是用包括房產在內的“家庭淨資產”來衡量中國人的財富。過去 20多年裏，多數中國人事實上經曆了一場“財富革命”。在這個意義上，物質意義上的中國夢已經比美國夢更精彩。因為在這段時間裏，多數中國人的財富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而多數美國人的財富不增反減。如果我們采用以上三個方法，或者將以上三個方法考慮進去，並重新計算有關的數據，那麽世界上許多關於中國的排名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崛起需要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計，中國過去 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就的總和，也超過了其他轉型經濟國家成就的總和。在不少方麵，我們的成就也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我們還有許多不足之處，包括腐敗、環境汙染、貧富差距等問題，但我們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橫向的和縱向的國際比較，並得出一些審慎而全麵的結論，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說清楚，最終也都有解。

二

關於中國模式，鄧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這個概念。在狹義上，中國模式指的是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經驗的總結。在廣義上，它與中國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國一整套做法、經驗、理念和製度安排。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在改革領域內，中國模式也就是中國改革模式，比較其他轉型經濟國家的改革，中國的模式屬於“穩健型”，原蘇聯和東歐的模式屬於“激進型”。相比之下，中國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也有不小的代價，但總體效果最好。

中國模式這些特點的背後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點，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大“超級因素”集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這一切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的路徑依賴。過去 30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嚐試要跳出中國模式框架，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一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其總體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所望塵莫及的，西方國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國模式形成於全世界範圍內的激蕩和競爭之中，不會走向崩潰，隻會進一步完善後走向更大的輝煌。

中國模式使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所有特征——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四大“超級因素”——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曆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係，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采用西方模式，那麽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可能很快就變為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我們“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我們“百國之和”的沃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疆土，我們“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傳統紛爭和對抗的借口，我們“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衝突的根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將被徹底斷送。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離不開中國的製度安排。這種製度安排可以概括為“一國四方”，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這個國家有四個方麵的製度安排：在政黨製度方麵，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它代表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如果執政集團隻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那麽國家將陷入混亂和分裂。在民主製度方麵，中國製度安排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包括在決策領域內實行的“新型民主集中製”。在組織製度方麵，中國是“選賢任能”製度。在經濟製度方麵，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混合經濟”。這些製度安排均包含了中華文明的基因、社會主義的基因和西方文化有益元素，三者有機結合後形成的製度推動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些製度安排也將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製度保證。

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係，特別是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製、一流的民主監督機製、一流的社會協商機製。一個現代國家的製度安排，關鍵是要確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於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我們要防止出現像美國那樣的資本力量壓倒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格局，這是“美國夢”風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國模式下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實現了一種動態平衡，特別是中國政治力量的相對強勢和中立，在受到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必要製約的同時，大致維持了自己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的能力。這應該是中國過去 30多年崛起比較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多數中國百姓夢想成真比較順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中美兩國的政治體製安排都繼續按現在的邏輯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夢”實現的前景應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光明和精彩。

三

關於中國話語，三本書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討中國話語建構的。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話語的崛起。失去話語，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經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製度自信最終都應該體現在話語自信上。我主張建設全麵的、強勢的、透徹的中國話語，也主張推動民間的、學術的、國際化的中國話語。我總結了中國崛起背後的八個理念，即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我也總結了中國超越西方的四條思路和經驗，即民本主義、組織起來、綜合創新、上下策結合。

我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政治話語觀點和概念，如“良政還是劣政”範式應該代替西方主張的“民主還是專製”範式，因為前者更能解釋今天這個複雜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於天”，“民心”等於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整體與長遠的利益，治國要把“民心”和“民意”結合起來，但一定要確保“民心”治國的主導地位；中國的“選拔 +（某種形式的）選舉”模式高於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製度稱為“最不壞的製度”，我把中國模式稱為“最不壞的模式”；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隻有兩種結局：從希望到失望，從希望到絕望。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三本書中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建構中國話語的嚐試。

在闡述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過程中，我也對西方現狀、西方模式和西方話語提出了許多質疑。我們不再仰視西方，當然也不俯視西方，西方還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但西方有很多問題，我們要引以為戒。平視西方，我們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準確，看出名堂來，才不會被別人隨便忽悠。關於西方現狀，我強調西方內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眾對西方民主模式出現了持續的失望。美國的民主製度早已被各種充分組織和動員起來的利益集團所綁架。美國的“三權分立”僅僅局限於政治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之外，強大的資本力量似乎已經左右了美國的各種製度安排，這三種力量關係的失衡，資本力量獨大，導致今天的美國民主越來越像“錢主”。西方民主模式運作中的三個基本假設（“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似乎已經變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個“基因缺陷”。

我建議可以采用中國標準和中國話語來評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這些弊端可歸納為“五個缺乏”，即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選賢任能”的機製，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綜合平衡”的製度，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了，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我們可以用中國標準來評判各國政治製度的質量，來確定為什麽“顏色革命”會失敗，為什麽“阿拉伯之春”會變成“阿拉伯之冬”，為什麽西方製度也一路走衰。

至於西方的人權觀，它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一是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間缺少一種平衡，西方過多地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二是西方一般認為隻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權問題才算人權，而從政治方麵推進和捍衛人權應該同樣重要；三是西方人權觀始終無法解決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力之間的矛盾。

四

西方長期以來一直誤判中國，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特別是“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和“曆史終結論”）。為了釜底抽薪地解構西方話語，我概述了海內外不少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結論。首先，在過去兩千多年的曆史長河中，中國在絕大部分的時間內都領先西方；其次，文藝複興的一個主要動力來自東方，特別是中國；第三，歐洲 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重要起點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第四，西方現代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製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製度”等均源於中國，所以“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曆史終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我探討了中國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別是對美國和美國模式的超越。中國在六個領域內正在實現對美國的超越，即在經濟總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資產上的超越，在社會保障方麵的超越，在科技創新領域內的超越，在政治製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這些領域中，我們在不少方麵已經超越美國，在許多方麵不久將超越美國，在另外一些方麵，通過繼續不斷的努力，最終也能超越美國。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有偉大的曆史傳承，有輝煌的崛起業績，從曆史和現實的兩個維度獲得了自信，對此我們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自豪。我們有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天下情懷，有“天降大任”的擔當，主張“王道”，反對“霸道”。我們願意放飛自己的夢想，隨著中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超越美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可能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主流版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有可能成為真正屬於絕大多數人的“活力社會”、“溫馨社會”和“美好家園”。

中國正經曆著人類曆史上範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變革，並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將繼續借鑒世界各國的有益經驗，但不會失去自我，不會失去中國自己的許多優良傳統。中國人今天進行的探索，必將為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未來發展作出彌足珍貴的貢獻。

“中國從哪裏來，中國走什麽路，中國往何處去”，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回答這些大問題。回答對了，國家的前途無比燦爛；回答錯了，就可能功虧一簣，甚至前功盡棄。有些人隻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曆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討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不靠譜的，它隻會導致對中國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誤判。

一個“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發展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曆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這種領先有其深刻的原因，可稱之為原因一。 18世紀開始中國落後了，錯過了工業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訓，但中國現在又通過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趕了上來，並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麵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這種“趕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可稱之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間是有繼承關係的，這就是“文明型國家”的邏輯。這種邏輯意味著，我們現在的製度安排，融合了中國自己的曆史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這種製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國家”的邏輯與“曆史終結論”的邏輯背後的哲學觀截然不同。“曆史終結論”的哲學觀是社會單線演化的哲學觀，它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簡單地由落後向先進的單向度演變的進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認為是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成就；而“文明型國家”的哲學觀則認為，社會發展從來都是多元複合的，各種發展模式從來都是百花競放的，他們可以互相競爭，也可以互相借鑒，甚至你追我趕，超越對方。整個人類曆史就是這樣一路演變和發展過來的。隻要人類存在，這種不斷變化的動態曆史進程便不會終結。

我們是帶著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等偉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們是經曆了上千萬人流血犧牲後真正獲得了民族獨立而崛起的，我們是在與世界全麵互動並借鑒了其他文明無數長處之後而崛起的，這種崛起不僅在物質財富上，而且在製度安排和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並一定會深刻地影響世界未來的格局和秩序。我們從自己的文明中走來，我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將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行。

（作者：複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近著有《中國超越》等）

【附】
 

張維為：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

2014-09-22 環球時報 張維為

    2012年瑞士達沃斯論壇曾討論過這樣一個主題：“改造資本主義”，不少與會者把焦點對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礎上形成的“華盛頓共識”，即“市場原教旨主義”(核心觀念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恢複經濟平衡，不需要政府進行任何幹預)。但隨著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的擴散和深化，它在整個西方的口碑從未像今天這樣糟糕，可在我們國內，特別是理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至今影響還不小。
    其實在市場問題上講得最到位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在20多年前的南方談話中擲地有聲地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所以我們才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核心是將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從過去數十年的實踐來看，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雖然還需要不斷完善，但已經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
    一些經濟學家總認為世界上有一種在私有製基礎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場競爭模式，但他們沒有回答一個問題：除了教科書上之外，世界上哪裏有這樣的市場經濟？美國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顯然不是，美國農業是高度補貼的，中國公司要並購美國公司遇到多少困難，華為公司要進入美國遇到多少障礙。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要亞洲國家放棄政府幹預，讓市場來決定一切;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際，美國政府自己卻進行了大規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嗎？也不是，瑞士農業也是高度補貼的，國家對於建築業管得很嚴，不讓其他國家來競爭，瑞士銀行業的保密法延續了數百年，這是典型的不公平競爭。尋遍世界都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如果說有，大概就是東歐一些轉型國家了。東歐轉型的時候有兩個“休克療法”，一個政治“休克療法”，一黨製變成多黨製;一個經濟“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連自來水公司和出租車公司都徹底私有化並賣給了外國人，但你問一問匈牙利人民是現在生活好還是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會說20多年前更好。
    實際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顯形：西方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繼續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職能，結果這次“調整”隻能以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告終;西方90年代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也以徹底失敗告終，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執迷不悟，最終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局限在於其“理性人”的假設，實際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曾反思過這種“理性人”的假設及其帶來的災難，他說他處於“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此外，今天這個世界上，“看不見的手”已經包括了大量虛假的“看不見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經濟，世界上用於投機的資金數十倍於世界貿易總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必要的政府幹預和保護，中國所有的資產都可能被西方投機大鱷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西方許多人士就開始反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英國女王曾詢問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你們為什麽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到來。西方許多學者都參與了這場關於金融危機的反思。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撰文“經濟學為什麽錯得這麽離譜？”：“以我的觀點，經濟學界所以誤入歧途，是因為就經濟學家整體而言，常常把披著精妙數學外衣的美麗錯誤當做真理……大多數經濟學家死抱著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完美或近乎完美製度的觀點……對很多東西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朗認為：次貸危機、金融危機，說到底，都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惹的禍。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監管是場災難：“雖然總體來說，被監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長遠利益，但金融家們太愚蠢，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隻想賺錢，然後說‘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如果這種觀點的確是對的，那美國將有很大的麻煩。”我們正處在深化改革的偉大進程中。在這個進程中，我們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無疑，我們明確地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作者是複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近著有《中國超越》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