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

這是葉海林在2012年關於中日關係的兩篇文章。

中國日本近年關係揭秘：仇人？友人？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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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2012-10-24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然而因為總麵積不足5平方公裏的11個小島的主權爭端，中日兩國從官方到民間，對紀念活動都打不起精神來。實際上，即使沒有釣魚島爭端，在這兩個國家談論雙邊關係問題，也總是很難做到心平氣和。中國與日本，地理上隻是一衣帶水的距離，心理上卻可能疏離到了恨不得對方在某個夜晚搬到地球的另一端去。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不喜歡日本是非常正常的心理現象，其原因用一座城市就足以概括--南京。200年來給中國造成嚴重傷害的外國侵略者當然不止日本一國，但無論從持續時間還是從慘痛程度衡量，中國人無法從膏藥旗和三八槍的血腥記憶中擺脫出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日本人要求中國淡忘曆史，於中國不啻為冒犯數千萬亡靈和一個民族的尊嚴。而一小部分中國人也要求中國從“曆史的悲情”中走出來，邦交正常化40年來雙邊關係的坎坷風雨卻分明告訴人們，很可能這個世界上唯一比愛還持久的事真的隻有仇恨。

　　然而，即使是最痛恨“皇軍”在華所作所為的那部分中國人，也會承認中國看日本的眼睛，並不隻燃燒著仇恨，同時還夾雜著另外兩種情緒--羨慕和感謝。日本的經濟成就--雖然飽受20餘年的低迷之苦--依然讓改革開放後雄心勃勃的中國人羨慕不已，而誠實感又迫使中國不得不承認自己30年的經濟成就至少一部分與日本的援助和支持密不可分。回望曆史，中國的心態是非常複雜的。

　　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日本看中國的心態要平和得多，或者說情緒矛盾要少得多。多數日本人因為其經濟優勢得以俯視中國。即使是那部分主張日本應該重視發展對華關係的人們，也往往是懷著自豪感在“補償”他們的先輩甚至是他們自己當年在中國所犯下的罪孽。在那個時候的日本人看來，中國是一個需要日本幫助的國家，至於說這種幫助是不是日本的義務，就要看各人道德水平或記憶能力的高下了。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中國觀也到了逐步實施。總之，體製上製約的消失和民意的變化，導致日本政客在釣魚島問題上采取越來越積極的態度。即便是先前抵製右翼的社會黨等，也都在釣魚島問題上與右翼保持態度一致，因為時局已變。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對日本的戰略一直存在誤判，認為態度溫和的政客或政黨會對這一問題有所緩和，寄希望於日本國內體製或政黨的製約或者個別政客溫和的態度是靠不住的。中國必須意識到：一個多世紀以來攫取釣魚島是日本的既定政策，隻是在不同時期根據戰略優先考量采取了不同方式，日本是在采取穩步推進的策略處理釣魚島問題。這種情況下誤判日本的戰略會對中國不利。

　　日漸複雜，因為經濟優勢被動搖所產生的失落感--這種失落感不見得直接產生於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許多日本人並不覺得中國的經濟奇跡有多神奇，畢竟大和民族的經濟成就就質量而言還不是中國所能比擬的。失落感更多來自於日本自身經濟的低迷，隻是被外化到中國身上而已；另外，還有對中國軍事現代化所產生的恐懼感--欺負過別人的人總擔心有朝一日被報複，這倒是人之常情。

　　當然，還有中日交往愈加密切之後產生的不適應感，包括中國產品質量、中國遊客素質、中國媒體的涉日報道等問題。老話說，距離產生美感，而對於原本就沒有多少好感可言的中日兩國，距離近了，惡感隨之增加，也不是什麽難以理解的事情。一部分中國人將一段時間以來日本的對華複雜情緒稱之為心態失衡，似乎一切都是因為日本麵對將自己在總量上超越的中國，羨慕嫉妒恨三昧真火從腳底一直燒到了頭頂。這種概括略顯武斷，未必能得到日本人的認同，即使對於那部分敢於自省的日本人來說，恐怕也是如此。而對於那些自省能力一般卻比較敏感的日本人，中國的這種判斷，剛好證實了他們一段時間以來不斷強化的一種心理認知：中國正在變得不可理喻地傲慢。

　　心態日漸複雜的同時，雙方的關注點也在發生疏離。對中國而言，曆史問題仍是中日關係的核心糾結，釣魚島的主權爭端和東海的海洋權益爭端則越發凸顯，成為引爆情緒的高危話題，此外，《日美安保條約》以及日本“正常國家化”的軍事含義也在不斷受到中國的關注。對日本而言，曆史問題正在漸漸遠去，日本的道德負罪感從來就不強，現在更是飄渺到了若有若無之間，反倒是中國是否會“侵略”日本，變為許多日本人成天嘮叨和黨爭時互相攻訐的話題。

　　解構一下中日關係中彼此的關切焦點，不難發現，日本關注的焦點幾乎都是現實問題，這是因為日本在曆史問題上除少部分人的胡攪蠻纏外沒什麽話可說，多數人寧願選擇遺忘。作為結果，這種簡化思維導致了日本在給中國進行定位時思路更加清楚，結論更加簡單--日本人隻需要思考中國是不是日本的敵人就足夠了。

　　而中國日本觀的塑型卻具有很強的曆史因素，換句話說，中國人在思考對日本的態度時是首先得表明立場，判定日本在曆史上是中國的仇人，並由此出發去思考一個類似問題，即日本是不是中國現實中的敵人。中國得先想明白有沒有必要遺忘曆史，遺忘曆史的代價怎樣，即便不再視日本為寇仇，是否日本就會成為中國的朋友或者合作夥伴，提出問題及回答問題的邏輯和日本比起來，要複雜得多。概言之，中國要思考日本之於中國，仇人乎？敵人乎？仇人而非敵人乎？仇人而兼敵人乎？還有一部分人有更複雜的考慮--因為感受到美國的強大威脅，主張中國應該團結日本共同建造亞洲經濟和安全體係，以防止美國強迫或拉攏日本編織對華防禦圈。於是又增加了另外一種可能性：相逢一笑泯恩仇，化敵為友。

　　思維參數的複雜使得中國每每在思考對日關係問題時陷入了剪不斷的亂麻之中。因為主權爭端的激化而判定日本亡華之心不死；因為日本在曆史問題上的間或逆流而斷言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是新“九一八”事變的前兆；情緒與利益糾結在一起，情緒裹挾了利益，而利益則激化情緒。總是有人說中國人是最講關係的，而至少在中日關係上，中國卻怎麽也講不清楚這層關係。

　　或許，有必要簡化一下我們的思維方式。

　　不妨暫時放棄講求全麵的係統論，退而求其次，專一去應對細節問題。中國不要急於給中日關係一個定性，而是將中日關係解構成若幹層麵和若幹問題，分門別類之後再分頭處理，不要總想著用全局平抑局部，或擔憂局部牽動全局。

　　這倒不是因為係統論無法應用在中日關係上，而是因為中國在對外關係當中應用係統論時，往往得出的結論是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為一時一事而傷及大局，因而更傾向於韜光養晦而不是有所作為。這就是將所有因素都放在一個思維天平上衡量的結果。簡化一下思維，把主權爭端從曆史恩怨中剝離出來，不但有利於中國放手采取更有想象力的具體行動去恢複主權主張，也能使中國在維護曆史正義時更加理直氣壯。

　　概言之，中國應有的態度該是：直言日本是中國曆史上的仇人，但中國有足夠的氣量不去報仇。而倘若日本選擇做中國現實中的敵人的話，中國也有足夠的力量打擊敵人。至於釣魚島爭端，這與日本是中國的仇人或者敵人，甚至是友人、恩人之類的談不上任何關係，那釣魚島是中國的，不管日本與中國關係如何，都得還給中國。


釣魚島就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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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海林
2012-09-14，《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是“悍然”，還是“偷摸”，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已經做出了這一決定。就像現在再來討論“購島”到底是日本政府被所謂右翼牽著鼻子走還是與右翼沆瀣一氣分唱紅白兩角一樣沒什麽意義。

　　在釣魚島的歸屬問題上，倘若說日本政府和所謂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場真有什麽不同的話，恐怕唯一的不同就在於石原等人根本不在乎中國會作什麽反應，而日本政府則是在權衡一番以後決定不在乎中國的反應。差別僅僅如此。否則，日本就不會在做出“國有化”決定的次日宣布任命西宮伸一接替丹羽宇一郎出任駐華大使，也不會派遣衫山晉輔到北京尋求和中方的溝通了。現階段，有意義的是中國如何麵對日本造成的這一“既成事實”。

　　這兩項外交決策比任何日本官員的表態都更精確地揭示出了日本民主黨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真實想法。日本現執政團隊依然在幻想與中國就釣魚島歸屬問題爆發激烈衝突的同時還能借助中國的原材料、市場、勞動力以及資本實現日本的經濟複蘇。否則，把擅長處理經濟事務的前任駐華公使再召回來是什麽道理？還不就是想利用西宮的人脈？

　　此外，恐怕日本還在幻想衫山能夠說服中方接受日本關於“國有化”是為了維護日中關係大局的鬼話呢。衫山此來唯一的任務就是向中國訴苦兼作出承諾，訴的是民主黨在石原等人的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承的則是不對釣魚島進行後續開發的“諾言”。

　　對於衫山這位日本高級外交官，中國不妨大度些，聽聽他會說些什麽，不過聽完以後，恐怕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端茶送客。眼下的中日釣魚島爭端，既然日本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就不要幻想中國能夠“體諒”日本方麵任何真實或虛構的苦衷，更別指望中國會發泄一陣憤怒後偃旗息鼓就這麽算了。

　　日本方麵還寄予希望的是，中國的憤怒隻會是有限而暫時的，就像在2012年4月的黃岩島事件爆發前，中國在海疆爭端上往往采取的態度那樣。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正是對中國自我克製的習慣性任知導致了日本的冒險政策。黃岩島問題上中國倒是沒有隻滿足於發一陣火兒，但那一次中國的對手是菲律賓，和日本無論從實力還是從國際體係的聯盟關係而言都不可相提並論，日本沒有也不會認為黃岩島事件是中國海疆政策轉向的風向標。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有效的反製措施就應該集中在打破日本的幻想上。中國務必以盡可能強烈的口吻強調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但這隻是反製的一個前期環節，僅是說幾句硬話本身並不屬於反製措施。

　　那麽，經濟反製怎樣？這當然是有必要的。總不能中國一邊幫助日本經濟複蘇，一邊眼看著日本偷中國的東西吧？中國應該盡力尋找能夠讓日本感到痛的經濟領域進行反製，至於這些領域是否也會讓中國感到痛，不應該是決策的首要考慮因素。中國應該盤算的是誰更痛，而不是怎麽才能讓自己不痛。常理上說，以自己不痛為原則的打擊手段，往往也不會讓對手痛到哪裏去。

　　需要明確的是，盡管中國應該對日本進行經濟反製，反製手段卻主要不應該是經濟上的。因為無論中國的經濟反製多麽強烈，日本都不可能改變其“國有化”立場。這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經濟反製最多隻能讓日本感到後悔，但無法讓日本回頭。倘若中國的反製措施全都集中在經濟領域，而不及於其他，或者隻是附帶一些外交抗議的話，釣魚島的實際態勢還是對中國不利，日本依然可以憑借其“既成事實”獲得相對於中國的行動優勢。

　　中國反製日本時應該遵循的原則是矛盾既然自海上來，出路自然也從海上找。在海上以堅定的決心進行維權行動，而不能僅僅滿足於宣示主權。在主權已經遭到侵犯的時候，靠宣示是無法恢複主權的，隻能依靠強有力的維權行動。具體到中國海監船的釣魚島水域巡航，所謂“宣示主權”，行動體現為進入釣魚島周邊12海裏以內，而“行使主權”，則意味著對闖入中國領海的日本不法船隻及人員進行驅離。前者隻是一個姿態，臨時而且可逆，後者則是國家維護主權和尊嚴的堅定意誌的切實體現，二者之間的效果差異不啻於彈弓和導彈之間的差別。

　　毫無疑問，強勢維權存在引發衝突的危險，但倘若一個民族遇到一點風吹草動，就覺得世界大戰即將到來，便祭起“忍字訣”，把維護國家主權的責任交給後世子孫，這個民族所建立的國家無論多富裕，都不會在曆史上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痕跡。

　　釣魚島原本不是中日關係的全部，但既然日本為了一個釣魚島置日中關係的大局於不顧，中國就應該把釣魚島當作中日關係的全部。釣魚島本身就是大局。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主權和尊嚴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什麽，我不記得了。




【附】

我國國家安全戰略理念與實踐

來源：中國幹部學習數字資源中心 作者：葉海林 發布時間：2014-04-17

　　今天，我主要談幾個方麵的問題：一是當前中國國家安全所麵臨的挑戰和威脅，二是我國國家安全戰略思路調整，三是十八大以來我國國家安全問題的應對和思考。

　　當前中國國家安全所麵臨的挑戰和威脅

　　所謂國家安全戰略就是要應對國家安全所麵臨的威脅，因此首先要分析的是我們麵臨著什麽樣的安全形勢，在這種安全形勢下需要什麽樣的對策。

　　（一）從外部來看

　　第一，我國領土主權受到侵害。

　　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有三個：第一個是主權，能不能獨立地做出決策；第二個是管轄權，這個管轄權體現為領土完整，國家的獨立意誌能不能及達這個國家所有的角落。這兩者是最核心的；第三個是國家的人的安全。從傳統國家安全觀來說，我們討論的主要是前兩個。主權和領土完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麵，就領土完整來說，現在有一部分領土沒有能夠回歸祖國；另一方麵，在有一些爭議領土上，我們的主權還沒有能夠完全實現，而且也沒有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

　　第二，隨著新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我們的海外利益越來越廣。

　　海外利益的安全也成為了我國國家安全一個不可回避的內容。相當一部分的利益挑戰是在海外，比如說能源安全、海外投資設施安全等。實際上，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國家，我們的利益是全球性存在的，不可能把它分成海外利益與國內安全，尤其是現在經濟上全球相互依賴，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出事都會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有的還相當大。比如，前幾年利比亞出現大規模動蕩，我們要緊急撤僑。那是我們的海外軍事行動，但是非戰爭行動。海外利益安全，不隻是公民在海外旅行時的人身安全，它包括在海外設施的安全、投資的安全，也包括在海外發起的可能對中國本土構成不確定威脅，但這跟戰爭不是一回事。

　　第三，話語和規則的製定權的爭奪。

　　我們在一個體係內生存，那麽在這個體係內，所有的國家是遵循著一套規則，這是國際社會基本的行為規則，那麽這套規則是由誰製定的？過去都是由西方國家製定的。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製度是非中性的，沒有任何一個製度設計對所有的成員都是平等的，這種製度不存在，所有製度都是有利於體係內的某些成員，而對另外一些成員不利，甚至是有害的。

　　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使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能適應國際社會的規則。讓中國更加的國際化，這是我們改革開放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目標。從1978年一直到前幾年，基本上我們對國際規則是被動參與的一個自適應的過程，也就是我們要適應國際體係的變化，而不是讓國際體係來適應我們。但是現在情況在發生變化。2009年中國站到了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位置上。現在，我們對現有體係的不公平感受更加明顯，我們就想要把它變得公平。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有明顯的修改現有國際體係中對中國不利內容的想法。

　　那麽具體表現在什麽上麵呢？第一，要求擴大在現有體係下的發言權。主要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要求增加投票的權重。第二，建立和參與金磚國家合作機製。這些動作在西方主導國家看來，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地緣政治和全球政治的所謂“野心”的變化，他們認識到中國不再願意做一個追隨者，中國整個的思路表現出對原有體係的不再認同，中國想要爭奪的是話語權和規則的製定權。

　　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曆史，再看一下世界曆史，多數情況下不可調和的戰爭不是發生在一個具體的爭端上，僅僅為了一塊領土，國家是不會輕易打仗的，關鍵是出現了對某種權力的爭奪。電影《讓子彈飛》中，張麻子和黃四郎之間有一段非常具有國際政治理論功底的對話。黃四郎說，我把錢都給你，你讓我活下去就完了。張麻子給他的答案是，錢不重要、你不重要，但沒有你，對我很重要。實際上這就是權力。利益不重要，權力很重要。在國際關係中，人們更關心的是權力而不是暫時的利益，換句話說，如果我能夠影響你的行為，那麽我對你施加的這個影響比一切都重要，因為它意味著所有的財富都會追隨而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衝突非常激烈。當中國作為一個強國崛起的時候，最終別人承認你的強國地位，是承認你的規則製定權。

　　（二）從內部看

　　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我國國內存在很多甚至於比境外威脅更讓我們擔心的事情。

　　人之所以發生衝突，往往有三個方麵的因素。第一重是利益矛盾。這種衝突在目前的中國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比如房屋拆遷。這種矛盾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是相對容易解決的。第二重矛盾是價值矛盾，這就不那麽容易解決了。在價值矛盾方麵，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所謂發展的眼光可以解決的。我們對此有一個非常大的誤區。在過去這些年中，我們認為隻要社會發展、經濟進步，什麽問題就都好辦。實際上，經濟上越進步，思想自由度就越高，而且越是追求高一級的經濟享受，就越不可能被基本的經濟進步滿足，矛盾就會越深。所以在價值矛盾方麵，絕不是社會進步了，價值觀衝突就沒有了。而是社會進步了，價值觀的衝突可能會加劇。第三重矛盾是更加嚴重的身份矛盾。經濟利益也好，價值觀衝突也罷，前提是在一個群體內發生的糾紛。假如我們國家裏有一部分人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那麽你和他談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有意義嗎？任何對話都進行不下去。我們要看到今天在中國國內安全問題上，這三重矛盾都存在。如果單純是利益矛盾，利益矛盾不擴散，矛盾不會擴散到別的領域去。有一些人利用社會的利益矛盾和身份矛盾所演化出的衝突，再將其演繹為價值觀問題，解決起來難度就大了。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大，就會發現我們麵對的內外威脅有的是相互勾連的。這裏有兩種體現。第一種是在身份矛盾問題上。他不認為他是中國人，就是所謂的民族分裂主義。他的背後有國際勢力支持，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發出挑戰。第二種是虛無主義。至少在過去10年間，我們不怎麽把它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但現在我們必須看到它對我們構成了非常大的威脅。所謂虛無主義，就是否定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他認為政府做的任何舉動全是錯的，政府發布任何信息全是假的，不加辨識、不加思考、不加討論地否定，逢政府必反。這種否定由兩個層麵構成：一是所謂精英，就是“帶路黨”；二是所謂“屌絲”。

　　我國國家安全戰略思路調整

　　我們麵臨的國家安全威脅，不是一個單純對內、對外的問題，而是各個層麵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對原有的國家安全觀念、思路進行反思和調整。

　　習近平總書記有這樣一個表述：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裝著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國內大局就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國際大局就是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爭取良好外部條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這些話很值得我們好好琢磨，習總書記對國家安全觀念做了一個重新地排序。主權是第一位的，然後是國家的實體安全，然後才是發展，而發展的條件之一是穩定。

　　過去，我們習慣於說，穩定是實現發展的前提。和平的外部環境對於一國經濟增長極其重要，但和平的外部環境隻是發展的前提之一，它不是一個國家政策的目的，政策的目標是實現發展，而不僅僅是實現和平。但是，任何的政策設定都是有成本的，實現和平也有成本。而發展的目的是什麽？在現在特殊的情況下，我們要高度強調我們的主權和安全，發展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維護我們的安全。

　　我經常說，在全球的體係排序當中，如果一個國家的實力處在第三位到第十位，那麽這些國家的行為基本上沒有區別，一定是盡量爭取世界霸主的好感，去遏製排在第二位的國家，因為這樣做對它是最有利的。但如果你是那個第二位的國家，你的位置會給你帶來許多特有的微妙而不利的關係。首先，即使你想去聯合老大，但老大卻不一定願意和你聯手。其次，老二可能想和老三、老四、老五等聯合起來把老大趕下去，但老三、老四、老五很可能說，對不起，不感興趣。因為對他們來說存在著兩個疑慮：第一個疑慮是沒有必勝的把握；第二個疑慮是憑什麽相信老二就比老大好。這就是為什麽說排在第二位的國家通常是沒有朋友的。所以說，這個位置邏輯上說是不值得爭取的，但也是必須去爭取的，因為它是你繼續發展，更加強大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向第一位的必由之路。

　　現在中國恰恰就處在這個時候，在這種境況下，我們的國家安全觀念要發生改變。因為我們不能再躲在一邊，不引人注目地去實現發展了。換句話說，我們沒法再韜光養晦了。我們不是要否定韜光養晦，不想韜光養晦。韜光養晦在過去十幾年為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它畢竟是有前提、有條件的。換句話說，一隻綿羊韜光養晦是可以的，一頭大象韜光養晦是沒有道理的，技術上也做不到。

　　十八大之後，我們對國家安全觀做了一個修訂，更加強調權力、強調主權。以前我們雖然也強調，但往往就是一筆代過，之後就不說了。就像最早我們麵對南海的爭端提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後來就變成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再後來就變成了“共同開發”。實際上這存在一種慣性，這種慣性符合政治運行的邏輯，但不符合戰略的邏輯。在執行過程中，我們知道一個政策如果很軟，它就會越執行越軟。相反的，如果一個政策很硬，它就會越執行越硬。現在，我們並不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國家安全觀念，而是強調了它的順序。

　　排序的變化就導致了我們國家安全戰略執行的調整和變化。習總書記在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的第二部分中談到幾個重大問題和重大舉措，涉及國家安全的內容出現在第二、三、八、九條。第二條關於經濟發展，第三條關於政府管理，第八條是互聯網，第九條談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八條指出，網絡和信息安全牽涉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我們麵臨的新的綜合性挑戰。十八屆三中全會，黨把互聯網的信息安全作為了國家安全的一個基本內容來看待。這就是我們前麵說到的，我們高度重視思想上不同矛盾的相互勾連，不再認為那就是一些小噪音、小雜音。參照曆史經驗，我們曾經認為沒有一個政權是被罵垮的。這個邏輯直到2005年以前可以說是對的。蘇聯解體是上層出了問題，最後垮掉了。2005年中亞的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出現問題不在上層，而是底層出的問題，通過互聯網一勾連，發生了顏色革命。中亞的局勢好容易在俄羅斯的努力下把穩定了，可是在中東北非又出問題了。這就是互聯網的力量，而互聯網的背後不是沒有中心的，而是我們一貫相信的傳統政權在互聯網的經營、組織、管理方麵沒有辦法。就像今天我們認為感冒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回到400年前，當歐洲人把流感帶進美洲的時候，印第安人是上千萬地死掉，原因是他們沒有抵抗流感的能力，那個病毒對他們是致命的。今天的中國如果從國家安全角度上看待互聯網，也基本上是這樣。沒有一個國家能逃過互聯網對傳統政治權威的衝擊。老實說，我們還沒有做好充分地準備。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這個問題提到了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上。

　　關於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基本分成三類。第一是對外的，實際上要解決我們的外向型指向的戰略，這是非常傳統的東西。第二是對內的，如何處理我們內部出現的矛盾問題。第三個是對虛擬空間的，如互聯網等。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國家安全的組織化、機製化建設，以及政策的調整差不多都是朝著這三個方向去的。

　　在國家安全觀念的變化下，中國開始著手對國家安全機製進行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製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這30個字中，“國家安全”這四個字重複了4次，剩下14個字的解釋空間。這14個字實際上就是體製和戰略。

　　20l 4年的1月24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任主席，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幹名。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中共中央關於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

　　這個機製給國家行政體製帶來比較大的改變。原來，軍事工作由中央軍委負責，國內維穩工作主要是政法委的工作。而國家安全委員會，至少要把政法工作和軍事工作在頂層打通，這就是涉及到一個行政權力的調整。它打破了兩個界限，第一個界限是在軍隊和政法工作中產生有效的勾連。第二個界限是政府的執法部門和立法機關的勾連會更清晰一些。張德江同誌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副主席，指向性非常清楚。我們要依法來推進國家安全工作，沒有立法部門參與你這個法從哪來？國家安全機製的這個調整把司法、立法、執法，以及國家安全工作最基本的武裝力量，統括在一起。這種統括顯然對我們更好地去應對各個層麵的國家安全威脅是有很大幫助的。

　　至於說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是什麽？第九條說了很多，其實也就是機製和戰略的問題。我們看看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是幹什麽的？

　　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會議是個政府部門。它是在總統之下的一個實際存在的機構，工作人員是專職的，由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領導。實際上是統括了國家應急部門的一個指揮機關，它的主要作用是立法和執行。立法就是由國家安全會議形成立法動議，拿到杜馬去表決。另外，更重要的它是個執行機構，在俄羅斯出現重大災難的時候，國家安全會議秘書會到第一線來親自指揮相關部門處理事件。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會議既是一個立法機關，又是一個戰略的統帥機關。從現在的機構設置上看，這兩個職能我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有。

　　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既不是政府機構，也不是立法機構，其實是個顧問團體，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領導。他不是政府官員，而是總統的私人雇員，他的工作並不是決策工作，更談不上立法工作，而是就涉及美國國家安全問題為總統提供顧問。嚴格來說他沒有任何行政權力，他所有的權力是影響力。

　　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設立，與我們時間相近。我們剛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他們就弄出一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它的立法程序比我們走得還快。日本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設有國家安全保障局。這個保障局就說明了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性質，它是應急司令部。由首相、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組成。這四個人參與說明了其優勢是高度的靈活有效。日本法西斯在“二戰”以前的禦前會議是7個人：首相、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防衛大臣、海軍大臣、陸軍大臣和財相。現在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中沒有財相，說明安倍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設計還有一個缺陷，沒有將財政權拿到手。參眾兩院作為財務財權的實際負責部門，不會輕易把這個權力交出去，即便財相參與也沒有用，因為錢還需要國會批準。實際上，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在相當程度上仿效了日本戰前的禦前會議，這在中國看來是非常危險的。對於這一點，我覺得，今天的日本不具備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的基礎，安倍想學的東西很多，安倍辦成的事情並不會太多。

　　印度也有國家安全顧問，但他不是為總統服務，而是為總理服務。因為印度是總理負責製國家。這個人實際上與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非常相似的，名義上是總理的私人幕僚，實際上是政府決策人之一。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原來不參與美國的國內治理，但911後參與的力度開始增加，因為有一個反恐的問題。印度的總理國家安全顧問從一開始就是內外兼修的，包括政府的人事調整等，是讓總理最仰仗的一個人物。

　　我們總結分析這四個國家的經驗發現，中國想要的並不是一個專門的隻負有一項職能的機構，實際上是建立一個專門決策體製。這個設計是一個頂層製度設計，也表明了我們要集結有關部門的力量，更好地應對國家安全威脅、推行國家安全戰略。

十八大以來我國國家安全問題的應對和思考

　　重大的體製機製的變化帶來的是非常深刻的國家安全行為的變化。在總目標沒變的情況下，手段會相應發生變化。一方麵是推進國家安全委員會體製機製的建設，而另一方麵，我們的對外戰略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再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並不隻是負責對外事務的，它也包括對內。

　　對外戰略變化的轉折點是2013年11月26日中央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習總書記強調，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2014年“兩會”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詳細地解釋了何為“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其中，他提到“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這句話的指向非常清楚。從這個具體的指向可以看出我們的外交思路在發生變化，那就是更加強調結果，而不是強調狀態。以前的中國外交基本上是首先強調狀態，就是大家相安無事。我們知道，穩定一定不是常態，它隻是個臨時狀態。那麽，我們對穩定的要求也是個相對穩定。而現在我們更注重在運動中保持運動方向的確定，至於是不是穩定的，不是重點。

　　但是，還要強調一點，我們的基本戰略沒有變，隻是基本戰略的執行手段在發生變化。我們感受一下，在過去一年多時間裏哪些事情在變化。

　　首先，我們繼續保持了大國主導的國際關係。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俄羅斯，這是十八大和全國“兩會"後，我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出訪。另外一點就是在2013年6月，中美元首實現了莊園會晤，就是中美兩國元首會晤不再追求形式，而是在內容。

　　其次，重視遠端的外交。比如說我們對非洲、拉美，包括金磚會議等。我們的視線開始從大國轉向世界。以前中國的外交一度就是非常重視大國，甚至有人認為搞定了美國，外交任務完成了。現在顯然不是這樣。一方麵，我們是個大國，我們要向遠端擴展，不能再從美國的視角看問題，否則永遠走不出去。另一方麵，這個世界不再是大國能主宰的世界了。從威斯特伐利亞和會以來，國際關係基本上就是大國關係，小國是被動的。可是，今天這個世界讓大國頭疼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基本上不是由另外一個大國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有些小國造成的。比如說，現在讓大家頭疼的敘利亞問題，打了3年了，誰都沒有辦法。

　　第三，對周邊外交十分重視。我們承認周邊有主體性，不再從大國視角去看待周邊，越來越多地重視與周邊國家的去美國化關係。我們不再從美國視角看國家間關係，而是著力兩國之間關係。這個心態變化是明顯的。

　　第四，從2013年以來，中國外交一個重大的思路調整，開始引入了“負麵清單”。什麽是“負麵清單”呢？以前，中國外交是，誰惹事，優先處理和誰的關係。比如說，菲律賓搗亂，我們就邀他總統來做工作。靖國神社問題之後，我們就想盡一切辦法做工作，使日本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做出讓步。2013年，中國的外交是有負麵清單的。在2013年的前10個月裏麵，中國與中國周邊幾乎所有的領導人要麽在國內要麽在國外都見過麵，隻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菲律賓。這個變化是非常明顯的。這就回歸了常識，常識是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而過去我們曾是你越不跟我好，我越要跟你好，和你玩。以後沒這個事了。老實說把菲律賓列入負麵清單有點對它高看，因為它在不在負麵清單根本不重要。但日本就不同了。

　　在中國的外交思維中，我們為什麽要強調“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我們要承認，在今天東北亞的基本問題是中國和美日同盟的關係問題，而它的表象是中國和日本的矛盾，已經非常顯化了。與日本，我們可以套用海洋局一些同誌的話，就是跟你耗到底，看誰能熬過誰，我也不打你，因為要打這個事情性質就變了，但我也不跟你修補關係。我們展望一下未來幾年，中國在周邊地區最基本的外交問題就是打破日美同盟。打破日美同盟是一個要求有技術和決心的活動。不能讓日美同盟進一步緊密化。比如說中國武力攻擊釣魚島，這樣的結果不是打破了日美同盟，而是鞏固了日美同盟。但如果中國忍了，也是在鞏固日美同盟，因為日本就成為美國非常有用的幫手，美國就會更加重視日本，使得日本在這個地方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那麽就導致中國麵對著更大的日美同盟壓力。中國對日本的最優策略是增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給美國造成的成本。中國已經用這個方式處理掉一個對手了，就是菲律賓。日本不是菲律賓，日本的能力很強。那麽中國在麵對日本的時候，不能指望讓美國人覺得日本像菲律賓一樣不重要，但是可以想辦法讓美國人覺得日本是一個很煩人的國家。我們要擊破日美同盟，既不要把它擠到一塊去，又不要讓它輕易獲勝，跟它熬著，這是最好的方式。使得日本想成為美國的本地代理而不能。具體怎麽辦？在釣魚島問題上有一個底線，這是不能啟動日美同盟使用武力的一個條件，即中國不直接武力占島。那麽美國就不會去較真，客觀地說，美國從心理上並不想出兵，所以隻要不給他這個理由，不讓他無路可退，他是會想盡一切辦法不出兵的。但在此以外的任何一個國際場合中國要打壓日本，不讓日本成為亞洲政治上的大國。這樣才使得美國對日美同盟的重視程度逐漸下降。我們現在亞洲要建立的區域秩序，和日本的國家意誌，和美國的國家意誌是衝突的，最後隻有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

　　第五，除了以上談的一些對抗性的東西，我們也做了一些建設性工作，在周邊建立一些區域小多邊的合作機製，比如說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

　　從地圖上看，這實際上是在中國周邊劃了很多小圓。海上絲綢之路是從中國出發，到東南亞，然後從印度洋穿過去，一直到歐洲。絲綢之路經濟帶是陸地上從中亞過去，也到歐洲方向。這兩條路線就把中國的西北方向和東南方向涵蓋進去了。中國和南亞存在一個缺口，所以我們建立了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從西南方向解決出海口的問題。中巴經濟走廊是特殊的，因為中巴關係很特殊，我們從新疆又多一條路。所謂區域合作，就是不追求一個全球性的框架。

　　為什麽要搞“小多邊”？例如，海上絲綢之路不是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能參加，有些國家是不能參加的，比如說菲律賓。我們在每一個區域範圍內，選擇一批對我們友好的國家，建立差異性的示範。這個邏輯是美國的TPP的邏輯，誰對我好，我和誰玩，互相受益。

　　以上這些戰術修訂糾正了以往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錯亂。以往的目的是自身發展，保持周邊的穩定是手段，但在執行過程中我們把保持穩定變成了目的，甚至為此犧牲發展。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戰略思路不清楚。現在我們的表述非常清楚，從主權到安全，最後到穩定。過去的線路是倒過來，先談穩定，最後談主權，那什麽都談不成。所以，我們在外交戰略上不是變更了戰略，而做了一些次序上優先順序的調整。

　　除了外交實踐，我們在國際活動中的變化也看得出這種變化。前麵我們談到了，過去我們的辦法是承認這個現狀；現在我們要尋求突破，建立我們主導的區域秩序。過去的辦法是我們希望跟所有周邊國家平等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現在，我們是選擇性地接觸。有些國家對我們很重要，但我們不跟它有正麵接觸，比如說日本。過去我們的想法是化敵為友，擔心在家門口的敵人被美國拉走，所以我們就跟美國人去搶敵人。搶來搶去發現我們在幫美國人的忙。我們這次調整建立負麵清單，團結大多數、孤立小部分、打擊極少數。現在我們在東亞地區就這樣，我們團結絕大多數，孤立的是日本和菲律賓，重點打擊日本。

　　最後一個就是，從回避矛盾到險中求進。我們以往是息事寧人的態度，現在的策略中，險中求進是最明顯的。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這個變化是很清楚。這個變化最核心的表象是我們海上維權實踐在行動指南上發生了重大的調整。

　　關於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

　　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戰術舉動，它很有意義。實際上它是向美國明確傳遞了一個信息：中國不再接受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管轄。在以往我們基本上承認美日同盟對西太平洋地區是有管轄權的。有爭論認為說，中國從來沒承認過日美的空識區，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劃，因為我們劃了日美也不會承認。這個說法我不同意，原因在於中國是沒有承認過，但中國在過去的絕大部分時間也沒有挑戰過。現在我們拒絕接受美國對西太平洋的管轄，不能用挑釁防空識別區的方式。所以，我們的辦法是，讓人人可見的知道，中國不再接受美國的管轄，我公布一套我的規則，但美國肯定也不認同，但沒關係，這就形成了一個一對一的格局。我們必須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不再接受這種管理。而過去美國自認為在西太平洋地區，隻要離開海岸線12海裏他們就都管得著。這一舉動的好處是，把退和進的成本交給了美國，也交給了日本。過去無論是進還是退成本都是我們的，現在變成我們主動出招以後，如果美國忍了，那這個成本是美國的；如果美國不忍，製造出新摩擦的成本也是美國的。所以，在東海空識區問題上，我們要積極主動地加強這種空識區的實際化管理。

　　在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中有個細節，就是我們對劃設空識區之後其他國家的反應估計不足。美國兩架B52闖入東海空識區之後，我們沒有能夠第一時間對外發布消息。B52不存在看不見的問題，這更多地反映中國長期以來的一種外交習慣，就是不主動公布對外信息。現在，我們要善於利用這樣的工具，對外去傳遞我們實施的有效管轄，比如趕在美國之前把我們偵測到的兩架B52的信息發布出去就夠了，這就足以證明空識區是有效的。但我們沒有。等到美國說了以後，我們再去說看到了飛機，別人就很難相信我們了。我認為這不是戰略問題，隻是一個經驗問題。改變了策略之後出現一些新問題是必然的，隻要大的方向不錯，這些錯誤的成本都是可以被吸納的。公眾也不要對政府求全責備，對政策效果要寬容以待。

　　我高度看待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分，是因為這是中國第一次公開挑戰美國的所謂海空霸權。這意味著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不再尋求低調或容忍。但這自然就導致出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南海空識區的問題。

　　關於南海空識區問題

　　南海空識區問題在“兩會"之前曾經被炒得很熱。我們來回顧一下。南海空識區問題的炒熱是在2014年1月春節前後，日本媒體開始大量報道中國要劃設南海空識區，引發美國的回應，向中國正式提出質詢，並派出武裝力量顯示它的存在。而中國的答複是日本在編造謠言，我們沒有這個計劃。這就是問題了。第一，在20l3年11月中國宣布劃設東海空識區的時候，一位政府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過，中國會適時劃設南海空識區。第二，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複是認為我們在南海沒有感受到威脅。可是，在過去的20年間，中國在南海非常關鍵的兩個訴求，一個是主權爭端，一個是美國對中國的抵近偵查。怎麽能說沒有感受到威脅呢？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的應對，也是一個教訓，也是經驗上的問題。我們應該把這個球像東海空識區一樣踢還給美國，明確地對外宣誓，美國對中國的抵近偵查是中國劃設南海空識區的一個重要前提，如果你不停止我就劃，你停止了我就不劃。你去選。我們是根據美國的抵近偵查的範圍來劃定空識區的，這就回避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對南海的主張線是九段線。如果劃設空識區，空識區一定在主張線以外。中國現在沒有公布南沙群島的領海基線，我們在西沙、東沙、中沙，包括黃岩島都有海基線。如果以九段線為依據的話，南海空識區就必須劃在越南領土上，那麽國際社會的反應會是相當負麵的。如果以美國抵近偵查的活動半徑往外劃一定範圍，就不存在領土和主權所謂基線問題，那就變成一個實際安全威脅評估問題。

　　總的來說，中國的國家戰略沒有大的改變，我們要對戰術層麵進行修訂，對策略層麵進行修訂，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要講究方式方法。一方麵，專業部門要盡快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而另一方麵，公眾對這些問題要有更多的容忍，這是一個要試錯累積經驗的過程。

　　國家安全戰略不是單純對外，還有一個對內的考慮。涉及到反恐問題，昆明301暴恐事件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震動。它告訴我們，國內的維安維穩問題不是一個地區問題，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國內維穩問題。另外，還涉及到信息安全。無論是昆明暴恐事件，還是馬航事件，都暴露出來我們現在對互聯網管理是存在問題的。所以，這方麵的管理水平必須要加強。信息安全問題難度非常大，因為傳統戰略問題有曆史經驗可以汲取，反恐問題有其他經驗可以汲取，信息安全問題在全世界都是一籌莫展。美國也存在問題，在斯諾登叛逃之前，美國在跟中國談互聯網行為規則，中國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斯諾登事件後就什麽也不用談了。中國認為首先互聯網自由是相對的，這個自由是包括了信息自由以及係統自由。第一，我們認為美國人說互聯網無中心是胡說，互聯網中心在美國，所以我們的安全是受限的，我們需要建立自身的安全防範能力。第二，我們認為，除了信息的流動需要受到保護之外，信息本身應是無害信息，不能在互聯網上散布仇恨、教授恐怖主義。在這方麵，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社會統計，現在大部分的信息來源已經不是來自於電視、報紙，不是來自於固定的互聯網接入設備--電腦，而是手機，而手機上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是自媒體。這是傳統媒體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也是傳統的新聞管理體製從來沒有遇到的問題。這無疑會成為中國未來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必須要考慮的問題。這兩年我國互聯網發展的速度很快，而且我對我們的係統是有信心的。原來我們在點對點傳輸的互聯網社交工具中技術發展相當落後，而現在騰訊公司是全世界第四大互聯網公司，微信是全世界第二大點對點傳輸的社交工具的提供商，那麽我們的管理和服務模式是不是能夠跟上，這個問題同樣不是個產業問題，是個國家安全問題。

　　今天我對中國十八大以來的國家安全工作做了一個梳理，重點放在對外方麵，稍微提及互聯網管理和反恐。以上僅代表我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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