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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文化大革命”本質的漢學家去世

(2014-08-21 12:29:32) 下一個

揭露“文化大革命”本質的漢學家去世

傅才德 2014年08月20日
皮埃爾·李克曼曾使用筆名西蒙·萊斯,1955年上學時首次到中國旅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後,他對中國的浪漫化觀點消散了。

William Wes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皮埃爾·李克曼曾使用筆名西蒙·萊斯,1955年上學時首次到中國旅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後,他對中國的浪漫化觀點消散了。

比利時出生的中國學學者皮埃爾·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曾質疑西方在20世紀60年代將毛澤東浪漫化的觀點,並率先將毛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描述為混亂和破壞的景象。周一(8月11日——譯注)他於澳大利亞悉尼家中逝世,享年78歲。

他的女兒詹尼·李克曼(Jeanne Ryckmans)宣布死因是癌症。

  • 查看大圖1966年6月,穿紅衛兵服裝的年輕學生揮舞著毛澤東語錄“紅寶書”,在北京遊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Jean Vincen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66年6月,穿紅衛兵服裝的年輕學生揮舞著毛澤東語錄“紅寶書”,在北京遊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李克曼以其筆名西蒙·萊斯(Simon Leys)更加廣為人知。1955年,19歲的他與比利時的同學們一起到中國旅遊,從此便愛上了這個國家。期間更是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毛澤東發起“大躍進”所導致的饑荒人禍,乃至始於1966年,止於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文化大革命”都還是後話。在當時,新中國有很多值得讚美之處。

但是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習中國藝術、文化和文學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去了台灣,在那裏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張涵芳(音譯)。後來他也曾在新加坡和香港定居。

20世紀60年代末,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在那裏,李克曼開始關注越過香港邊境的混亂,閱讀中國官方媒體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道,和逃離中國大陸的人交談,他們原來都曾是毛澤東的支持者。

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懷有浪漫主義觀點,認為他雖然有缺點,但卻是進步的,是人民大眾的捍衛者,李克曼漸漸發現,這些浪漫的觀點和“文化大革命”的殘酷性完全是互相抵觸的。“文化大革命”力圖抹殺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代之以正統的毛主義。這個運動導致了大清洗,強製的國內流放與不同政治派別的互相打擊。這促使李克曼開始涉足政治評論領域。

“1966年之前,中國政治根本沒有引起我的關注,我對中國的一切都有好感,我充滿信心地把這種好感也延伸到了毛主義政權上麵,並沒特別多想,”李克曼在他以筆名出版的《中國的陰影》(Chinese Shadows)中寫道,該書於1974年以法語首次出版。“但是我從香港這個有利的位置從始至終地觀察了’文化大革命’,這迫使我從舒服的無知中脫離出來。”

他的第一本書《主席的新裝》(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也是用法文出版,那是1971年,一年後,他定居澳大利亞,因為著名中國文學學者柳存仁將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書。李克曼以筆名西蒙·萊斯出版了這本書,掩蓋真實身份是為了防止被中國拒之門外。

1972年,他為比利時大使館擔任文化隨員工作,回到中國呆了六個月。看到這座城市的古建築遺產遭到破壞,他大為震驚。

在《中國的陰影》中,他寫到自己瘋狂地尋找這座城市最宏偉的巨大城門,他覺得它們本應被保留,盡管他知道這座城市的城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已經在進行拆除了。城門不見了。“確切地說,北京城門的拆除是一種褻瀆;充滿戲劇性的不是官方拆除了它們,而是始終不解他們究竟為什麽要拆除它們,”他寫道。

他發現,“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中國文化與文明之美,卻沒有摧毀文化中應當被去除的東西——暴虐與專製。

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曾是李克曼的學生,在一次電話采訪中,他說李克曼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一個揭露’文化大革命’中文化褻瀆真相的西方漢學家,他剝除了其上的政治虛飾,暴露出它的真正本質:由毛澤東領導的一場中共內部醜陋而暴力的政治鬥爭”。

陸克文還說:“當時的漢學家們大都迷戀‘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浪漫色彩,因此嚴厲地指責他。”

諷刺的是,陸克文說,毛澤東死後,中國領導人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許多老北京令人欣喜的東西又回來了,比如食品小攤和夏日街頭的舞蹈,人們開始欣賞古典藝術、文學,乃至曾遭受毛主義者中傷的古典學者孔子。李克曼曾把孔子的語錄《論語》譯成英文。

但李克曼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讓皮埃爾接受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這些真實的、可持續和積極的變化是很困難的,”陸克文說。

李克曼的連襟、同樣也是漢學家的任格瑞(Richard Rigby)說,李克曼不僅是漢學家,也是令人敬畏的歐洲學者,他曾在比利時獲得法學與藝術的博士學位。他說,李克曼的演講博采東西方之長。

“他可以將一幅中國國畫,或奧威爾(Orwell)寫的什麽東西以及蒙田(Montaigne)的散文結合起來,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任格瑞說。

李克曼還寫過長篇小說《拿破侖之死》(The Death of Napoleon),書中想象了這位被罷黜的君王從聖海倫島流放地逃回法國的經曆。1986年在法國首版,1992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說家佩尼洛普·菲茨傑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曾為《紐約時報》書評版撰文,稱之為“一本非同尋常的書”,2002年,它被改編為電影,由伊恩·霍爾姆(Ian Holm)和休·博內威利(Hugh Bonneville)主演。

李克曼經常為《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世界報》(Le Monde)和其他期刊撰稿,並獲得多項文學獎。

他於1935年9月28日出生於布魯塞爾,除了女兒,他在世的親人還包括妻子與兒子馬克(Marc)、艾蒂安(Etienne)和路易(Louis),以及兩個孫輩。

他曾在悉尼大學教書,晚年在寫作和玩帆船中度過。他的文集《無用堂文存》(The Hall of Uselessness)於2011年出版,探討從堂·吉訶德到孔子在內的各種話題。

在《中國的陰影》一書中,李克曼寫道,盡管毛和他的扈從們終將離場,權威統治會出現一個不可避免的放鬆時期,但共產主義統治的基本特點不會改變。

“在不同時期對共產主義中國的各種描述中,人們可以發現區別,”他寫道。“如果這些描述都是發自良心,有洞察力的,它們呈現出來的東西要比短暫的新聞真實更多,各種改良都是量變,而不是質變——它們隻是角度上的變化調整,而不是基本方向的改變。”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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