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外族入侵遠值得擔憂的是本族建立的暴政

比外族入侵遠值得擔憂的是本族建立的暴政

2014-08-21 

 

作者：唐懷恩

 

 

前些時間，網上流傳一組“北京大媽街頭持槍跳‘打鬼子’廣場舞”的照片：幾十個大爺大媽或手拿步槍、或揮舞著大刀列隊行進，一個頭戴日本軍帽的“鬼子”拿著槍彎腰鬼鬼祟祟地出現，最終，在“抗日軍”的“圍剿”下，“鬼子”隻好舉手投降。

這是首都北京的大爺大媽響應黨的號召，提防“日本侵略”的“愛國主義”。這種精神和十年浩劫期間的“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備戰備荒為人民”、“丟掉幻想準備打仗”等精神一脈相承。實際上在那個時期，外敵並沒有入侵，倒是國內暴民肆虐，荼毒數千萬的生靈。與其說防備侵略，倒不如說為了小集團的私利，編造謊言，製造恐慌，加強專製，奴役百姓。曆史證明：越是理盲地敵視外國的人越可能是恐怖的暴民。

 

這種義和團拳民的暴徒心理，先由五四時受了共產國際迷惑的學生們繼承，後由打燒英國領事館的紅衛兵小將們發揚光大，至今從未遠離我們。比如，近些年，國內多個城市發生的“愛國青年”打砸搶燒某國商鋪事件。如果不能深刻認識和徹底清除這種病態心理，中國就不可能實現長久的和平。

 

首先，我認為， 驅使這種表演暴力行為的是一種敵對鬥爭思維，再仔細一點說，是一種希望保衛國家政權免受外敵入侵的戰爭心理。公平地說，這種戰爭心理本身並無絕對的邪惡之處（ 比如，英倫空戰時，英國在兩周內招募和武裝了一百五十萬在鄉民防誌願者防止納粹入侵東南海岸線），但是，正如英國的例子所說明的，抵禦外敵入侵的戰爭心理邪惡與否取決於這種心理的成因。這樣，我希望就此在中國出現的這種心理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麽一定會有外敵入侵？

 

“因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那麽又請問，是誰告訴你“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呢？

是電子報紙...

是哪家報紙的社論，是《南方周末》的，還是《蘋果日報》的？

不是，是《環球時報》。

這也就是說，你很相信《環球時報》？

我相信《環球時報》的這個結論。

請問你有看過在這個話題上持有相反結論的報刊的社論呢？

好像沒有

……

 

命題有很多範疇，一般來說，有的命題要用邏輯思考來證明，比如一加一等於二，非A和A；有的命題則要用對世界的觀察來驗證，比如百合花是什麽顏色。不過，大多數命題需要邏輯和觀察一並驗證。而且，不管是哪一類的命題，都需要有對某一個話題持有不同的觀點的命題來彼此詰問，以不斷逼近真相。否則，由於從眾心理，人們就很容易陷入“XXXX，因為爸爸/媽媽/大家都這麽說”的境地——單一的信息源（往往是不容置疑的結論式的）造成個體思考能力的退化。

 

然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這個命題，在中國的討論社區裏，至今沒有或少有相反的命題。那麽，至少從思維的形式上來說，它就是不能被驗證的，因為一個命題能被驗證必需對它的相反命題（在這裏缺席）的仔細檢視。不談科學，這種思維方法在政治命題上，也就是沃爾特 李普曼所提到的“不可或缺的反對派。”

 

一個社會裏的異見不是像伏爾泰所說的，是一個“即便不同意你的觀點也要誓死保護你的發言權利”般的恩賜（事實上，當人們不喜歡一個觀點時，他們往往不會容忍它，而會試圖打壓它；人們愈不喜歡，就愈盡力地打壓），而是一個社會維持自由的健康狀態的必需-好比醫生的診斷。一個僅僅為了自己的心理安慰而相信自己身體很健康，拒絕接受醫生對於自己身體的看法的人顯然是不智的。

 

談完了導致這種抵禦外敵的戰爭心理的命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在形式上的不可驗證之後，我希望在內涵上對這個命題做兩個反命題：

 

一，“西方”真的會入侵中國嗎？

行為的發生一般由可操作性和動機來決定。我希望先談談入侵中國的可操作性。

 

人們口裏所說的西方，大概是指北美，西歐，澳大利亞和日本。自從第二次海灣戰爭以來，歐美內部對於是否可以不經聯合國允許武裝介入某一外國地區發生了激烈爭論。無論這些爭論的答案是什麽，基於西方普遍實行的分權製和聯邦製，在社會公意就某一話題達成共識前，政府一般沒有就這一話題（爭議）采取一定措施的公權力。所以，未經聯合國允許的武裝介入發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聯合國不會允許它國武裝介入中國或中國的盟友，比如伊朗，敘利亞，巴基斯坦，朝鮮，哪怕有人道災難正在這些地區發生。

 

根據弗洛伊德的反射心理學，人們對於所知甚少的他人所作的假想，往往基於自身的經驗。所以，請不要因為在中國，領袖的一句話能夠陳兵百萬，就認為在西方事情也是這樣。不要說常備軍，英格蘭早在1215年就使國王承認，不經議會允許不可征新稅。不要說動刀動槍，在現代代議製政體下，沒有議員們的同意，中央政府想收一毛錢都很困難，談何入侵中國？如果真地要擔心，中國應該擔心的是俄羅斯，動不動就能派大軍攻入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可是，看來拳民們對俄羅斯卻沒有感覺，這不能不說是因為知識點超綱的緣故。

 

對於日本，則更應當謹慎判斷。首先，日本沒有身份證體係，所以，不存在全國動員的機製。其次，日本的年輕人，因為二戰，對於戰爭是十分厭惡的。東京街頭的廣告寫著，“戰爭？請首相大人先入征。” 第三，日本的地方風氣很盛（源於具有日本特點，沒有大一統的古代封建結構），各地政治大多都是自治，中央政府難以控製。第四，因為實行代議製，日本國會各大黨不敢隨意忤逆國民反戰意願，不然就有可能被趁勢宣揚反戰的敵黨搶走選票，在大選中落敗。

 

諷刺的是，日本國內意見今日對戰爭愈來愈反感，正是因為日本人在今天的中國愈來愈看到了七十年前把日本代入與鄰國的戰爭與毀滅的灰燼的那個噩夢：高度中央集權的政體，自恃持有絕對真理的政府，被激情控製的民眾，不斷躍升的軍費開支...正因為此，許多日本人對於日本絕不要卷入另一場戰爭的呼聲也就愈高漲了。

 

總歸來說，論斷要有對事實的思考，但終歸要有事實。可是今日的中國人，有多少讀過一本日本人寫的介紹日本的書呢？（又有多少中國人在讀書呢？）《紅樓夢》和《三國誌》在日本一直是暢銷書，然而又有幾個中國人讀過《源氏物語》或者《武士道》呢？

 

日本在十六世紀就已經派出代表團環遊整個歐洲（天正遣歐使節團），帶回日本當時最先進的西方觀念和科技，形成了以使用荷蘭語的科學研究方法（蘭學），而同時期的中國正在銷毀前往南洋的船隊的航海日誌，查搜民間禁書。

 

日本人普遍以能寫漢字（繁體）為榮，喜愛學習漢字書法，而又有幾個中國人能認得平假名呢？日本京都正倉院裏藏有自隋朝以來曆代遣華使帶來的中國各朝寶器（比如唐朝刀槍，弓弩，古琴，樂譜），日本皇室至今依然保留明神宗對日本宣戰時的親筆詔書，然而神宗和他兩個隨葬後妃的屍骨，早被中國人自己砸燒殆盡了。細細想來，一個對日本，對世界，對自己的曆史如此無知與不顧惜的民族，又有什麽資格不懂裝懂，論斷有關事情呢？

 

二，西方入侵中國的動機是什麽呢？

 

中國環境汙染非常嚴重，資源逐漸枯竭，十五億人口的知識結構極不合理，社會矛盾四起，加上中國擁有世界第三大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庫；假如西方一旦入侵中國本土，則必然首先被貧困、愚昧、非理性的龐大人口所包圍；如此大量的人口，一旦起來反抗，則占領軍必然化為齏粉。如果不反抗占領，則因為內部矛盾的積壓，幾乎必然發生巨大的無法處理的人道災難，使入侵國家背負國際罵名。其次，因為中國政局的不穩，無人能夠保證中國軍隊會否在侵入過程中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總之，中國是一片巨大的鹽堿沼澤，貧瘠，危險，沒有入侵的價值。

 

 

第二個問題：最令人擔心的事情一定是外敵入侵嗎？

 

觀察曆史，最為慘烈的戰爭，在所有年代和國家，基本上都是由內部力量相互爭鬥而引發的內戰，而非由入侵導致的對外戰爭。

 

在美國曆史上，在反抗英國暴政的獨立戰爭中，美軍隻付出了不到5000人陣亡的代價；在第二次美英戰爭中，美軍陸海兩軍陣亡人數在2000出頭；在美西戰爭中，戰場陣亡不到400人；在一戰中，三軍陣亡人數約達12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約40餘萬人；韓戰，約5萬餘人；越戰，約6萬人。但是，這些，都不是美國在一次戰爭中付出的陣亡人數最高的紀錄。導致最多美國人死傷的戰爭是美國內戰——南北戰爭。在4年的南北廝殺中，南北雙方陣亡士兵人數達到62萬（即便平民傷亡不計，考慮到美國當時的人口和壯年男子數目，這也已經是一個極其可觀的數字！）

 

而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戰場陣亡士兵人數在2500左右（不計被清軍自己以漢奸罪名處死的中國人數目）；第二次鴉片戰爭中，2萬人多一點；甲午戰爭中，約1.2萬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約1.5萬；在中日八年抗戰中，國軍士兵陣亡人數約為132萬；但在國共僅僅三年的內戰中，雙方據保守估計就有超過200萬士兵陣亡。文革期間不同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導致傷亡10人或以上的武鬥事件就有57227件，其中傷亡100人或以上的武鬥事件就有9790件。

 

為什麽內戰遠遠比外戰要可怕？或許，林肯總統最完美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時值南北戰爭初期，一次北軍的勝利行動的消息傳到了聯邦首都華盛頓，“總統先生，我們成功地消滅了1000名敵人！”一位下屬滿麵榮光，對林肯高興地說。據說林肯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回答道，“先生，我並不感到高興，因為，又有1000名同胞死去了...”

 

洛克曾經說，戰爭狀態就是互相毀滅的狀態；外敵入侵能夠導致戰爭狀態，但是，當一個國家的代議製政體遭到政府內部力量威脅時，政府也已經將自身和民眾出於了戰爭狀態之中。這在洛克看來，好比是一個人在有能夠申冤的公權力機構（其基礎是代議製）存在的前提下，殺死了一個強盜有過度反應之罪，然而在沒有能夠為她申冤的公權力機構存在的情況下（自然狀態），這個人殺死一個強盜則是完全合理而且明智的。這，即本族政權的暴政，在洛克看來，也是大多數極其可怕的內戰的來源。

 

內戰往往比外戰可怕。但是，甚至比內戰更加可怕的，卻是當內戰結束之後，所確立的新的（或者舊的）本族政權的暴政。

 

七年的一戰中，沙俄有兩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在布爾什維克單方麵宣布退出一戰之後發生在俄國人之間短短四年的內戰中，就有一千五百萬俄國人非正常死亡；然而在1934年到1937年的三年大清洗運動中，全蘇就有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在中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曆次對外戰爭中死去的所有中國士兵人數，不到150萬人；在國共內戰中，死亡的中國士兵超過200萬。在大躍進運動失敗後的三年，就有超過3000萬人被餓死。

 

從1954年到1975年，在與法國和美國的遊擊戰中，因為法軍、美軍以及柬埔寨政府軍的厭戰，紅色高棉軍隊傷亡輕微；但在紅色高棉成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權之後，推行完全的共產主義政策，在短短的4年間，導致150萬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為什麽本族的暴政要比外戰，甚至是內戰還要可怕呢？

 

這首先要歸功於本族對於自身的了解。相通的語言，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生活，使得施暴一方能夠最有效地使用暴力（不僅指物理暴力，在這裏還特別指高級的精神暴力）。日本入侵中國，希望徹底奴化中國人，不得不教授中國人日語。但是，少數中國人要奴化大多數中國人的時候，卻沒有語言的障礙。另外，當一群人成為精神的奴隸之後，就能夠受奴隸主驅使至死，而不反抗，並且能感召其他人也如此做，這不僅極大地降低了殺戮的成本，而且極大地提高了殺戮的效率。

 

其次，本族的暴政往往是經過內戰之後，才得以確立的。內戰中，有效的反對勢力已經基本上被其消滅，導致占大多數但是分散的人們即使希望反抗暴政，也難以與雖然占少數但是團結起來的各股力量的暴政相抗衡。如果人們此時對於本族暴政還沒有清醒的認識，沒有有效的反對力量，人們也就很難認識到本族政權的可怕，自然也就談不上反抗了。

 

最後，本族暴政有最大的可能性構建一個現代極權主義國家，即，一個在其中人人參與作惡的國家。極權主義國家深入控製人們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麵，不能不靠絕大多數人的合作和配合。然而合作源於信任，本族人本能地信任本族人，這就給最可怕的極權主義的創造提供了條件。

 

所以，比外族入侵遠值得人們擔憂的，是本族建立起來的暴政。

 

 

作者簡介：唐懷恩（QQ:1049578439）：湖南長沙人，九零後大學生。自小受美式家庭教育，被人戲稱為“碰巧會說漢語的美國人”，高二以後留美，未經曆高考。哲學及政治科學研究。INFJ。喜歡哈耶克、波普爾、波蘭尼、殷海光和休謨；也愛好德語，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