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棟甫美文分享：我的電線杆

我有一根電線杆，十年前我把它豎在了上海茂名南路158號我的爵士俱樂部（House of Blues & Jazz）的門前，現在房子已被拆了掉了，我的俱樂部也已經移到了外灘福州路，可電線杆還豎在老地方。因為人行道的路麵不能隨便動，所以我還不能把它拔出來移走。我不知道那人行道啥時候會重修，可我知道沒人會預先通知我，我也不能守在那裏。我心裏一直很不安，我很害怕失去它。

這是從前上海老法租界僅剩的一根電線杆。這樣的電線杆在上海已經絕跡幾十年了，在巴黎還能看到。它的杆身是一根老洋鬆方木，大概有9米多高；底座是扁鐵板條組接成的方形護套，大概有70多公分的高度。底座被埋入地麵10多公分，並且被澆上水泥，這樣它能穩固住整根杆身。

我說它是我的電線杆，因為這是我買來的，當然，我也不會說全部是。事實上杆身和底座不是原配的。杆身從蘇州郊外的舊木料場買來的，它被壓在一大堆木方子和破門板下麵不知道已有多少年了。底座，不好意思，是偷來的；它被廢棄在襄陽路南路的人行道上，也不知多已經多少年了。在一個星期天的傍晚，四個戴著安全帽看上去像市政施工隊的工人，花了三個小時把它挖走了，走之前把路麵也弄平整了。

四個工人，是我唆使他們去的；挑星期天，是趁公家人休息。相信我，我這麽做是因為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做法。我實在想要這個東西！其實，這個東西被廢棄在那裏那麽多年，它唯一的功用就是把不低頭看路的行人絆倒。想要除掉它，你還不知道去哪個有關部門、找哪個領導去批、要等多久。所以我派去的工人在挖它的時候聽見有人說：“哎呦，格隻斷命東西，老早就好弄掉它啦！”

上海的馬路主要是給汽車的，行人和自行車隻能擠在本來已經夠狹窄的人行道上。這根電線杆豎到House
of Blues & Jazz的門前隻能是緊貼著牆麵，而且它還要低頭在屋簷下，於是它被截去了一段。我很心疼，我也能感覺到它的疼，因為我從來就相信木頭是不死的東西。它曾是樹，它被伐倒了，它被分割了；能成材的，被改變成各種形狀成為各種物品，繼續無聲地活著，偶爾掙紮一下發出嘎嘎的響聲，也隻是在夜深人靜時。古人是懂這個道理的，他們會給梁柱門窗箱櫃桌椅床榻幾案雕刻上花草魚鳥人獸，借別樣的生靈來把生命償還給木頭。人隻能活一輩子，你可以相信來世，可你隻見過千年不死的樹，代代相傳的木器。不能成材的，也可以是柴；柴在死前能生火，給人間留下熱量和溫暖；火會自足地自滅，或許也會帶上些什麽陪它一起毀滅。

我的這根老洋鬆，不用給它雕刻什麽，它渾身的木筋都已經彈出來了，一條條蒼勁有力，疏密有致，你不會懷疑神工天匠的存在。木筋之間是一道道的縫隙，很深很深，好像裏麵深藏著什麽。它這自身的紋理是不死的生命肌理。多少次我觸摸它，用拇指來回撥弄著這些筋楞，就像孫兒在撥弄祖父的手背。

我弄來了一根三角鐵，裝上了幾個固定電線用的陶瓷圓筒，把它們架到這根木杆的上端，再搭上幾根沒電的電線；我又把一個搪瓷燈罩掰了好幾下，讓它表麵的塗層掉落一些，然後用一隻髒手套在上麵擦，偽造一個舊路燈給它裝上；一根活生生的老電線杆立刻出現在我的麵前，我不知如何形容它的姿態，就覺得很美，不僅是美，也是那麽恰當，好像本來就在這裏的。我好多次站到路對麵去欣賞它，有時會好長時間。

很奇怪，我時常會把它當成是思南路的那一根。

我的“Blues & Jazz”最早是開在思南路44號，孫中山故居斜對麵。那是在15年前，還不敢叫它“House”，它隻是一個80多平米的小酒吧。房子裏麵很低矮，討厭的是還有兩根水泥柱子。我就幹脆“外景內移”，給窗子裝上百葉外窗門，窗框邊貼上外牆磚；給水泥柱子包上洋鬆板，然後用噴燈噴火把表麵燒焦，再用鋼絲刷子把木筋刷出來；用鐵板條焊接成一個底座，刷上顏色把它們做舊，老電線杆就偽造出來了。一不做二不休，我還在上麵貼上一張民國時期樣式的通緝令，被通緝者是“林犯棟甫”，罪名是“該犯貫以造作之渾厚男低音花巧之言語蠱惑欺騙年輕女子”；該犯特征“瘦高頸長喉結異突，左腳微疾行走之狀晃蕩”；“懸賞金數額可麵議”，“幣種亦可任選：英鎊、美鈔、法幣、日幣、港幣、瑪勒格幣。”

我想我是生來就有電線杆在的。

我老家的門對麵就是一根電線杆。這是一個丁字路口，路燈下是街坊四鄰小孩子的聚合地，男孩兒們打鬧追逐，女孩兒們嬉戲歡笑。它最先是木頭的，有一天它被放倒了，替代它的是一根水泥澆鑄的。那天一群孩子圍著看，我是他們當中一個；我們不斷地被喝斥：“小赤佬，讓開點，危險來兮” ！從那以後，每到夏天，我們就很喜歡光著上身，雙手放在屁股後，手心向外，背身緊貼在這根電線杆上，老陰涼的。

那時候的路麵是一塊塊光滑的石塊鋪成的，那時的路主要是給人行走的，自行車走過白天有鈴響夜間有燈光。路燈下，我們假裝屏住呼吸假裝正經地看著胸部突起的好看女人走過，我們圍在一起不懂裝懂地說著長大了的男人和女人的那種事；盡管我們知道這樣是“黃色的下流的”，大人知道了會不得了的，會罵我們“下作坯”、“小流氓”的。我們那時的興趣就在那上麵，沒法轉移到“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上來。我們也被教導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可是，祖國“山河一片紅”，也用不著我們操心；世界，我們根本放不出眼去，最遠隻能看到越南、朝鮮的電影；最熟悉的世界領袖也就是胡誌明、範文同、金日成；再遠的，就等人家來訪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那時還覺得好玩兒，那麽偉大的人怎麽會叫這麽奇怪的名字：霍查——“喝茶”？齊奧賽斯庫——聽上去就像是“一二三四五”。

那個時候家裏15支光的燈也不比昏暗的路燈亮多少，夏夜我會在這盞路燈下看書。少年的我讀了不少本書，每一本書我還都認為自己讀懂了，事實上那時不是在為自己讀書。路燈下，我長成了一個裝腔作勢的青年。看上去躊躇滿誌，卻自感懷才不遇，愛悲歎生不逢時，老喜歡孤芳自賞，常常是無病呻吟。討厭吧？想象一下：已是午夜，昏暗的路燈光下，瘦瘦高高，長發披肩的他，斜靠在電線杆上，手裏捧著一本書，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他以為自己就是畢卻林。我沒瞎說（誰會忍心這樣瞎說自己啊！），那個年代還真有這樣的“時髦病”。哪個時代沒有“時髦病”？症狀不同罷了。

我身子依靠著的電線杆指向天空，每當我合上書本抬頭向上看的時候，它似乎在告訴我:“你頭頂上的這片天空是和整個兒宇宙是連在一起的，你去看看天地有多大，你去探探自己的路有多長。”

走出丁字路口，我遇到了她。

一個初春的夜晚，一條寧靜的小路，我推著自行車，我們倆靜靜地走著，路燈光把我們的影子拖長了又收短。在一根電線杆邊我們停下了，她抬頭看我；燈光從頂上灑下來，她的眼睛在陰影裏閃動，那一瞬間，我的心不再迷離。

從那時起，心駛神往，日夜想著去會她。她住在西區，去她那裏要過一道鐵路，當要來火車，道口的欄杆橫下來，我手扶著自行車，心裏在埋怨攔得太早了，等得太久了。每回等火車來了，我都會數數到底有多少節車廂，估量一下值不值得為它花去我生命中的重要時分；每回我還沒數幾節，就會被飛馳的列車弄得頭暈眼花，甚至站立不住；有一回我稍稍轉頭麵向道口工人值班室的牆角，把視線移到一根電線杆上，我找到了支撐點，立刻不暈了，眼睛的餘光依然可以數著飛馳的列車。

現在，這個鐵道口已經沒了，那根電線杆也不見了，但是她已經當了我三十年女主人，而且她還將繼續當下去。這麽多年來，無論我在哪裏、遇上什麽人、發生什麽事，即使她沒在我身邊，她的眼睛在看著我，那個夜晚那根電線杆前那盞路燈光下的那種眼神。

前兩天，我又去看了茂名路的那根我的電線杆。我問自己：即使我移走了它，移到哪裏去呢？外灘福州路那裏的House
of Blues & Jazz門前左右我已經看了又看，肯定沒它的位置；家裏是放不進去的，放得進也不像話。我告訴自己要準備好失去它。

是的，我生來就有電線杆在，可它卻不隨我的生命同來，它也不會隨我而去，它甚至都不會跟我旅行；事實上，我不再擁有的東西已太多，我能留住什麽呢？既然連我自己也將失去。問問那些以為自己擁有一切的人們吧，他們真正擁有什麽?
即使他們的人生之旅都是坐頭等艙，甚至是私人飛機，他們能帶上多少行李?
赫拉克利特說的“上升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條路”，我們從一根筆直而簡單的電線杆就可以看到。這條路上你啥也沒帶來，啥也帶不走。

我站在路對麵像以往一樣望著我的這根電線杆。它被建築工地的圍牆攔在了外麵，看上去它很孤單很瘦削，那根帶著幾個白瓷圓筒的三角鐵還架在它的上麵，幾根被剪斷了的電線在風中垂蕩著。突然，我被自己嚇了一跳，我發現自己竟然像是在凝視一根十字架。

它已經不隻是一根木頭了，它是神諭。它叫我不該變的都不變，它教我去找回一個簡單而平靜我。我將永遠不會失去它，既然神從不曾丟棄我。

注：本文作者為林棟甫，配音、影視演員和節目主持人。
他在德國新報有專欄：《東西兩廂談》鏈接如下：

http://www.xinbao.de/xinbao/xinbao/ssdf/2014-11-26/497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