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飄零的記憶
我今寫博存記憶，自娛娛人兩相宜。白屏黑字敘舊事，跨越時空結友誼
暑假快結束了，新學期我不能再在我同學的宿舍混住，因為她畢業了。我得找別的住處。在上海的親戚家是不能去的，他們的住房也不寬敞。父親也不願去求他們。在老鄉女朋友的宿舍住了幾天後，我去了複興中路上的一個租房中介市場。
這個市場是非正式的，由黃牛把持。一天下午我騎車去了那裏，隻見那裏沿街站著或坐著十幾個男女黃牛，拿著寫滿房源信息的記事本招攬客人。有一個男黃牛招呼我，我不敢相信他，走開了。看到一個女黃牛，我停下向她打聽。她說她有兩個房源適合我，她馬上就騎車帶我去看。她把我帶到吳中路凱旋路附近的一個多層小區。出租房是一個三口之家的多餘房間。房主人原是當地農民，拆遷分的這房子，有三間房和一個不大的飯廳。為了多得些收入，房東決定把那間多餘的房間出租。房間裝修得不錯，嶄新的木地板，很幹淨。房租每月700元，是我月收入的一半。當時不知為什麽原因我沒去看另一處房子，就定下了那間房。
男友幫我把東西搬過來，就沒走。雖然我仍然不愛他，但是我們這兩個正年輕，在外漂泊的男女因互相需要走到了一起。這種需要是生理的，兩個26歲的青年男女；也是現實的，互相照應。
住下來才發現借住在人家裏實在是不方便。我們和男女主人和他們十幾歲的兒子合用廚房和衛生間。晚上主人經常邀人來打麻將到通宵。我聽著門外嘈雜的打麻將聲音，休息不好。住了約半年我覺得實在住不下去了。這時男友的老鄉有朋友在華東師大的教師宿舍有張空床，男友就帶我收拾起東西搬過去了。
我們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和看門的阿姨混熟了。她和老頭住在宿舍的門房看門，兒子和媳婦帶著三四歲的小孫子住校外大渡河路附近的工房，她和老頭的那間房空著。聽說我們花700元租一間房的事，阿姨說願意把她兒子家她和老頭的那間房租給我們，月租500元。住學校宿舍終究不是辦法，那時上海人住房緊張，有房出租的人家不多，我們去看了房就答應了。那是間很小的房間，估計在9平米左右。
這幾次搬家期間，男友曾經加入我工作的荷蘭公司做銷售代表。我們在每周五下午曾一同騎車一個多小時到搬到南外灘董家渡附近的公司開會。因為在大太陽下長時間騎車，那年夏天我曬得墨墨黑，像個非洲土著。雙臂還得了日光性皮炎，一見陽光就發癢，起疹子。
不久男友托人把我介紹給一家正在招人的外資企業，他們用工是要通過對外服務公司的，屬於家挺高級的公司。公司辦公室在虹橋的一幢高級寫字樓。他們招兩名醫藥代表，推廣癌症三階梯止痛，即將上市緩釋嗎啡。雖然熟人打了招呼，經理招人標準還是很高的，我通過了嚴格的麵試，被錄取了。基本工資翻番，達到每月3000元，開始銷售後還根據業績有獎金（獎金高的時候能與基本工資相當）。這在當時是很好的收入，那時在醫院裏工作的醫生護士每月隻拿幾百元工資。有不少醫生護士跳槽做醫藥代表。
在這家公司，我還是做醫藥代表工作。剛開始，我騎自行車負責跑西邊半個上海的醫院，加上東北部的楊浦區(離我住處非常遠，我騎車又慢，路上單程就要花近兩小時），覆蓋著那麽大的銷售區域（後來公司又招了幾名醫藥代表後我的區域才有所收縮）。記得我有次晚上回家我在長寧路一帶迷了路。夜上海，我獨自騎著車，在昏黃的街燈照耀下，我對自己說，向西，向西，就能找到回家的路。還有一次我騎車摔倒在地，兩輛公共汽車從我兩旁駛過。很危險。
住在看門阿姨家，阿姨的兒子媳婦也喜歡邀人上門打麻將，打到深夜，很吵。有次我一連幾夜未休息好，隨後去北京出差很勞累。在培訓時我很投入，消耗了很多精力，晚上開始失眠。接著又直接坐火車去蚌埠出差。在車上我發病了。我對乘客說著胡話，“我工作是賣藥的，腸蟲清，兩片兒，你們知道不？）。我不知道是不是到站了，每次停車我都有要下車的衝動。我一遍遍地問列車員。最後在列車員的幫助下，我在蚌埠火車站下了車，沒有下錯站。一下車，我感覺失去了方向感，分不清東南西北。還好車站那時有出租車，我支撐著打的去了蚌埠的南山賓館（就記得同事曾對我說那是蚌埠最好的賓館）。
到了前台，我稀裏糊塗地辦了入住手續。到了房間我就崩潰了。我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向服務員說我病了，需要看賓館的醫生。我失去對時間和空間的感知。就在房間裏等待。也不知等了多長時間，來了個女醫生，我向她哭訴我病了，又說我怕不能完成出差見疼痛管理專家李教授的任務。她好像也沒什麽藥可以幫我，就讓我休息。我極度恐懼，哪裏也不敢去。
我用我僅剩的一點理智，一遍遍地撥打電話找男友來接我。我老是撥錯號碼，被別人告知“你打錯了”。一遍遍出錯後，終於找到房東，給男友留了言讓他打電話給我。不知等了多久，終於等來了男友的電話，知道我病了和在哪裏，他當即去了上海火車站，跳上火車趕到蚌埠。在等待他的時候我就躺在賓館的床上，服用了好幾粒安定，也睡不著。我也不知道餓，也沒有吃東西。渴了，我就去衛生間接自來水喝。
男友趕到後，帶我去吃飯，我看到飯廳裏的人，覺得他們都在說我，責罵我。這是幻聽。回到房間有酒店的人在我房間修電視，我對男友說他在安裝竊聽器監聽我們。男友說不是的，但我不信。這是妄想。
男友買了臥鋪火車票把我帶回了上海，我的病情不見好轉，父親得知讓男友送我回家，他又送我回蕪湖。到家後父親給我吃我原來吃的抗精神病藥氯氮平。我的情況一天天好轉，很快我又回到了上海。期間男友幫我向公司請了假。在他的幫住下我保住了這份工作。而他，在我原先服務的荷蘭公司工作不久便丟了飯碗，又無業了。
這樣到95年秋，我在一次宴請上海某大醫院醫生和藥劑科主任時談到我租房的艱辛，藥劑科主任就說他有位同事在上海市中心有間亭子間空關著，願意把我介紹給他。我在淮海路長樂路之間的陝西南路忻老師夫婦的家中見到他們，他們非常好，願意把他們在馬路對麵弄堂裏的那間亭子間借給我住。
他們帶我去看房，在一排兩層樓建於2、30年代的連排別墅中間的一扇門裏進去，在黑暗中爬上木樓梯，在一樓和二樓之間就是那間朝北的亭子間。推門進去，是間矮矮的8平米大小的房間，木頭地板，放一張單人床，三扇毛玻璃窗前是一張寫字台。我喜歡極了！忻老師說月租250元，忻太太說：“二百五不好聽，就兩百元吧！”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太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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