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學員這件事證明，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家，沒有之一

難道毛主席不懂麽？大部分的工農兵學員底子很差，根本不具備足夠的基礎知識去搞科研，大批量地製造工農兵學員，隻會使整個中國的科技發展失去一代人！隻要對國家大事稍有了解，都不可能不懂這件事。然而毛主席還是決然做了，先把升學考試停掉，命令百萬紅衛兵上山下鄉；再恢複升學，搞推薦製，隻問出身不問學問。這在常人看是一件非常非常難以理解的事，這是為什麽？

不了解中國曆史的人，很難想像得出這樣做的動機。

我現在隻問這樣兩個問題：

一、出國留學的朋友們，你們的父母，以及你們同學、朋友的父母們，有多少是工農兵學員出身？

二、假如這些老一輩沒有憑借工農兵學員這個身份得到的物質以及地位、知識上的好處，這些本來應該在農村種地的下一代，究竟有多少機會獲得正規教育，一路學到博士、博士後，甚至出國留學，成為頂尖學術人才？

中國三千年曆史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朝代，隻要她的統治穩定了，就會快速形成一個統治階層（並非階級），這個由上而下的階層將壟斷一切資源與出路，把本來應該是全民選拔出來的精英才能參與的政治變成少數人瓜分的盛宴，優秀的人才侑於各種牢不可破的關係難以施展才華，庸才蠢才們因為良好的出身享盡榮華卻置國家安危於不顧，曆朝曆代的興衰，沒有一個能逃過這個鐵則的。

明末，甚至明中時，少數人壟斷資源的情況就已經極其明顯了。在政治上，兄弟、父子高官出現的頻率高到讓人目不暇接。明末稍有名氣的官員，大部分都是一家子處於決策中心。王象乾，一家五口均做到督撫、京堂；解經邦一家四兄弟也是如此，甚至解經邦、解經傳先後均在山西等邊地做過巡撫；李邦華父子一北一南，皆為京堂。甚至還出現過父子兩代皆為輔臣的情況。像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朱賡……等人無一例外地都至少有一個優秀的兒子在朝為官。張居正的兒子後來因為父親的事自殺身亡，申時行的兒子申用懋做到兵部尚書，王錫爵的兒子考到狀元（雖然我絕對相信這是他自己的實力），朱賡的兒子做到大理寺丞（後來早夭）。可以說，到了明中，像楊繼盛這樣沒有家庭關係，純靠自己實力打拚上來的官員已經非常非常少見了。翻開明中以後的曆史，隨便找到一個四品以上的官員，你找不到他父親、兄弟、兒子從政記錄的機會微乎其微。

而這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就是聯姻。

以浙江殉國名士祁彪佳為例。祁彪佳的父親本身就是京官，後與著名人物商周祚聯姻，令祁彪佳娶了商周祚的女兒商景蘭。這二人當然是金童玉女，天下絕配。問題是，當你審視祁彪佳的仕路時，就不難發現其中令人不是那麽欽佩的地方。祁彪佳少年中進士，名次很低，所以沒有機會直接留在北京。但他的父親為他選擇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祁彪佳分配的第一站就是福建，在福建莆田做檢察院長。而商周祚在福建做過很長很長時間的巡撫，這為祁彪佳得到上佳官評奠定了絕對的基礎。三年之後，祁彪佳以『治最』被提拔為禦史，回到了北京。

需要指出的是，禦史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官職，其作用相當於美國今天的參議員，而且任期不限。整個大明，北京最多隻能有110名禦史，南京大概隻有40幾名。成為禦史，就獲得了一條最快的升官途徑。理論上來說，一個有足夠關係網的禦史，可以在十年之內做到巡撫，十三年之內做到侍郎，十六年之內做到尚書。如果大明沒有亡，憑借祁彪佳這種人脈，可能他在三十歲之前已經做到侍郎一級了。

類似的情況在明中以後比比皆是，實事求是地說，這極大的妨礙了真正人才的湧現。因為空閑的官職就這麽幾個，沒有關係的下層人士很難衝破種種關係網的束縛達到高層。而達不到高層，又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可以說，整個明中明末的曆史，就是在這一群類似近親結婚的統治階層內部書寫完成的。

當然，祁彪佳最後自殺殉國，是對得起他的的父執輩給予他的厚愛的，而且出生在這樣有關係的世家裏也不是他能決定的。但是從史實來講，祁彪佳終其一生也不能為國家作出什麽真正有益的貢獻，連他自己也在日記中說，他所說所做，隻不過是老生常談，拾人牙慧而已。甲申之後，祁彪佳因為名聲很響，多次被南明政權邀請出山擔任重職，統帥軍隊，但是祁彪佳統統拒絕了。他已經下定決心殉國，並抓緊最後所剩不多的時間與他一生的摯愛商景蘭渡過最後的歲月。當清軍南下的鐵騎就要到達他的家鄉時，祁彪佳坐在溪水中淹死了自己。我們後人很多不理解為什麽南明不能像南宋一樣與北方劃江而治，看到祁彪佳的表現，這個疑問應該能得到些許解釋。

祁彪佳是統治階層當中有羞恥心、道德感的，那麽那些沒有羞恥心與道德感的人比如洪承疇之類呢？祁彪佳對於救國救民的貢獻如果是0的話，洪承疇之輩就是負數。那麽從總體上來講，這些壟斷資源的統治階層對於國家的滅亡其實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點當無疑義。

考量祁彪佳的一生，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溫室當中長大的乖寶寶。他與他同類們的仕途，基本是在每日飲酒賦詩當中渡過，當危機真正到來時，一死了之。難怪崇禎皇帝自殺時留下遺言，稱文臣皆可殺。他們這樣的人，缺乏真正的曆練與對生活的感悟，找不到國家的病根，解決不了任何實際的麻煩，卻又霸占著最重要的位置。這樣的國家，能不滅亡麽？

反之我們看孫承宗，雖然他也不能說一丁點關係也沒有，但是他的出身與祁彪佳這樣的人比起來可以算是寒微了。孫承宗也沒有祁彪佳那樣的少年得誌，而四十多歲才進入官場。在成為進士之前，孫大量地接觸各個階層的人物，積累了應對不同事態的辦法。這才造就了他的兩次督師遼東，並且出色地解決了己巳之變的危機。在己巳之變時，麵對最有戰鬥力的關寧軍軍心渙散，孫承宗隻用幾句話就凝聚了一支五千步兵的軍心，並把他們送到西邊。這支軍隊在到達薊州的時候遇見了後金主力，在後金與蒙古聯軍聯合攻擊下戰鬥到最後一刻，擊死擊傷數名後金大將，甚至擊斃阿濟格的座騎。這在以逃跑著稱的關寧軍中是極為不常見的。我們很難想像那些在溫室中養大的子弟們會有這種與人溝通的能力。

那麽如果大明有十個、百個孫承宗，大明又怎麽會亡呢？

用明末的曆史看今天，我覺得這才是毛主席創造『上山下鄉、工農兵學員』的深層目的。

66年，正是八路軍極速擴張時產生的那些幹部，他們的子弟升學進入大學深造的年份。可以想像出來，以當時中國難得的大學教育機會來說，普通人很難與這些有通天關係的縣長、團長們競爭。而對於黨中央來講，一邊是自己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無產階級，另一邊是與自己一同奮鬥了幾十年的戰友、新興的官僚資產階級，蛋糕有限，餓口無窮，怎麽辦？那就幹脆誰也不要吃，上山下鄉，統統種地去。為了在不違反自己的信仰與不大規模製造各級官員不滿之間尋求平衡點，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而在上山下鄉即成事實之後，提拔各地沒有關係、一窮二白的工農兵學員，則是瞞天過海的一策。這個時候官員子弟升學的壓力高峰已過，再提拔平民子弟，所受阻力最小。當然，既使是這樣，依然有數不清的官員子弟逃離土地，跑到軍隊當中過好日子，甚至也有升入大學的。但總體來講，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幾乎以一人之力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階層——工農兵學員，他從未背叛自己的信仰，他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聯係起來，創造性地發明了這一偉大壯舉。縱觀全人類的曆史，還有哪一個人物有如此眼光和手段？止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