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這個人，有點小聰明，但氣度、自製力都不足為相，差呂夷簡遠矣

有這麽幾個故事，可以說明王的為人。

王安石在當知製誥的時候，因為名氣大，經常有人找他寫東西。宋朝找人寫東西，一定要給潤筆費的，這是規矩。王安石堅決不收，但人家必須給，所以他就把這些潤筆都裝到一個袋子裏，掛到翰林院的房梁上。後來王安石調走了，另一個叫祖無擇的同事就把王掛在房梁上的這筆錢取下來充了公了。

王安石知道之後，非常生氣，找了個機會把祖無擇關起來，要他承認嫖娼。當然最後王抓的妓女寧死不從，不肯指認祖無擇，這事就不了了之。

這個事，王安石辦得非常惡心。首先把別人給的潤筆掛在梁上就不對，顯擺嘛，邀名嘛。其次給人安罪名更是無恥，但凡王對於他學習的儒學有半點相信，就該知道孟之反殿師的道理，也該明白什麽叫『君子錦衣尚褧』，不居功、不誇名，對不對？就這一件事，我們就能看出來，這個人的內心很髒。

另外一件事，是王安石管刑科的時候。開封有一惡少，跟朋友嘻鬧，朋友奪走了惡少的一隻鳥，惡少追上去把朋友殺了。案子報上去，每一級都說惡少該殺。王安石說不對，按大宋律，奪人財物於鬧事，失主護財殺人者無罪。強到皇帝那裏安石也沒有低頭。想不起來這件事後來是如何結尾的了，隻把王安石標新立意的醜態記得清清楚楚。

中國古代之所以獨崇儒術，不崇法家，就是因為治國治的是人心，而不是刑名。朋友之間嘻戲，搶隻小鳥，本不是什麽大事，彼惡少竟為些許小事起殺人之念，其心已足可誅。就算這次躲過了刑罰，下次同樣還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出手殺傷人命。你放過了這樣的人，就是對將來有可能被他傷害人的犯罪。而且這樣完全依靠法條治國，會培養一大批以法條吃飯的訟棍，鼓勵得理不饒人的民風，這與儒家的治國理念絕對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這件事可能隻是王安石的觀點與眾不同而已，但是他的視野已經展現出來，隻看到與某一條法條契合，完全不考慮其他，用現代話講，這種人就是極端。極端的人怎麽能當宰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