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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現在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了。隻要一隻手機在手，隨時隨地可拍，照相機之類都顯得累贅多餘了。而且現在手機功能繁多，還能美化相片，老的可以幫助去掉些年齡，肥胖的可以幫助去掉些贅肉，醜陋的可以幫助遮掉些醜陋，總而言之，相片上的形象看上去可以顯得比真人年輕好看些。另一方麵，也可以逆向操作，倘若有人好奇，想要預先知道自己老後的模樣，去下載個什麽軟件，那麽，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就可以提前知道自己七老八十時候的尊容，但當然，那是電腦技術生成的，準確與否，不等個幾十年是沒法驗證的。
曾幾何時，拍照卻是件奢侈的事情。本人讀小學時候，幾乎不記得有過拍照經曆。到了小學快畢業時，有一回鄰居王叔叔不知從哪裏搞了一架看上去十分簡陋的相機，招呼各家鄰居的孩子們，分別給擺拍了幾張相片。然後到了晚上，他在家裏用麵盆裝了顯影水，定影水，把窗戶用毯子堵得嚴嚴實實的，不使一絲燈光漏將進來，搗鼓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把洗印出來的相片拿給各家鄰居看。我們家兄弟拍的是下象棋，還記得當時正在外麵瘋玩在興頭上，忽然父母呼喚叫我們兄弟去拍照，不情不願的，回到家裏擺開棋盤，裝模作樣地假裝下棋，王叔叔在邊上乘機抓拍了一張，洗印出來後看，效果卻是出奇之好，到了現在，回頭再看這張老照片，是少年時候留下的珍貴難得相片。
讀中學時，曾經去五角場拍過證件照。五角場有一家群益照相館，是我們那一片能夠找到的唯一一家照相館。在那裏拍了相片，取照要隔好幾天，從我們所住的地方到五角場，電車兩站路，走去來回個把小時。拍照取照至少來回兩趟，是頗費事的。
1978年，恢複高考。我們那一片的符合高考條件的年輕人差不多都去參加了高考，考完大多都叫考得一塌糊塗，可是發榜時候，居然大多都合格錄取了。我的要好同學裏還有一人考上了北大。拿到錄取通知書後，有一天我們同學六人忽生興致，去五角場那家群益照相館拍了一張合影。那之後，各自上學讀書，又各自走上社會，工作，出國，幾十年裏，有的同學幾乎完全沒有交集。直到幾十年後同學聚會重聚，各自已是年齡一把，回想起當初合影之事，往事情景曆曆在目，慨歎時光匆匆，青春倏忽而過。
我從學校畢業後，留校工作。當時科裏有照相設備，我因工作關係，經常擺弄相機，並衝洗印製相片。當時相機仍是稀罕之物。記得我的兩個同寢室同學結婚時候，都早早來給我預約，讓我在他們婚禮上負責照相。當時感覺責任重大，頗有幾分緊張，生怕把他們一生最重要的高光時刻搞砸了，等拍完相片，趕緊回到科裏暗室中，衝洗相片，待確認相片完好後，才鬆一口氣。
八十年代初，有一陣孫老師常去學校找我。孫老師是我中學時候跟著學打拳的武術老師，他那時在上海體育學院做教師。孫老師由朋友介紹在香港電影公司拍攝的武打片裏出演角色。他到我那裏，我在校園裏給他拍了幾張相片，用廣角鏡把拳頭誇張拍得很大，好像坦克車伸出的大炮。後來，孫老師又拍過多部國產武打片，比較知名的有《南拳王》和《孤獨的謀殺者》，孫老師在個人製作的油管片子裏放有那張“大拳”像片，我偶然前往觀看，看到這張像片，頗感親切。
說到老照片，還想起一事來。八十年代初，我與好友陳君帶著相機騎車去杭州遊玩。某日，在杭州某處小溪間戲水拍照，邊上一個光頭觀看良晌，走上前來問我能否給他也照一張。他自我介紹說他來自山東，沒有相機，希望在此小溪處留個影。陳君一聽他來自山東，手指我笑說，他（本人）也是山東人，你們是老鄉啊。我給那光頭照了相，要了地址，回到單位後印出按地址給他寄了過去。大約過了三四周，某日我回家，父母說收到一個包裹，寄自山東，卻不知何人所寄，打開一看是一包棗子，卻原來是那個光頭所寄。他收到了我寄給他的像片後，就寄來了這包棗子。包裹內附有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我給他寄去的像片。有趣的是他在信裏介紹自己是一個小學老師，不過信中有不少錯別字。
八十年代中後期去了日本，拍了許許多多的像片。像片由黑白而彩色，到後來又逐漸由膠卷像片進化到數碼像片。像素越來越高，像片越來越清晰，清晰到鼻子上的毛孔都能分辨得出來。現在，曾經流行很久的傻瓜機也好，黑白膠卷也好，甚至科達或富士彩色膠卷，通通都成了過往曆史，小孩子們甚至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了吧。
如今，手機一隻在手，可以滿足幾乎所有的記錄生活的需求。然而，對於如我這樣的過來人而言，老照片卻有著無法替代的魅力和價值，它記錄著曾經的點點滴滴，每當看到那些老相片，當時發生的其情其景就會在眼前重現，過往塵封的一切又會鮮活生動起來，色彩飽滿栩栩如生，老照片告訴我，往事並非夢幻，它隻是留在原地，安靜無聲地目送我們漸行漸遠的背影。
本人參加工作後，拿著四十五元五的工資，第一件事就是買了一台單鏡頭反光式相機，日本原產理光 KR-10，時價八百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