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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聯邦主義者》（The Fede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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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溫加滕（Ben Weingarten），采訪對象是保守派作家以及PragerU的創始人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
本·溫加滕：據我了解，您在布魯克林長大，就讀於當地的葉史瓦大學（譯注：Yeshiva，一所位於紐約市的私立猶太教大學）。很明顯，你的整個哲學和政治信念深受宗教背景的影響。不過，有些看過你的簡曆後會說，“你是個猶太裔美國人，一個在藤校畢業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且，這種身份往往和自由派、左派聯係在一起。從意識形態上講，您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譯注：普拉格是知名的保守主義者）。
丹尼斯·普拉格：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給出了答案：“因為我認真對待《摩西五經》（Torah，亦譯為妥拉）。在我看來，一個人如果認真對待《摩西五經》，認為它源於上帝，是無法成為左派的。這就是為什麽正統派猶太人傾向於成為右派。他們認真對待自己的宗教。他們相信上帝是萬物之源，並由此得出某些結論。
我來舉個例子。因為案例更能說明問題。虔誠的猶太教徒和基督徒都知道，人性基本上並非是善良的。你會發現，人越是世俗化，越傾向於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今年上半年，我在伯克利分校做過一次報告，主辦方說，“你是否願意取消演講，和左派學生來一場辯論？”我說樂意之至。實際上，這是我的首選。在YouTube把視頻下架之前，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譯注：YouTube下架過PragerU的許多視頻，這裏有諷刺意）在最後的環節，我試圖澄清我和左派的區別，而不是和他們辯論，因為這一招更管用。你不需要朝著對方吼，聽眾們一直在聽，我關心的是，大家是否理解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如果他們不抱成見並且心存善意，他們會成為右派的。
所以，我說，“我想問你們最後一個問題”——他們是兩個不錯的青年——“你們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嗎？”他們說，“當然了。”我說，“這一點很重要。”之後，我告訴他們，“你們之所以相信這一點，一是因為美國是個好地方，其次是因為你們太天真。然而，《摩西五經》並不天真：人從小時心裏懷著惡念。”（譯注：《創世紀》8：21）
如果你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你就是白癡。你就是真真正正的傻瓜。事實上，我不能容忍這種信念，即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特別是在猶太人經曆奧斯維辛之後。這向我們表明，（在對人性的認識上）世俗世界比宗教世界更不理性。
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靠的是信仰的終極飛躍，而非邏輯和理性。我並不是說，人性基本上爛透了。人性確有善良的一麵，但是，你必須像淘金一樣把它淘出來。這個過程很難。
回到開頭，你問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不好意思，我的答案這麽囉嗦，但這就是原因——我把《摩西五經》和猶太教看得很重。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可能成為左派。你能成為自由派，但你無法成為左派。自由派和左派除了在支持大政府方麵一致，在其他各個方麵都有分歧。 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害怕左派勝過害怕右派。這是他公開對我講的。
本·溫加滕：我猜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從未讀過《聯邦黨人文集》，它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人都是天使……”，並以此作為探討政府的起點，作者們認識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深入思考過你談到的猶太-基督教原則。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對政府權力、對國家的依戀和信仰——這種情況在美國很嚴重——是不是因為它填補了美國生活的宗教空白？換言之，對進步主義者而言，我認為進步主義者某種程度上把國家看作自己的教會，把世俗人文主義看作自己的宗教。是不是因為它們填補了世俗化國家——至少在美國東西岸——的信仰空白？
丹尼斯·普拉格：世俗主義造成了這種信仰空白，左翼思想趁虛而入。左派的宗教包括：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環境保護主義，這裏都是左派的宗教。它們填補了人們的信仰空白，這也是為什麽猶太人為之癡迷的原因。猶太人是世界上最虔誠的民族，然而不幸的是，對大多數猶太人而言，他們的宗教不是猶太教。猶太人仍然保持著虔誠，而且他們認為女權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和社會主義——我提到的所有這些“主義”——都是世俗的彌賽亞運動。
卡爾·馬克思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正統猶太教拉比。大家通常不知道。這並非無關緊要。而且，讓人蒙羞的是，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以及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這類猶太人一直樂此不疲地製造這類虛無主義運動，而這種運動總是以反猶主義告終。在今天，最反以色列的人往往是左派。
本·溫加滕：你如何解釋某種悖論——那些保守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往往用唯物主義術語做論證，例如，“我們之所以支持政策X，因為在生活在你能得到Y的收益”，而那些左派——左派的哲學被認為是唯物主義的哲學——則並不總是強調“你的生活會因此得到改善”雲雲，而是指出“這種政策是道德的”——所以，情況成了這樣，這些“道德相對主義者”論證到，他們支持的哲學是道德的、好的、正義的、富有美德的？【譯注：主持人剛才提到的唯物主義術語，更恰當的說法是功利主義術語。】
丹尼斯·普拉格：當有人問，“這行得通嗎？”這時候，他已經不再是左派。這不是左派問的問題。“這行得通嗎？”“這東西有效嗎？”這不是左派問的問題。“它是否讓我感覺良好？”這才是左派的問題。
“最低工資”就是典型案例。《紐約時報》70年代時發表過一篇社論，“最合適的最低工資應該是零美元”（原注：社論實際發表時間是1987年）。當時的《紐約時報》的社論不像今天這樣左傾。今天，它已經變成激進左派，而且，他們支持最低工資。《紐約時報》怎麽了？莫非有了新的支撐證據？顯然沒有，他們已經變成左派。左派不會問，“這東西有效嗎？”他們並不關心是否有效。他們鍾愛理念，卻不愛活生生的人。如果你選擇愛人，你就會是保守派。如果你鍾愛理念，你就會是左派。
可以說，“最低工資”是一個偉大的理念，它聽起來很美。但是，它會帶來失業。在最低工資的影響下，雇主不會雇用那些剛剛踏上社會的年輕人，所以，後者得不到必要的工作曆練。這種政策的缺點很糟，但是它讓人感覺良好。這東西有效嗎？顯然沒有。它讓人感覺良好嗎？是的。
左翼思想的本質，在於讓人充滿道德優越感。（德國總理）默克爾讓100萬人——其中90%的人並不認可她的價值觀——湧入德國、湧入歐洲，她基本上承認，她想借此表明德國現在“是一個好國家”，並想抹掉屠殺猶太人、一戰和二戰的曆史汙點。這就是原因所在。“它能產生良好的效果嗎？”顯然不會。實際上，諷刺的是，這種愚蠢的左翼政策往往會製造右翼政府。她這個舉動也許會葬送歐盟。
但她從沒有想過這一點。她關心的是，“它是否讓我感到……”——有1000位拉比說，美國應效法德國接收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移民。他們為什麽簽署這種請願信。因為這讓他們感覺良好。“看啊，我們講道德。我們是拉比。我們是猶太人。猶太人的難民船希望駛入安全港時，被人拒絕過。所以現在，我們要幫助穆斯林。”這讓人感覺良好，我能理解。而且確實如此。我知道許多拉比簽了這份請願信。他們知道他們必須簽——否則會被猶太人排斥。但是，你看看歐洲的現狀。那些穆斯林移民大多數懷有仇恨猶太人的情感。現在，猶太人簽署請願信呼籲接納仇恨猶太人的人。
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民族比猶太人更蠢。【譯注：普拉格本人正是猶太裔美國人】真的，我不知道哪個民族比猶太人更蠢。上帝給了我們腦子，我們卻把它揮霍一空。猶太人支持那些仇恨他們的人。大屠殺的幸存者赫蒂·愛潑斯坦（Hedy Epstein）在巴以戰爭期間，前往加沙支持他們。這位婦人是否有病？這些人宣稱消滅以色列。他們放的風箏帶有納粹標誌，他們說，“我們要消滅以色列”，然後，你看有些猶太人還支持他們。
我在牛津大學參加過一次辯論會，世界上最有聲望的論壇之一，2對2辯論。我的辯論對手是以色列猶太人。辯論主題是：誰對和平的威脅更大，哈馬斯還是以色列？這位以色列猶太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的教授聲稱，以色列對和平的危害更大。沒有哪個族群比猶太人更盛產白癡。
本·溫加滕：你剛才指出的這種諷刺現象，實際上並不是一種諷刺。曆史上有一種群眾性心理，即邀請那些希望殺死你們的人來到你們中間，並宣稱這是道德的、正義的、富有美德的——在西方人心靈深處，我們有一種乖戾的自以為義的自殺性哲學。
丹尼斯·普拉格：或許如此。我不知道誰還有這種哲學。這貌似是正確的。我們（感覺）是如此高尚。這確實是——它的諷刺性表現在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效仿基督。“為了我們的信仰，讓我們釘上十字架吧。”它確實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種要素。它就像一種自我懲罰——為事業而受苦是一種高貴行為——換言之，如果你的事業很崇高，為事業而受苦就是崇高的。
本·溫加滕：你近期的一篇專欄，略微提到了我們正在討論的移民問題。有些人把它叫做移民限流（immigration restriction），或者隨他們怎麽叫，總之，他們覺得誰支持這種能很好地對移民進行篩選，而且更合理的移民管理辦法，誰就是仇外分子。你反駁了他們。你說，“我們並不仇外。我們隻是恐懼某些價值觀。”換句話說，我們的職責在於讓那些認同美國價值觀和原則的人移民美國，正是這些價值觀和原則造就了美國。我想知道，你能否展開講講？
丹尼斯·普拉格：我每周寫一篇專欄。我堅持了20年。每個專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文章有人讀，但唯獨那篇專欄，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讀一讀，它討論的是，為什麽移民和非法移民會產生問題。這與仇外無關，而是恐懼某些價值觀。【譯注：參見外來移民與文化變遷｜普拉格】
然而，在過去，人們來這裏是為了成為美國人，並接受我們的價值觀。而如今，入境人數激增，多到讓那些人覺得接納美國價值觀變得不再必要。這些廣進之人攜帶著厄瓜多爾文化入境。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本·溫加滕：除了家庭之外，教育對人的信仰、教育影響很大，因為它會改變文化和政治。您創建了PragerU（譯注：一家保守主義視頻網站）——這是對社會的重大貢獻——在某種程度上教化了眾人，並在某些方麵糾正了他們從教育機構和流行文化中獲得的錯誤觀念。如果您的財務預算不受限製，您打算做些什麽？就改變美國文化而言，哪件事最重要？
丹尼斯·普拉格：我要做的便是進一步地推廣。我認為——在你的許多聽眾聽來可能很古怪——我之所以這麽說，因為這是真實的，我承認它聽起來很怪——自少年時代起，我就認為有一個解決方案，一種醫治“文化之癌”的藥方，最大的問題是讓人們知道這個藥方真的存在。
我認為，猶太-基督教、《摩西五經》以及美國價值觀的組合，是人們能構思出來的最偉大的價值觀組合，也是應付邪惡的藥方。我一直關心邪惡問題。因此，我們在PragerU上發布了各種領域的問題：經濟學、哲學、宗教心理學。如果預算不受限製，我們會把這些視頻推向世界。把它們譯成中文、日語等，我們會在各種論壇上發布，今年我們收到了10億條評論——如果預算不受限製，我渴望得到50億甚至200億條評論。這是我們的夢想。通過PragerU視頻，我能夠向1500位羅馬尼亞年輕人演講，不過，它們還沒有譯成羅馬尼亞語，我希望有。這都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每次向人們講述5分鍾的保守主義觀念，也就是剛才提到的猶太-基督教和美國價值觀，我們會很輕鬆地打贏“左右之爭”。
經常有人對我說，“你知道，我經常聽你的廣播，你說的不過是常識啊。”我回答道，“是的，常識就是保守主義的，它們是同義詞。”左翼思想不是常識。左派立場是常識嗎？很神奇，它們讓人感覺不錯，卻不是常識的產物。提高最低工資，然後讓餐館倒閉或者使用機器人（雇員），這不是什麽常識。這種事正在發生。那些需要在“漢堡王”找份工作的窮人，卻不會被雇用，因為他們已經被擠出了市場，現在，許多人通過iPad下訂單，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左派並不關心。因為他們鍾愛的是理念，不是人。
本·溫加滕：為了能在觀念市場上競爭、教育、提倡和辯論，你要確保的第一件事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現在，第一修正案正遭受圍攻，這種攻擊首先始於高校。您最近在全國巡回宣傳那部即將上映的電影《不要安全空間》（No Safe Spaces）。您會見識到那些學生、見識到那種關於言論自由和公開辯論的可憎哲學，你會發現第一修正案的處境有多麽危險？
丹尼斯·普拉格：是的，很危險。根據蓋洛普的調查，差不多50%的美國大學生不相信“仇恨言論”也有言論自由，這種不理解意味著他們不相信言論自由。我認為，這很荒唐。這個完美的案例表明，左派的學術不嚴謹有多可怕。“哦，我相信言論自由，但是不包括仇恨言論。”但這表明你根本就不相信言論自由——你自己決定著何為“仇恨言論”。這個話題就說這麽多。
順便提一下，《華爾街日報》最近有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已經變成左翼組織。該組織不再關心言論自由。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美國的納粹分子在伊斯諾斯州斯科基遊行。他們之所以選在斯科基，是因為這裏有許多大屠殺的幸存者，所以，這些納粹分子特別卑鄙。ACLU堅持認為：作為納粹分子，這些人有權在大屠殺幸存者的街區遊行。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正確的。在美國，納粹分子可以遊行。這是言論自由的要義。事實上，我認為今天的ACLU不會這麽說了。他們已經接受了左派立場，即仇恨言論是不受保護的言論，順便說一下，那確實是仇恨言論。按照今天左派的標準，我們今天的這個廣播也算是仇恨言論。
本·溫加滕：你認為對美國、對西方，最大的威脅是什麽？
丹尼斯·普拉格：左派。沒有其他（相提並論）的威脅。但諷刺的是，他們不虛偽的時候，也承認一點。他們並不支持西方文明。特朗普總統在華沙演說中強調，我們必須保護西方文明，而《紐約時報》以及其他左派媒體在社論中指出，這是白人至上主義的狗哨。順理成章的是，左派把賓夕法尼亞大學英文係的莎士比亞壁畫拆的七零八落，原因是他是個歐洲白人。他的圖像上牆，因為他是歐洲白人。實際上，之所以把莎士比亞掛在牆上，因為他是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劇作家。日本人相信，中國人也相信，印度徒也相信。這就是為什麽全世界的人都讀莎士比亞，全世界的人都聽巴赫。巴赫（作品）的最好演奏家出自日本。他們並不關心巴赫是不是歐洲白人，他們隻關心他寫出了最好的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