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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時候受窮，能影響一生的命運，但不是無計可施/紐約時報
在貧困中長大一般都會造成受教育程度低和一輩子掙錢少。一些情況甚至表明這更容易讓人產生抑鬱，濫用藥物和得上成年人的其他疾病。即使有些人極力想擺脫出生寒門帶來的影響，早年的貧困生活還是會在他們身上留下持久的烙印，讓他們加速衰老並容易得上成年人的退化性疾病。
現在，有五分之一以上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中。如果要改變這種局麵，怎樣去做就總是需要政治上的考量。
科學家們非常關注貧困和精神健康之間的關係，但他們經常會碰到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相對缺乏能檢驗和比較各種可用措施的實驗。
因此，當1996年，居住在北卡羅來納州大霧山地區的東部切羅基印第安人開了一家賭場時，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簡.克斯特洛認識到這是一個機會。這個部落的人通過投票決定，把（賭場）獲利的一部分錢，平均分配給8000名部落成員。克斯特洛教授希望了解，這些額外的補貼能否改變貧困的切羅基印第安人的精神狀況。
賭場開業時，克斯特洛教授已經用四年時間跟蹤了該地區1420名孩子，他們中的四分之一是切羅基兒童。這讓她掌握了可靠的基本情況。她跟蹤研究的孩子中，大約有五分之一是生長在農村生活貧困的非印第安人，而超過一半的切羅基孩子屬於這種情況。到了2001年，賭場的盈利達到了年人均6000美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切羅基人口減少了一半。
最貧困的孩子最容易得上精神性疾病，包括情緒和行為方麵的問題。但是僅僅在獲得補貼的四年後，克斯特洛教授就看到了那些擺攤了貧困的孩子取得的顯著進步。發生行為問題的頻率下降了40%，幾乎達到了那些從未受過窮孩子的水平。而另一方麵，那些過去就比較富裕的切羅基孩子，卻沒有什麽進步。補貼似乎給最窮的孩子帶來的好處最明顯。
當克斯特洛教授於2003年發表她的第一篇研究報告時，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還正徘徊於搞清是貧困造成了精神問題，還是精神問題導致了貧困。因此，她對結果感到吃驚。實際上，她並沒有指望錢能帶來多大變化。她對我說：“我估計社會幹預的作用相對很小，”。“而這種辦法（補貼）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她和她的同事繼續跟蹤研究這些孩子。切羅基未成年人的輕微犯罪數量有所下降。高中生順利畢業的比率提高了。而且，到了2006年，當補貼達到年人均9000美元時，克斯特洛教授便可以做另外一項研究了：孩子越早受到這樣的資助（補貼），他們剛成年時的精神健康狀況就越好。
她對三組不同年齡段的孩子開始進行研究，他們分別是9歲，11和13歲組。當孩子們長到19到21歲以上並開始獨立生活時，她發現那些在得到補貼時年齡最小的孩子受益最大。同那些年齡最大組裏的切羅基孩子及同一地區的同齡白人農村孩子相比，他們成年後濫用藥物的情況，以及發生精神問題的可能性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麵，在年齡比較大組裏的切羅基孩子，他們在得到補貼時已經14或16歲，和農村的白人孩子相比則沒有任何進步。很明顯，額外的補貼對改變這些年齡較大孩子已經形成的人生軌跡顯然太晚了。
這些補貼金具體改變了什麽？大量對家長和孩子進行的詢問表明，有一個因素發揮了特殊作用。即那些一度占了貧困家庭收入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補貼金，似乎提高了父母教育孩子的質量。
該部落成員並在部落裏負責衛生工作的薇琪.布蘭德利回顧了這一過程。在賭場開業和享受到補貼以前，他們一般隻能幹一些零工。她對我說，很多切羅基人在夏天都工作“很辛苦和幹很長時間”的活兒，但到了冬季沒有工作時，便都蜷縮了起來。她說，補貼緩解了這種時富時貧的緊張狀況。一些人用這筆錢提前支付了幾個月的費用賬單。另一些人則給孩子買上學穿的衣服，甚至聖誕節的禮物。但主要還是過去為這些事著急的壓力沒有了。她說，這“讓父母們變得比以前好了。”
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進行的一項同類研究，把重點放在貧困對教育子女帶來的潛在影響上。現在已經進入第十一個年頭的“家庭生活項目”，已經在北卡羅來納州和賓夕法尼亞州跟蹤調查了約1300名主要生活在農村的貧困孩子（從他們出生後就開始跟蹤）。科學家把母親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生活環境的安全程度等因素全部進行量化。他們發現各種壓力因素是疊加起來產生影響的。根據科學家的測算，這些壓力的合力越大，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和支持能力就越低。
對三歲孩子掌握的詞匯量、工作記憶和執行能力的測量，表明這些能力會和他們父母承受的壓力呈逆向關係。
這些能力被認為對人一生的成功和幸福非常重要。但是，至少在這些地方，母親的關愛似乎可以讓孩子免受環境帶來的壓力，父母對孩子的教育質量似乎要比物質環境更重要。另一方麵，幾乎沒有父母能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時候還能很好地養育子女。所有這一切都凸顯了這一科學領域新出現的一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幼年的貧困可以通過扭曲和損害對孩子成長很重要的和父母之間的關係而帶來危害。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這些早期生活壓力經曆會影響大腦發育。在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中，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對145名3到6歲的學齡前兒童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跟蹤研究，並及時記錄下了對他們生活造成影響的事情--包括家人的離世，家庭不和及頻繁的搬家等。當這些孩子到了青春期，對他們進行大腦磁共振成像掃描時，研究人員發現他們之間的差異和各自經曆的影響過他們的事件的數量有關。
幼年時經曆的壓力和貧困與大腦海馬區和杏仁核區的縮小有關，這兩個區域對記憶和情緒健康非常重要。並再次表明，父母的教育似乎對保護孩子有一定作用。單就海馬區的體積來講，父母的關愛要比物質上的貧困更重要。
這兩項研究所具有的前瞻性讓它們格外引人注目。但是，和以往的觀察性研究一樣，我們不能確定其中的因果關係。或許兒童預先存在的問題給父母造成了壓力。也可能是給孩子教育較少的父母先前就處於抑鬱狀態，而這種抑鬱源自於他們的基因。同樣的基因遺傳隨後又在他們的孩子身上表現為改變了的神經結構。
當然，大量的動物研究表明，早期壓力可以造成終生影響，而父母的教育可以防止這種影響。比如對老鼠的研究就表明，雖然不時給一些小老鼠造成壓力，但母鼠的精心照料卻可以防止它們患上有害健康的神經係統改變，有利於塑造大腦的正常發育，並讓小老鼠長大後能適應壓力。
但是，對人進行的觀察研究卻表明，很難排除這種壓力讓人變貧困，或造成某些方麵的缺陷，陷於貧病交加。實際上，這種特殊的不確定性是喀斯特洛教授的研究結果特別吸引人的原因之一，盡管她的研究規模比較小。自然而然的幹預能改善精神狀態。在童年生活中能享受更多的錢似乎可以降低成年時出現問題的幾率。這說明貧困會讓人生活痛苦，而且這種有意義的介入也相對比較簡單。
記住這一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克斯特洛教授的合作者蘭德爾.亞奇指出，這種補貼從長遠看實際上節省了錢。他計算了孩子到了19歲後的5到10年時間，切羅基人收入增長所產生的儲蓄額超過了開始時的成本--即在孩子們很小時付給他們父母的那部分錢。他說，這是一個很保守的估計，其計算是基於降低的犯罪率，減少的花在看精神疾病方麵的錢，還有孩子不用反複留級省下的錢等。（分析報告的全文尚未發表。）
但是和比較普遍的把幹預期重點放在嬰兒階段的情況相比，亞奇教授的分析說明，雖然幫助得比較晚--在本例中是12歲--也能在孩子成年後不久就收回成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卡蕾商學院的經濟學家及亞奇教授報告的作者之一，伊米莉亞.森納美奧娜娃告訴我說：“好處遠遠超過了成本。”
但是，切羅基人的“自然實驗”並非無懈可擊。由於原因比較複雜，卡斯特洛和亞奇教授都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在得到補貼時最貧困的孩子，後來會變得最胖。
同時，另外一項研究還發現，在部落發放補貼的月份（一年一兩次），會發生比較多的意外死亡事故。研究人員將部分原因歸咎於飲酒量的增加，以及購買汽車和更多外出旅行等。
因此，賭博就有了更廣泛的含義，成了全國經常爭議的一個問題。反對者說賭博會增加犯罪，會讓人賭博成性並招致破產。過去的一些研究都說明這些擔憂不無道理。
但是查爾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曾給一些支持賭博的組織做過谘詢服務的道格拉斯.沃克說，很多針對賭博進行的研究都有方法上的問題。他說，犯罪的增加，可能隻是因為更多的人來到有賭場的地方所致。如果人口定期增加，犯罪成比例增長就很正常。他說：“賭業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影響並不像表麵上那麽一目了然。
所以卡斯特洛教授的研究結果並不見得能說明，讓印第安人開賭場及在其他地方開賭場百益而無一害。當然，這些分析說明，額外的補貼能給窮孩子帶來持續的好處。而且在這一方麵，切羅基人的經驗在若幹重要方麵都獨樹一幟。
首先，這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幹預。這些收入補貼來自受益人所擁有的企業。部落自己決定怎樣補貼其成員。此外，這些補貼不足以讓部落成員放棄所有工作，但他們卻可以不受限製。這兩個特點可能避免了誘使人們放棄工作。
此外，由於賭場的生意起伏不定，補貼額也並非一成不變。這種“循環不定”的特點可能既改變了花錢方式，也預防了長期不穩定性帶來的破壞性心理影響。
或許最重要的是，賭場盈利的一半左右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社會服務上，包括免費的戒癮輔導和提高醫療服務。切羅基部落管委會的醫生和醫學顧問安.布洛克說，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她把之稱為“集體效能”的運用--也可能對各方麵的改善發揮了作用。她說在部落開始投資在自己的項目上時，部落成員的精神麵貌發生了“巨變”。一個在曆史上曾被剝奪了公民權的群體，開始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她說：“當處於貧困中時，你會感覺被這個世界所控製。”“這樣的狀況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克斯特洛和亞奇教授並不完全讚同她的觀點。他們認為是錢真正起了作用。亞奇教授說，首先，情況在開始發放補貼款後馬上就出現改善，這是在社區提供的各種服務發揮作用之前。
如果這是主要原因，那麽我們需要進行一些思考。卡斯特洛教授說，有些人覺得：“如果你窮，那是因為你就該受窮。“她說：”如果你有病，那是因為你就該得病。“
但是，如果給有孩子的貧困家庭一些額外的資助不僅能幫助他們，而且長期來看能節省全社會的資金，因此，卡斯特洛教授說，反對這樣的幫助絕對不是明智之舉。
她說：”你沒這麽做是因為你不喜歡這麽做。“”這是全社會都需要了解的一個有益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