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觸嚴泉的時候，是他幾年前給我寄過來一本書——《失敗的遺產》，講的是民國的國會製憲，當時受益匪淺。我在2008年寫《欽定憲法大綱》100周年紀念文的時候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資料。現在讀他這本介紹民國國會的書，我覺得很有意思。民國的國會政治比現在有趣多了。你看我們現在的領導人都是正兒八經，講話一點也不好玩，而民國政治就很“好玩”，因為它把人性真實的一麵展現出來了，所以有趣。
中國人對曆史一直非常重視，都說“以史為鑒”。除了我們能從曆史當中學到很多東西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曆史是我們評價一個體製的依據。怎麽評價現在的體製？其實任何評價都不是抽象的，都得有一個參照係，參照就得比較。有橫向比較，有縱向比較。橫向是跟其他國家比，但是這種比較往往不太好比。今天拿西方和中國比較，我們發明了很多托詞——“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中國國情”……總以為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跟別人不一樣，不好比。
和別人不好比，和自己的過去總可以比吧？我們時常說“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未來還沒有發生，是不靠譜的，但過去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明擺在那裏。維護現體製最有效的一個辦法，就是把以前說得一片漆黑，把現在說得一片光明。1949年某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喊了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好像我們就真的站起來了，好像近代以來的那些“豐功偉績”，從廢除不平等條約到國家的主權統一，到工業的高速發展，都是1949年以後的成就。1949年以前有什麽？有的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政治交易。我們對民國政治的了解，我們所熟悉的那些詞匯就是“賄選”、“打架”、“腐敗”、“幕後交易”。其實，同樣的詞匯也在描繪著今天的台灣民主。所以，這麽幾十年，我們的黨史基本上就做了這一件事。
但是，看看真實的民國史，當然不是這麽回事。讀讀嚴泉書中的這些小故事就會發現，民國政治好得很！剛才張鳴兄從微觀層麵講了一些具體事例。我想稍微拉遠一點距離，宏觀評價一下民國政治史。我可以這樣講，民國時發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肮髒、最糟糕的那些，也遠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有人說那時的議員經常打架，不文明。我不管他們打架出於什麽動機，但今天從中央到地方，你見過有哪一級人大代表打架的嗎？沒有。因為犯不著那麽激動——就是每年開個十來天會，讓你坐在那裏，好吃好喝，反正誰也不代表，打什麽架呀？如果有一天有媒體報道說，有人大代表在開會期間打架了，那將標誌中國政治的巨大進步。我們現在的人大代表該舉手的時候舉手，該拍手的時候拍手，該按鈕的時候按鈕。和打架的民國議員比起來，你說你願意選哪個？有人說現在台灣的立法院成何體統，被學生輕而易舉就占了，這樣的民主我們要它幹嘛？但是，你想想25年前，我們的大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時發生了什麽？和今天的台灣學生占領立法院相比，你到底願意選哪一個？
在曆史上，民主其實不是一個無條件的褒義詞。古希臘的時候，它更多是個貶義詞。柏拉圖對民主比較反感，因為他導師（被民眾判死刑的蘇格拉底）的關係，他是不看好民主。亞裏士多德也是，他把政體分成了三種，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這三種政體都有可能把事情做對，當把事做對的時候，民主就是這三個當中最差的一個，因為成本比較高；至少你要把議員選出來，這些人還要進行利益交換，還會出現諸如賄選打架這些事情。如果你能把君主製運行好，搞所謂的賢人政治，那麽做同樣的事情成本更低，甚至會比在民主製下做得更好。但問題是，你怎麽保證統治者一定就是“賢人”呢？
至少從中國百年曆史上來看，這是不可能的，而古希臘人認為，一旦公權受到濫用，君主製最厲害，民主製即便受到濫用，危害相對最小。既然公權必然會受到濫用，所以我認為在任何時候，最糟糕的民主也要比沒有民主好，也要比專製好。中國幾千年哪有什麽選舉啊？民國的時候能搞成那樣，我覺得很不容易了。我們現在即便開始搞，也很可能遠遠不如他們。
民主有缺陷，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人性。我們之所以有政府，就是因為我們人性有缺陷；如果人性很完善，每個人都和神一樣，我們就不需要政府了。我們之所以需要一個民主政府，同樣也是因為我們的人性是不完善的，我們不能指望這些掌控公權力的人能夠自動“為人民服務”，一定要通過選舉之類的機製保證他們對我們負責。一群不完善的人在一起搞事，怎麽可能搞出一個很完善的東西出來呢？出錯是必然的，不出錯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個國家硬要民主不出錯的話，那就是要求這個國家的人都不是人，而是不會出錯的神。
凡是由人運行的民主製度必然會一些不規範現象，即便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比如說美國。美國的民主原先是精英式的民主，1832－33年才開始發展出大眾民主，也就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政黨機器。因為民主由黨魁控製，這當中自然出現各種各樣的腐敗。內戰之後，南北雙方分歧很大，南北代表坐在一起談經常談不攏，動手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美國國會開會，南部議員和北部議員吵架，後來休庭，休庭完之後繼續開會。我忘記是南部還是北部，一個議員拿著一根棒球棍，一棍把他的對手擊昏。這就是一百多年前美國民主的水平。我們當然不主張訴諸暴力，但是如果議員們真的能在履行職務時動真格的，那也是一種盡責的表現，盡管方式並不可取。台灣議會經常打架，其實可能隻是為了吸引眼球，讓選民認為自己很賣力，但這總比我們的人大代表一點選民的感覺都找不到要好。
說到賄選，美國原來也很普遍。20世紀之前，美國聯邦參議院可以說是賄選一片。因為最初的參議員都是由州議會派過去的，不是真正全民選舉產生的。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州議會可能就一兩百個人，很容易發生賄選。後來是怎麽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就是改變選舉製度，通過直選讓整個州的全部選民去選那個州的兩個參議員，再加上匿名選舉。參議院賄選一下子就滅絕了。這說明什麽？說明有些不正常的現象完全可以通過製度的完善加以解決，有些當然隻有通過民族素質的提升而逐步改善。
總之，一些所謂的民主有負麵現象或者“鬧劇”，並不說明我們就可以不要民主。民主的鬧劇不可怕，因為如果沒有民主的鬧劇，那就必然會出現專製的悲劇。在過去幾十年，甚至現在，中國社會經曆了多少悲劇？過去的“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今天的孫誌剛、唐福珍等製度受害者，我們都耳熟能詳，無須贅述。在鬧劇和悲劇之間如何選擇，應該成為今天中國社會的常識。
現在跟民國相比，政治發展的空間小得多。從憲政發展的角度看，民國尤其是民初——北伐之前——確實是一個黃金時代，因為大一統被打破了，中央很弱。當然，這個是以軍閥割據為代價，但是畢竟造就了一個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當時的憲政應該說是很有希望的。衛方，如果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業！那個時候張鳴和嚴泉再來寫民國史，或許會有細節上的些許不同。然而，這個過程到1928年的時候就徹底改變了。孫中山不願意和軍閥妥協，發動北伐統一中國，並實行高度的一黨專政。雖然他的最終目標是憲政，但是憲政的希望幾乎消失殆盡，差不多又回到了先秦的那個大一統時代。
不過中國這麽幾千年，雖然自秦以後號稱大一統，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和封建製的一種混合，有時候封建多一點，有時候集權多一點。國民黨實行嚴格的一黨專製，至少表麵上比現在還厲害，全國隻有一個合法政黨，那就是國民黨，所以又回到了比較極端的中央集權製度。但即便北伐以後，也沒有完全失去希望。中國憲政失敗固然有內因，但是國際因素也很重要，日俄的罪過也不容小覷。先是蘇俄拚命兜售馬列，但是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他們也不可能成功。可惜恰恰在這個時候，兩個近鄰各懷鬼胎，對中國產生了有害影響。1949年以後就不用說了，乃至到了今天並沒有本質變化，在製度層麵上發展空間可以說極小。
當然，即便是國民黨實行了嚴格的一黨專製，應該來說憲政還是有點希望的，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都是革命黨，但還是有相當本質的不同。在製度發展的空間上看，民國要比今天強得多，當時的公民社會很強大，國家比較弱小。今天，我們失去了當年民國的很多條件。當然，我們也具備了一些他們不具備的條件，比如說互聯網。當時他們如果有互聯網的話，憲政早就成功了，不會等到今天。今天我們有互聯網，但是在其他方麵又缺失了很多，所以今後中國何去何從，我想取決於諸多因素之間的較量。這從另一方麵體現了民國政治研究的意義，民國為我們提供一個極有價值的樣本，告訴我們成功的憲政改革需要哪些政治與社會條件。
民國熱除了民國本身之外，還有一個現實的因素，那就是今天還有一個小型的民國樣本在台灣。有些人把它當做中國未來的希望。實際上，我個人也有點這個情結。從中國曆史來看，大致有兩種過程。一個就是改朝換代，基本上是原地轉圈——其實這才是revolution的本來含義，一點沒有進步。所以西方人像黑格爾就說中國文明沒有曆史。還有一個就是從清末民初開始的革命。中國走出了曆史循環，進入了直線式的“進步”。馬克思的曆史觀比較樂觀，認為曆史總是向前發展的，但是很可惜，至少從憲政發展史來看，從清末到現在走的是一條下坡路，說明革命“革”錯了。
曆史的走向基本上不會因為學術討論而改變，但是從改良到革命確實是一個錯誤。當時不革命多好，即便革命了，沒有北伐多好；和軍閥談出一部憲法，那才是真憲政。我認為今天在中國談“軍隊國家化”，完全時空錯位了，是一個典型的偽命題。什麽時候是真命題呢？民國那個時候。因為各路軍閥都有他們自己的軍隊，這個時候最需要軍隊“國家化”，然後再製定一部統一的憲法來和平治理這個國家。但是孫中山不幹，還是決定要革命。陳炯明成了要加害“國父”的罪人，其實是“孫大炮”沒理。他臨終前還在感歎“革命尚未成功”，其實就是指國民黨未能大權獨攬、一黨專政。革命要成功，就必須要采用蘇俄這套模式。自由民主是別想成功的，什麽活動都公開透明，別人派個臥底就把你搞定了。所以早在共產黨之前，國民黨就走向了蘇聯模式，中共隻是比他“大哥”更得蘇共“真傳”的小弟而已。
中國近代憲政就毀在革命手裏，國共這兩個革命黨對於憲政的徹底淪陷都承擔主要責任。當然，國民黨相對來說責任輕一點，但他畢竟是始作俑者。從1987年起，我一直有一個一廂情願的情結，那就是中國的俗話，“解鈴仍須係鈴人。”憲政毀在兩黨相互殘殺之中，也許隻有兩黨重歸於好才能重新啟動。我是希望將來通過某種方式——雖然我現在還看不清這種方式，在某個時刻，國民黨能夠回來，國共兩黨能夠實現真正的“第三次合作”，通過談判把中國帶上憲政之路。這是我的民國情結，或許也是某些社會人士的民國情結。如果得以實現，那麽中國憲政的百年悲劇總算出現了喜劇性的轉機。
關於集權和效率的關係，要注意一種信息扭曲，那就是集權國家一般都控製了新聞輿論，關於集權有助於增進效率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是集權新聞機器自吹出來的結果。分權國家一般不控製宣傳機器，各種醜聞都會被新聞揭露出來，所以看上去似乎很糟糕。你看我們教科書對民國的評價，哎呀，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個日子沒法過！這是為什麽中國千萬不能亂，一搞民主就得亂！其實你看看民國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得相當不錯，工業增長不比現在慢。當然，打仗肯定有代價，但這種代價是局部性的，當時中國並沒有戰火遍地，整體格局是健康的。
反過來，我們對“大饑荒”是怎麽報道的？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上《人民日報》頭條的仍然是一片“鶯歌燕舞”，“畝產萬斤”的報道隨處可見。那個麥子長得喜人啊，把小孩放在上麵都壓不垮！毛澤東兩次去鄭州視察，在河南省委書記陪同下笑容可掬地視察大豐收，卻不知離此隻有300公裏的信陽一個地方就已經餓死了百萬人。當然，今天發生這麽誇張的事情可能性不大，但我們對集權和分權的利弊權衡仍然是在信息扭曲的大背景下做出的。
所以我們不能不對此保持警惕，不能想當然，好像民主就非亂不可。沒有民主，就穩定嗎？看看現在北京的空氣，今天還算可以——我們今天的要求已經很底線了，隻要PM2.5不超200就謝天謝地，平時更糟糕的天氣一年有多少？或者隻能反過來問，一年當中PM2.5不超過100的有幾天？為什麽空氣這麽差？歸根結底，中國空氣、水資源、土地汙染不是環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為它們是不對人民負責的“發展”政策造成的，最後讓全民得病，把中國人真正變成“東亞病夫”。這種“穩定”有什麽值得追求的？就衝著空氣，在民國和現在之間，我選擇民國！
民國政治確實不成熟，也許隻屬於民主政治的小學水平，但我們今天有沒有進入民主的“幼兒園”階段都是個問題。1950年代，國民黨去了台灣還有地方選舉，非黨員當選市長的不是什麽稀罕事。我們今天有什麽？中央層次搞不了民主，學一學國民黨的“訓政”，地方選舉總可以試試吧？政府不願意，但是公民不能沒想法。對於公民來說，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要明白，再糟糕的民主也比沒有民主好；不管存在什麽瑕疵，民主先搞起來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