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遺忘的張誌新:我們民族那份帶血的記憶zt

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對這首詩和詩裏的“她”——烈士張誌新都不會陌生。當年，正是原《光明日報》記者陳禹山的報道，使張誌新成為那個時代最沉重的祭奠。

一份血寫的報告

　　1979年元旦過後，我從新華社調到《光明日報》工作，在記者部做機動記者。那年春天，報社收到了遼寧《共產黨員》雜誌寄的一份稿件，標題是《為真理而鬥爭》，主人公是剛剛被平反的一位叫張誌新的烈士。記者部主任盧雲讓我看一下，粗略看後，我感覺報道的整個調子是反對林彪、“四人幫”的，完全符合報紙需要，隻是大話套話太多，具體細節很少。

　　盧雲聽了我的意見，讓我去遼寧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陽的火車。當時遼寧省委書記是任仲夷，張誌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進行的，所以遼寧省委對我的采訪全力配合。

　　看了張誌新所有的“罪狀”材料，那種感覺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裏直抖。那時候，對“文革”中一些冤假錯案的報道已經很多，但看了張誌新的材料後，一種感覺告訴我，張誌新這個人物實在太不同尋常。為張誌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幫’”名義下進行的。但實際上，她對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論述得非常嚴密，後來政治形勢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張誌新的預料。

　　毫不誇張地講，采訪這幾天我的眼淚始終未曾斷過，經常是采訪結束回到賓館的路上，一邊走一邊掉眼淚。動筆寫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塊毛巾，寫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淚。早上，那塊毛巾都是濕的……

　　坦率地說，寫文章的過程覺得很壓抑，因為很多內情或細節都不能寫。但我已經考慮好了，有兩個信息我必須想方設法傳遞出去:一、張誌新已經對毛澤東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國，雖然“文革”已經結束，氣氛仍然很緊張，對毛澤東晚年提出些許質疑，仍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張誌新恰恰寫了不少反思的話，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論照實傳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當作反革命槍斃。所以最後在成文時，隻含糊地寫上張誌新“對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雖然還不能具體寫明究竟是什麽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讀者會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張誌新在死前已被割斷了喉管。

　　連夜寫完文章後，我帶著稿子回北京。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報社領導們又報到中宣部送審——當時的中宣部部長是胡耀邦。幾天後，總編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文章一個字都沒改，連標點都一動沒動，但耀邦同誌希望把割喉管那個細節刪掉，可能他也覺得太過殘忍了。

　　上麵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個念頭那時也異常強烈:一定要把這個信息傳遞出去。最後，我“狡猾”地換成這種表述方式:“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