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的故事是個謎 劉長樂:何必得罪北京呢

鳳凰衛視的故事是個謎 劉長樂:何必得罪北京呢 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道，劉長樂的步步高升和個中的交易，讓我們看出中共的彈性和關係的價值。但劉為媒體尋求更多的自由說明中國的權貴正在向中共提出新的要求，並最終將導致中共發生變化。 劉長樂，中國的媒體大亨，剛走下巴黎的一架飛機，手機響了，他的一位記者向他報告：反對武力鎮壓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走完了被軟禁在家中的最後路程。 這是個政治上很敏感的報道。趙的名字在中國電視上銷聲匿跡已十多個年頭。記者希望在劉的鳳凰衛視上播出趙的死訊。她已經溜進了趙最後待過的醫院，在遺體已搬走的病室裏拍了些鏡頭。 劉長樂是中國新權貴的象征 鳳凰衛視是唯一獲準用中文在中國播放新聞的境外電視網，是劉與共產黨領導人的熱絡關係賦予他的特權。但對元月份的這個電話，他沒有征詢中國官方的意見，就當即給記者閭丘露微回話，同意播出趙的死訊， 當中國政府封鎖自己的電視和電台，絕口不提趙的死訊的時候，鳳凰電視播出了閭丘的報道，然後評論員開始討論趙身後的影響及他的死亡是否會引發新的政治改革訴求。 中國各省政府幾乎是立即切斷了鳳凰台的信號。劉大為緊張，飛回北京，彌補與政府的關係，不準記者繼續趙的報道。 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Philip P.Pan)發表長篇文章，帶讀者走進中國最大私營電視網絡鳳凰衛視老板劉長樂的視野。 多維在網絡上得到關於劉長樂的描述：在香港傳媒大亨榜上，出現過不少傳奇人物，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劉長樂是獨特的一位。有傳媒報導他“背景複雜”，曾是北京中央廣播電台軍事部副主任，後下海經商，在楊尚昆係支持下向海外發展，取得美洲伯利茲護照，90年來香港，96年和傳媒大王默多克合資創辦鳳凰衛星電視台，九七之後，集資收購亞洲電視，2002年成為亞視大老板。這是在香港回歸背景下演出的連續劇。 “我們是在踩鋼絲”，53歲的劉長樂對華盛頓郵報說。“如果我們什麽都聽命政府，百姓會蔑視我們；如果我們完全遵從民意，政府會把我們驅逐出去……這是兩難的。” 為共產黨所約束，但又忠於黨，劉是中國新權貴的象征。這些官員、商人和受過教育的城市專業人員從黨的放手經濟改革但限製政治自由的政策中得利最多，他們也許能決定這個國家的集權主義政治體製的未來。 天安門事件15年後，這個體製遭受諸多挑戰：社會動亂蔓延，腐敗猖獗，思想體係崩潰。但黨對權力的把持似乎還是很牢固，部分原因就是它得到了劉這樣的階層的支持。劉掌握著一個5億美元資產的商業帝國，今年早些時候還在中共的政協會議得到一個職位。劉的步步高升和個中的交易，讓我們看出中共的彈性和關係的價值。但劉為媒體尋求更多的自由說明中國的權貴正在向中共提出新的要求，並最終將導致中共發生變化。 劉長樂是個矛盾的角色--既是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虛化黨天下的新聞業投資人。這就突顯了一個有關中國未來的重大問題：這個國家的新權貴們將是民主改革的障礙還是推動者？ 劉身高6.1英尺，重220磅，是個大塊頭，一個善交際的人物，是那種能以其性格的力量支配同事的人。作為一個著名的佛教徒和美食家，他在中國的新大亨中既不張揚也不隱晦。 在他俯視香港維多利亞海灣的辦公室裏，他對華盛頓郵報記者說，自己是個開放的知識分子，讚成漸進式的中國民主改革。但他措辭謹慎，發現自己講多了就馬上打住，然後笑著說影響了自己的生意。 “中國政治發展的道路是走向更民主，更開放”，他在坦率的時候說。“中國領導人知道這一點。他們可能不想思考這些問題，但那是擺在他們麵前的客觀問題。” “我常與相當高層的領導討論這些問題。西方議會的方式現今不可能。我認為像台灣競選，或韓國、日本那樣的體製，都不可能。” “中國太大了，八九億人口是文盲”，他說，將中國官方的數據放大了10倍。“馬上推行一種激蕩的民主改革理念是行不通的，我深信這一點。中國必須走向民主，這我也深信不疑，但在時間和方式上，我感覺我們不會完全照搬西方的速度和西方的方式。” 劉長樂習用的政治技巧 問到是否支持一黨製，劉猶豫了，說書麵回答。一周後他給了答複，顯示了他的習用的政治技巧--有人說是滑頭。 “關於‘一黨製’，取決於你如何看，”他在一封電子郵件裏寫道。“通常，‘一黨製’會導致獨裁和封閉。中國現在仍是‘一黨製’，但獨裁嗎？封閉嗎？我想誰也不可能再在中國搞獨裁和封閉，因為大環境不允許。” “我認為鳳凰電視網在中國民主體製建設中可以起到促進的作用，”他補充說，“但必須有序、漸進地進行。” 早年劉就知道與共產黨共事的好處和風險。作為擁有汽車和遊泳池的黨的高級幹部的兒子，他有個舒適的童年。 但在毛澤東的典型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期間，他父母成了政治罪人被送去勞改營。15歲時，他目睹自己的父親戴著高帽在西部城市蘭州遊街。19歲時，他通過參軍得以逃避了困境。 “劉說，此後十年他在工兵部隊，修路架橋，還參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搶險。他入了黨，業餘時間給軍報寫新聞。“全是關於學習毛著的文章，或關於部隊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報道，”他回憶道。“但人們認為我是天才。”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劉調到北京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軍事記者。八十年代，他同事回憶說他與那些擔心失敗而不敢現場直播的人辯論，要求去現場報道中國的第一枚火箭發射。還有人記得他堅持登上潛艇報道潛艇試驗。 如果說劉讚成開放，他也從來不會危及自己的職業。他製作宣傳品，被提拔為管理者，成為一個以善於結交高官著稱的記者。 幫助在鎮壓中落難的朋友 "吳曉鏞，他的一個同事，負責中國一個主要的英語廣播節目，其父是當時的外交部長（吳學謙）。吳還記得1987年劉要他幫忙，讓他隨同楊尚昆訪問美國。楊是鄧小平的副手，中央軍委副主席。吳給劉謀了個隨團采訪的位置。“他與楊尚昆很快就混得很熟”，吳回憶說。“楊很喜歡他，楊的子女成為劉的私交。” “何必得罪北京呢” 但是，鳳凰的報導是有限度的，劉經常敦促員工要自我約束。鳳凰報導台灣大選，但決不讓任何人表達對台灣獨立的支持。同時，它不會報導關於中共領導人的負麵評論，也避免采訪一些主張民主改革的異見人士。 “一次劉告訴我，何必得罪北京呢，讓其他人去做讓北京惱火的事情”，鳳凰新聞頻道新聞主任陳和林(Chen Helin音譯)說。鳳凰有時也會給某些省的經濟成果拍拍馬屁，甚至吹捧地采訪一位在采訪幾天後被撤職主管非典的官員；鳳凰曾經製作過一個抨擊法輪功的節目。 劉把他大多數時間花在與政府官員的社交活動上。在最近的一次高層會議上，劉表示，政府對鳳凰衛視有很高的期望，他們希望我們多報導些正麵新聞。 鳳凰衛視的記者大多認為，這樣的報導可以讓他們在其它一些話題上做更大膽的報導。但是有些人則認為，劉隻是比CCTV更善於包裝中共的宣傳，並幫助中共維持它的統治。 多維注意到有一些自由派分子批評鳳凰衛視，奉行中共傳媒的引導方式，在新聞節目中穿插許多的主觀評論，請來北美有爭議的左派做首席評論員，結果引來海外和大陸民主派自由派一片罵聲，但該台仍堅持其在“輿論導向”上的原則。 劉毫不客氣地爭論，認為鳳凰比中國任何一家媒體都要擅於讓更多的人接受到更多的新聞。“也許有些新聞我們不能報道，但我們決不說謊，”劉說。他更強調鳳凰的不斷挑戰官方的極限導致其節目經常被間斷性切斷這一事實。 “鳳凰和官方的關係與普通人無異。在中國，播放民主的聲音決非易事。在裂縫中生存本不容易，要成長為參天大樹更是艱難，但這正是我們所做的……” “我們要珍惜自己的位子。我們不是想做什麽就能做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