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胎記你的疤

政治對手互相撕逼，本來司空見慣，不值得大驚小怪。然而拿家庭出身與血統來揭短，就顯得小家子氣。這種曝光“胎記”的做法，在中國已經絕跡了30年，想不到在我國還有市場，實在不是什麽光彩的事，應該禁而止之。

血統論是一種以祖先長輩的血統和身份，來決定個人的前途命運和發展方向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紅色恐怖年代，血統論這一腐朽思想被發揚到了極致。

北京人遇羅克，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品學兼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後，他考了三次大學，成績優異，卻不被錄取，隻因出身不好，屬於右派“黑五類”，政治血統不純。遇羅克不服，寫下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血統主義，控訴血統論（中國民間把血統論概括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該文被廣為傳播，影響巨大。結果，遇羅克被控反革命罪而被處死。

著名的印度電影《流浪者》中也明顯地闡釋了一個關於血統論的主題：片中主人公的父親是一位法官，他固執地認為：法官的兒子一定是好人，賊的孩子一定是壞人。

血統論固不可取，家庭出身也不應該成為正常人的“胎記”而被說三道四。這話說來容易，但是在中國，曾經的“家庭出身”衍生過無數的家庭悲劇。

共產黨執政中國後，對全國人口進行分類，劃定“階級成分”。在農村，如果家裏曾經擁有土地，家庭成員依靠地租收入或雇傭農工耕種，這一家人的階級成分就是“地主”。地主屬於被打倒的階級，財產被充公，地主子女禁止領軍餉，禁止吃皇糧，人身遭迫害，精神受摧殘。1956年後，中國開始將城市人口也定出各種不同的成分，具有階級成分後，所有這個家庭的成員都具有特定的“家庭出身”。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出身成為被批鬥的區分標準和衡量人品質好壞的主要依據。假如某人的祖父是地主，即使他自己“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表現再標青，也會被人當作“地主崽子”而受到政治歧視乃至人身傷害。

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階級成分”或“家庭出身”欄目在政府的調查統計報表中逐漸消失。換言之，家庭出身與血統論到此基本結束。從此以後，一個人，不管他是不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後代，隻要他有本事，能考上大學就讀大學，能做官就做官。這是中國的進步。

在我國，阿末紮希指責馬哈迪擁有印裔血統，馬家軍說阿末紮希的父母來自印尼，都不是土著馬來人。諸如此類，完全是重蹈中國文革的覆轍，是可笑而可悲的鬥爭手法。我的胎記你的疤，念這樣的緊箍咒，有何道德可言？

其實，一國公民，無論他祖籍何方，父母是誰，血統如何，都不應成為他本人為國效勞並享受國民待遇的絆腳石。政治人物總拿家庭出身與血統說事，既會撕裂種族團結，也會挑起國內矛盾，為君子所不齒，貽笑柄於大方，滑天下之大稽。

見刊《中國報》2017年8月10日C13版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