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的海外關注

原載《東莞日報》（A08版），2015年7月26日；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5-07/26/content_1345513.htm 

深圳《寶安日報》打工文學周刊（17-18版），2015年7月26日，同日發表。

http://barb.sznews.com/html/2015-07/26/content_3291593.htm  

http://www.artsbj.com/show-18-65381-1.html 

  有媒體近期以《三十年，“打工文學”長大成人》為題，發表了李敬澤、雷達、張清華、賀紹俊、吳義勤、陳建功、孟繁華、白燁、楊宏海對打工文學的看法。九名中國重量級文學評論家，通過大眾媒介集體發聲，關注打工文學，為打工文學鼓與呼，其正麵意義不可低估。

    草根文學的全球化

    其實，海外也有不少學者，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國的打工文學，延伸了打工文學“草根全球化”的可能性邊界。

    美國人類學家馬德萊娜·萊寧格的“文化關懷理論”，強調文化層麵之關懷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人類的存在是為了存活並生活在一個健康、和諧及有意義的世界。在她看來，文化關懷就是用一些符合文化本意、能被接受和認可的價值觀、信念和表達定勢的方式，為他人提供與文化相適應的綜合性幫助和支持。海外讀者關注打工文學可以被認為是“文化關懷理論”的具體體現。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2012屆傳播學博士汪明傑的畢業論文主標題，竟然是北京打工詩人孫恒的詩句“天下打工是一家”。他在論文中指出：民族誌研究發現，“打工者有展現複雜修辭的能力”。這成為肯定打工者有創作能力的又一例證。他還申請到一筆論文獎學金，到中國做了田野調查，考察了杭州“草根之家”等NGO組織。

    瑞士蘇黎世大學傳媒係教授盧卡·謝德勒，2014年專程到深圳龍華，為打工詩人郭金牛拍攝紀錄片，記錄這個中國底層詩人的生活狀態。在第44屆鹿特丹詩歌節上，4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敘利亞著名詩人阿多尼思朗誦了郭金牛的打工詩歌《紙上還鄉》。荷蘭萊頓大學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Maghiel Van Crevel（中文筆名柯雷）博士，也是著名詩人，他在2008年1月給中國打工文學研究者的一份電郵中認為：打工詩歌是一個非常重要而有趣的主題。

    眾所周知，打工文學的雛形多半是打工者的書信、日記等，澳大利亞中國問題專家陳佩華對打工者的書信進行過深入研究。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麗玩具廠一場大火，致使84個打工妹命喪火海。火災現場收集到230多封打工妹灑落的書信。陳佩華認真整理、研讀與分析這些書信，寫出著名的《生存的文化——通過私人信件透視外來工人的生活》，發表在《清華社會學評論》（2002卷），引起各方高度關注，促進了火災善後工作的深入開展。這位澳洲學者始終對中國的農民工以及他們的生存文化、精神享受、打工文學傾注關懷。2009年1月，她還到廣州中山大學，為“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高級培訓班”第一期“農民工與農民工社區”培訓學員講課，重申打工文學的重要性。

    日本漢學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2006年發表論文《底層敘述——打工文學——新左翼文學》，梳理曆史，層層建構，把打工文學集結到“新左翼文學”麾下，認為打工文學是出身底層，如今依然身居底層的寫作主體的敘述。韓國漢學家、韓國外國語大學樸宰雨教授，2001年5月在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導黃修已先生陪同下，到深圳訪問，和打工文學作家安子、羅迪、戴斌等人舉辦了“中韓打工文學小型學術沙龍”。最近，他還指導碩士生，專門研究打工文學的女性寫作。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有一群研究華文文學的師生。Khor Boon Eng副教授認為中國的打工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部分，亦是底層勞工的時代記憶，具有係統研究的學術價值。而該院另外一名博士生導師廖冰淩老師也坦陳，她對中國的底層敘事與打工文學一直抱有同情與理解。他們聯合指導的一名博士生，其畢業論文就是研究中國的打工文學。

    港澳學者的人文關懷

    港澳地區不少學者極富憫農情懷，關注內地三農問題和打工文學，以實際行動支持打工文學發展，言則成文，動則成德，這種文化關懷具有現實意義。

    熊景明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做負責人時，曾邀請內地打工文學研究者赴港參與訪問寫作計劃。2006年4月26日，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場關於打工文學的午餐討論會。熊景明主持了這場討論，她現場拿出一本收藏的內地某工廠的廠刊，即興朗誦了上麵刊登的一首打工者寫的詩歌，體現了她對打工文學的興趣、愛好與專注。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係教授潘毅博士，雖然是個社會學家，但是對打工文學也有興趣，不但到香港中文大學聽取了那場打工文學演講，還在2006年4月給演講者的電郵中說：“我已經拜讀了您寄來的（關於打工文學研究的）作品，獲益良多，並已在我的學生當中傳閱和學習。”

    澳門大學中文係教授施議對博士在2007年1月的電郵中，對筆者認為“打工文學是傳統憫農文學的老樹新花”表示認同，他寫道：“打工文學，很有意思。古典資源，開發利用，應有一定空間。”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博士梁柏能在研究農民工的“集體發聲”時，認為打工作家自費創辦文學報刊，團結和鼓舞打工文學青年，其實是一種“集體發聲”的重要表現。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邱林川博士，從“邊緣群體與媒介賦權”角度，肯定打工文學的創作與打工作家自辦報刊的出版活動。邱林川博士還多次參加深圳“全國打工文學”論壇並開展相關問卷調查。

    書齋之外，也有關懷。新加坡《聯合早報》駐香港特派員易銳民先生，在采訪了前述到香港中文大學做打工文學研究的內地訪問學者後，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讓“打工文學”在香港開花結果》，表達了對中國打工文學的同情與好感。香港樂施會在其北京項目辦公室經理王英瑜的協調下，曾經資助內地知名民間刊物《打工詩人》報的出版，每年資助約10萬人民幣，曆時近4年，極大地緩解了打工文人餓著肚子自費辦報的經濟困窘，推動了打工詩歌的出版與傳播。

    拓展打工文學的視野

    打工文學被海外關注，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文化關懷的主動建構。關懷一些經濟上來不及顧及或者不可能顧及的社會群體，關懷人的生命在延續與發展上絕對不可缺少的東西，已成共識。

    在“草根全球化”的願景下，打工文學應不負眾望，推陳出新，多出精品，讓世界看得見。假以時日，在世界華文文學框架內，中國的打工文學作為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參與全球文化格局的重建，也不是不可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