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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國際收藏市場上，造型典雅的明清家具無疑是一大熱門。2015年保利拍賣了一件明萬曆年間的櫃子，成交價達到1725萬元。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幾十年前，收藏界隻注重金石書畫。不管是哪個年代的家具，在收藏家看來都是“不入流”的玩意。但在北京有一個老人走街串巷地收羅、學習修理各種中國傳統家具，與妻子一起研究了一輩子家具中的講究與文化。
保利拍賣的1725萬元明萬曆年間櫃子
最終他的收藏填滿了當時新建的上海博物館空蕩蕩的家具館，而多年的心血成書《明式家具珍藏》、《明式家具研究》及《明式家具萃珍》三本大作。他的明式家具研究與郭沫若的青銅器研究、沈從文的中國服飾研究並稱為當時收藏文化界的“三大聖經”。
也正是因為他，海內外刮起了一股明清家具收藏熱，家具收藏與其中的文化、美學內涵才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上麵說的1725萬元拍賣價的櫃子，就是他曾經在破屋中拚起來與夫人一起當作床用的一件收藏品。
被當床用的櫃子與其原主人王世襄在漏雨的家中合影
他叫王世襄，被稱為“京城第一大玩家”。年少時養鴿、訓鷹、溜犬又鬥蛐蛐、玩葫蘆的他，到老了將這些老北京的傳統民間玩意全都寫成了書，記錄下一段段即將消亡的民俗文化；青年時他與文物販子和外國人鬥智鬥勇，為國家追討回2000多件珍貴文物，卻蒙冤屈被故宮開除。
“流落民間”的他不曾放下心愛的文物，自編《髹飾錄注釋》，讓傳統漆藝得到傳承，研究竹刻藝術、明清家具，終成一代收藏教父；除此之外，才華驚人的他涉足音樂，則成書《中國古代音樂書目》，涉足書畫，成書《中國畫論研究》，夫人不會做菜，他竟自學成了京城遠近聞名的“名廚”及美食家。
“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
麵對這樣一個奇人，文化界笑歎：一百年內中國可能再出現一個錢鍾書，卻沒法再有一個王世襄了。王世襄何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一代注解者，要從他的童年說起。
1914年，王世襄出生在北京一個條件優渥的家庭中。他的父親是一位外交官，而母親是在英國留學歸來的一位畫家。王世襄每天到美國學校上課，接受完西式教育之後的他回家後還要進行兩小時的傳統儒學課程學習。
小時候的王世襄
這樣“中西結合”的教育待遇，為他一輩子的學術修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過王世襄自小就不是讓人省心的孩子，相比於他那學習用功又聽話的哥哥，他更喜歡待在家裏的菜園子裏親近自然。
而稍長大後的他玩得更瘋，結交了幾位“更會玩”的公子哥兒之後他跟他們學養鴿，拿著長長的竹竿上屋攆鴿子；又有一段時間醉心於鬥蛐蛐，不僅自製各種養殖工具，周末還會自己跑大老遠去野外抓。
他甚至在自家種養了好幾條獵犬，有時半夜就帶著它們上山捕獵，淩晨回來被血性激發的凶悍犬吠聲把鄰居嚇得半死；大學畢業時，他的“畢業照”上右手儼然立著一隻自己訓出來的雄鷹……
大學期間的王世襄
由於哥哥早夭，母親覺得他的這些興趣有利培養健壯的身體，對他也並無過多限製。然而如此放蕩不羈的生活還是對他的學業產生了影響，在燕京大學，學醫學的他由於主課不及格，按規定要被開除了。
但老師們看他的語文成績極好，給了他轉文學係試試的一個機會。一轉到文學係，自幼飽讀詩書的王世襄如魚得水。全班同學的詩詞作業都請他代筆，他甚至幫女生們定好不同的詩詞風格再代筆，成功騙過了老師。
憑著過人的天賦與之前的積累，王世襄邊玩邊上課便輕鬆拿到了燕京大學的畢業證。而隔年，他更順利考進了燕京大學的文學研究院。但就在這一年，最疼愛他的母親猝然離世。
王世襄母親 金章
麵對如此大變，王世襄憶起勤學聽話的哥哥去世時，親戚們評論說“真可惜，死了個好的，留下個壞的”。而多年來母親一直以鍛煉身體為由偏袒他各種玩物喪誌的行為，不知背後要承受多少壓力。
他醒悟過來，母親不是支持他一直不務正業，隻是希望他能有一個健壯的體魄，更希望凡事他能學會自己做主。要是再玩下去，把以前的知識積澱消耗完，他隻會成為一個一事無成的闊綽子弟。他決心不能再這樣虛度光陰，再對不起父母的培養與支持了。
父親王繼曾抱著王世襄與其兄王世容
1939年，王世襄參加完母親的喪事之後，默默地將自己養的鴿子、老鷹、蟋蟀、獵犬等等都送了人。回到研究院，他開始潛心學術，將自己的研究方向選定為中國畫。一冊畢業論文《中國畫論研究》，他一寫就是五年。
《中國畫論研究》既是他的碩士畢業論文，也是他一輩子最不滿意的一本書。他一輩子一直在想著將這個選題完善寫好，奈何一直到晚年校對文稿操勞過度導致一目失明也沒能改到滿意。王老自覺此生無力完成這冊書，又不舍讓它埋沒，故交由出版社出版。
封麵上，他鄭重地寫下“世襄未定稿”五字注解，生怕別人又奉此書為經典。在書中他恭敬地寫下此書未能盡善盡美完成的前緣後果，又懇請各界學者指出其中疏漏，以正視聽。其學者風範之懇切實誠態度，令觀者無不動容。
中國畫論研究
1943年，王世襄南下重慶，既是求職也是求知。不願教書的他婉拒了燕京大學梅校長的邀約，想進曆史語言研究所又因傅斯年先生“隻要北大和清華的”而遭拒。一番波折之後留在了朱啟鈐先生與梁啟超主事的營造學社學習清宮匠作與營造法式。
1945年，王世襄與認自己為論文導師的學妹袁荃猷喜結良緣。這一對神仙眷侶一輩子相敬如賓，相互扶持著走過或甜蜜或艱苦的日子，還鬧出過不少趣事。
王世襄與袁荃猷結婚照
王世襄先生離京闖蕩前，用自己“瞎玩”時學會的火繪技藝做了兩個精致的火繪葫蘆盒送給父親作為生日禮物。而與袁荃猷返京後，也送了夫人兩個火繪盒，中間裝了兩顆紅豆——作為定情信物。
據王老晚年“坦白”，他是跟父親要回了生日禮物送給了夫人的。而自幼對他寵愛有加的父親自然也沒有怪罪他，反而支持自己兒子去討女孩子歡心，要他善待妻子。由此看來，這對父子也是極有趣的兩位文人學者。
與夫人袁荃猷
到了1946年，學成歸來的王世襄被任命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那可能是他一輩子最光明的一段時光。新婚少年，家庭美滿，又在自己最喜歡的領域做著心儀的工作。
在故宮工作期間，他奔波於平津地區為國家追回文物。一年多時間裏，他竟從日本商人及文物販子等人手中追回了2000多件珍貴文物及107箱從東京爭取回來的古籍。這期間他數次出國考察，拒絕了幾家國外美術館與大學的盛情邀請——彼時他已下決心為故宮的工作貢獻出自己的下半生。
王世襄（右三）在故宮前
然而好景不長，1952年，國家各機關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這本是出於好意的一項政策卻給王世襄帶來了滅頂之災。由於接手過數量龐大的文物，他被認定“不可能不貪汙”，蒙受了長達十個月的冤屈及牢獄之災。
更叫人感到絕望與屈辱的是，由於找不到相關證據，十個月後他被宣布無罪釋放。重獲自由身的他剛準備繼續回到故宮工作，就接到了通知——他被故宮與文物局除名了。已年近40歲的王世襄失去了視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離開了曾以終身相許的故宮博物院。
王世襄先生（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鑒定古琴
幸好民族音樂研究所的李元慶、楊蔭瀏所長隨即發來邀請，王世襄勉強答應，生活才不至於沒了著落。而這一進音樂研究所，他就憑自己的才學融會貫通，編輯了《中國古代音樂書目》、《中國古代音樂史參考圖片》及《廣陵散》等專業著作。
業餘時間，他一邊繼續修改補充著自己碩士時期的作品《畫論》，一邊重拾起在營造學社時朱啟鈐老先生交代的重要任務——編撰《髹飾錄注釋》。《髹飾錄》是一本記載中國傳統漆器技藝的古籍，是古老的漆器工藝能否傳承下去的關鍵。
《髹飾錄解說》原稿
然而當時的匠人依靠口口相傳的技藝幹活，而文人則不屑於也不懂結合實際來研究這種匠作的古籍，故而有上千年曆史的漆器技藝危在旦夕。王世襄以學者的角度逐字逐句解讀古籍，又恭恭敬敬地向民間漆匠行拜師禮學藝。
用了五年時間寫出了一本文字量20倍於原著的《髹飾錄注釋》，讓這門技藝得以以文字的形式長久地保存下去，並更好地傳播開。這件事，被他視為自己一生中除了追回兩千多件文物以外，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王世襄先生家中大量藏書
雖然被迫無奈離開了故宮這個官方頂級文物機構，王世襄依舊放不下自己喜愛的文物。他開始在民間收集各種有趣的玩意，每逢周末，他就踩著單車走街串巷。別人不要的漆器、竹刻、銅器，還有最多的是準備要被“肢解”後做成算盤等物的明清破舊家具，他都一一議價後收回自家。
收回來的很多家具破了爛了，他就拜京城裏的老木匠為師，學習修繕古家具的同時，也加深了對它們的理解。漸漸地，他與老伴住的院子裏就堆滿了收回來的“破爛”，他跟木匠師傅一件件把它們修複好，就成了無比雅致的桌椅床櫃。
王世襄（左）和木匠祖連鵬師傅
他開始編寫關於明清家具的一係列研究成果，他撰文，精通琴棋書畫的老伴就給他繪製精準的配圖。樂在其中的王世襄先生本以為可以就這樣安然到老，也不失為一個離開了故宮以外的好選擇。
然而殘酷的現實又一次給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1957年，由於為自己之前遭遇的十個月牢獄之災的不公“伸冤”，他被劃定為“右派”。1966年，在那場文化浩劫初現苗頭的時候，王世襄預感到自己家中的諸多珍貴文物恐怕難以保全。
在夫人袁荃猷女士睿智的建議下，他不舍地主動請求文物局的人前來“抄家”。一大批珍貴家具、藏品被沒收，但萬幸得以保全，很多甚至在風波過後歸還給了他。
好不容易修複完 王老總要欣喜地與藏品合影
文物是躲過了一劫，但人沒有。1969年，已經55歲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鹹寧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這期間，像老舍先生，王世襄的好友詩人陳夢家先生等名士皆不堪受辱，自殺身亡。
但我們看王世襄先生被下放期間的照片，儼然一副樂在其中的瀟灑模樣。他在苦中作樂，悄悄地與農村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甚至向他們請教很多民間的知識。他跟當地的老漁民學打漁，擅長烹飪的他甚至會做全鱸魚宴給大家吃。
王世襄被下放農村
盡管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還經常要學習要寫報告，他還是在放牛、打漁、插秧等農活中找到了樂趣。我想這與王世襄先生年少時整日上山打獵，下鄉抓蛐蛐等經曆是有著密切關係的。從某種角度來說，正是他母親的“放任自由”培養出來他這種隨遇而安的性格在此種逆境中拯救了他。
直到1973年，他才獲準回到北京。從農村歸來的王世襄不僅帶回了當地特有的一些花卉，更重拾起少年時的各種興趣。他又開始訓鷹、養鴿、鬥蛐蛐，但現在可不單單是為了玩了。
《說葫蘆》、《中國金魚文化》、《北京鴿哨》、《明代鴿經清宮鴿譜》、《蟋蟀譜集成》等研究書籍在他筆下紛湧而出。其選材偏門到叫“專家學者”們不屑一顧，但若一翻看，書中引經據典，各出處考究之詳實，治學之嚴瑾又叫“專家”們羞紅了臉。
王老著作等身
因為對這些老北京玩意的研究，王世襄先生也得了一個“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稱謂。現在文物收藏界的大咖，中國第一家私人博物館的館長馬未都先生，年輕時也是跟著王世襄鞍前馬後跑的小孩。馬未都提起王老畢恭畢敬：“王世襄老先生是真大家，我們隻學了個皮毛”。
後來由於國家政策，王世襄老先生祖業偌大的院子被收到隻剩下一小間給他與老伴了。很多珍貴文物、家具堆在小房間裏，一旦失火後果不堪設想。他向文物局反映，隔了許久，對方派人送來兩個滅火器了事。
王世襄在家中
無計可施的王老恰逢一位香港商人上門求購家具，港商為了紀念亡妻，想收購王世襄先生的藏品捐給剛建成的上海博物館家具館作為功德。王老與其談妥，所有收購品必須全部給博物館，隻要足夠他們夫婦搬出這座漏雨小屋的資金便可成交。
就這樣，王老一生收藏的明清家具全部以國際市場價的十分之一，轉交到了上海博物館家具館中。就算是這樣，當時也有無數好事之徒譴責其“說是文人收藏家，最終還不是為了錢”。
在王老暮年，楊瀾采訪他的時候問及家具被運走時他的心態，會否惋惜。王老笑答：“對文物的占有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對它們的研究和欣賞。這些東西，由我得之，最終又由我遣之。豈不就是一個最圓滿的結束？”
上海博物館內王世襄收藏過的家具
2003年，陪伴了王世襄一輩子的老伴袁荃猷女士去世。王世襄寫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無時已。”
他為了不會做飯的她，學成了京城“名廚”美食家；而她為了實現他畢生的追求，舍棄了自己的畫家夢想，成了一個插圖師與文稿校對員。在鏡頭前他忍淚歎息：“她為了編我的書，不能去逛博物館，不能去看山，也不能去旅遊，現在想起來，很對不起她。”
王世襄與夫人袁荃猷在北京芳嘉園北屋前合影
夫人去世後，秉承著“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態度，他梳理了自己一輩子各種雜七雜八的收藏，全部收錄在一本《自珍集:儷鬆居長物誌》書中。再舉辦了一場拍賣會讓這些大大小小的玩意散落到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博物館手中。
2003年的那場秋季專場拍賣會，139件各式各樣的小玩意拍了6300萬元，成交率是極罕見的100%。拍賣結束後還有很多沒趕上或者沒拍到的買家在門口堵著那些買到老先生東西的人，請求他們轉手一件：“不管你拍到什麽，我加20萬買了”。
晚年終於有一個像樣點的環境可以寫作
這些看著王世襄先生的書長大的一代收藏家，他們買的已經不是某件自己喜愛的特定物品了。讓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收藏的，是對這一位收藏教父級人物的敬仰，也是對王世襄老先生人格上的崇敬。
同年，王世襄獲得旨在鼓勵全球藝術家和思想家進行交流的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授予的最高榮譽獎，他是獲得這個獎項的首位中國人。荷蘭王子親赴北京為其頒獎，他隨後將高達10萬歐元的獎金捐給希望工程，在自己的祖籍福建建起了一所中國-荷蘭友好小學。
接受克勞斯親王獎
2009年，王世襄老先生在北京安然離世，享年95歲。
在“玩”上，他玩出了專業學術涵養，玩成了中國文化的一代注解者；在收藏上，他重視研究與欣賞而不執著於占有的心態，足以成為行業楷模；而人生中，他在任何艱難困苦屈辱的情況之下，不甘沉淪地保持一個學者的高雅的格調，更足以成為引領我輩前行的精神。
資料來源：
楊瀾訪談錄：王世襄
王世襄訪談錄：生活就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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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論 :
我吃過他炒的菜，哎，這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