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官窯器都以青花書寫楷款。有六字年款與“天”字款兩類。
六字年款即“大明成化年製”款。題寫於杯、碗、盤、高柄杯、罐、瓶各器的底部,款體一致,款型有別。
杯、碗、盤器底部的六字年款,皆為雙線方框內雙行豎排六字款。高柄杯的年款題寫在足底邊上,自右向左排列六字橫式款,無青花線框。罐與瓶上的年款為雙線圓框內雙行豎排六字款,雙線圓框的六字年款在成化官窯器中較為少見,見有團蝶紋罐、山石牡丹紋罐等,均藏於故宮博物院。
“天”字款
僅見題寫於官窯罐上。在罐底中心部位書寫楷體“天”字,無線框。此款為成化官窯獨有。題寫“天”字款的罐,俗稱“天字罐”。罐壁上所繪紋飾有天馬紋、纏枝寶相花紋、螭龍紋、翼龍紋、草龍紋、海象紋、纏枝蓮托八寶紋等。
款識的青花呈色大多濃重,亦見淺淡者。款識的筆法酋勁有力。孫瀛洲先生精心研究成化款的字體結構特征,總結出頗為準確的一套歌訣,且做出解析如下:
“大字尖圓頭非高”——指“大”字第二筆撇劃上端較為尖圓,出頭即越過橫劃並不高。
“成字撇硬直倒腰”——指“成”字第五筆撇劃直而生硬,第三筆的豎劃直立向下或向右方彎倒的。
“化字人匕平微頭”——指“化”字的人旁及匕字上端相平齊或微有高低之差。
“製字衣橫少越刀”——指“製”字下半部的“衣”字第二筆橫劃,不能越過右上方的立刀垂直線之外。“製”字多半是上豐下斂。
“明日窄平年應悟”——指“明”字左邊的“日”字多是上窄下寬或上下一樣寬窄,與一般習慣寫法不同。
“成字三點頭肩腰”——指“成”字末筆的點法,有點與頭平的,有點與肩平的,也有點在腰肩處的。
成化官窯器款識的筆法特征都是如此。
青花三足爐款
明洪武青花瓷的鑒定方法
由於明朝各個皇帝的審美趣味不同,青花料來源不同等差異,明各朝青花瓷器風格迥異,各具特色。今日,就明洪武青花瓷的鑒定方法,中國古玩收藏鑒賞研究會會長盧鶴壽將為讀者支招。
1、造型:明洪武青花是承前啟後的一代產品,造型及成型工藝與元代基本相同,繼承和保留了元代樞府瓷古樸敦厚的風格,缺少變化。一般為大件器物品,有罐、大盤、棱口盤、碗、玉壺春瓶、執壺等。
2、胎釉:洪武時期的釉色白而帶淡青,略顯灰褐,多糙底、無釉,氣色密集,火石紅顯著,仍保留了元代斜削足的特點。洪武青花瓷主要使用含鐵量較低而且淘煉欠精的青料,呈色多為灰藍,鐵結晶斑點不明顯。
3、紋飾:明洪武青花瓷的紋飾筆法緩柔,布局疏朗,豪放而生動,物象常寫實,其裝飾題材遠不及元青花豐富,主題紋飾以花卉為主,菊紋比較多見,雲龍紋則很少。元青花較多出現戲曲人物故事在明代瓷器上消失殆盡。在裝飾手法上以繪畫為主,也有刻花、印花、鏤雕等。 最具特點的是牡丹花、纏枝菊、雲朵等紋飾留有白邊,花卉葉子不如元青花肥碩。
4、款識:洪武瓷器中寫款的很少。鑒定時應著重看胎底、紋飾是否含有元風的特點
嘉慶瓷器鑒定要點
鑒定嘉慶瓷器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麵著手:第一,早期製作接近乾隆時風貌,故有“乾、嘉窯”之論;晚期作品見絀,故又有“嘉、道窯”之說。第二,青花色調大多穩定,同於乾隆時期;少數出現黑暗、淺淡和漂浮的色澤。彩器的豆瓣綠釉,明顯不及乾隆時光潤,色深而不勻。沒有乾隆時釉麵中勻淨的小波紋。第三,器型、胎與釉等雖不如乾隆時規矩,但基本上保持著前朝的製作水平。從整體時期的瓷器製作水準來看,早期器物較為精細,勝於晚期的製作;晚期則工藝低下,近似道光時粗率笨拙的風格。第四,對於乾隆或嘉慶時期的一些無款的頗有爭議的民窯器物,在斷代時都應慎之又慎,多作對比和反複詳察。第五,官窯款識仍然規範;民窯草率款識漸多,還有寫半邊字的現象。
鑒別光緒、宣統瓷款識與仿款
光緒時的款識,官窯款楷篆並用,以楷為主。楷書字體修長,工整中略顯清秀。款式多為六字兩行。青花寫款的色澤有深有淺,深者略多。民窯器多為篆書圖章式款,篆書十分草率,而民窯器中的齋堂款器,製作可屬上乘,款識也較精致。光緒本朝瓷業無大創新,但仿前朝,特別是仿康熙瓷器,多有較為成功的器物,如仿康熙青花、五彩、素三彩。仿品的款識也較為逼真。民國時有仿光緒器物,仿品的款識字體柔弱,過於纖細,書寫也不甚規整。宣統是清代、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皇帝,雖然曆時僅三年,又值清王朝行將就木之際,但官窯之製仍在,官窯仍在燒造。宣統官窯款僅見楷書,六字雙行,以青花書寫,字體工整秀麗,青花色澤明快,無圈欄。宣統官窯畢竟時間短,生產器物少,官窯款器物也很少,所以十分珍貴,並不多見。民窯同光緒風格相同,極不易區別。
明清兩代瓷器的款識的規律
根據款識以定瓷器之新舊真偽,是鑒別工作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今日的傳世品和仿品以明、清兩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窯絕大部分都有年款,並且各有其特征。隻以明代款識而論,就有所謂“永樂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雜”一類的說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識,首先要注意其筆法,如橫、豎、撇、捺、勾、挑、點、肩等八筆的特征,都須認真加以領會和對比,以有助於識別真偽。由於每個人的書法不同,寫官窯款的字體又必須經過選擇,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寫仿款的人勢必謹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處。既然過於謹慎,就難免失於局促,筆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動。這種破綻,隻有多結合實物反複印證方能看出。 然而,隻靠這一方麵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並無正式官窯年款。雖然根據文獻記載,北宋曾有帶“景德年製”四字的瓷器,但未見實物。隻見過耀州窯有印著“大觀”、“政和”字樣的碎片,元代也隻有帶“樞府”、“太禧”以及幹支的器皿,且為數甚少。明清兩代縱有款識,而晚清及民國所仿字體十分逼真,極難識別,必須同時詳較其字體及位置,方不致發生錯誤。例如永樂年款以現有實物來說,隻見到圓器上有四字篆款寫、刻或印在器裏部的中心,而文獻上還有六字款的記載,但無實物,並且在琢器上也未見過帶年款的器皿,不過仿器卻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寫在器裏或底足、口邊的。又如宣德款所謂“宣德年款遍身”的說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圓器裏心與口邊,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帶。甚至個別還有雙款(如合歡蓋盒、文具盒等在蓋裏和底足均有年款)。這類款識有豎款也有橫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於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較前複雜,除單行橫款、雙行直款外,尚有環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寫)等。諸如此類,都需要進一步掌握其規律。 大致說來,在字體方麵明代多用楷書款(隻有永樂、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數例外);清代順治、康熙二朝亦為楷書盛行期(康熙篆書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則楷書款多於篆書款,由於乾隆開始篆書款漸多於楷書款,嘉慶以後篆書款遂成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複以楷書款為主的 趨勢。而明、清兩朝的楷書款與篆書款書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風格,可以說是多種多樣了。 其次還應仔細觀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識多以青花為主,明代款的青花顏色若用放大鏡照視,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後的仿品青色則散渙,而且淺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現黑、藍、灰等幾種顏色,這一點雖不美觀,但是後世絕難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紅、綠、黑、藍、紫、金等色,並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製品在款色與刻、雕、印、堆的方法上並未減少。隻有認真加以區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術不同而各有其書法特點,同時由此也可大體判斷其時代真偽和瓷質優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寫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禦製”的康字卻受原料特性與邊框的限製,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時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後多用抹紅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絕大部分是官窯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寫法乃至字數方麵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窯有的題某某年製,有的題某某造,而清代官窯卻一概都用“製”,還未發現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寫一橫,成化的“成”字有所謂“成字一點頭肩腰”的特征,萬曆的“萬”字也有羊字頭與艸字頭的不同,以及寫“康熙禦製”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為當時新製的精品等等,這些都是鑒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窯款外,民窯瓷器中帶年款的也不在少數。但大都是景德鎮所製,其他地方窯寫款的極為罕見。除上述記年款識外,還有所謂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體和殿、儲秀宮)、軒名款(如宜古軒、塵定軒)、齋名款(如拙存齋、乾惕齋)、吉言款(如萬福攸同、德化常春)、讚頌款(如萬壽無疆、洪福齊天)、陶工款(如吳為、崔國懋)、珍字款(如珍賞、珍玩、奇石寶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幹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製、辛醜年製)、供養款(如“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裏荊塘村奉聖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 胡得一元帥打供。”“皇清康熙甲子歲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禪院聖佛前。”)等等。 總之,觀察款識既要注意其筆法、字體、位置、款色和字數、結構等各方麵,也應當知道同一時款識筆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隻是在風格及色調上不失其時代特征。因此務必互相印證,稍有可疑之點,便應作進一步的推敲和研討。何況仿品中尚有新物舊款與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須根據造型,其次要參考紋飾、胎釉等各種特點,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較可靠的辨別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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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瓷的款識
元青花瓷器帶款者極少,現藏英國大維德藝術基金會的一對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象耳瓶,有用青花書寫的共計5行62個字:“信州路玉山縣順成鄉德教裏荊堂社奉聖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對,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淨一元帥打供。”這屬於專門寫在供器上的供養款式,有供養人姓名及具體年代,對鑒別器物年代具有重要參照意義。至正為元末順帝的年號,此對瓶應為元代晚期青花瓷的代表作品。
見著錄的還有“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名款的青花釉裏紅塔式四靈蓋罐和“後至元戊寅五月”銘文的青花釉裏紅樓閣穀倉。“戊寅年”為後至元四年,即公元1338年。
藍料直書“至正七年置”五字楷款的青白釉蓋罐,“至正七年”應為公元1347年。“戊子年□□”銘文款的青花纏枝靈芝紋罐,“戊子年”為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至正十一年(1351年)銘文的青花雲龍紋象耳瓶一對。
江西萍鄉市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雙鳳紋高足杯,杯內心書一青花“福”字。這種吉語款由元代一直延續到明清兩代,在民窯青花瓷中極為普遍。
另外還有些元青花瓷在底部或蓋裏墨書一兩個字,也有的在碗心以青花題詞題字。1980年江西高安縣窖藏出土的一件青花高足杯底心草書“人生百年常在醉,算來三萬六千場”詩句,詩意豪放,符合元人遊牧民族的性格。
最後要提及藏於伊朗阿特比爾神宮的中國元青花器物。這些器物有的底部或脛部書寫或鑽刻阿拉伯文,據有關專家考證,這些阿拉伯文為伊朗阿巴斯王的名字或阿巴斯題的獻辭,也有的為藏者符號。阿巴斯為16世紀的伊朗國王,將中國元青花獻給神廟裏收藏,可見伊斯蘭國家對元青花的崇拜。但經伊朗專家分析確認,元青花器物上的印章式款為波斯文,推斷是簽名,有可能是工匠對自己作品的留名。
明清兩代瓷器的款識
根據款識以定瓷器之新舊真偽,是鑒別工作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今日的傳世品和仿品以明、清兩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窯絕大部分都有年款,並且各有其特征。隻以明代款識而論,就有所謂“永樂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雜”一類的說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識,首先要注意其筆法,如橫、豎、撇、捺、勾、挑、點、肩等八筆的特征,都須認真加以領會和對比,以有助於識別真偽。由於每個人的書法不同,寫官窯款的字體又必須經過選擇,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寫仿款的人勢必謹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處。既然過於謹慎,就難免失於局促,筆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動。這種破綻,隻有多結合實物反複印證方能看出。
然而,隻靠這一方麵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並無正式官窯年款。雖然根據文獻記載,北宋曾有帶“景德年製”四字的瓷器,但未見實物。隻見過耀州窯有印著“大觀”、“政和”字樣的碎片,元代也隻有帶“樞府”、“太禧”以及幹支的器皿,且為數甚少。明清兩代縱有款識,而晚清及民國所仿字體十分逼真,極難識別,必須同時詳較其字體及位置,方不致發生錯誤。例如永樂年款以現有實物來說,隻見到圓器上有四字篆款寫、刻或印在器裏部的中心,而文獻上還有六字款的記載,但無實物,並且在琢器上也未見過帶年款的器皿,不過仿器卻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寫在器裏或底足、口邊的。又如宣德款所謂“宣德年款遍身”的說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圓器裏心與口邊,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帶。甚至個別還有雙款(如合歡蓋盒、文具盒等在蓋裏和底足均有年款)。這類款識有豎款也有橫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於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較前複雜,除單行橫款、雙行直款外,尚有環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寫)等。諸如此類,都需要進一步掌握其規律。
大致說來,在字體方麵明代多用楷書款(隻有永樂、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數例外);清代順治、康熙二朝亦為楷書盛行期(康熙篆書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則楷書款多於篆書款,由於乾隆開始篆書款漸多於楷書款,嘉慶以後篆書款遂成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複以楷書款為主的 趨勢。而明、清兩朝的楷書款與篆書款書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風格,可以說是多種多樣了。
其次還應仔細觀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識多以青花為主,明代款的青花顏色若用放大鏡照視,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後的仿品青色則散渙,而且淺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現黑、藍、灰等幾種顏色,這一點雖不美觀,但是後世絕難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紅、綠、黑、藍、紫、金等色,並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製品在款色與刻、雕、印、堆的方法上並未減少。隻有認真加以區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術不同而各有其書法特點,同時由此也可大體判斷其時代真偽和瓷質優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寫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禦製”的康字卻受原料特性與邊框的限製,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時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後多用抹紅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絕大部分是官窯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寫法乃至字數方麵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窯有的題某某年製,有的題某某造,而清代官窯卻一概都用“製”,還未發現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寫一橫,成化的“成”字有所謂“成字一點頭肩腰”的特征,萬曆的“萬”字也有羊字頭與艸字頭的不同,以及寫“康熙禦製”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為當時新製的精品等等,這些都是鑒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窯款外,民窯瓷器中帶年款的也不在少數。但大都是景德鎮所製,其他地方窯寫款的極為罕見。除上述記年款識外,還有所謂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體和殿、儲秀宮)、軒名款(如宜古軒、塵定軒)、齋名款(如拙存齋、乾惕齋)、吉言款(如萬福攸同、德化常春)、讚頌款(如萬壽無疆、洪福齊天)、陶工款(如吳為、崔國懋)、珍字款(如珍賞、珍玩、奇石寶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幹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製、辛醜年製)、供養款(如“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德教裏荊塘村奉聖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 胡得一元帥打供。”“皇清康熙甲子歲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禪院聖佛前。”)等等。
總之,觀察款識既要注意其筆法、字體、位置、款色和字數、結構等各方麵,也應當知道同一時款識筆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隻是在風格及色調上不失其時代特征。因此務必互相印證,稍有可疑之點,便應作進一步的推敲和研討。何況仿品中尚有新物舊款與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須根據造型,其次要參考紋飾、胎釉等各種特點,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較可靠的辨別能力。
中國瓷器款一覽表
款識一覽表 年代 銘款內容 秦 右司空嬰 左司高瓦 左貝 右齊 都昌 寺水 鹹陽市於 鹹陽成(城)申 安陸市亭 櫟市 杜亭 鹹亭陽安駐器 鹹亭芮柳嬰 三國 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 西晉 先姑坤一枚 紫是會稽上虞範休可作者也紫是魚浦七也 東晉 罌主姓黃名齊之 朱 唐 張 何 陳 李 趙 馮 龐 龐家 陳家 陳 琪 李十造 羅錫 章 王 徐 馬 朱 紅 上 大 薑 千 示 永 合 平 項記 阮記 柴記 朱伯遠作 杜 家花枕 裴家花枕 元家記 卞家小口天下有名 鄭家小口天下第一 丁道剛作瓶大好 徐家沉 丙午歲造蔣應 宋 奉華 鳳華 聚秀 禁苑 德壽 慈福 趙家 吳 舒家記 陳家印記 陳家號記 段家合子記 家國永安 元豐治閽趙家枕永記 熙寧四年三月十 九日書 劉家印號 郭立 謝 許 段 蔡 吳 汪 藍 朱 徐 程 張 餘 陳 潘 汪家記正 李十哥 小四玄壺吳六郎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吳惠成 丘小六泥 頤草堂先生雕造成功夫 後山頤草堂雕造功夫 周家公夫 練八郎公夫 林立 林 羅軍 魏仁皓 項 裏 馬 永 千 上 趙家 王 童 呈 趙 和 吉 思 劉 楊 惠 同 田 李 宋 褚 柳 金 蘇 崔 郭 馬 孔 何 花 紀 劉五盤子 梁四個 梁四 莫三郎 梁 伍 任 周 莫一 莫十 莫一立 陳三 文三 林四 劉四 李伍 李六 李九 歐二 歐小二 區二 龍二 龍六 程八 黎司 小二 小三 小六 小七 二金 而知 李 公造 李小一 蔣四 蔣小八 蔣子弟供舍 張一 趙小二 陳立 崔十四 劉十 好七 封立 木 肖 小 田 洪立 洪四 本 小本 重 劉立 紹聖 四年四月十六日鍾表博士謹記 九政自造火元豐六年八月十九日元 越一盤 秦 文 殿 迪 功郎浮梁縣丞臣張昂措置監造 丘小六泥房喬 位龍 李小翁 朝真 歸牛東宮 遼 孫 徐 杜 金 張家造 趙家造 劉家造 張家枕 張家記 張家窯 張大家造 張大家枕 古相張家造 王氏壽明 王氏天明 漳濱逸人製 佛光普渡大安 二年 張泰造 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家造 劉三公瓦底 於三 葉子成 泰和二年八月六三日亡過崔仙奴 元 使司帥府公用 至正拾壹年七月二十九日小河東陳家親造 張家造 古相張家造 李家造 王家造 相地張家造 滏源王家造 滏源陳家造 滏 源常家造 張 高 仲夫 項正 項宅正窯 元字染拾叁號匠 元祖郭家 大枕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 歲次大元國至大元年四月初 拾記汾陽琉璃待詔任瑭成造 劉大使宅淩氏用 明天順 天順七年大同馬氏 明正德 吉府上用 何玉清造 明嘉靖 天宮製鼎 朱府 晉府 璞會上用 晉府造用 藩府上用 藩府佳器 郝府佳器 秦府 秦府 典膳所 秦府典膳所乙醜年造 長府製造長府造用 趙府製造 趙府製用 黔府 腆善所 茶房 大茶房 外膳房 內膳房 鬆柏草堂 滋樹堂 東書堂 玉泉德記 陳文顯造 陳守貴造 陳守釗造 程 自造 鄧奎自造 程氏自造 程景自造 吳文自造 唐比自造 劉信嘉靖年製 樂平 嘉靖年西穀製 明萬曆 萬曆年製德府造 萬曆年德府造 德府造用青蘿館用 太和王府 萬曆年製純思堂用萬曆年製純忠堂用 萬曆丁亥年造黔府應用萬曆乙亥黔 府製用 玄蔭堂製 芝蘭室 博物齋藏 京兆郡壽房記 灌園督造 沈氏 仙關吳震 青華仙子吳震 宣窯 程玉梓造 荊桂 少溪 紫芝主人監製 明天啟 王遠選造 天啟年米石隱製 天啟三年唐氏製 仁波佳製 少溪置用 明崇禎 叢菊齋 雨香齋 白玉齋 博古齋 仿古齋 以德堂 吾齋 曠府佳器 甲戌孟春趙府造用 王遠監造 明 顧氏 石林 三槐 李氏 清河製造 張明工夫 陳粵彩 楊升 可鬆 何朝宗 何朝宗印 張壽山 陳偉之印 林學宗印 林朝景 林氏子信 冶仙 之 文榮 文榮雅製 明師 清順治 望仙樓 百花齋 百花齋製 梓桑軒製 種玉堂 許世文元公製 清康熙 複香軒之清製 中和堂製 怡怡堂製 應凡 堂製 兆餘堂製 兆玉堂製 瑞慶堂製 應德堂製 怡德堂製 慶雲堂製 碧雲堂製 玉寶堂製 玉桂 堂製 會元堂製 興元堂製 永裕堂製 清蔭堂製 碧芳堂製 碧璽堂製 友於堂製 昆碧堂製 淡寧常製 芝蘭堂製 謙牧堂製 敦睦堂製 紹聞 堂製 東壁堂製 禦賜純一堂珍藏 禦賜純一堂 景潔堂 儉師堂 王辰堂 百子堂 希範堂 鬆年堂 鬆柏堂製 玉海堂製 美玉堂 美玉堂製 朗潤堂 三元堂製 永興堂製 聚興堂製 榮錦堂製 尚誌堂 來雨堂博古製 益友堂博古製 恒豐堂博古製嗣德堂製 春輝堂 春暉草堂 秋輝 堂 淡寧堂 慎德堂製 慎德堂博古製 珍玉堂製 世恩堂製 慶恩堂製 全慶堂製 衍慶堂製 世錦堂製 紫荊堂 紫荊堂製 敦仁堂 暉吉堂 琳玉堂製 光裕堂製 北慶堂製 惟善堂製 心逸堂 德星堂 仙鶴堂 歡樂堂製 應孔堂製 玉清堂鬆軒製 升祥軒玉清製 彩玉堂 穎川堂 紹 聞堂 德馨堂製 德馨堂 天寶堂製 天水堂製 台衡堂製 留耕堂製 綠蔭堂 佩玉堂 佩玉堂製 篆漪堂 恒興美玉堂製 通德堂製 正玉堂製 寧儉堂清玩 桂育堂製 益友鼎玉堂製 吉慶堂製 書錦堂 居敬堂 聚順美玉堂製 大樹堂製 奇玉堂製 昭玉堂 益友堂製 永和堂製 同順 堂製 樞府式仿樞府 宣和 碧玉堂製 安素草堂 嘉善堂仿古製 留耕堂仿古製 聽鬆堂仿古製 白雲堂仿古製 慎德堂仿古製 天琛堂仿古 製 全慶堂仿古製 怡玉堂製 草閣 文山閣 遠山閣 雲蒼閣 張家灣梓閣 鬆石齋 還古齋宣和式 問心齋 叢菊齋 集雅齋製 拙存齋 乾惕 齋 芝潤齋製 筆花齋製 壽古齋製 宿雲齋 容齋 金蘭齋製 芝蘭齋製 芝蘭齋製 玉蘭齋 玉蘭齋選式製 天祿書齋 調鶴閑軒清賞 應德軒 博古製 複香軒玉清製 杏林軒 紅蕉軒 印月軒製 安吉居製 問清居製 彩雲軒 應德軒 常豐軒珍玩器 文翰齋清玩 杏林軒珍玩 光裕堂 珍玩製 玉堂美器 青雲齋佳玩 玉堂佳器 瑞麓山房佳製 三益之珍雅製 兆慶堂清雅製 兆餘堂清雅製 三友雅製 魁元雅製 魁元仿古雅 製 永香軒玉清製 瑞麓山房監製 逸居 雲居 青雲居 木石居 木石居仿古製 玉石居 水雲居 竹石居 石居 風流宰相家 萃友苑製 張宅 佳器 蓮峰寺記 漱玉亭怡德堂玉石製 萃文苑 海嶽家藏 綠蔭堂器 春育主人珍藏 商山仿古 善山仿古 峰霞山人 渭水漁翁 中山人 程 子受(眉公) 吳仲興曉山主人世 東海鼎臣 雪庵 卉庵 西園 璞庵 宋藥州 兩來正記 文如壁 清雍正 謙牧堂製 立本堂製 世恩堂製 謙牧堂製 曙光堂製 正順堂製 浩然堂 浩然堂製 裕堂製 守易堂 百露堂 慶宜堂製 養和堂製 精雅堂製 燕喜堂製 敦複堂 敬恩堂 園明堂 東園堂 希範堂 儉寧堂清玩 世經堂 大明嘉精年世經堂製 姚江馮護蔭堂珍藏 雲在草堂 朗吟閣製 欣賞閣 太和齋雍邸清玩 安吉居珍玩製 青雲居 文石山房大清雍正年製 馮宅 寶機樓藏 椒聲館 古香書屋 正誼書屋 浴硯書屋 遺安書 屋珍藏 亦庵 吳府 耀華藏器 雍正甲寅沈陽唐英敬製普陀山圓通殿 瑞錫瓊製 瑞錫瓊瑛 公輸監製 歧博古製 江鳴皋造 瑤華清賞 玉清 雅製 孫睦宗 清乾隆 旭華堂藏 和輝堂製 嘉蔭堂製 湛恩堂製 成信堂製 凝和堂 植本堂製 彩華堂製 彩潤堂製 彩秀堂製 致遠堂製 敬修堂製 敬畏堂製 寶 恩堂製 澹寧堂製 惜陰堂製 榮瑞堂製 敦睦堂製 明遠堂 敬慎堂 靜鏡堂 誠信堂 敦敘堂 雅雨堂 述古堂 述德堂 曙光堂製 祿壽堂製 瑞德堂製 築野堂製 思榮堂製 裴孝友堂 裴逢吉堂 忠信堂製 資善堂製 斯幹草堂 椿蔭堂 養和堂製 師古堂製 慶宜堂製 六謙堂製 致 和堂製 樂靜堂 樂善堂 恭壽堂製 恭壽堂宗祠 弋好堂清賞 古香齋 寶晉齋 寶善齋 寶嗇齋 寶嗇齋藏 有正味齋 寧晉齋 寧靜齋 寧遠 齋 澹寧齋製 百一齋 德誠齋 經齋 覺是軒 妙香館製 九畹山房 百一山房 蜿委山房 文石山房 紅荔山房 對屏山館 鄉麟樓製 市隱樓 製 寶機樓製 玉杯書屋 浴硯書屋 正誼書屋 內府珍藏 荔莊 嘯園 東園 略園 潭柘寺供 聽鬆廬 聽雲山主人館 七十二鴛鴦社 昊十九 製 壺隱老人 壺隱道人 瑤華道人 泉製 唐英 唐英敬製 唐英俊公氏 唐英雋公 俊公 沈陽唐英 沈陽後學蝸寄唐英敬錄 沈陽唐英敬製 欽命榷陶使者沈陽唐英敬製 蝸寄唐英製 榷陶使者唐英製 督陶使沈陽唐英題 蝸寄居士古柏堂 蝸寄居士清賞 蝸寄題 沐齋 沐齋居士 製 陶成居士製古泉堂 陶成居士陶成堂印 陶成堂製 陶成堂印 陶鑄 陶榷 甄陶雅玩 乾隆甲辰俊公贈品 陶人 榷陶呈星使 蝸寄老人 唐英之印 雋公 乙因雅製瞿寶珍 玉鋒 石林 陶珍 韓睦宗 清嘉慶 懋勤殿 彩華堂製 彩秀堂 敬畏堂製 種芝堂製 誌勤堂 慶宜堂製 事敬堂製 壽頤堂製 誠信堂 玉慶堂製 嘉蔭堂齋穀山人造嘉蔭堂製 嘉蔭堂藏 一善堂製 植本堂 潤碧軒製 澄懷軒藏 春江花月樓 素織山房永源成記 完顏氏 俊公自製 福海珍藏 佩珂監製 清道光 嘉樂堂製 精進堂製 養和堂製 巨德堂製 厚植堂製 經笥堂製 公勤堂製 樂古堂製 種芝堂製 存古堂製 慶宜堂製 皆山堂製 惜陰堂製 浩然堂製 嘉蔭堂製 崇禮堂製 定府行有恒堂珍賞 行有恒堂 退思堂製 邸退思堂製 慎德堂製 退思堂德齋主人 珠琳堂製 求謙堂製 錫 慶堂製 眉壽堂製 敦厚堂製 榮瑞堂製 百壽堂記 陶陶草堂監製 一善堂製 履信堂製 聚慶堂製 多福多壽堂製 了孫傳代留餘堂 監慶堂 製 約已堂製 玉慶堂製 青蓮堂製 聽雨堂 敬修堂 敬畏堂 種德堂 觀蓮舫製 承啟堂李氏宗祠 靜鏡堂製 九思堂製 墨緣堂製 築野堂 居梧堂 雙清閣製 桂月山莊 鋤月山莊 寧晉齋製 寶善齋製 德誠齋製 慎靜齋製 願聞吾過之齋 湛靜齋 十硯齋 思補過齋 坦齋珍藏 夔 齋監製 思補齋製 知不足齋 道光年製十花齋 齋性軒 古月軒 塵定軒 自詒軒製 清順軒 竹韻山房 雲溪精舍春江花月樓 雙照樓製 壽 春樓藏 百福樓 胡海樓 絳月樓 晉甄吟館監製 冶春吟館 邸清賞 從香書屋 天香書屋 遺安書屋 古香書屋珍玩 友棠浴硯書屋 澹懷室 瞿之室製 完顏宗祠 慧福寺 古潞李氏梅坡製 解竹主人製造 學山小築 正齋主人 趙之謙 查小山製 熊氏壁臣仿古 養園仿古道光年馮 氏製 沈恰如製 健庵雅製 福英供奉佛天 珠峰 祝嶺雅藏 樂敬字置 琴南手製 仙源陳國治作道光二十四年 定王府製 道光已酉行有恒 堂主人製 道光庚子年定王府製 道光乙已年定王府製 定府行有恒堂珍賞 道光丁未春定府行有恒堂製 道光丁醜秋九月善寶屬陳國治作 王炳榮 李裕元 馬衡和 宋玉峰製 醴渠自製 醴泉自製 清同治 體和殿製 樂壽堂 慎思堂製 詒穀堂製 務本堂 涵德齋製 敬順齋製 慎靜齋 竹雪軒 晉磚吟館監製 王炳榮作 李裕成 寶胄第製 清光緒 儲秀宮製 長春宮製 一善堂 大清光緒春 怡堂製 慎德堂製 甘澤堂製 退思齋 願聞吾過之齋 光緒丁未玉海堂仿 大雅齋 嘉泰鬆軒 陶 法寶 儉存齋 恕齋清玩 一百二十畦芍藥園主製 聚厚軒 燕趙悲歌之士孔子後四十一葵卯製 汀源鄭氏子孫寶用 樂道堂主人製 熊氏 壁臣仿古 澹園居士 素雲道人 光緒戊鹽城宋錦桂畫樣景德官窯做造貴池南山村劉氏聚學軒永寶用 清宣統 坤寧宮祭器 宣統已酉宜春堂製 宣統庚宜春堂製 來鶴堂 清 何朝春 許雲麟 許裕源 博及漁人 許雲麟製 珍如金記 順和蘇記 源益店 大昌 寶玉 如璋 來禽 黃炳 霍來 馮鐵來 瑞號 民國 居仁堂製(袁世凱所用) 頤壽堂 樂古堂 懷仁堂製 靜遠堂製(徐世昌所用) 穀冶堂 壽護草堂主人 大德堂製 慎德堂製 昭德堂製 退思堂製 延慶樓製(曹錕所用) 竹清山房 藏經山房 竹肅山房 碧雲山房 澄懷園 惟一齋 古鬆齋 觶齋(郭葆昌所用) 樂陶齋 如意 館 陶陶齋(王琦所用) 飲冰齋(劉雨岑所用) 覺庵(劉雨岑所用) 佩古齋(程意亭所用) 古石齋(田鶴仙所用) 古歡齋(潘陶 宇所用) 再思軒(劉希任所用) 石廬(染兌石所用) 希平草廬(王大凡所用) 棲碧山館(徐仲南所用) 平山草堂(汪野亭所用) 彤雲山房(汪曉棠所用) 晴窗讀書樓(鄧碧珊所用) 亦陶齋(張誌湯所用) 清平畫室(餘翰青所用) 願聞吾過之齋(王步所用) 郭世五 陶務監督郭葆昌製 汪友棠 汪曉棠 汪照藜 汪雲山 汪洋 汪少亭 汪大滄 汪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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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 唐宋時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劃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來,隨著考古發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資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對其年代、產地和“官”字的涵義等問題展開了較全麵研究,取得了令人屬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擬對與“官”、“新官”字款相關的一些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種類、年代、產地迄今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數量,據初步統計,已逾200件。
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種,以白釉瓷器的數量為多。器型有淨瓶、瓶、注壺、壺、蓋罐、罐、洗、碗、盤、碟、把杯、杯、盞托、盒、枕等,以碗、盤為主。
它們的年代,最早者為晚唐時期,以浙江臨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錢寬墓和約葬於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為代表;最晚者,學術界意見不一,有的認為“約在趙宋建國前的遼代初年”,有的則認為可到北宋後期。目前所見其出土單位有明確紀年的,以遼寧朝陽遼聖宗開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婦合葬墓出土的為最晚。窯址發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陽定窯遺址發現的為最晚,均出土於該遺址的早期文化層中,其“年代不晚於北宋初年”。對於已知的非紀年單位、窯址地層出土和傳世的資料,我們參照紀年單位出土的資料和其他相關資料進行了粗略的排比,發現最晚者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時期(960——1022)。由上述可見,“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體年代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發現或可確定燒製“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窯有:河北定窯、陝西耀州窯、浙江越窯。
定窯遺址共發現“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為白釉瓷器。其曆年來調查采集2件,皆為“官”字款;1985——1987年發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窯址以外出土或發現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數量較多,據謝明良先生1987年統計,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鞏縣宋太宗元德李後陵出土(1988年發表)的16件、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陳國公主墓出土(1993年發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陽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堯方頭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這些瓷器雖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窯所燒造,但絕大部分為定窯所生產應是沒有問題的。
耀州窯遺址發現“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發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為青釉瓷器,是五代時期所燒造。
越窯遺址發現“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為考古調查時采集,一件器型是盤,年代為五代時期;另一件是盞,年代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臨安板橋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窯青瓷雙係瓶、1986年內蒙古奈曼旗遼開泰七年(1018年)陳國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窯青瓷花口盤,分別在肩部、底外側刻、劃“官”字款。
二.“官”字不是“官窯”之義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窯”之義。關於什麽是官窯?目前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認識。我覺得還是用當時人的說法來理解為妥。南宋葉置《坦齋筆衡》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從這段記載可以窺見,宋代官窯是朝廷直接管理,產品專供宮廷使用。很顯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燒造它們的瓷窯不具備這樣的特點。“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窯”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燒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窯、耀州窯、越窯,古代文獻中或多或少都有記載,但未見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燒造事亦的內容。僅見定窯、五代後周時曾派馮翱“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越窯北宋初年曾有趙仁濟充“殿前承旨監越州瓷窯務”之事。前者顯然是隻負責征收定窯的商稅,後者也不過是官府派往越州督辦宮廷所需越窯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窯的生產。再有,在當時和稍後的文獻中也沒有說它們是“官窯”,而且從記載的內容和相關資料中也看不出來是官窯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獻記載中倒可以推斷出有的窯不是官窯。前文所引南宋葉置《坦齋筆蘅》中的那段記載,是將定州白瓷器(定窯)、汝州青窯器(汝窯)和京師自置的官窯並列。從這種行文方式中可以明顯看出,定窯、汝窯都不是官窯。如它們是官窯,行文的方式將是另外的一種樣子了。那麽北宋時期宮廷所用的定窯瓷器和汝窯瓷器是怎麽來的呢?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六二《河北道》記載,定州貢瓷器,由此可知,定窯瓷器是通過地方土貢的方式獲得的。從《坦齋筆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窯器”一語觀之,汝窯瓷器是通過上麵派燒的方式獲取的。這正反映了在官窯之前宮廷用瓷來源的二個渠道。
其二,官窯的產品專供宮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窯瓷器至今在發掘的一般居住遺址、墓葬、塔基、窯藏中還未見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則不然,考古發現較為普遍,上至皇太後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窯藏內時有發現,甚至連遙遠的埃及開羅南郊福斯塔特遺址也有發現。使用的範圍和對象與宋代官窯瓷器有明顯的區別。
其三,古代文獻中沒有記錄是官窯的瓷器,考古發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窯”銘,是全稱,甚至還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蕪湖東門渡窯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處的“宣州官窯”銘,不簡寫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獻中記錄、學術界公認的官窯,如杭州烏龜山南宋官窯、景德鎮清官窯等,在發現的眾多資料中,未見有刻、劃、戳印、筆書“官”或“新官”字款的實例。
上述三點足可以說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窯”之義。這也就是說,迄今發現的燒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窯、耀州窯、越窯不是官窯。
三.“官”字是太官署的簡稱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雖然不是“官窯”的意思,但從“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質量等方麵考察,可以肯定與官府有關。那麽其究竟與官府的何部門有關?“官”字表示什麽?我們針對問題查閱了有關文獻資料,並對相關的考古資料做了初步整理,認為可能是當時的官府機構光祿寺下屬的太官署的簡稱。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加以探討。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太官署的設置及其職責。
太官之名,在秦漢時期就有了。在漢代,太官令為少府的屬官。《後漢書 百官誌(三)》少府條載:“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禦飲食,”下設“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隸屬關係在有的朝代有所變動外,其餘基本承襲了漢代的製度。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晚期,情況有了較大的變化。北齊時期不但隸署光祿寺,而且成了光祿寺的一個下屬機構。《隋書》卷二七〈百官誌(中)〉載;北齊“光祿寺,掌諸膳食、帳幕、器物、宮殿門戶等事。統守官[掌凡張設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宮門[主諸門 事]、供府[掌供禦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鮭味等事]、清漳[主酒,歲二萬石,春秋中半]、華林[掌禁 林木等事]等署。宮門署,置仆射六人,以思其事,餘各有令、丞”。
隋光祿寺的權限縮小,僅掌管與飲食有關的部門了。〈隋書〉卷二八〈百官誌(下)〉載:隋“光祿寺統太官、肴藏、良醞、掌醢 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監膳十二人”。
唐代這種製度更加完善,並明確規定了供膳對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祿寺〉載:“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禮、膳羞之事,總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溉。若三公攝祭,則為之終獻。朝會、燕 ,則節其等差,量其豐約以供焉”。“太官屬,令二人”,“丞四人”,“監膳十人”“監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為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卿隻詣諸廚省牲、鑊,取明水與陰鑒,取火於陽燧。帥宰人以鑾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帥進饌者實府、簋,設於饌幕之內。……凡朝會、燕饗,九品以上並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齋之官,則衣其品秩,為之差降。若國子監春、秋二分釋奠,百官之觀禮,亦如之。凡行幸從官應供膳食,亦有名數。凡宿衛當上及命婦朝參、燕會者,亦如之。《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誌(三)》、《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誌(三)》記載與《唐六典》相同,但極為簡略。《新唐書》在講到太官令職則時,將其概括為“掌供祠宴朝會膳食”。
五代時期大體沿襲了唐帶的製度。光祿寺不但繼續設置,而且執掌也沒有太大變化。
北宋早期的官製基本因襲了唐末、五代之製。宋太祖趙匡胤即位之後,對五代後周的官僚機構基本沒有去觸動。據《續資質通鑒長編》卷十二太祖開寶四年(971年)條載:當時上“偽署官並仍舊”,隻是在舊機構旁增設新機構或逐步差遣臨時職官。到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年),對此前的北宋官製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祿寺的下屬機構也做了重大調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這時的太官令據《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職官誌》載,仍“掌供膳”。這種情況在北宋晚期發生了變化,《宋史》卷一六四《職官誌(四)》載: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從以上文獻資料和對資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漢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會、宴饗(XIANG)供膳之政。負責共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裝食品、用膳的器具。從前麵所引文獻可知,漢代是太官令下屬的“甘丞主膳具”;北齊是肴藏署“掌器物”。後來雖然不見類似的明確記載,但供膳需要膳具這一點不會有變化。至於唐宋時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質地,即用什麽質料的膳具?毫無疑問,有相當部分或主要是瓷器。眾所周知,東漢晚期出現了成熟瓷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使用逐漸普及,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時期是中國瓷器手工業大發展和繁榮時期,瓷器的種類增多,質量大幅度提高,已成為人們最喜愛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宮廷也大量采用瓷器作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作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為奇。進而說明太官署與瓷器有密切的關係,具備了太官署的名稱刻、劃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條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漢代就見之於器物上了。河北滿城一號漢墓出土的乳釘紋銅壺、蟠龍紋銅壺上均有刻、劃的“大官”銘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資料見於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陰嶽州窯遺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陰縣博物館劉冰池館長惠示,對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較詳細的了解。瓷碗深腹、曲壁、假圈足,製作規整;胎呈淺灰色,質地較細膩、堅硬,釉為青泛黃色,內滿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麵晶瑩光潤,釉層均勻,開細紋片;內地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該碗製作工藝精良,質量好,是當時嶽州窯乃至南方諸窯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據其形製、胎、釉特點和與有關墓葬出土的嶽州窯青釉瓷器資料對比推知,約為隨代早期。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無疑是指太官署。說明太官署的名稱是可以出現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時期官府機構名稱出現在瓷器上的實例屢見不鮮,如唐代邢窯瓷器上有“翰林”、北宋定窯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藥局”等。不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劃官府機構簡稱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窯燒製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側刻劃“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窯白瓷中的精品,“是專門為皇宮生產的,……進入皇宮後由禦庫大盈庫收藏”。可見,“盈”字款應是大盈庫的簡稱。唐玄宗開元時期(713——741年)將皇室財政庫內庫組織分為大盈、瓊林兩庫。大盈庫實質上是皇帝的私庫,由宦官掌管。《新唐書》卷五一《食貨誌(一)》記載:玄宗時“王珙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載:“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肅宗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之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庫一直延至唐代未年。從考古資料看,“盈”字款白瓷器出現於盛唐時期,晚唐時期仍有發現,與大盈庫設置的時間吻合。
在瓷器的款識中,有官府機構簡稱者,不僅發現於唐宋時期,其他時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鎮窯燒製的卵白釉瓷器上時見與花紋一起摸印的“樞府”、“太禧”字款。帶有“樞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稱之為“樞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機構樞密院在江西景德鎮窯訂燒的瓷器。字款中的“樞”字無疑是樞密院的簡稱。“太禧”則是元代太禧宗堙院據《元史》卷八七《百官誌(三)》載,是“天力元年,罷會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總製之”,“掌神禦殿朔望歲時諱忌日辰芫堙享禮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顯然也應是太禧宗堙院在景德鎮窯訂燒之物。
以上所舉“盈”、“樞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說明在唐宋元時期瓷器以官府機構簡稱為款識的做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後有延續,太官署在瓷器上隻刻、劃其簡稱“官”字就不奇怪了,實屬正常。
綜合以上三個方麵的分析結果,不難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機構光祿寺下屬的太官署簡稱的結論。由此可以推斷,唐宋時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關瓷窯為太官署燒製的,也就是說,是太官署在有關瓷窯訂燒的,作為祭祀、朝會、宴饗(XIANG)供應膳食的膳具,性質非禦用瓷器。
四.“官”與“新官”字款的關係
“官”與“新官”字款的關係,也不難理解。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通入藏時鐫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帳目石碑,碑文開頭說“監送真身使應從重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並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如後”。這句話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賜”和“新恩賜”兩詞。從碑文中得知,“恩賜”物係唐懿宗(860-874年)李催所賜,“新恩賜”物係其繼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賜。“官”、“新官”與“恩賜”、“新恩賜”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紀年資料為浙江臨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錢寬墓和約葬於唐昭宗天複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與“恩賜”、“新恩賜” 鐫刻的時間都屬於晚唐時期。看來可能是當時行文的一種慣例。據此我們認為,“新官”是對“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後,可能是以示區別太官署前後兩次或前後兩位官員在同一個瓷窯訂燒的瓷器而刻、劃的。
五.“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麵已經講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見於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為什麽北宋早期以後不見了“官”、“新官”字款瓷器?這不排除沒有發現或發現了未被辨認出來的可能。但我們認為更多的是與北宋官府機構的變動有關。在前麵已經談到,北宋早期特別是太祖、太宗時期的官僚機構基本承襲了唐未、五代之製,光祿寺及其下屬的太官署繼續負責原來得事務,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的根本原因。此後,事情逐漸發生了變化。《宋會要輯稿 職官(二一之一)》光祿寺條引《兩朝國史誌》載:古者其屬有大官、珍羞、良醞、掌醢(音:海)四局,今分隸禦廚、法酒庫“。《兩朝國史誌》即為《兩朝國史》中的“誌”。兩朝國史》係北宋仁宗、英宗兩朝的果史,北宋王圭等撰,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成書奏禦。由此可見,在仁宗、英宗時期太官署的職事已隸禦廚。之後,神宗元豐年間,官製改革,撤消了太官署。這樣自仁宗、英宗時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義到瓷窯訂燒瓷器了,瓷器上也就不見了“官”、“新官”字款。
曆代紀年款特點之二
金代紀年款
金代陶瓷紀年款以墨書款較為多見,另有釉下彩書寫款和刻劃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於腹部和內底的。如“時皇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為金代蕭窯瓷瓶紀年款,橫刻於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鎮窯戶窯戶趙順謹施到慈氏菩薩花瓶壹對,供養本鎮南寺”。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白地黑花鳥紋虎形枕的底部有墨書“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定窯白釉剔花蓮花紋枕的底部有墨書“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軍使宅置到”款。1984年陝西銅川耀州窯遺址出土的盞範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陝西黃陵縣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書“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陽北鎮村出土的定窯夔龍紋盤印模內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幹支款;同時出土的定窯菊花紋碗印模的內壁刻有“甲辰蕤賓十四日”款。“蕤賓”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書“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買了一十個”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霍縣窯盤的外壁露胎處有墨書“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詩文枕,枕麵題七言律詩一首,其中有一句為“泰和三年調玉燭”。1988年12月山東成武寶峰鄉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無釉處墨書“泰和三年十二口買二隻”款。1978年秋河北曲陽北鎮村出土定窯四季花紋碗模的內壁環刻“泰和丙寅辛醜二十四日畫”款。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書寫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張泰造”款。1959年陝西銅川黃堡鎮窯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殘片。另見金代磁州窯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製”款,金代磁川窯三彩花卉盆外底墨書“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製”款。金代瓷器上還有—種隻書年號,不書具體年代的款識,見於紅綠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見於耀州窯青瓷殘片上的有“貞元”。
元代紀年款
主要見於磁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耀州窯、定窯資器上。既有彩書、墨書款,又有刻劃款。常落款於外底、頸、肩、腹部等處,位置不固定。如廣東遂溪窯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貼花牡丹紋三足爐外底刻有“大德七年製”款。元鈞窯天藍釉紫紅斑盤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窯刻劃花魚紋盤外底刻“至元八年製公用”款,前五字直書,後二字橫書。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國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記耳”款。陝西銅川立地坡古窯址出土的殘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龍蓮花香爐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陽琉璃寺詔伍塘城造”款。湖南衡東麻園窯址出土擂棒殘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窯白瓷枕的外底有墨書“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齊居(君)仁”款。元龍泉窯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歲仲夥吉日謹題”款。1979年江西豐城縣征集的出土於景德鎮的青花釉裏紅樓閣式瓷倉上有青花料楷書“後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時征集的出土於景德鎮的青花釉裏紅塔式蓋罐頸部有一周青花楷書款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於英國倫敦大維德基金會的元青花雲龍紋象耳瓶頸部有青花料楷書“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款。元磁州窯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書寫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還有一種不書年號的幹支紀年款,例如內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鈞窯雙耳獸足爐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爐一個”款。
明代紀年款
主要見於景德鎮官、民窯瓷器上。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款始自永樂朝,後成定製。但永樂官窯年號款隻見四字款,官窯瓷器上落六字雙行或三行楷書年號款並圍以雙重圓圓這一最常見的體式,則始自宣德朝;常見的六字雙行圍以雙重方框的體式,始自成化朝。還有—種常見的環書於高足杯、碗足內沿的六字或四字年號款的體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窯瓷器紀年款以朝代款(又稱年號款、年款)為主,民窯瓷器紀年款則以幹支款較為多見。明代紀年款多以青花料書寫,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書寫。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為多見。也有在器內底、近口沿、頸、肩、腹、流、柄等處的。官窯年款字體除永樂、宣德、弘治、萬曆朝有篆書體外,其他朝未見。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雙行和四字雙行最為多見,六字三行、一排橫書、一行直書、六字環形、四字錢文排列等極少見。官窯年款多由宮廷出樣、禦窯廠有專人負責照樣書寫,字體嚴謹規整。民窯紀年款則大抵隨意書寫,字體多草率不規。據有關專家考證,明代景德鎮官窯瓷器的生產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間官窯瓷器上的紀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較多見,其他朝則少見。有人根據明代各朝官窯瓷器上年款的特點,將明代官窯瓷器年款總結為五句口訣,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雜”,這與實際情況基本符合。
清代紀年款
清代景德鎮官、民窯瓷器上的紀年類款,從款識內容看,主要分為朝代款(又稱年款)和幹支款兩大類。年款多用於官窯器上,幹支款多見於民窯器上。官窯年款以楷書或篆書的“大清某某年製”、“某某年製”、”某某禦製”最為多見,如“大清康熙年製”、“雍正年製”、“康熙禦製”等。款字多落於器物外底,個別的落於近口沿、足內沿等處。六字楷書年款多作雙行排列,個別為三行排列或一排橫列,款外圍以雙重圓圈、雙重方框,也有無邊欄的。六字篆書年款絕大多數作三行排列,少數作一排橫列,極個別的為雙行排列,款外多無邊欄,個別的圍以雙重圓圈或雙重方框。四字楷書或篆書年款多作雙行排列,外圍雙重圓圈、雙重方框,也有無邊欄的,個別的四字篆書年款作上下右左錢文排列。清代紀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琺琅彩款、礬紅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類,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紀年款中占主導地位,琺琅彩款則集中出現於康、雍、乾三朝,隨著琺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複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礬紅彩款。刻劃和模印款則用於顏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廠官釉、仿鈞釉、爐鈞釉等。從字體上看,整個清代紀年款不外乎楷、篆、隸幾種,其中楷書居於主導地位,自始至終都在使用.篆書款出現於康熙晚期,當時隻用於供祝壽用的金釉藍團壽字和五彩三多紋器上。雍正時篆書款增多,許多仿製名窯的品種上均喜用篆書款。乾隆時楷書、篆書款平分秋色。嘉慶及其以後各朝,篆書款數量漸減,基本以楷書為主。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