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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為什麽，最近幾年徐渭的名字突然熱了起來。
這陣熱度大約源起於一場有關名人名言的討論。說是清代畫家鄭板橋極為推崇徐渭，自命為“青藤門下牛馬走”，還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這段掌故記載於袁枚的《隨園詩話》，話不一定是板橋親口說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並沒有理由捏造這種馬屁。隻是後人翻箱倒櫃，到底還是沒有在板橋的作品中發現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時爭論鵲起。
鄭燮到底說沒說過這句話已經不重要，人們所鍾愛的是這種古怪的自我調侃，以及調侃裏別致的謙遜，順帶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
徐渭就是徐文長。
這個名字在江浙一帶，尤其是浙北，是婦孺皆知的。可是人們記住他，並不是因為他的藝術成就或曆史地位，而是那些與他有關的趣聞。
此人聰慧狡黠，鬥官府、鬥汙吏、鬥地主，替百姓出頭，也時常滑稽無狀、窘態百出。我小時候住在鄉下，每晚在眠床上都要纏著奶奶給我講上幾段徐文長才睡得著覺。
所說的故事到底多少有據可查？人們心知肚明。但是不要緊，因為似乎也沒有人關心真假。老百姓依舊喜歡年複一年地幫他編著故事，英勇的、落魄的、高昂的、嘲諷的，甚至還包括黃色笑話，津津有味地聽一遍，再說給別人。故事裏的徐文長已經完全被改造成一個極其符合市民審美口味的文化符號了。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徐渭出生在浙江山陰，就是現在的紹興。
這一年是明中葉漫長而壓抑的曆史中極為無趣的一年。號稱吳中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已經五十一歲了，身體很不好，但還是勉力完成了他晚年山水畫裏比較完整的一幅《鬆濤雲影圖》；這一年距離一代宗師陳洪綬出生還有八年，他後來被認為是明代人物畫的最後一個高峰；政治上如果勉強要提一提的話，那就是荒淫無道的正德皇帝駕崩了。國力浸弱卻習以為常，萬事磕磕碰碰但還是在往前走，大家就這麽活著。
紹興這個地方是很怪異的。本府出師爺，諸暨出木卵（對愛抬杠的人的一種戲稱），嵊州出強盜，新昌出婊子，卻被稱為讀書人的故鄉。這裏的人很注重體麵，穩重保守，奉行實用主義，卻又喜歡投機耍小聰明；遇事要講三份理，說著說著急了又要拿著鋤頭追出三裏地去結果人家的性命，總之民風中夾雜著一種黑色幽默的愉悅。
二
徐渭在紹興有一座故宅，叫青藤書屋。它就在前觀巷的一條小弄堂裏，離我家很近，十幾年前我讀小學的時候每天都要路過他家門口。那裏常有一股奇特的味道，可能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有人在牆根兒上撒尿。
青藤書屋的格局是很小的，但是盛名在外。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藝術家常常專程跑到這裏來看一看，尤其是畫國畫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熱淚盈眶。然而，作為徐渭的近鄰，我是不大去的。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青藤書屋本身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徐渭的故居。這座老宅原叫榴花書屋，裏麵種了許多石榴樹，它在徐渭年紀很輕的時候就被人買走了，後來是陳洪綬把它買回來更名為青藤書屋。所以這宅子裏所謂徐渭的遺跡，十有八九都是後人附會出來的；二是去裏麵參觀要收五塊錢門票費。這讓我感到很困惑。我並不知道這個價格是如何估算出來的？倘若把這兩個原因放到一起，想起來就很不痛快。
話說回來，有人要去青藤書屋看一看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來人看到青藤書屋的格局便知道，這麽一方宿不宿、園不園的麻雀之地似乎正印證了他早年家道不濟的現實。徐渭一生清苦，老境更是頹唐，他在自己畫的《墨葡萄圖》裏題過這麽兩句詩：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置野藤中。有意思的是，就在幾年前，他的“另一串葡萄”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中賣出了近四千萬的天價。如此反差更使得這兩句詩讀起來耐人尋味。
三
聰慧、清高、同情疾苦、老於世故而又憤世嫉俗。如果我硬要抓著徐渭這幾個大多數文人共有的特點來寫一寫，既沒意思，又不厚道。
徐渭和絕大多數傳統文人究竟還是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中國古代的文人，首要的身份是士大夫，其次才是文人。對他們來說，做文學家是副業，混仕途才是正業。不幸的是，好些人在官場上沒什麽太大的動靜。
對於追求進步的人來說，成績沒得講其實是一件很鬱悶的事情。可是他們大多有著豐沛的情感和高超的筆法，總能在後人的心頭張羅一些情懷。
範仲淹去爬嶽陽樓，遠眺洞庭碧波千頃、黃昏吞浮，留下兩句憂憂樂樂；王昌齡走了一趟邊塞，麵對傾瀉的繁星、遠年的兵塚，也要感歎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哪怕是鄉間茅屋裏無依無傍的杜甫，在大風之中，仍對他的千萬廣廈念念不忘、大聲疾呼。
這些情緒都是對曆史宿命論的反抗，既舒展又奔放，既震撼人心又極具鼓動性，經過曆朝曆代被裱糊了一遍又一遍，於是信徒眾多。它想表明，文人對於國家是有作為的，文人對於國事是可以作為的，因此顯得政治特別正確。後人酷愛這類情緒，隻是他們不大明白，廟堂之憂固然動人，但是離開了廟堂，剝去了朝服，情緒也僅僅隻能是情緒罷了。
而徐渭則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了。他不搞也沒有機會搞政治，因此正確與否無關痛癢。這麽一來也好，樸素的青衫用不著背負虛重的包袱，家常的草鞋可以走一走泥巴小路。他所獲得的是作為底層文人更真實的生命體驗，盡管這體驗不一定舒適，盡管這生命不一定可愛。
曆史上真實的徐渭的確不很可愛。他恃才傲顧，孤芳自賞，也沒什麽朋友；他有精神病，他自殘，他發病的時候還把他老婆給殺了。
可是那又怎樣？
他是天才，不世出的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稱為天才就是因為其出位的生命強度，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觀察和理解有超越常人數倍乃至十數倍的感知力。
我有一位專攻花鳥的畫家好友，技法卓絕，是一個很有風骨的人，他的諸多作品都被畫院收藏。然而每每提及徐渭，朋友的神色總要緊張起來，他同我說：畫了一輩子寫意，比到徐渭那裏，筆下的萬樹千花還不如他的一片草有精神。一切才氣在他麵前都暗淡無光。徐渭，太燦爛了！
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很意外，我了解他是個不容易服氣的人。直到在他的推薦下找來一些徐渭書畫一看，我才明白，那竟是肺腑之言。
作為明代潑墨大寫意的開山鼻祖，徐渭衝破了前人因襲的種種藩籬，徹底拋棄傳統工筆技法的約束，以一種狂飆突進的姿態將花鳥畫的抽象境界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一代畫風深刻影響了八大、石濤、板橋，餘波遠至齊白石、潘天壽和李苦禪。
他總是駕馭著一股蒼茫的豪氣在紙上縱橫驅馳。勾與點在挑撥中落地生根，潑和皴在戲謔間相生相隱，黑和白的角力被導演得如此收放自如，張與馳的格局被調教得那麽乖巧熨帖。看徐渭的畫，不是看四百年前紙上的一垛墨，而是看被圍困了四百年的一隻蟹，苦思了四百年的一步棋，孤鳴了四百年的一枚老蟬。
每一滴墨都有它的歸宿，每一片留白都潑得恰到好處，一切都在呼吸，一切都發揮到了極致。
每次看他的畫，即使想象已經做好了準備，仍不免要被其樸拙的筆勢所震撼。徐渭作畫，終其一生都在躲避多餘的排場、刻意的精致，不事雕琢、不講圓潤、不要偽裝，因而具有一種原始的蠻性之美。他不屑於建立宏大的背景，他的背景就是寂寥的空曠，隻是順手拗了一把草、一捆竹、一麵蕉葉扔進這空曠裏，任他們隨意生長。這些草木在泥地裏撕扭，在頑石間倒伏，它們破斷、枯燥、披頭散發、無依無傍，不想叫人欣賞，然而這雜亂中又蘊含了無窮的生機，仿佛往紙上隨便潑一瓢水，一切又能重新茂盛起來，開枝散葉，讓人玩味、欲罷不能。
黃賓虹曾經說過，“西畫以能品為極點，國畫以能品為起點。”此言不虛。西方繪畫孜孜以求的是技法上的精致和形象上的逼真，然而對於中國傳統的文人畫來說，這可能隻是藝術境界上的起步階段，後麵的路還很長。真正要做到“大巧若拙、返璞歸真”這八個字，對於畫家在技法、思想、閱曆，乃至壽命上的要求皆不尋常。
這使我聯想到，金庸先生筆下的少林寺作為中華武學的正宗，極其講究循序漸進，小和尚從長拳練起，幾年一個台階，曆經羅漢拳、韋陀掌、金剛掌，要花上四五十年方可一窺易筋經的門徑。有太多的武學奇才，都因為年老力衰而無法登頂。
那徐渭呢？據說他五十歲才開始學畫。他又是何時登頂的？我說不上來，也許他就是那個頂峰。
四
當然，徐渭的天才不僅僅體現在繪畫這一個方麵。他在中年以後曾經給自己的幾項藝術創作搞了一個排名，嚐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原來在他心中，後人極為激賞的繪畫造詣竟排在最後一位。這有點不可思議，然而仔細想想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渭自小便通覽墳冊，爛於經典，在詩文上用功。應該說，他在這兩方麵的水平很高，自己也很看重。可惜他作為一個連正式功名也沒有的秀才，筆底的明珠又會有多少人尋訪呢？如果不是後來袁宏道在陶望齡的藏書架上偶然撞見那本被煤煙熏黑了的《闕編》，徐的詩文就算從此埋沒也一點不令人感到意外。
真正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那部《四聲猿》竟然未能引起他本人的重視。也許不是不重視，而是在功名藉藉的困境中，市井末技總是讓人羞於提及。
然而就是這部“市井末技”，成為了匯集南北戲思想語言的大成之作，在萬曆以前的明代戲壇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五
《四聲猿》實際上並非一部劇，而是四本折戲的集，得名於《水經注》裏的《三峽》。《三峽》一文，我曾在中學的語文課本裏見過它，這篇僅有一百五十三個字的文章堪稱古代寫景狀物教科書式的典範，雖未提及一朝一人的曆史，卻讓人感受到千古的狹遠、萬世的空曠，尤其是文末收手的點睛之筆，“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意境尤為高古。
明代中前葉的戲曲創作，有三種很不好的傾向。一是折本冗長拖遝，二是對華美詞藻的膩愛，二是將專製倫理宗教化、神聖化。倒黴的是，竟有文人打通了三者的關節，炮製出一批登峰造極的作品。
最有名的，比如丘濬的《五倫全備忠孝記》。丘濬這個人其實不差勁，雖是理學名宿，但他博極群書，為人並不迂腐，倡導經世致用、注重變通。他在很有限製的時代背景下朦朧地觀察到了勞動和商品價值的關係，可以說是明代最有成就的宏觀經濟學家之一。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務實敏銳的人，也喜歡將大把的業餘時間浪費在摹寫味同嚼蠟的節烈故事上麵。後來日本著名的戲曲學者青木正兒就曾點名批評，“五倫為道學臭味之作，一望標題即可知之”。再比如，李開先的《寶劍記》，竟能把林衝雪夜上梁山這樣悲憤無奈的故事寫出一股特別忠君愛國的味道，實在是前無古人。這些作品或許也曾有過身份和身價，然而從文學性的角度看，終為評論家所不恥。
孝子節婦也好，忠臣烈將也罷，可以這麽說，在我們的民族故事裏，已經有了太多的造神文化。男男女女，形形色色。造神的目的並不在於紀念，而是用神。有用神者，必有人賄神。而靠神吃飯的人，是不會願意去扒開那個模子,問一問底細的。越是不開化的時代，越是這樣。
於是，第一個“開化”的人，總要有些特別的本事。
在反對擬古、堆砌和說教這三方麵，《四聲猿》顯然走在所有人的前麵，首倡一代風氣之先。徐渭的創作不是寬泛意義上的大批判，而是極具針對性的。
這四部劇，《雌木蘭》和《女狀元》兩折以古代藝術史上經典的易裝傳奇為藍本，表現了女性在社會層麵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才情和魅力。然而，與口號式的讚美不同，徐渭的筆法另有別意。在他的故事裏，即便木蘭凱旋、崇嘏高中，依舊無法改變她們女子身份被發現以後的宿命，再大的功績、再多的賞識都要屈服於名教規矩、閣中方圓，於是隻好複紅妝、嫁郎君、相夫教子，再活一遍別人的生活，來完成一個女子舊有的使命。
這迫使人思考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麽人非要讓花木蘭、黃崇嘏這樣傑出的女性重新回歸到一個家庭婦女的位置上來？答案隻能是，那些家裏的男性。這些女子所建立的功績和名望已經遠遠超過他們所能駕馭的範圍了，他們的手中除了祖宗留下的一點倫理綱常，完全束手無策。於是大家就心照不宣，照章辦事，企圖讓一切都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徐渭用了一些很符合士大夫口味的“圓滿結局”來諷刺當時普遍平庸的男性社會。
六
《玉禪師》一折則更見一番機杼。它的情節原本很簡單，就是講玉通禪師因見隙於臨安府尹柳宣教而被後者設計破戒，玉通遂轉世投生為柳家少女，墮落成妓女以為報複，直到師兄月明將其點化，修成正果。
這戲文的精彩要緊之處並不在於官場與佛門的爭鬥，也不在於玉通最終重獲金身，而是每個人的身份和心態。
玉通和月明原本都是西天古佛，南遊臨安二十年，修持仍未得證果。他對自己的境況有個說法，
“俺想起俺家法門中，這個修持？象什麽？好像如今宰官們的階級，從八九品巴到一二，不知有幾多樣的賢否升沉。又象俺們寶塔上的階梯，從一二層扒將八九，不知有幾多般的跌磕蹭蹬。”
這番抱怨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佛門原本應當是無欲無求、普度眾生的清淨之所，然而在這樣一位得道高僧的口中卻和官場一樣變成了一個講階級、論資格的地方，無非是世人中意一頂烏紗帽，他要爬的是玲瓏寶塔。這也就難怪府尹大人到任，三教相迎、具名受點，隻有他不要去。個中緣由恐怕並非他所說的那樣，為求個“清閑自在”，而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能幫他求得證果的人和事，他是沒有心思迎來送往的。
可恰恰就是這樣一件小事，竟開罪於府尹大人。柳宣教新官上任，原不說日理萬機，也是門庭若市。他卻在百忙之中神奇地記得那個沒來參拜的玉通和尚，不但懷恨在心，而且想出個毒計來要加害於他，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氣。這樣的人品和格局，堪稱官場中一等一的敗類，如今主政一方，對百姓蒼生簡直就是災難性的伏筆。
再說柳宣教派去設計玉通的營妓紅蓮。她也滿腹委屈，“我想起來，玉通是個好長老，我怎麽好幹這樣犯菩薩的事？咳，官法如爐，也隻得依著他做了。”
真的是這樣麽？且看她得手之後嘲笑玉通的潑辭，“師父？你由我叫，則不理我，也沒法兒，誰著你真個與我行方便…你不要忒不知福。”如果說作為營妓懼怕官法如爐尚可同情，那麽做了壞事反而得意忘形的作態則未必不能說明她主觀上享有做工具的愉悅。
如果說釀成這起悲劇的推手還有一個人的話，那就是玉通和尚自己。
在玉通中計失身之後，他一邊大叫落入了畜生的圈套，一邊懊悔，“我在竹林坐了二十年。雖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這等樣牢堅，這等樣牢堅，被一個小螻蟻穿了黃河塹。”可見這樣的修行原本一點也不享受，對於一個執著於要爬到塔尖的人來說反倒更像是一種煎熬。
即便是中了別人的圈套之後，玉通是否檢視過自己的秉持呢？
我看是沒有。
他自己說，當年阿難尊者險些也被西天摩登伽女用一個淫咒攝了去，虧了那世尊如來，才救得他回。“那阿難是個菩薩，尚且如此，何況於我？”言下之意，阿難尊者位列三寶，法力高強，都難免要為女色所害？他一沒有那麽高的法力，二沒有世尊如來救他。如果有人存心要陷害他，如何躲得開？
這恐怕就不僅僅是個借口那麽簡單了。
隻能這麽說，過去的二十年，他每天都生活在保護自己修行成果的恐懼中，生怕遭別人奪了去。俗話講，越是怕什麽越來什麽。一個人的恐懼到達了極點，便會產生憤怒。他不但丟了一副小心翼翼守護的“金身”，更丟了哪怕作為一個普通佛教徒基本的反省和理智。於是，才有了自殺投胎報複的怨念。如果後來不是月明和尚出手點化，幫他修成“正果”，他和柳宣教之間的大仇恐怕是要冤冤相報了。
一個睚眥必報的酷吏，一個安為爪牙的惡妓，一個走火入魔的和尚，一場狗咬狗的鬧劇。徐渭的思想高度在於，他並不是要審判這三者中的任何一個，而是用一種高度濃縮的人性衝突來反證病態的社會肌理。他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官人、女人和僧人，而他們的傲慢、曲順、欲望和反抗都是人性中無法壓抑和回避的固有成分。一個表麵上把道德和倫常捧上天的社會，私底下卻任由人性的惡通行無阻、四處橫流，真讓人看不懂。
徐渭不但看懂了，而且看透了。因此，他方能用極為儉省的筆墨刻畫出這般複雜的世態和人性。
七
最後要說的是《狂鼓史》。
《狂鼓史》其實就是禰衡擊鼓罵曹的再演，無非是場景從人間宴會到了陰曹地府，罵與被罵的雙方從人變成了鬼魂。
同前麵三劇，尤其和是《玉禪師》比起來，《狂鼓史》的藝術成就未必一定拔得頭籌。
但是它最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故事以外。
眾所周知，曹操是中國曆史上一大梟雄，這是往好聽了說。不好聽的，就是奸臣。有人說徐渭寫《狂鼓史》就是自況禰衡，意在影射當朝的奸臣。
話是沒錯。問題是，誰是奸臣？
回答這個問題恐怕連明史都不大用翻，嘉靖一朝最有資格享有奸臣名號的除了嚴嵩，還能有誰。
徐渭當然有理由恨嚴嵩。嘉靖三十六年，因為多次參奏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徐渭的同鄉摯友沈煉就遭到嚴氏父子謀害。國事維艱且奸臣當道，氣憤之下他寫出這部劇來大罵嚴黨完全可以理解。
也許天下人都在罵嚴嵩，他徐渭也可以。
也許天下人都在罵嚴黨，但是偏偏他徐渭不可以。
原因很複雜。
這裏要先提一個名字，浙直總督胡宗憲。
胡宗憲是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一個，真正賞識徐渭、尊重徐渭的人。
徐渭的出身是很鄙賤的。他是庶出，而且是嫡母苗氏婢女之子，上頭有兩個年長他二十多歲的哥哥，揮霍無度。他出生沒幾個月，父親便撒手人寰。在他十歲多的時候，生母就被趕出家門。盡管苗氏待這個小兒子還算不薄，然而徐渭始終是在一種不愉悅的氛圍中長大的。做了秀才之後，他便屢試不中，無以維持生計，隻好入贅到別人家中當女婿，孰知沒幾年妻子便得了肺疾病死。又時值嘉靖年間，倭寇之亂橫行。
科場失利、寄人籬下、時局動蕩，徐渭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糊裏糊塗度過了他的青春。直到三十五歲，成為胡宗憲的幕僚才稍稍安定。
胡宗憲雄才大略，尤善用人，他的門下是不收吃白飯的閑人的。我說過，紹興是專出師爺的地方。徐渭在胡的身邊一度貴為智囊之首，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文墨有通天之才，一篇代頌祥瑞的《進白鹿表》深得嘉靖歡心，竟獲禦筆親批。這一篇馬屁文章實有力挽狂瀾的效用，在當時暗流湧動的朝局下，保住了胡宗憲岌岌可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與那些誇誇其談的文人不同，徐渭深諳兵道，有真正縱橫千軍萬馬的謀略。在沿海倭患肆虐的十年間，他屢獻奇計，多次幫助胡宗憲戰勝倭寇、擒獲倭首，立下汗馬功勞。不管派什麽用場，徐渭的作用不是一般的門客可以相比的。
當然，胡宗憲對他的恩惠也算是天高地厚了。在胡的帳下，除幕酬以外，徐渭的一切開銷，包括喝酒吃飯不計花費都有總督大人買賬；胡知道他一個窮書生沒錢，後來還賞給他一大筆銀子買宅續弦；徐渭為人狂傲，不遵俗禮，常常喝醉了酒去參會討論軍情，見官不跪，胡宗憲也從未計較過；最驚人的是，胡宗憲知道徐渭最大的遺憾是考了七次科舉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功名，為此有一回他專門跑去召集當年鄉試的一眾考官，挨個打招呼。權傾東南的總督大人親自出麵，這幾乎就是要明著保送徐渭科甲登榜了。然而，什麽叫造化弄人？有一位考官因故沒見到胡宗憲，徐渭的卷子恰恰落在他手裏，結果他還是落第了。大概這就是天數。
無論如何，徐渭與胡宗憲相交多年、惺惺相惜。他們的關係也並非一般的知遇之恩可以形容。
照道理來說，像徐渭這樣的角色，在總督身邊說的話、寫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憑借一腔熱血，徐渭寫出《狂鼓史》這樣酣暢淋漓的劇本來抨擊弊政和奸臣，為朋友伸張正義，應該得到身邊許多文人，至少是清流的讚許。
有是有，但是大家隻欣賞其詞設文采、嬉笑怒罵，到此為止，絕口不做任何發揮，盡管他寫的什麽所有人心知肚明。
原因說出來很尷尬，因為胡宗憲就是嚴黨。
胡是嚴嵩最器重的弟子，受其門人一路關照舉薦，直至提拔到總督任上，在世人眼中那是最鐵杆兒的嚴黨。據說他也是一路斂財賄上、妻妾成群，可謂名實相符。計較起來，就連徐渭自己身為幕僚和秘書，也幫胡宗憲寫過很多拍嚴嵩馬屁的文章，甚至是壽詞。那他算不算嚴黨呢？
摯友屍骨未寒，痛罵繞梁尤在，自比為禰衡的徐渭怎麽轉個身又甘為嚴黨鞍前馬後呢？
當時很多人是無法理解這一點的。
這些人是沒辦法理解，因為他們太講政治了：要麽你是清流忠臣，要麽你是嚴黨奸臣。要麽，騎在牆上，你就是個投機分子。
八
唉，徐渭啥都不是，他不講政治，他就是個純粹的文人。
罵嚴嵩，是他為天下諍骨鳴不平，叫做黑白分明；幫胡宗憲寫字打仗，那是他做人的操守，叫做知恩圖報；罵嚴嵩而不罵胡宗憲，這種看似奇異的是非觀，卻更在操守二字之上，叫做家國天下。
前麵兩層都好辦，最難的，是最後這四個字。
因為它完全沒有私心。
後人談起明朝抗倭的民族英雄，頭一個想到的不是胡宗憲，而是他手下一個名氣遠超過他，以至於近乎被神化了的將領，戚繼光。戚氏殺敵的功勞自然無可爭議，但是他在官場上的作為在我看來和胡宗憲並無兩樣。他給張居正送錢、送美女、送春藥，恐怕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但是這個烏煙瘴氣的官場又哪裏有“正人君子”呢？無非是他碰巧走對了曆史的路子，張居正再有爭議，也落下了一個忠臣的名聲。
中國人總喜歡給別人下結論，對曆史人物蓋棺定論，尤其愛用忠奸二字。其實，這“忠”與“奸”兩個字卻是一切傳記、曆史和演義裏最糊塗的評價。
因為，在“忠”和“奸”上麵，還有一個“君”字。
如果說忠是忠君的話，那嚴嵩是最忠的了。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是他利用那一點點可憐的賦稅和財政維持著整個大明帝國的運轉，大興土木要找他，六部開支要找他，災荒年饉要找他，邊關戰事也要找他，他還要對付一切跟皇權過不去的人，好讓道君皇帝潛心修煉。按這個邏輯，給嚴嵩找麻煩的人才是奸臣。
然而，當忠君和忠國發生衝突的時候，事情就變得很有意思了。忠國的池子很大、人很多，沉了一波，還有一波，總之掉下去死不了人的；而忠君的池子太小，替皇帝辦事的就那麽幾個，一百件做錯了一件，便是逢君之惡，先射箭後畫靶，奸臣的帽子一扣一個準。
這裏麵有個很隱晦的邏輯——因為皇帝是不能罵的。
君即君父，兒子罵爹就是不孝；罵了皇帝，便是不忠。為了顧全君父的名聲，孽債自然要記在不忠不孝的“奸臣”頭上了。
當然，不怕死敢罵皇帝的也不是沒有，海瑞就是一個。結局是很滑稽的，海瑞並沒有被殺，而是被當做全國道德模範供起來，而現實依舊沒有任何改變。這恰恰是中國專製社會的可怕之處，它不僅是倫理法度上的嚴密控製，更是思想上的自我專製。即便出過一個海瑞，所有人仍然自覺地回避議論君主，隻論忠奸。一個忠字便可光芒萬丈，雞犬升天；一個奸字便可一耙子打死，連坐十族。
至於忠和奸的是非界限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翻遍明史也找不到答案。
一為嚴黨，自然不可能再做忠臣了。嚴黨就嚴黨吧，但就是這個嚴黨胡宗憲，做到了很多忠臣做不到的事情。
十年抗倭，東南將士浴血奮戰，固然可敬可歎。沒有了一個戚繼光，仗一定還能打下去，可是沒有了胡宗憲，嘉靖的丹爐裏恐怕一時間也煉不出第二個能保住大明半壁江山的帥才了。
嘉靖三十年，滔天倭患禍起肘腋之間，胡宗憲在缺兵少將、糧草軍需時常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夙興夜寐，曆經大小數十役，至四十一年取得決定性勝利，滿打滿算隻用了九年。這種仗，放在幾百年後的西北叛亂、苗民起義、太平天國任何一場戰爭，那是有得打了。
他贏了，因為終於肅清了倭患；他也敗了，因為清流們終於拔掉了嚴黨在嘉靖心中的定海神針——東南戰局，參倒嚴黨指日可待。
果然，就在胡宗憲勝利的同一年，嚴嵩倒台。胡以依附嚴黨事被參入獄，含冤而死。
沒有了匪患，哪有兵事，沒有兵事，何需將帥。這種世人皆知的道理，可惜他胡宗憲偏偏不懂。他隻知道要以最快速度消滅倭寇，必須取得朝廷的支持。不靠嚴嵩，哪有糧草軍餉？不靠嚴嵩，哪有將士用命？不靠嚴嵩，怎麽能頂得住言官雪花一樣的參奏，和倭寇決一死戰？他幹的一切都是自願的。
官場的劣跡固然不值得美化，人性的私欲也不值得稱頌，但是一輩子能辦一件救萬千黎民於水火，免億兆蒼生於塗炭的大事，那些充滿委屈和謾罵的史書，就隨它去吧。
也許這就是徐渭願意投身幕下、奔走效勞的原因；也許這就是徐渭逞其絕代才華，甘心代筆阿諛奉承的隱衷；也許這就是他對所謂知遇之恩最好的報償；也許這就是一個八次科舉連個功名都沒有的秀才，對家國天下的理解。
九
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倒台後還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徐渭的好友沈煉被平反，這是最近一年唯一能讓人感到寬慰的消息了；二是兵部侍郎李春芳送來了六十兩聘銀請徐渭去做他的幕僚。徐渭不知道具體去做什麽，但是為了生計，他還是去了一趟北京。
能去幹什麽呢？無非是手下那點筆墨而已。嘉靖修道，故好青詞（一種道教齋醮時用的華美祝文），這種嗜好和楚王好細腰是一個路數。世宗一朝十幾位內閣輔臣，有一半以上都是靠寫青詞起家的，故民間有“青詞宰相”的諷稱。當初徐渭那篇《進白鹿表》可謂名揚京師，李侍郎大概是想用六十兩銀子來問問前程了。
徐渭寫了兩首便寫不下去了，不是江郎才盡，是他不想寫了。麵對繁重的案牘辭章、李府的迎來送往、清流的高談闊論、同僚們為三鬥米折腰獻媚的嘴臉，他終於明白，李春芳不是胡宗憲，胡宗憲已經死了，和倭寇同歸於盡了。自己也不再是門客，隻是門仆。如果有需要，還可以隨時把這個“仆”字的單人旁拿掉，換上提手邊，變成一個“撲”，跪撲在地的撲。他從未感到眼前這一硯墨散發著如此陳腐惡臭的味道，他不幹了，打算將俸銀如數退還，回紹興去。
不知道是不是侍郎和他開了一個過頭的“玩笑”，李春芳拒收了這六十兩銀子，還托人告訴他：胡宗憲人死了，可案子還沒了呢。嚴黨嘛，查個一年半載的也無妨。我知道你過去都幹過什麽？
敲詐一個身無長物的讀書人實在是這世上最為下流的行徑了，如果說敲詐者是另一個讀書人的話，那簡直天理難容。這件事徐渭晚年在《畸譜》裏隻用了兩個字形容，曰“聲怖”。
也就是在此事過後不久，在胡案緊張的風聞和多重精神壓力之下，徐渭瘋了。他徹底厭棄了這個世界，厭棄了自己，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殺。於是，他從牆上拔下一根三寸長的釘子，塞入左耳，以首擊地，要把釘子撞進去。人若是想死，死法有很多種，大多是快速地了結自己，選擇這樣一種極其痛苦的方式，那必定是絕望的鈍感已經超出了一切痛苦。更絕望的是，他沒能死成，前後一共九次。每每讀到這一段，我的心情總難自抑。心既憐之，由憐生歎，由歎生恨！
一位傑出的軍事家，一位世界級的畫家，一位載入史冊的文學家，竟然因為過去的功績而受到牽連，因為要謀生而獲罪，因為不願做一個被別人呼來喝去的奴仆而受到這樣的恐嚇和作弄，以至於走投無路但求一死。我隻想問問嘉靖皇帝，這個姓徐的文人曾經為保衛你的江山和子民的尊嚴立下過天大的功勞，如今你的人卻反過來要靠踐踏他的尊嚴來給你上供，也許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讀著這樣的青詞，不知你幾時才能位列仙班？
這一天注定是中國古典藝術史上晦暗的一天，是所有被剝奪尊嚴的藝術家共同的祭日。
十
徐渭一輩子都活在侘傺、悲傷和彷徨的循環往複裏，快樂的時間是極少數的，他的《四聲猿》皆是喜劇，卻比以悲劇收場的故事更為刺目。
在這種黑色幽默裏，我們似乎總能隱約見到他自己的影子，仿佛一個孤身乘舟途經三峽的過客，聽見兩岸猿聲起伏，心懷羈旅愁緒萬千，禁不住大聲哭喊回應。
徐渭，生前是多災多難，是曆史上一位悲劇性的人物，甚至很多人都懷疑他有真正的精神病，晚年殺死繼室，陷入七年牢災，九次自殺不遂。
但是，他在書畫藝術上的傑出成就，使其成為後世敬仰的畫壇大師、書壇怪手，對清代乃至近現代影響極大，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李苦禪等大家，無一不受他的深遠影響。
而且，他不但是一位奇才，還是一位全才、通才！和楊慎、解縉並稱為三大才子，才氣猶在唐伯虎之上！
他在書法、繪畫、詩詞、文學、戲曲、經書注釋、道釋經解、醫書、書評、書畫理論以及燈謎、酒牌譜等都有很高的建樹，他的著名雜劇《四聲猿》與湯顯祖堪稱伯仲，他的詩文，被袁宏道推崇為“有明一人”。
他的書法，擅長楷書、行書、草書，其中尤以狂草最為出色，隨手揮灑、狂放不羈。
他不求工穩，善於變化，大小、斜正、疏密、濃淡、輕重，UU看書 www.uuｋanｓhu.coｍ 一氣嗬成，恰到好處。他的字看上去不是很“美”，甚至有些“醜”，點畫和點線之間往往堆積擠壓，使字形淡化。
他的書法初看狂塗亂抹、橫倒豎歪，怪態百出，然而細看，則飛沙走石、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氣勢磅礴，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境地，為後世所罕見。
然而與書法相比，徐渭的繪畫影響更大，後世對他的評價也極高，認為他是四百年年來水墨大寫意畫派承先啟後的巨匠，文人繪畫的一座高峰。
然而，他生前的詩書字畫，卻也是一直不為人重視，直到他死了多年以後，明代當時文壇領袖、大思想家、文學家，“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偶然在在朋友陶望齡家裏，發現了徐渭的詩文稿，他在燈下讀了數首，不禁拍案叫絕，深為徐渭的才情陶醉。
此後袁不遺餘力地搜羅徐渭、研究徐渭、宣傳徐渭，使得徐渭身後名聲大噪，並贏得人們廣泛的讚譽和追捧。
然而，由於生前不受重視，遺失毀掉的詩文繪畫，不知道有多少。畢竟，又不值錢，誰會珍而重之將它好好收藏？萬發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