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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保利拍賣對這件印章的考證可知，這件拍品以頂級俏色纏絲南紅瑪瑙為材，色彩鮮豔、紅白交織，以色為界取上部純紅色巧做朱雀鈕。底刻陽文“叢雲”二字，被依次著錄於清代帝後寶璽印譜的乾隆、嘉慶、道光卷中，且此印無論從大小、材質、篆刻字體，與現藏故宮之乾隆寶藪中所載完全吻合。
印文“叢雲”二字當源自乾隆元年其“叢雲”禦筆匾，這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匯總》第七卷P94-95中有明確記載。
在清宮，印章是十分重要的文房用品，它和帝後的日常文化生活有著密切的聯係。展閱禦府書畫，鈐於其上的林林總總的各式帝後印章顯示出它們各自流傳的經曆，觀摩之餘，總能給人一種別樣的享受。環視宮中殿宇，鮮活的帝後印章遺跡更是比比皆是，它們與眾多的牌、匾、聯、額一起，構成了宮殿建築室內外裝飾裝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皇帝璽印及其使用遺跡廣泛分布於各類宮廷文物之中，成為宮廷收藏的重要鑒別依據。尤其是乾隆皇帝，一生刻製了大量寶璽，或用於禦筆書畫的鈐蓋，或用於書畫和典籍的鑒藏標識，成為此一時期宮廷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證。其中有一類通用小璽，它們基本上製作於乾隆早期，形態多樣，印文多為吉祥詞句或成語，使用頻率很高，並且繼續被後來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所使用。此方“叢雲”小璽就是其中之一。
此璽瑪瑙質地，圓雕朱雀鈕，通高2.7厘米，印麵寬1.05厘米，厚1.65厘米，印文為陽文“叢雲”二字。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嘉慶寶藪》和《道光寶藪》中都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材質、體量，還是篆法布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乾隆皇帝寶璽的真品。這裏將有關此方小璽的資料臚列於後，並略作分析，以便於有興趣者鑒賞之。
關於皇帝禦書鈐用寶璽的印文，乾隆皇帝曾有過相當精辟的論述。他說：“夫天子宸章，擇言鐫璽，以示自警，正也。即偶寓意別裁，然近玩物，不足為訓。”認為皇帝的印章要充分體現自己的性情和意誌，要有感而發，有針對性地刻製，從而起到警示自己鞭策自己的作用。他同時還給出了一些可為典則的實例：“如皇祖之‘戒之在得’、皇考之‘朝乾夕惕’、朕之‘猶日孜孜’，莫非寓戒慎之意。”而此方“叢雲”小璽的印文從字麵上來看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意義，應屬於“寓意別裁”之列。但選取這樣的文字刻製寶璽對乾隆皇帝而言也並非毫無緣由，而是有其原因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皇帝病逝，二十五歲的皇四子弘曆繼承皇位。九月三日，弘曆在太和殿登基，大赦天下，宣布明年為乾隆元年。弘曆也同時移住養心殿，成為養心殿新的主人。繼位後不久，乾隆皇帝便開始了對養心殿的改造，這一工程至乾隆元年（1736）年底基本完成。在現存關於養心殿改造工程的檔案中，有這樣一條記錄：乾隆元年“十月初六日首領夏安來說，宮殿監都領侍蘇培盛交：養心殿西暖閣仙樓上用禦筆‘長春書屋’匾文一張、‘叢雲’匾文一張……。傳旨：‘長春書屋’匾文著做紅蝠流雲邊匾一麵，‘叢雲’匾文做著色石榴式匾一麵……。於本日首領夏安、太監張良棟交出禦筆挑山一張、對三副、福字一張、戴臨敬書橫批一張，其匾文二張俟擬準之日另行交出，欽此。於十月初七日首領夏安持來著色石榴式匾小紙樣一張，宮殿監都領侍蘇培盛奉旨：‘叢雲’匾做石榴式樣，著郎世寧畫，欽此。於十一月十三日做得長春書屋匾、對等件並托裱挑山、福字等，柏唐阿圖拉、拴住持進懸掛、貼落訖。” 其中明確記載當時乾隆皇帝為養心殿西暖閣仙樓題寫了一塊“叢雲”匾額，並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設計成石榴式樣，由當時在宮廷服務的著名傳教士畫家郎世寧執筆繪製。說明早在乾隆元年，乾隆皇帝就為養心殿西暖閣題寫了“叢雲”匾額。該匾額在後來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編輯完成的《國朝宮史》相關部分中沒有收錄，極有可能那個時候該匾已經不在此處。可能的去向就是圓明園中的保合太和殿，因為在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欽定日下舊聞考》中記載，在圓明園保合太和殿西暖閣內就懸掛有一塊“叢雲”匾額。 我們知道，乾隆時期許多禦用寶璽的印文來自於他為各個宮殿題寫的匾聯，如“得句因新意”、“耽書是宿緣”璽就是乾隆皇帝為弘德殿題寫的對聯，“新藻發春妍”璽則是他為養性齋題寫的對聯。而“朗潤”、“鑒古”、“芝田”小璽則來自於他為建福宮各殿題寫的匾額。出於同樣的做法和思路，乾隆皇帝用為養心殿題寫的“叢雲”匾的匾文刻製小璽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從現有的資料可知乾隆皇帝曾經刻製了不止一方“叢雲”璽，而最早的“叢雲”寶璽刻製記錄是在乾隆三年（1738）。這一年四月“初六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高玉交白玉套圖章一件。傳旨：著照樣做一件，欽此。於本年六月初一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做得白玉套圖章一件，並原樣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高玉呈覽。奉旨：將原樣留下。其新做圖章外層上圓著刻‘惟精惟一’，下方刻‘所寶惟賢’。 二層上圓刻‘乾隆宸翰’，下方刻‘叢雲’。三層上圓刻‘旰食宵衣’，下方刻‘人情為田’。先篆樣呈覽，準時再刻。欽此。於本年七月初十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畫得上圓‘惟精惟一’陽文、陰文，‘乾隆宸翰’陽文、陰文，‘旰食宵衣’陽文、陰文。下方‘所寶惟賢’陽文、陰文，‘人情為田’陽文、陰文圖章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第一層上圓‘惟精惟一’準鐫刻陽文，下方‘所寶惟賢’準鐫刻陰文。第二層上圓‘乾隆宸翰’準鐫刻陰文，下方‘叢雲’準鐫刻陽文。第三層上圓‘旰食宵衣’準鐫刻陽文，下方‘人情為田’準鐫刻陰文。欽此。於乾隆四年五月十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做得白玉套圖章一方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這方白玉“叢雲”璽是一組三層套印中的一方，於乾隆四年五月完成並使用。而此方瑪瑙“叢雲”小璽沒有相關的製作記錄，具體的製作時間也不清楚。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冊乾隆皇帝於乾隆九年（1744）以前創作的《禦筆秋英詩畫合璧》冊，內繪葵、海棠、菊、桂、蘭、石竹六種秋季花卉，每種又配以對幅詩文，其中在桂花一開的畫幅右側鈐此“叢雲”璽，應該是該冊創作後不久鈐蓋上去的。由此可以推斷此方瑪瑙“叢雲”小璽製作於乾隆九年以前，屬於乾隆皇帝的早期禦用小璽。
據不完全統計，僅《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收錄的作品中就有超過80件鈐蓋此方小璽，如果加上已知的沒有被《石渠寶笈》著錄的鈐蓋有此璽的作品，總數當在百件以上，應該說此璽的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通過對以上作品鈐用狀況的分析，可以得知此璽的鈐蓋使用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作為乾隆皇帝禦筆書法和題記上的引首章使用。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李世倬《皋塗精舍圖》軸中，有乾隆十二年題詩兩首及三十二年、三十四年題詩各一首，其中乾隆十二年《丁卯暮春五日遊玉華寺皋塗精舍有作》題詩中，起首部分即鈐此璽。是為此璽用作禦筆引首章之一例。二是作為禦筆書法和題記上的壓腳章使用，或單獨或與其他小璽配合鈐用。如《石渠寶笈》著錄的《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中，在第三幅“層岩飛翠”和第十一幅“舞劍台”的乾隆禦題詩後麵都鈐有此璽，是為用作壓腳章之一例。三是在小幅禦筆書畫上鈐用，這種情況一般根據書畫上的空餘之處相機鈐蓋，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在位置上沒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鈐用的實例除了前麵提到的台北故宮藏《禦筆秋英詩畫合璧》冊外，台北故宮所藏《題明董其昌雜書》冊中也有使用。此冊最一幅有乾隆十一年（1746）禦筆對董其昌書法運實於虛的心得和仿董其昌米家山水畫，畫幅右下角即鈐此璽。四是作為騎縫章鈐用，這種用法在乾隆時期宮廷書畫收藏的裝裱中相當普遍。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乾隆禦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在“絜矩民天”引首紙與畫心紙之間的隔水接縫處上鈐“聊以觀生意”璽，下鈐“叢雲”璽。又如台北故宮藏乾隆禦筆《禦臨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並圖》中，在每開的畫心與裱邊的四角接縫處都各鈐一不同的小璽，此方“叢雲”小璽即被鈐蓋在首開的右下角接縫處。 而一些宮廷收藏的古代書畫名作，在乾隆時期宮廷重新裝裱後，在各部分與隔水的接縫處，或者在畫心紙絹的接縫處，多鈐蓋乾隆皇帝的小璽，此方“叢雲”小璽也往往在其中。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馮承素摹《王羲之神龍本蘭亭序》、顧愷之《洛神賦圖》卷等都是如此。這種鈐蓋有騎縫小璽的作品，通過小璽的鈐蓋將裝裱的各個部分連在一起，以後一旦重裱或割裂，鈐蓋的小璽便被破壞，無法保持裝裱的完整。或許這種在裱邊或絹紙接縫處鈐蓋騎縫小璽的做法，更多的是出於保持乾隆宮廷原裝原裱的完整度和持久性而采取的措施。
此方小璽在乾隆、嘉慶、道光寶藪中都注明材質為瑪瑙，這與實物是一致的。將該璽印麵與三帝寶藪中的印本對比，印麵殘損的過程一目了然，狀況與實物也非常一致。該璽之材料色彩豐富，下部為紅白相間的紋理，切割成印體，上部利用紅色雕刻一隻朱雀，似浮於水麵之上，翅膀、羽毛、頭部雕刻精細，栩栩如生。印體中上部四周刻一道弦紋和卷葉紋，線條有力而流暢。該璽俏色運用得當，顯示出製作者很好的設計和對印料的掌控能力，體量不大，但顯得極為可愛。
綜上所述，該璽是乾隆皇帝早期禦用小璽之一，在乾隆禦筆書畫和清宮收藏的古書畫上曾廣泛鈐用。對它的考察，可以豐富我們對此類小璽的認識。轉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