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悅
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開海設關”。陶瓷重新占據了東西方貿易市場的主要地位，開始遠銷海外，外銷瓷呈現出許多異於前朝的新特點。
品類的豐富多彩，數量的巨大，是康熙外銷瓷的特點之一。同時，為了迎合西方市場，裝飾西方風格的紋飾圖案、中國本土未有器型的出現等種種新特點陸續呈現。甚至為迎合市場，要模仿品質略遜一籌的日本“伊萬裏”瓷，而被迫“創造”出了一種瓷器的新式樣。
中國風、西洋風、日本風，共同構成了康熙外銷瓷的新特點。
清康熙 清花仕女圖花口盤及款識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亂”，解除了自順治以來長達四十餘年的海禁，在閩（漳州）、粵（廣州）、浙（寧波）、江（上海）四處設立海關，中國的海外貿易由此步入“開海設關”時代。陶瓷作為重要的貿易商品，重新占據了東西方貿易市場的主要地位，遠銷海外。
一六〇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自此，荷蘭取代葡萄牙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霸主。直至一七八九年解散，荷蘭東印度公司一直壟斷著東西方海上陶瓷貿易。康熙時期遠銷歐洲的中國瓷器，絕大多數是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完成的。
基於以上的背景，康熙時期的外銷瓷呈現出了許多異於前朝的新特點。
清康熙 青花開光花卉孔雀紋盤
品類豐富、數量巨大的外銷瓷
明代自“隆慶開關”以來，瓷器貿易逐漸興盛，並頗具規模。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訂單顯示，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年），荷蘭從中國訂購的瓷器為十萬八千兩百件，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訂購數量上升到三十五萬五千八百件。（【德】雷德侯著、張總等譯《萬物》，三聯書店，二〇〇五年，第一二七頁）到了清代，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勢力，清政府實行了比明代更為嚴苛的海禁政策。這導致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僅有一千三百件瓷器由福州運往台灣，到了順治九年則一件都沒有了。（謝明良《貿易陶瓷與文化史》，允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第一四一頁）順治十二年六月，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裏，設界防守，嚴禁逾越。這一政策的施行使得中國的瓷器外銷貿易幾乎停滯。
康熙二十三年重開海禁之後，瓷器貿易額度迅速恢複，每年都有幾十萬件瓷器從中國運往歐洲，超過了明代瓷器貿易的規模。往來貿易的瓷器不僅數量巨大，品類也漸趨豐富。明朝末期的外銷瓷器，以江西景德鎮、福建地區所產的青花瓷器為主，特別是“克拉克瓷”，幾乎成了明代外銷瓷器的代名詞。而到了康熙時期，外銷瓷器的品類除青花外，還包括五彩、粉彩、顏色釉、德化白瓷及紫砂器等等，燒造地點則包括江西景德鎮、福建德化、福建漳州、廣東等地。可以說，當時幾乎所有的民窯瓷器都可以遠銷海外。
清康熙 青花風景圖菊瓣盤及“玉”字底寬
在紋飾題材上，因為康熙時期的青花瓷器多選用浙料（浙江產的鈷料），色彩穩定，發色豔麗，能夠準確地表現出畫麵中的人物特征和風景層次，體現出“墨分五色”的中國傳統水墨畫意境。因此，這一時期的青花紋飾較之前代更為繁複多樣。
除此之外，康熙時期的外銷瓷還可看到大量寫有“大清康熙年製”款識的器物，這也是康熙朝外銷瓷的特征之一。細看這些款識，寫法各異，並無統一標準，且書風潦草，隨意揮灑，不同於其他朝代官窯年款所呈現出的規整與嚴謹。據《浮梁縣誌·陶政》卷五記載：“康熙十六年，邑令張齊仲，陽城人，禁鎮戶瓷器書年號及聖賢字跡，以免破殘。”又據葉夢珠《閱世編》卷七記載，康熙時期“向來底足下或一盞內，必書某朝某年精製，逮壞後淪落汙泥溷塹中，或踐蹈於馬足車塵之下，而朝代年號，字畫宛在，見者怵惕，而莫能救挽。至是建言者遂以為請。奉旨禁革，積年流弊，一朝頓洗”。兩則史料都說明，康熙初年瓷器年款的書寫很不規範，大量民窯燒造的瓷器也均書寫有本朝年號款。而在康熙十六年“年款禁令”頒布之後燒造的瓷器中，官窯並不書年款。因此，康熙朝似無後世“官窯必書年款，民窯絕無年款”的規矩，年款並不能作為判斷其是否為官窯燒造的標準。這也是康熙外銷瓷中有如此多書有康熙年款但並非官窯燒造的瓷器的原因。
中國燒造的“西洋”瓷器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其購置瓷器的行為尚屬被動，隻是購買中國市場上流通的民窯瓷器。隨著中國瓷器在歐洲廣受歡迎，特別是得到歐洲上流社會的青睞，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特別訂製中國瓷器，希望中國工匠能夠生產出符合歐洲品味、更好滿足歐洲市場的瓷器。
清康熙 青花人物圖盤
早在明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占據台灣之初，就為其能夠從中國訂製瓷器而積極努力。十年之後（明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年），荷蘭人第一次將木製的瓷樣模型交到中國匠人手中，要求其按樣生產一批歐洲式樣的瓷器，如啤酒杯、燭台、芥末罐等等（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as recording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on, 1954），開創了西方人訂製瓷器的先河。到了康熙時期，這種訂製越來越多。在中國傳統樣式的瓷器遠銷歐洲、在歐洲宮廷掀起“中國風”的同時，大量西洋風格的瓷器也開始湧現，成為康熙外銷瓷又一顯著特點。
一些外銷瓷器上所繪製的主題紋飾，開始呈現出西方的紋樣、圖案，甚至是西方的曆史事件。爆發於一六九〇年的荷蘭鹿特丹起義，就曾作為當時較為流行的主題紋飾，被廣泛繪製於中國外銷瓷器之上。此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名叫康奈利思·考斯特曼（Cornerlis Kosterman）的守衛與蠻橫無理的稅吏兩人發生肢體衝突，導致稅吏死亡，結果考斯特曼被判斬首。這事激怒了鹿特丹民眾，他們發起暴動，推倒了法院大樓以抗議判決的不公。圖案描繪的是憤怒的民眾衝進法院時的情形：人們利用繩索和高梯破門，有的揮舞大錘砸牆。這場起義轟動一時，曾被鑄成紀念幣。景德鎮的畫工可能根據當時錢幣上的畫意複製而成，同時又加入了一些臆想成分，如畫麵中描繪的人物衣著並非是典型的西方式樣，盤子四周的裝飾更是由典型的中國元素構成。類似的風格也體現在另一件描繪荷蘭代爾夫特（Delft，南荷蘭省城市，地處海牙和鹿特丹之間）風光的青花瓷盤上。這件瓷盤雖力圖表現異域風情，但畫麵中的教堂、飛鳥、樹木等圖案都被中國工匠處理得似是而非。這種“中西合璧”的裝飾風格，表現出中國工匠在接受西方訂製瓷器之初的摸索與適應。
清康熙 青花果樹紋油瓶
除了圖案內容的西洋化，一些中國本土未有的器型也陸續出現。這些較為新奇的器型，主要都是歐洲貴族舉辦宴會之時所用的餐具。在當時的歐洲，正規宴會所需的餐具一般為一百三十件（套），其中包括餐盤六十件，湯盤二十四件，各式小碟二十一件，醬汁罐四件，魚盤一件，蓋碗兩件，鹽罐六件，黃油碟六件，色拉碗六件。（C.J.A.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1982,170-174）可見其所需餐具及相應配套器具數量的巨大。目前所見康熙時期外銷瓷中的新奇造型大多是如佐料瓶、啤酒杯之類的飲食器具。
十七至十八世紀初 五彩花鳥紋啤酒杯（上） 清康熙 青花如意花卉紋蓋杯（下）
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再加工
基於陳設和裝飾考慮，為了更加符合歐洲宮廷生活的使用習慣，一些在中國本土作為日常用器的瓷器，到了歐洲的宮廷中經過不同程度的加工改製，其實用性相對減弱，而觀賞性和陳設效果則更為突顯。這些改動有的隻是稍作加工裝飾，有的則改變了器物形製，更有甚者改變了器物的原有用途，不一而足。其中，對康熙時期出口的白瓷（主要為福建德化窯白瓷）加飾彩繪，是當時歐洲各國較為流行的做法。
歐洲商人對中國瓷器加飾彩繪的做法，始於十七世紀末的荷蘭。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藏有一件康熙時期的五彩碟，碟心繪寶瓶花卉圖案，碟內壁一周飾開光裝飾，八處開光分別繪有麒麟、花卉、虎等圖案。初看之下，這件器物帶有康熙五彩的風格，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其所用彩料並不同於中國彩料。就圖案繪製而言，麒麟圖中的火焰、祥雲都畫得似是而非，呆板僵硬，顯為描摹而成，另一猛虎圖也畫得憨態可掬而毫無威嚴之感。碟心的花卉紋飾則體現出較高的繪製水平，尤其雙犄牡丹紋飾呈現出典型的康熙時期風格。這件器物上的紋飾有可能是荷蘭工匠刻意描摹同時代康熙五彩瓷器而成。
除了荷蘭之外，為進口的中國瓷器加飾彩繪的現象還出現在德、英、法等國家。在德國，為中國瓷器加彩的工作通常由專人完成，這種負責為瓷器加彩的匠人叫做“Hausemaler”，即室內畫家——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室內為瓷器“作畫”。這些畫匠最初來自波西米亞地區，從事為歐洲或中亞地區的玻璃器加飾琺琅彩繪的工作，十七世紀末，他們之中的一批人來到紐倫堡（今德國南部城市）地區，開始為瓷器彩繪。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茶壺，壺身繪有花卉、昆蟲、果蔬等裝飾圖案。這種構圖布局，便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初期活躍於紐倫堡地區的工匠們所常采用的。
十七至十八世紀初 五彩寶瓶花卉圖片
中國的“日本”瓷器
因為順治朝的“禁海令”，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瓷器貿易被全麵禁止，荷蘭商人不得已轉而向日本訂購瓷器。據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一六五七年日本瓷器首次銷往荷蘭。（Pieter Roelofs, Painting Asia Oriental Luxury Goods and Exotic Curiosities in Dutch Paintings, Asia of Amsterdam, 229）之後的幾十年，日本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瓷器的主要出口國。
十七至十八世紀初 德化窯彩繪花果紋茶壺
一六八四年康熙皇帝重開海禁，中荷恢複陶瓷貿易。因為當時中國的瓷器燒造技術、質量遠勝日本，價格又低廉，因此中國很快再次取代日本而重新掌握了國際陶瓷貿易的主動權。而清政府實施海禁的幾十年間，日本陶瓷已經占據了歐洲市場的主流，在歐洲擁有了固定的客源，甚至對歐洲人的陶瓷審美觀念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所以荷蘭人在與中國恢複貿易之初，曾在景德鎮訂燒了一定數量的日本風格瓷器。
清康熙 五彩花籃紋花口盤及款識
因荷蘭人與日本進行瓷器貿易的港口在伊萬裏市，故此時日本的外銷瓷器又被稱為“伊萬裏瓷”。當時，正值日本江戶時代(一六〇三年～一八六七年)。這一時期，伊萬裏瓷通過引進、借鑒以景德鎮瓷為代表的中國瓷器的既有成果及生產體製，在以有田町（佐賀縣）為中心的肥前地區成功燒製出來，並逐漸形成了日本瓷器一種獨特的風格。
十七至十八世紀初 中國“伊萬裏”風格彩繪花卉紋葫蘆瓶
伊萬裏瓷最顯著的特征是瓷器上多以菊花、扇形開光等典型的日本元素作為裝飾，而中國重開海禁之後，為適應外貿需要，將這些典型元素應用於瓷胎之上，形成了中國的“伊萬裏”。質量明顯優於日本的景德鎮瓷，為迎合市場而要模仿略遜一籌的異國瓷器，被迫“創造”出了一種康熙瓷器的新式樣，實屬無奈之舉。
清康熙 醬釉開光青花礬紅彩花卉紋執壺
一七〇〇年，為慶祝新世紀的到來，“太陽王”路易十四在法國凡爾賽宮金碧輝煌的大廳裏舉行盛大的舞會。他身著中式服裝，坐在中國式八抬大轎中閃亮出場，全場發出一片驚歎。這種風尚體現在當時整個歐洲社會中，並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麵，形成了風靡歐洲的所謂“中國風”。康熙瓷器，作為“中國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歐洲貴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影響了巴洛克藝術，並促成歐洲宮廷審美從巴洛克向洛可可的轉變
清康熙 青花礬紅彩描金花卉紋折沿盤
一七〇九年，薩克森選帝侯在收藏大量康熙瓷器的同時，下令研燒瓷器。最終，在邁森（Meisson，德國薩克森州邁森縣）發現高嶺土，並以其收藏的中國德化窯白瓷和紫砂器為樣本，燒造出了真正意義上的硬質瓷。這一發明，標誌著硬質瓷器在歐洲的誕生，從而改變了歐洲瓷器純粹依賴進口的狀況，最終改變了世界陶瓷生產和貿易的曆史。
清康熙 青花礬紅彩描金花卉紋折沿盤
清康熙 青花礬紅彩描金花卉紋蓋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