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瓷器款

 

      大明年製、大明年造款 

    明代兩種較特殊的紀年款，隻寫朝代而不書具體年號。主要見於明代景德鎮民窯瓷器上。“大明年製”見於正德、萬曆、天啟、崇禎等朝瓷器上，多為青花料楷書， 四字多作兩行排列，外圍雙重圈。“大明年造”款始自明代景泰年間，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天啟、崇禎等朝皆有，其中以崇禎時期最為常見，正德次之。曆朝 “大明年造”款均落款於器物外底，以青花料書寫，字體以楷書最常見，款字排列除正德朝有四字單行，其他均為四字雙行。款外或無邊欄，或圍以青花雙重圈、單 重圈、雙重方框等。 

 

明代幹支紀年款 

  明 代陶瓷器上以天幹與地支相配來標明器物製作年代的款識，主要見於景德鎮民窯瓷器上。明代早期較少見，中、後期大量出現。如宣德時的“大明宣德癸醜年造”、 弘治時的“壬子年造”，正德時的“正德丁卯八月吉日欽差膳照太監發心成造”。嘉靖時的“嘉靖丙中年平遙府”、“辛醜上用”、“壬子年製”、“甲辰年造”、 “辛醜年大茶房”、“嘉靖辛亥素家居藏”，萬曆時的“萬曆已亥黔府製用”、“萬曆辛卯茹城家藏”、“庚子年造頭班”、“萬曆辛醜年造”、“萬曆乙巳年蒼王 公祿”，天啟時的“皇明天啟年丙寅吉旦”、“大明天啟丁卯年”，崇禎時的“庚午科置”、“已卯科置”、“應天癸酉科置”、“崇禎丙子科置”、“丙子之夏雲 林子書”、“崇禎丁醜歲供奉信士王大元喜舍”等。

 

南明年款 

清 軍入北京後，明代皇族在南方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權，年號“弘光”(1644～1645年)，後又相繼改元“隆武”(1645～646年)和“永 曆”(1647～1661年)。吳三桂降清被封為廣西藩王，其反清後立號“昭武”(1673～1678年)。爾後其孫吳世藩繼位立號為“洪化” (1678～1681年)。這一時期被統稱為“南明”。書有南明年號款的瓷器很少見。英國倫敦大維德基金會收藏—件署“弘光元年曠府佳器”款的青花地白花 落花流水紋花口碗，器內、外壁飾落花流水紋，內底飾海水異獸紋，釉麵有開片，外底寫青花料楷書上述八字款，分雙行排列、款外圍以青花雙重圈，字體工整。大 維德基金會還藏有—件署“永曆”年款的黃釉香爐。另外，傳世品還有署“洪化年製”款的青花碗。 

 

“顯德年製”款 

屬 於偽造的年款。顯德(954—— 960年)是五代後周世宗柴榮的年號。明代以來文獻記載五代有“柴窯”，這一直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個懸案，而民間又流傳著“片柴值千金”之說，於是民國即 有—些奸商製作了一批印有“顯德年製”款的薄胎印花碗，有綠釉、黃釉、影青等品種，用來冒充柴窯器，牟取暴利。其造型多摹仿宋影青鬥笠碗，胎薄體輕，印有 龍穿花等圖案，內底心印一朵盛開的蓮花，花心內印“顯德年製”四字雙行楷書圖章式款。另外，美國人普魯瑪於1935年在建窯遺址調查時，曾采集到一件兔毫 盞標本，碗外壁下部有陽文“大宋顯德年製”六字款銘，1977年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宋代》收錄有此標木，從款字內容、落款部位及款字風格看，這也 是—件製作拙劣的假古董。 

 

“貢局”款 

清代宜興紫砂壺上的款識。本世紀30年代李景康、張虹編《陽羨砂壺圖考》“貢局壺”條記載： “考林古度為馮本卿作《陶寶肖像歌》有“荊溪陶正司陶複”之句，可知陽羨貢局已創於明代。
細 考傳器，各色泥質俱備，壺底或刻字，或 印，或隻年號，或用“貢局”二字，亦有僅用—“局”字者。”書中著錄3件朱泥壺，底部分別 刻“康熙貢局”、“雍正貢局”行書款或“雍正貢局”楷書款。實物見於清光緒時泰國拉瑪五世在中國宜興訂燒的—批紫砂壺，壺底均印有泰國訂燒標記和楷書“貢 局”二字，壺蓋和壺柄印陶工名款。這批壺是拉瑪五世訂燒贈予泰國高僧的，今收藏在泰國的一座寺廟裏，共有數十件。    

 

八思巴文款 

元 代瓷器款識。八思巴文是一種拚音文字，因它的創始人是元代忽必烈的國師、喇嘛教高僧八思巴而得名。忽必烈統一中原後，命八思巴訂官方通用文字，八思巴便以 藏文文字為基礎，運用漢語的語法，創造出一套拚音文字。它類似現在的漢語拚音，既有聲母，又有韻母，韻母分韻頭、韻腹、韻尾。運用這種拚音文字，既可以拚 寫漢語，又可以拚寫蒙語、藏語、維吾爾語等6種民族語言。八思巴文從1269年頒布到元朝末年，共用了100年左右，因此八思巴文是元代瓷器明顯的時代標 誌。據現在的考古資料可知，元大都遺址曾出土過兩件青白瓷碗，碗底墨書八思巴文“ ”字，譯成漢語是“章”或“張”，無疑是物主的姓氏。龍泉窯係的大窯、安仁口窯、麗水窯及南海窯遺址，都曾出土過帶八思巴文的瓷片，有陰文和陽文兩種。另 外，福建德化屈鬥宮窯址也出土過帶八思巴文的三足墊餅。應引起注意的是，明正德官窯青花瓷器亦有在外底以青花料書寫八思巴文的，其原因，一般認為與當時帝 王同蒙藏上層僧侶往來密切有關。 

 

“使司帥府公用”款 

元 代龍泉窯瓷器款識。70年代，韓國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中打撈出大量中國元代瓷器。其中有一件龍泉窯青瓷盤，底刻“使司帥府公用”六字雙行銘文。“使司帥府” 應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簡稱。元立國後，於各道設置了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今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 則兼都元帥府，其次則止為元帥府......凡六道......浙東道，慶元路置”（《元史．百官七》）。(元史·地理誌五)載有“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並注明其州治在慶元。從就近定貨比較便利方麵考慮，“使司帥府公用”款龍泉青瓷盤，應該是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定燒的器皿。 

 

元代卵白釉瓷器款 

元 代景德鎮窯創燒的新品種卵白釉瓷，據記載是元代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定燒器。在器內以印花為主的紋飾中間，往往對稱印有陽文楷書“樞”、“府”二字，故通常 又稱為“樞府釉”。從目前已掌握的資料看，卵白釉瓷除“樞府”銘文，還有印“太禧”、“福壽”、“福祿”、“東衛”、“玉”等銘的。其中“太禧”是元代專 掌祭祀的機構“太禧宗 院”的簡稱，帶“太禧”銘的卵白釉瓷是太禧宗 院征用的貢瓷。 

 

西夏文款 

西夏瓷器上也書款識，然字為西夏文。甘肅武威古城鄉塔兒莊出土的西夏瓷器上即有這種銘文。如出土的一件施半截褐釉的剔花甕，白色胎地上有四行墨書西夏文，按其意澤為：“斜毀”、“發
酵有(裂)傷”、“下速斜”、“小”。從譯文可知，這個小甕是用以醞釀發酵的，已報廢。報廢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有裂傷，二是下部傾斜嚴重。另外，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的腹部也刻有西夏文。 

 

“仁和館”款 

宋 代磁州窯瓷器款識。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四係瓶上。瓶小口外撇，短頸，腹部稍肥大，圈足。整個形體略似橄欖。瓶身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 施黑釉，頸、肩之間置四豎係，係上部寬，下為尖形，係麵壓印四條直線紋。由肩部向下以黑彩斜書“仁和館”三字，字為行書體，書法蒼勁有力。“仁和館”為宋 代館驛的名稱，據宋人周 《乾道臨安誌》卷二“館驛”條載：“仁和館在今清湖閘之南，紹興十九年郡守湯鵬舉重建。”當時臨安府轄九縣，仁和縣為九縣之一。帶“仁和館”款的四係瓶， 應是宋仁和縣館驛使用的酒瓶或水瓶。另外，山東省博物館藏品中也有一件與此類似的四係瓶，肩部有向下斜列的“太平館”三字，字體及書寫部位同“仁和館”款 如出—轍，應屬於同—瓷窯的產品。關於這類瓷器的產地，明代陳繼儒《妮古錄》裁：“餘秀州買得白定(原文誤為錠)瓶，口有四鈕，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 如米氏父子所書。”陳氏認為這類四係瓶是定窯產品，但從瓶的造型、係的式樣，以及器身兼施兩色釉看，定窯遺址不見有此類標本，而在河北磁縣彭城鎮宋代瓷窯 遺址中卻發現有斜書“館”字的四係瓶標本，故應為宋代磁州窯產品。 

 

“五王府”與“易定”款 

定 窯瓷器上的刻款。1957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二次複查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造址時，采集的標本中有一件刻“五王府”三字銘文的碗底。“五王府”銘文以往不曾 見，推測刻這種銘文的定瓷應是宋代某王府定燒的器皿。傳世定窯瓷碗刻“易定”二字的有兩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體厚薄也一樣，早年出於同一墓中。銘文 似出於—人之手，字刻於外底，字體瘦勁，筆劃有力，時代屬五代後期。至於“易定”二字的涵義，有待考證。 

 

“尚食局”與“尚藥局”款 

傳 世及出土宋代定窯瓷器上的刻款，以“尚食局”較為多見。刻“尚食局”款的多為大型瓷盤，所刻字體的筆劃有粗、細兩種。]948年河北曲陽澗磁村法興寺遺址 曾出土過10件定窯白釉印花雲龍紋盤，6件已流散到國外，其餘4件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院。流散到國外的一件外底豎刻“尚食局”三字。河北曲陽 澗磁村定窯遺址出土過外底豎刻“尚食局”三字的白釉印花雲龍紋盤標本。刻“尚藥局”的傳世品僅見一件，已流傳到國外，為直口平底碗，其外壁自右向左橫刻 “尚藥局”三字。據文獻記載，宋代宮廷下設六局，尚食局掌管膳饈之事；尚藥局掌管和劑診候之事。兩局除設官員外，還分別設膳工和醫師。故刻“尚食局”、 “尚藥局”的器物是宮廷飲食及藥用之器。流散到國外的定窯瓷器中，有一件刻“食官局正七字”款的白釉碗， “食官局”一名不見於宋、遼、金三文職官誌，有待進一步考證。

 

“會稽”款 

五代時定窯撓器款識。早年出土流散到國外的五代定窯瓷盤，有的底刻“會稽”二字，是吳越錢氏定燒之器，錢氏統治地區屬會稽郡，故定燒瓷器上刻“會稽”字樣。 

 

“盈”字與“翰林”款 

唐 代邢窯白瓷上的刻款。河北內丘邢窯遺址發現的碗外底刻“盈”字的標本多達20餘件。陝西西安唐大明宮遺址和西明寺遺址也曾出土這類標本。另外，傳世品中見 有兩件帶“盈”字款的邢窯白瓷盒。翰林是唐代為朝廷撰擬文書的官員的稱謂。“翰林“款見於邢窯白瓷罐上。50年代，西安、洛陽唐墓地中出土過3件邢窯白瓷 罐，外底陰刻“翰林”二字；1987年春，河北內丘集上寨村磚窯工地出土5件唐代邢窯白瓷罐，其中一件外底陰刻“翰林”二字。這種白瓷罐應是唐代翰林院定 燒之物。 

 

 

“花盒“、“油盒”、“鏡盒“款 

唐、 宋瓷盒上標明其用途的款識。“花合(盒)”、“油合(盒)”見於唐代長沙窯瓷盒上，以釉下彩書於蓋麵，意為分別用於盛放頭花和梳頭用油。“鏡盒”款見於宋 磁州窯瓷盒上，南京博物院收藏一件宋磁州窯白地黑花瓷盒，盒蓋飾以水波纏枝蓮花，中心置如意形鈕，鈕兩邊有黑彩書寫的“鏡盒”二字，標明為盛放銅鏡所用。 

 

“供禦”與“進盞“款 

宋 代福建建窯茶盞或窯具上的款識。其所產黑釉茶盞的外底有陰刻“供禦”、“進盞”字樣；窯址所出圓形墊餅的墊麵上，亦印有陽文反書“供禦”、“進盞”等字。 建窯位於福建省建陽縣水吉鎮，是宋代新興的生產黑釉瓷的窯場之一，北宋後期出於其所產的黑釉盞適於鬥茶，一度大量燒製，帶有“供禦”、“進盞”款的茶盞是 專為當時宮廷生產的鬥茶用具。清末寂園叟《陶雅》載：“兔毫盞......底上偶刻有陰文“供禦’楷書二字。”《建甌縣誌》也載：“唯池墩襯水尾嵐堆積該 碗打破之底，時見“進盞”兩字，是陰字模印、楷書蘇體。亦偶刻有“供禦”兩字者、似刀劃的，字跡惡劣。”文獻記載與窯址調查發掘出土有“供禦”、“進盞” 字樣的墊餅和盞底是相符合的。 

 

鈞窯數目字款 

傳 世宋代官鈞窯瓷器及窯址出土的宋代官鈞窯瓷器標本上，都曾見到數目字款。這類器物是北宋時期專為官廷燒造的陳設用瓷，器形有花盆、盆奩、鼓釘洗、出戟尊 等。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紅、天青、月白等，質地優良，製作精細。數目字多陰刻於外底，從“一”到“十”都有。以往古陶瓷著作如《南窯筆記》、《陶雅》、 《飲流齋說瓷》等，對數目字的涵義和用途做過種鍾推測，如《南窯筆記》雲：“有一 、二數目字於底足之間，蓋配合—副之記號也......”《飲流齋說瓷》雲：“均盆與盆連(奩)、 其底必有數目字，紅紫者單數，青藍者雙數......”但通過對傳世品和窯址出土物進行排比研究，發現以往的推測皆不正確，數目字實際上是起表達同類器物 尺寸大小的作用，即數日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一”是同類器物中尺寸最大者，“十是最小者。

 

“官”與“新官”款 

這 兩種款識均為刻劃款，書體有行、楷、草數種，以行書為多，主要見於晚唐至北宋時的白瓷上。五代耀州窯和越窯青瓷上以及遼代赤峰缸瓦窯遺址出土的匣缽上也有 刻劃的“官”字款，出土的墊柱上有刻劃的“新官”款。自1949年以來，在遼寧、河北、北京、湖南、浙江、陝西、河南、內蒙等地的晚唐、五代、北宋、遼代 墓葬或遺址中，出土了100餘件刻有“官”或“新官”款的白瓷。另外，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城遺址中發現同類器物，中、外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品中也有若幹。比較 重要的發現如河北定縣兩座宋代塔基、浙江臨安五代錢寬墓、陝西西安火燒壁唐代遺址、河南鞏縣宋鹹平三年太宗李後陵等。持別是西安火燒壁唐長安城安定坊遺址 一次出土33件“官”款白瓷，是出土這類瓷器最集中的一次。“官”或”新官”款白瓷的造型以盤、碗、碟最為多見，另有少量瓶、壺、罐、盞托、筆掭等，絕大 部分作品是施釉後入窯前將銘文陰刻於外底，隻有少數幾件是在露胎的底部直接刻劃的。經過窯址探察，目前隻在河北曲陽定窯遺址出土過“官”款白瓷的標本、而 遼代燒造白瓷的赤峰缸瓦窯遺址雖出土過帶“官”、“新官”款的窯具，但未發現帶這兩種銘文的瓷器標本。因此，較為一致的意見是，“官”、“新官”款白瓷均 為定窯產品。此類產品，有人認為出自定窯從唐代上貢至北宋中期接受朝廷訂製這段時間。“官”、“新官”款白瓷是定窯白瓷中的精品，特別是盤、碗、碟類器 物，以模仿同時代金銀器造型為主，多采用花口、起棱、壓邊等技法，有的還在口、足部鑲包金、銀扣。《續資治通鑒》卷百十九景 三年八月己酉昭雲：“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裏之家，毋得金扣器具，用銀扣者毋得塗金。”達說明金、銀扣瓷器在當時是一種由中上層階級享用的高檔商品。考 古資料表明，“官”、“新官”款白瓷往往一同出土，因此，兩者並無時代先後的區別。從數量上看，“官”字款者占絕大多數。至於“官”、“新官”款的涵義， 由於宋、遼、金時的銅鏡上亦見有刻劃的“官”字，如“朔州馬邑縣驗記官”、“東平府銀事司官”等，且“官”字下都刻劃簽押文字，因此，瓷器上的“官”、 “新官”亦應是“官樣”之意，即是一仲押記，表明是官府訂燒之器。 

 

“天”字款 

主 要見於成化鬥彩罐上。這種罐可分為長圓腹與矮圓腹兩式。外底施白釉，中心以青花料寫一楷書“天”字，款外無邊欄。其紋飾有瓜地行龍、香草龍、海水龍、海 馬、海象、纏枝蓮、纏枝蓮托八吉祥等。其蓋分為兩種，一種平頂無鈕，一種蓋麵隆起呈傘狀，蓋項有寶珠鈕。“天”字筆劃均衡，起筆、住筆自然有力，全字顯得 一氣嗬成，毫無停滯。已故古陶瓷鑒定家孫瀛洲總結的“天”字款歌訣為：“天字無欄確為官，字沉雲 淺褐邊。康雍仿造雖技巧，一長二短裏俱幹。”成化鬥彩天字罐的名氣很大，明代萬曆、清代康熙、雍正時均有仿製品。康熙、雍正時景德鎮官窯仿製品院鬥彩器 外，還有青花製品，但目前未見有成化青花天字罐。這類仿品除款識字體不及成化鬥彩天字罐上的挺拔有力，其器形也有差異，腹部或很大或過於扁平，顯得笨拙。 另外，所用青料和釉上彩料也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