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粵賢許之衡(守自)是近代關注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第一人，其《飲流齋說瓷》在論及“中和堂款書‘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八字帶幹支者亦屬瓷話一種故實”時雲： 有清仁廟、純廟兩代君主，好講理學，故所命堂名多理學語。康熙則有乾惕齋、中和堂，乾隆則有靜鏡、養和、敬慎諸堂，皆內府堂名也。 “故實”何來?《飲流漫稿·書成自題六十韻》有介紹： 結習痂成癖，嬰嗚道不孤。近鄰寂園叟，時過鬥杯廬。日下多廛市，昌南富埴壚。海王村屢過，內史墓頻趨。 《飲流齋說瓷》刊行於民初，所記前清藏事屈指已過百年。當時古玩行口耳相傳的廛市瓷話原是守白翁漫興隨錄，不意竟成金科玉律，公私鑒藏無不以為準則。且踵事增華者代不乏人，進而派生出“時間(幹支)定位”與“空間(堂名)定位”兩個學術群落。因此，本文討論範圍便不僅是飲流齋舊話，也包括上世紀末葉以來文博界的新論。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一、從時空定位理論說起 “中和堂”款器時下仍多見，不過珍品僅於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等處可睹。筆者因曾與署該款器有過一麵之緣，所以常留意這方麵的研究動態。 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先生198l-1985年為中國文物商店總店舉辦的南京陶瓷鑒定學習班所編教材《明清瓷器鑒定》(上下冊)，是《飲流齋說瓷》問世後首次公布清宮舊藏康熙“中和堂”款器情況者。此講稿曾分別有標“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與“台北學苑文化事業出版社”刊本行世，後修訂成專著，1993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和兩木出版社聯合出版。下麵是第九章《順治、康熙時期瓷器》中一段大家耳熟能詳的話： 署“中和堂”款的，是康熙早期器物，“辛亥”、“壬子”或“癸醜”幹支紀年的，分別為康熙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所製。……“中和堂”是圓明園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這些署幹支紀年款的中和堂器，就其製作精細的程度，結合康熙初“不尚尊號”的時代背景來鑒別，當非一般的堂名款器，而應為康熙早期的官窯產品。 鑒於謍謍一器之辨雖未夠上學派，卻也已在相應群體中形成共識，我們稱之為“空間定位論”。在第十三章《明清瓷器款識》中耿先生進一步闡釋了這種“空間定位”理論，並順筆對各種“中和堂”款從字形到格式都作了考訂： 據文獻記載，康熙十九年九月，才正式於景德鎮禦窯廠燒製禦用器，所以早期器物多是民窯所燒，俗稱“客貨，但可能有一些是官窯器。……最為常見的款識，有：“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康熙壬予中和堂製”、“康熙癸醜中和堂製”等，分別為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時的器物。這些器物具有早期風格：器型笨拙，青花色調濃重，字形較大，但有些精細的小件杯、碟，也署“中和堂製”款。據查，北京圓明園中的“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居住之所，因此，這些署“中和堂製”款的器物，有可能是康熙初期官窯燒製的禦用器，這同後來“慎德堂”款器物是道光官窯所燒製的情況一樣。 作為一代宗師，耿寶昌先生立論向來審慎。如無絕對把握，會盡量使用“可能有一些是官窯器”或“有可能是康熙初期官窯燒製的禦用器”一類客觀性言辭。但是，飲流齋“內府堂名”的先導和故宮同仁對“‘中和堂’是圓明園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判斷的認可，看來明顯左右了這位嚴謹學者曾反複斟酌的觀點。所以，書後《明清瓷器堂名款一覽表》之表二《明清瓷器堂名(家藏)款一覽表》中，所列“中和堂製”款“青花釉裏紅碗、盤、盆、碟”備注欄下最終還是加上了一行定論性文字：康熙禦用。 上海博物館是於故宮博物院外收藏研究“中和堂”款器的又一珍寶宏庫與理論重鎮，當故宮學者考察結果公布不久，上海文博界精英立即協力開展了旨在從另一角度證實“中和堂”款器官窯屬性的工作。領軍人物乃前中國古陶瓷學會會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先生，一代翹楚。其率滬上俊彥編著的《簡明陶瓷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便有“中和堂”條： 清宮內府的堂名。傳世有“康熙辛亥中和堂製”(1671)及“壬予”(1672)“癸醜”(1673)三種八字款的青花釉裏紅盤，均屬康熙時宮廷用器。 未幾，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l994年版)也對康熙“中和堂”款器作了探討。《中國陶瓷》係國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教材，第五編《元明清時期陶瓷》由汪慶正先生執筆。馮先銘先生時任中國古陶瓷研究會(中國古陶瓷學會前稱)會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以學界泰鬥而兼全書統稿者，且又有著作等身的汪慶正諸先生加盟，影響力之大可想。書中有關“中和堂”款器的論述，至今仍被文博界奉為圭臬： 青花釉裏紅器與釉裏紅一樣，主要是官窯產品，傳世有中和堂款辛亥(康熙十年)、壬子(康熙十一年)、癸醜(康熙十二年)紀年的青花釉裏紅山水人物詩意圖小盤。 《元明清時期陶瓷》在論證“中和堂”款器為官窯時還有一個突出的地方，就是於《飲流齋說瓷》“內府堂名”的說法外，增加了堂名前“康熙辛亥”及“康熙壬子”等是“官窯年款”的新觀點： 康熙朝的官窯瓷器，並不一定書寫康熙朝代年款，因此不能把沒有年款的瓷器都看作民窯瓷。上麵已經提過的“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和“康熙壬子中和堂製”款，是目前已發現可確認的康熙最早的官窯年款。 接下來一部涉及“中和堂”款器的專著是《上海博物館藏康熙瓷》(兩木出版社，1998年版)，雖署“上海博物館主編”，導論《景德鎮康熙瓷》撰寫者還是汪慶正先生。如果說，前麵考慮到《簡明陶瓷詞典》和《中國陶瓷》的工具書與教科書性質不便張軍豎旗，《景德鎮康熙瓷》一文便公開亮出了與故宮學者論證方式的相殊之處：即不從空間角度，而是從時間角度來證實中和堂款器的官窯身份。為便於梳理，我們稱之為“時間定位論”。在《關於康熙官窯的曆史情況》一節中，這種另辟蹊徑的“時間定位”思路基本形成： 清乾隆《浮梁縣誌：“康熙十年燒造祭器等項。”說明已有官窯器的燒造，傳世有中和堂辛亥、壬子、癸醜，即康熙十年(1671年)、十一年、十二年的青花釉裏紅及顏色釉器。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有基於以上著述在清瓷研究領域的影響和上海文博單位清瓷庋藏的出類拔萃，被譽為中國美術百科全書的《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之《中國陶瓷全集》“第14卷·清上”與“第15卷·清下”均由汪慶正先生主筆政。於是，以燒造時間來確定“中和堂”款器窯口的又一理論前沿陣地在第l4卷導言《清代瓷器(上)》中正式吹響集結號，成為與耿先生“空間定位”視角相對應的新聚焦點： 順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初，官窯曾一度停止，據乾隆《浮梁縣誌》的記載：康熙十年(1671)“燒造祭器等項……陶成分限解京”。“康熙辛亥中和堂製”的青花釉裏紅樓閣圖盤應該正是康熙十年的官窯器。“壬子”及“癸醜”的青花釉裏紅盤則說明了康熙十一年和十二年都有燒造。 此外，上海博物館周麗麗研究員的《中國名瓷欣賞與收藏》(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版)亦與飲流齋及汪慶正先生一脈相承。作者在介紹館藏“康熙癸醜中和堂製”款青花釉裏紅樓閣圖盤時寫道： 中和堂是清宮內府的堂名，書有中和堂款的器皿，當是內府特製的專用器皿。從傳世實物看，中和堂款的器皿多為清代早期的官窯製品，除此件書癸醜(康熙十二年)年號外，尚有較之早的辛亥(康熙十年)、壬子(康熙十一年)紀年的中和堂款器。其形除盤外，尚有洗、碗等。此類盤的形製、尺寸乃至紋樣大致相同，足多為雙圈足，紋樣旁均有五言題句、詩句，內容根據畫麵的些許變化也有所變動，由於器底多有絕對紀年，故成為目前鑒定康熙早期官窯製品的標準器。 與號稱擁有收藏界半壁江山的上海相比，早晚進出紫禁城的位置優勢使得故宮學者在對飲流齋所言“內府堂名”如何理解這點上似乎更自信。二十多年前有耿寶昌先生以教學講義形式發布研究結果，二十多年後又有陳潤民先生負責主編的《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瓷器類選第一卷·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克紹箕裘。這部於主編姓名前鄭重冠以“故宮博物院編”的皇家藏瓷集萃，特就“中和堂”與康熙皇帝的關係及其處所再度闡明了他們“空間定位”的觀點： 康熙青花器的款識，多種多樣，在清代一朝最為豐富。早期青花一般不書帝王年號款，偶見宮延中的齋堂落款，不帶雙圈，如“中和堂製、“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康熙十年)、“康熙壬子中和堂製”(康熙十一年)、“康熙癸醜中和堂製”(康熙十二年)等，中和堂是康熙皇帝在圓明園中的住所。 然而，無論燕山學人還是滬瀆學人，雙方對器物窯口的看法始終是一致的。故宮圖錄在點評“康熙辛亥中和堂製”款青花釉裏紅山水人物圖盤時同樣肯定： 此盤從用色、畫風和款識上看均為康熙官窯的早期作品。從傳世品看，這種風格的青花釉裏紅小盤，主要集中在康熙十年(辛亥)、十一年(壬子)、十二年(癸醜)這三年時間燒造，均寫中和堂款。它對研究早期官窯瓷器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在專業文博工作者所撰鑒定書籍中，黃衛文與蔡毅二位合著的《青花釉裏紅瓷識真》(江西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收集“中和堂”器最為集中。這是故宮博物院單國強研究員與中央美術學院薛永年教授聯袂主編的《中國文物識真叢書》之一，編撰者觀點亦極明朗。如介紹“清康熙辛亥青花釉裏紅樓閣圖盤”的文字： 盤為康熙早期官窯製品，足內有青花“康熙辛亥中和堂製”楷書款，辛亥為康熙十年(1671年)。盤心飾青花釉裏紅山水詩句紋，紋中以青花為主色調，繪畫山石、樹木、樓閣和人物，以釉裏紅點綴樹葉，並書“帝城雙鳳闕，春樹萬人家”五言絕句，落“漱玉亭”款和篆書“瞻公”方章一枚。 京滬兩地素以館藏文物之豐富和專家陣容之強大分執學術牛耳。現經三位陶瓷學界耆宿相繼肯定和多部專著分別從“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闡揚，飲流齋關於康熙“中和堂”款器是景德鎮禦窯廠為好講理學的皇上所居殿堂特製說法幾成不刊之論。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二，由幹支堂名考證所示 拜讀南北名家巨擘述器文字及論款華章，確實受益匪淺。但也毋庸諱言，有些問題仍需商榷。閑觀舊史，靜辨新聲，竊以為諸家所言普遍未跳出《飲流齋說瓷》以堂名判窯口作法之藩籬。 (一)對幹支，定官器與園史不符 “中和堂”款器的燒造貫穿康熙早、中、晚期，帶幹支者則相對集中於辛亥、壬子、癸醜三年。一些精心繪製器物如中央電視台《國寶檔案》介紹的英國巴特勒家族所藏“康熙壬子中和堂製”款青花釉裏紅童子戲蓮紋碗，上海博物館曾與之聯展的“康熙壬子中和堂製”款青花釉裏紅山水圖盤和“康熙癸醜中和堂製”款青花釉裏紅樓閣的地方，故署“中和堂製”的瓷器可能為禦用品。 發表於2001年第4期《收藏家》的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劉偉先生《清帝王堂名款瓷器》一文也說： 帝王的堂名款往往與帝王的活動範圍有關，其中大部分應在紫禁城宮中或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等地行宮內，目前能夠確切查出出處的帝王堂名款瓷器有以下幾種： “中和堂”款瓷器：中和堂為圓明園內建築，康熙皇帝曾在此居住，傳世品中書“中和堂”款器物，主要為青花釉裏紅器，有盤、碗、碟、盆等，紋飾多為山水人物圖。“中和堂”款中又有“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康熙壬子中和堂製”(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康熙癸醜中和堂製”(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等不同款識，分別代表不同時期“中和堂製”器物。 但是，持此論者有個大疏忽。康熙皇帝乃八歲登基，既然“辛亥”、“壬子”、“癸醜”分別為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亦即公元l67lfg、1672年、1673年(劉偉先生筆誤為1672年、1673年、l674年)，那麽，器上這三種紀年便與圓明園全然無關。因為包括相鄰的暢春園在內，這一帶康熙十年前後尚是歸奉宸院管轄的明戚廢墅，其時年方弱冠的愛新覺羅·玄燁連造園意向都還沒有。 能確證此事的是乾隆《欽定日下舊聞考》。圓明園雖於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被英法聯軍縱火焚毀，所幸者一些重要史料都已被這部開筆於乾隆三十九年的清代皇城第一誌輯錄。該書是狀元出身的大學士於敏中奉旨與同僚英廉、竇光鼐、朱筠及和砷、劉墉等在康熙年間刊刻的朱彝尊《日下舊聞》基礎上刪繁補缺、援古證今、逐一考據而成。從光緒《順天府誌》記述乾隆五十三年書已刊行和書中有乾隆五十年的詩看，竣稿當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之間。儒臣們在編纂時將明戚廢墅滄桑，藩園構築經過，潛邸升宮始末，禦苑初時風物，三朝殿堂概況，甚至弘曆丹墀人琴感懷均以紀實形式一一記載。作為皇家園林的官修史，其卷八十《國朝苑囿·圓明園一》對造園年份言之鑿鑿： 圓明園為世宗憲皇帝藩邸賜園，康熙四十八年所建。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由於“所建”一詞用在這裏易生歧義，可說“所始建”，也可理解為“所建成”，故見仁見智者均有。旅法學者端木泓先生介紹北京故宮圖書館編號為1704的圓明園地盤圖之專論《圓明園新證——乾隆朝圓明園全圖的發現與研究》(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1期)即認為：“圓明園創建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四十八年蒙玄燁賜名，原本是皇四子胤禎的私邸。”一些園林史、建築史方麵知名人士參與編寫的大型工具書經反複論證，則仍遵乾隆《欽定日下舊聞考》之說。如上海辭書出版社編纂的《辭海》(1979年版)“圓明園”條：始建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商務印書館《辭源》(1979年版)“圓明園”條：始建於康熙四十八年，初為胤禎(雍正)藩邸。試想，帶康熙辛亥幹支紀年的“中和堂”款器燒造時間是1671年(康熙十年)，比清皇室正式營建圓明園的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早38年，比端木泓先生提出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說亦要早36年，而壬子、癸醜僅一年兩年之差，以行宮名義說這些“中和堂”器是官窯為圓明園特製又怎能成立呢?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二)查紀年，定官造與廠史不符 多年來，與“中和堂”為圓明園內建築說法一道引領鑒藏界步調的是“康熙辛亥”、“壬子”、“癸醜”為禦窯廠燒造紀年說法，前揭汪慶正先生《清代瓷器(上)》中一段話首倡此說。 汪慶正先生引文出自《浮梁縣誌》卷五《物產誌》之《國朝禦窯廠恭紀》，所言“燒造”二字原為“奉造”。恢複其省略部分後的全文是：《國朝禦窯廠恭紀》：國朝建廠造陶始於順治十一年奉造龍缸，麵徑三尺五寸，牆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至十四年中，經饒守道董顯忠、王天眷、王鎂、巡南道安世鼎、巡撫郎廷極、張朝磷督造未成。十六年，奉旨燒造欄板，闊二尺五寸、高三尺、厚如龍缸，經守道張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督造，亦未成。十七年，巡撫張朝磷疏請停止。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項，俱估值銷笄正項錢糧，並未派征，陶成分限解京。十九年九月內奉旨燒造禦器，差廣儲司郎中徐廷掰、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應選、筆帖式車爾德於二十年二月駐廠督造。每製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凡工匠、物料動支正項錢糧，按項給發。至於運費等項，毫不遺累地方，官民稱便。 可以看出，汪先生在這裏隻注重“康熙辛亥中和堂製”款與“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項”語在時間上的關係，即“康熙辛亥”正是“康熙十年”，並未考慮到立論時是隨便用“燒造”還是遵古用“奉造”雖隻一字之差，卻涉及到兩個驗證該紀年款屬性所必須廓清的深層問題。 問題之一：“中和堂”器是否係禦窯廠“奉造祭器”。 “康熙辛亥中和堂製”款器既然“正是康熙十年的官窯器”，首先就應是“奉造”項目內的“祭器”。據文獻記載，清朝祭禮主要分“國家諸祀”與“內廷諸祀”兩大類。《清史稿》卷八二《禮誌一》： 凡國家諸祀，皆屬於太常、光祿、鴻臚三寺，而綜於禮部。惟堂子元日謁拜、立杆致祭與內廷諸祀，並內務府司之。 先說國家諸祀。所謂國家諸祀即國之公祭，以關內中原古禮為主，原則上是襲前明舊製。乾隆《大清會典事例》卷四五0“禮部·祭器”條： 乾隆十二年諭：國家敬天尊祖，禮備樂和，品物其陳，告豐告潔，所以將誠敬、昭典則也。考之前古，籩、豆、籃、簋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貴重，或用陶匏以崇質素，各有精義存乎其間。曆代相承，去古浸遠。至明洪武時更定舊章，祭器祭品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壇廟陳設祭品，器亦用瓷，蓋前明之舊。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清史稿》亦雲： 初沿明舊，壇廟祭品遵古製，惟器用瓷。 明之舊製，體現在祭器上則如萬曆《明會典》卷二0一“器用”條所言： 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解。 而查《清史稿》，國家諸祀用器釉色亦與萬曆《明會典》記載嘉靖九年所定祭器釉色相同。其《禮誌一》雲： 凡陶必辨色，圜丘、祈穀、常雩青，方澤、社稷、先農黃，日壇赤，月壇白。 《欽定皇朝禮器圖式》文字也一致： 天壇用青色，地壇及社稷壇用黃色，朝日壇用紅色，夕月壇用白色。 以此衡之，汪慶正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全集》第14卷所舉“中和堂”器施釉不辨四方之色，形製更不遵籩豆之製，根本沒考慮壇廟祭器的規格，可斷定不是“康熙十年奉造”的“國家諸祀”之“祭器”。 再看內廷諸祀。此種儀禮主要是關外滿族舊禮，舉行場地是坤寧宮。其祭器也有講究，請讀《清史稿》卷八二《禮誌四》之“坤寧宮祀神”條： 坤寧宮祀神防自盛京，既設堂子祭天，複設神位清寧宮正寢。世祖定燕京，率循舊製，定坤寧宮祀神禮。……順治初定：大內日祭，朝以醜寅，夕以未辛。朝祭，司香豫懸黃幔，奉菩薩關帝像東向。左右炕上置低桌二，陳爐、盞各三，時果九，糕十。炕前置獻案，黃磁碗二，虛其一，以一實酒。案下列樽酒，前設采氈。 索檢文獻資料，清宮恰有“大清宣統年製”底款黃釉大碗，碗內心以青花銘“坤寧宮祭器”。另有“大清宣統年製”底款青花纏枝蓮紋蓋罐，頸亦銘“坤寧宮祭器”，正合典製。纏枝蓮紋蓋罐應即史籍所說坤寧宮行祭時用的酒樽王光堯《清代瓷質祭禮器略論》，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上下印證，可知康熙“內廷諸祀”瓷質祭器亦多是酒碗和酒樽。這種豎杆代林、以酒致祭的儀軌，實源於滿族統治者未進關前居逐水草、呼嘯山林、俯仰鞍馬的遊牧狩獵史，可能還兼有薩滿教“通天樹”的神秘影子。驗之實物，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所藏“中和堂”款器中均未發現可被愛新覺羅氏用來作緬懷先祖開基立國偉業及發揚蹈厲剽悍勇武精神的祭器。何況，宮史也無以“中和堂”為內廷諸祀場地的記載。 問題之二：“中和堂”器是否屬禦窯廠所“奉造祭器”外的“等項”。 雖然“中和堂”器不是皇家祭器，但《國朝禦窯廠恭紀》所載“康熙十年奉造”的並非僅“祭器”，完整地說是“祭器等項”，即包括“祭器”外的其它宮廷用器燒造事項，符否也不容忽視。 1．禦用 供禦是官窯的首要任務。當然，禦用器不一定全是官窯，也可以是民窯，承德避暑山莊慈禧寢宮內與“大雅齋”、“儲秀宮”、“體和殿”款器一樣被看重的便有民窯燒造的裝“益母膏”青花小罐。但禦窯廠奉造的禦用器則不僅應是官窯，還當是官窯中的極品一一禦窯。這是由於皇權至高無上，即使宮廷用器也得官窯、禦窯同廠分理。寂園叟《勻雅》就說過： 官窯之尤精者，命日禦窯。禦窯也者，至尊之所禦也。官窯也者，妃嬪以下之得用者也。 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亦強調了這點： 清代於官窯之中更有禦窯，專備禦用，而下不敢僭。若官窯則達官亦得用之。 照此，則禦窯廠奉造的禦用器當“尤精”。然“中和堂”款器卻是精粗兼容，且宮外常見者多為大路貨。一些為切合粗筆畫風而特意選用的器型正如耿先生《明清瓷器鑒定》所言：“笨拙”。 所以說，即或這些器物曾為“康熙禦用”也不是工部預先頒額，不屬《國朝禦窯廠恭紀》中的“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項”。 2．鋪宮 所謂“鋪宮”，即後妃、貴人、女官等居處日常用器鋪設。作為“鋪宮”項目之一的瓷器雖也含各種途徑進宮的民窯器，但實以官窯器為主。清《國朝宮史》卷十七“經費一·鋪宮”條記有從皇太後到皇子側福晉每年日常所用瓷器釉色、紋飾及數量，如： 皇後 黃瓷盤二百二十，各色瓷盤八十；黃瓷碟四十，各色瓷碟五十；黃瓷碗百，各色瓷碗五十；黃瓷鍾三百、各色瓷鍾七十；各色瓷杯一百，瓷渣鬥四。 貴妃 黃地綠龍瓷盤四，各色瓷盤三十；黃地綠龍瓷碟四，各色瓷碟三十；黃地綠龍瓷碗四、各色瓷碗四十；黃地綠龍瓷鍾二，各色瓷鍾十五，瓷缸一。 士己 黃地綠龍瓷盤二，各色瓷盤二十；黃地綠龍瓷碟四，各色瓷碟八；黃地綠龍瓷碗四，各色瓷碗三十；黃地綠龍瓷鍾二，各色瓷鍾十二，瓷缸一。 然而，“中和堂”款器從未見以象征皇權的各色龍紋作裝飾，縱曾炫目於後妃椒房也不可能是出自禦窯廠的“鋪宮”瓷。 3．宴賞 賜宴隨賞，亦是官窯器用途之一，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有專門介紹。有關宮內宴賞的是卷二十七《光祿寺》中一段文字： 朝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俱各領回珍貯，以為傳家祭器。 記錄這方麵情況的另有乾隆《欽定日下舊聞考》： 向例元旦宴請諸王於乾清宮，次日宴群臣，自乾隆二十四年以後，皆於上元後一日賜群臣宴於圓明園，惟諸王仍筵宴於乾清宮，如舊儀。 據此，則康雍之際宴賞器有款也應是乾清宮，且多繪一束蓮，寓意“一品清廉”，不會像“中和堂”款器紋飾那樣去演繹“少婦曾攀折，將歸掃鏡台”一類綺語麗句。 如此看來，滬賢文章欲以《浮梁縣誌》中有“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項”記載證明“中和堂”款器為官窯，同樣難經推敲。“康熙辛亥中和堂製”款器與“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項”語隻是時間上的同一，並非燒造上的同一。易言之，兩者隻是同一年份，不指同一事物。 (三)核堂名，定官款與宮史不符 各用一“園”(皇家圓明園)一“誌”(官修《浮梁縣誌》)分別擬從“空間”與“時間”角度證實“中和堂”款器是官窯的文博專家，都把他們的理論支撐點搭建在《飲流齋說瓷》那則將“中和堂”定為“內府堂名”的“瓷話”上。可是，查閱文獻卻令人震驚。 檢索清代官修《國朝宮史》，被稱為大內的宸垣帝闕並未見“中和堂”。此書係乾隆七年清高宗弘曆命內廷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編撰，乾隆二十四年複令蔣溥等詳細校正，重加編輯。乾隆二十六年又派於敏中等幫同校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全書告成，收入《四庫全書》史部。這部專著以輯存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有關宮廷史料為宗旨，其第十一卷至第十六卷《宮殿》門類中，羅列了從紫禁城到西苑乃至雍正潛邸雍和宮的所有宮、殿、軒、堂，諸如乾清宮、坤寧宮、儲秀宮，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舉凡宮匾殿額軒號堂名無一遺漏。甚至匾額何人所書，楹聯什麽內容，殿堂居者為誰，都有翔實記錄。以“堂”冠名者計有浴德堂、搞藻堂、樂善堂、凝暉堂、三希堂、萱壽堂、韻古堂、鑒古堂、悖敘堂、澄懷堂、敬躋堂、古籟堂、漪瀾堂、澄觀堂、五福堂，缺的就是中和堂。 對此故宮學者雖未道破，實際上通過踏勘早已知紫禁城及周邊的皇殿禦苑無“中和堂，他們一而再地將器上堂名界定在圓明園就是證明。作為清朝帝王最大的行宮，圓明園在概念外延上的確也是“內府”，但筆者在核對相關史料時卻同樣找不到宮內專家們說的“中和堂”。 乾隆《欽定日下舊聞考》是全麵介紹圓明園早期情況的官修誌書，其卷八十《圓明園一》、卷八十一《圓明園二》、卷八十二《圓明園三》詳記該園門、塢、池、榭、樓、堂、軒、館、殿、廡、書房、梵室及其由來，所錄堂名有洞明堂、茹古堂、紀恩堂、五福堂、翠微堂、素心堂、含碧堂、曠然堂、全璧堂、品詩堂、樂善堂、橫雲堂、貴織山堂、耕雲堂、涵秋堂、澄景堂、深柳讀書堂、綺吟堂、永日堂、抱樸草堂，惟獨沒有中和堂。 由於從紫禁城到圓明園亦即整個“內府”均無“中和堂”，以“康熙辛亥中和堂製”款器“應該正是康熙十年的官窯器”推論切入的“時間定位”方式，乃至以“有清仁廟、純廟兩代君主，好講理學，故所命堂名多理學語”為憑臆測“中和堂”係“內府堂名”的瓷話，統統失去了前提。 三、循匠師畫坊款識察微 閱“中和堂”器，既有八字款、四字款之分，還有帶麵款、不帶麵款之別。目前所見帶麵款的僅部分八字款器，多署“漱玉亭”和“瞻公”。與紙絹畫落款格式相仿，“漱玉亭”三字均於題句後另起一行，“瞻公”則為簽名式押印。 《中國名瓷欣賞與收藏》介紹的上海博物館藏“康熙癸醜中和堂製”青花釉裏紅樓閣圖盤保存了不少這方麵信息： 此盤敞口，淺腹，平底，雙圈足，形製精巧，胎體勻厚。通體除雙圈足處無釉外，餘皆施透明釉，釉色白中微閃青。盤內以青花釉裏紅繪樓閣人物圖，畫麵以青花為主要呈色，隻在樹葉、彩雲、花叢處點綴釉裏紅。左側有青花五言題句：“少婦曾攀折，將歸掃鏡台”。下落：“漱玉亭”楷款和“瞻公”篆書方框章。內口沿繪卷枝紋一周。青花鮮豔明快，釉裏紅明快有胎點。器底以青花書“康熙癸醜中和堂製”四直行八字楷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署“瞻公”和“漱玉亭”麵款的“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器為青花釉裏紅尋梅圖盤。請看藏品簡介： 盤敞口微撇，淺腹，雙圈足，裏圈矮，外圈高，雙圈間無釉，足內有青花“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八字楷書款。辛亥即康熙十年(1671年)，盤內以青花釉裏紅描繪了文人相送的惜別場麵，畫麵以青花為主色，釉裏紅僅用於樹葉的點綴。盤心空白處寫有五言詩兩句，詩尾有“漱玉亭”楷款和一個篆書方印(筆者按：即“瞻公”)。 民窯誤為官窯，鑒藏界轟動一時的一樁百年積案！ “瞻公”名號和“漱玉亭”畫坊款識的出現，使“中和堂”器窯口之辨由深宮大內的堂名考證和禦窯奉造的時間核查轉移到了器麵。因為這種官窯器不可能有任由匠師自書名字齋號現象，已清楚表明了“中和堂”器繪製者的民間藝人身份。而在景德鎮匠師畫室就是彩繪作坊，所以畫師齋堂款實為彩繪作坊款。換句話說， 此乃標準的民窯元素。上博專家和故宮學者雖然都已看到，卻共同漏考。 無獨有偶，對照清宮舊藏，“漱玉亭”麵款在器底署“球琳珍玩”的青花釉裏紅山水圖盤上亦見，藉之正可多方確認“中和堂”款器的窯口。從院方介紹文字和實物看，此“球琳珍玩”款盤不僅釉色、胎骨、造型與上舉諸器無異，“漱玉亭”字體風格、書寫習慣、題款章法亦絕似“中和堂”器。請注意館藏著錄之說明： 盤敞口微撇，淺腹，雙圈足，裏圈淺，外圈高，兩圈間無釉露胎，底心白釉青花“球琳珍玩”四字楷書款。以青花釉裏紅為飾，內沿繪卷草紋，盤心繪洞石山水翠竹紋，空白處書五言詩兩句“高樹臨溪豔，低枝隔竹係”，詩尾寫有“漱玉亭”。 耿寶昌先生《明清瓷器鑒定》同樣談到了“球琳珍玩”款器，並準確指出： 另有署“球琳珍玩”款的器物，造型和紋飾畫意均與“中和堂”款器物相近，其製作時代亦應為康熙早期。 有趣的是，對“珍玩”款《飲流齋說瓷》早已定論。原文是： 稱堂稱齋者，帝王親貴、達官名匠皆有之。若稱書屋、山厲者，稱珍藏、珍玩、雅製、雅玩者，親貴達官有之，而帝王無是也。故此類款概謂之私家款。 據此，則“球琳珍玩”當屬“私家款”，署該款者應是民窯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瓷器類選第一卷·清順治康熙朝青花瓷》即是依《飲流齋說瓷》中“此類款概謂之私家款”一語將之定為民窯款的。由於“漱玉亭”是繪製民窯“球琳珍玩”款器的畫坊，所以，上博專家披露“中和堂”款器上有“漱玉亭”麵款雖屬無心，卻無異於在昭示“中和堂”款器出自民窯。故宮學者已確認“球琳珍玩”款器和“中和堂”款器上都有“漱玉亭”畫坊標識，又以民窯、官窯分論之，則明顯自相抵牾。 尤能說明問題的是，“球琳珍玩”款器與“中和堂”款器精品繪製者往往係一人。如故宮所藏“球琳珍玩”款器與裴光輝先生所編《康雍乾青花瓷》(福建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中“康熙辛亥中和堂製”青花釉裏紅山水圖碟的紋飾、題句、畫坊款即完全相同：取境均是翠竹紅樹及幽穀雲崖，景語俱為“高樹臨溪豔，低枝隔竹繁”(筆者按：由於繁體“係”字與“繁”字形近，不少版本將“繁”誤讀為“係”，借此機會一並訂正)，繪器場地都在“漱玉亭”。隻是底款一書“球琳珍玩”，一銘“康熙辛亥中和堂製”。兩器書風畫格毫無二致，百分之百為一人手筆。既然前者是民窯，後者無疑也應是民窯。 行文至此，鑒藏史上這樁民窯誤為官窯的百年積案形成過程已曆曆在目：最先是廛市“瓷話”傳訛，為始作俑者。接下來飲流齋以“內府堂名”演繹季清瓷話實望闕斷事，誤步後塵。然滬上才俊由於述古時未考鏡源流而重蹈覆轍，亦令人扼腕。長年工作在紫禁城的故宮學者發現身邊無飲流齋所言“中和堂”，欲從圓明園角度來箋疏《飲流齋說瓷》中“內府堂名”之語，卻在忽略對造園時間稽核的同時也疏略了對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前是否會有“中和堂”的考訂，以致郢書燕說。加上雙方在構築“時間定位”和“空問定位”理論框架時隻注意底款，都未考慮麵款，從而使舊說陳陳相因，沿襲至今。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由飲流齋考釋、諸多權威人士闡發、現被當作官窯於故宮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館等處陳列展出的康熙“中和堂”款器，並非官窯生產的宮廷專用瓷，乃是以畫坊署“漱玉亭”號“瞻公”者為代表的雅匠良工分頭繪製的民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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