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茶陵縣位於湘東的羅霄山脈西側，屬湘贛邊界，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湘贛軍區重要的組成部分，井岡山的第一個紅色政權就是建立在這兒。
因此，茶陵縣是有名的將軍縣，擁有25名共和國開將軍，在湖南排在第三位。
段蘇權少將是茶陵堯水高徑人，1916年出生，1930年投身到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並於同年入黨，時年14歲。
1932年8月段蘇權任湘贛蘇區紅八軍政治部青年科科長。1933年9月任湘贛軍區紅六軍團的宣傳部長（軍團長是蕭克）。1934年10月，紅六軍團先行離開中央蘇區向湘黔邊的紅二軍團靠攏，組成了以賀龍為總指揮紅二方麵軍。
紅二方麵軍計劃從貴州殺回湘西，為了牽製敵人掩護主力，決定由一批老弱殘兵和部分地方武裝近500人組成黔東獨力師留下打遊擊，師長為王光澤，師政委則為段蘇權。
插一閑筆，段蘇權的這一經曆讓很多人認為，既然他在紅軍時就是師政委，建國後是有資格評上中將、甚至上將的。
遺憾的是，段蘇權在率領黔東獨力師遊擊期間，因傷脫離了革命隊伍時間過長，最終影響到了軍銜的評定。
實際上，黔東獨立師的創建，主要是為了掩護主力部隊和安置傷員。在數倍於己的敵軍麵前，又沒有根據地作為支撐，其所麵臨的險惡和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段蘇權、王光澤率獨立師在黔東與敵人展開積極的遊擊戰，前前後後作戰20餘次，調動和牽製了敵軍一萬多人，成功地掩護了主力向湘西進軍。
在打了將近一個月的遊擊戰後，該獨立師準備東進湘西和主力會合，卻不幸遭到敵人圍攻，有200多人被敵人分割，這200多人幾乎全部遇難。
段蘇權、王光澤率剩下的600多人退入梵淨山，隨後由貴州鬆桃縣入四川秀山縣。
在進攻古鎮梅江場中，段蘇權的右腳踝被鄉丁擊碎，無法站立。
從梅江場撤出，遭到了各地民團的圍追堵截，獨立師減員嚴重，彈盡糧絕，漸陷絕境。
為了不拖累隊伍突圍，躺在擔架上的段蘇權主動向師長王光澤提出了就地養傷的請求。
所謂“就地養傷”，在當時的險惡環境下，基本就意味著死亡了。
但形勢迫人，為了讓獨立師輕裝擺脫敵人，讓剩餘為數不多的戰士殺出生路，也隻能如此了。
於是，師長王光澤讓四名抬著擔架的戰士把段蘇權抬到秀山縣雅江鄉的豐田村裏尋找可以留下來的地方。
豐田村是一個深山窩裏的小村，隻有幾戶人家，很隱蔽。
師長王光澤找到了老實巴交的窮裁縫李木富，讓他想想辦法，幫幫忙。
李木富對革命的大道理不是很懂，但他心地善良，看到段蘇權傷得這麽重，就答應了下來。
李木富認為如果讓段蘇權住在他的破房子裏，還是很不安全的，他說，山上有一個月牙形的小洞，洞內有泉水，用水方便，是個躲藏的好地方。
於是，戰士們就跟著他抬著擔架上了山，找到了洞。
那個時候是冬天，很冷，李木富家一貧如洗，連個破棉絮也提供不上，隻能和妻子楊桂花抱來一些稻草，給段蘇權充當被褥。
山洞雖然隱秘，但還是被民團搜查到了。
這些凶惡的民團剝光了段蘇權身上的衣物，還掄起大刀，要殺了段蘇權。
李木富趕來了，看著全身上下隻剩下一條褲衩、凍得縮成一團的段蘇權，趕緊跪地請求說：“不要再造孽啦！他是個殘疾人，動不了啦。圖了財就行啦，就不要害他的性命了！他也活不長了，你們就放過他吧！”
在李木富的苦苦哀求下，民團們最終放過了段蘇權，隻狠狠地踢了一腳，便轟鬧著下山喝酒去了。
李木富把段蘇權扶進山洞，敷一點草藥，就抹著眼淚走了。
這以後，李木富夫婦每天送點紅薯稀飯、草藥來，維持段蘇權的生命。
但李木富家實在太窮了，就是這點紅薯稀飯，他也難以維持，漸漸斷炊了，一家老小都餓著肚子。
而且，他也拿不出一件破衣服給段蘇權掩羞取暖。
段蘇權明白，再這樣下去，自己隻有一死了。
怎麽辦？
想來想去，覺得也隻有回自己的湖南茶陵老家才能活命了，但，腳踝有傷，怎麽走得了路？
李木富於是請鄰居、木匠蘇仕華給段蘇權了兩根拐杖。蘇仕華又做了個竹筒，鑽了個窟窿，拴上繩子，掛在拐杖上當做討飯碗。
那天，渾身上下隻穿一條破褲衩的段蘇權就這樣撐著兩根拐杖，一蹦一蹦地上路了。
李木富夫婦和蘇仕華送他送出到村口，看著他的背影，不勝唏噓感慨。
段蘇權一路乞討到了湘西永順縣的王村鎮。因為從王村流過的酉水是沅水的支流，也就是說王村有直通嶽陽的水路。
在酉水岸邊，段蘇權遇上了一艘前往嶽陽的商船，在好心船老板的相助下，得到了一件破棉襖，並搭上了順風船，順利到達了嶽陽。在嶽陽，他爬上了一列運煤的火車到達了醴陵站，然後繼續沿路乞討，於1935年7月17日來到攸縣皇圖嶺車站。
在攸縣皇圖嶺車站，段蘇權遇上了他命中的大恩人劉維初。
劉 維初是茶陵人，在醴陵淥江橋附近開了一家小豆腐店，這天恰巧到皇圖嶺圩場辦事，遇上了正在行乞的段蘇權，聽著段蘇權嘴裏操著一口濃重的茶陵口音，他產生了 惻隱之心，詳細問了段蘇權的來曆和境況。感慨之餘，將蘇權扶回自己家裏，給他換上了幹淨衣裳，理了發，抓藥幫他治療腳傷。
段蘇權在劉維初店裏一共住了42天，身體基本恢複了，這才告別劉維初，回到了茶陵縣堯水鄉高徑村。
在家裏，段蘇權一直都在惦記著獨立師的戰友。但他並不知道，獨立師已於1934年11月28日全軍覆沒，師長王光澤被敵人槍殺在四川省酉陽縣龍潭鎮。
1937年9月的一天，有個叫譚毛狗的老鄉從西北回來，告訴段蘇權，紅軍去了西北，正在那裏抗日。
段蘇權就再也待不住了，千裏迢迢，奔赴太原，見到了從前在紅二方麵軍任政委的任弼時。
任弼時這個時候是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他對獨立師為掩護主力撤退所作出的犧牲銘記在心中，安排段蘇權進入抗大學習。
從抗大畢業後，段蘇權在八路軍總政治部當科長，隨115師一部進入冀察熱遼開創敵後根據地。1945年段蘇權任熱遼軍區司令員，不久，又出任冀熱察軍區司令員……曆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段蘇權終成一名赫赫名將……
新中國成立後，段蘇權每次看到腳上的傷疤，都會對曾在自己落難時施救的恩人感激不盡。
1950 年，時任東北軍區空軍司令員的段蘇權將劉維初的兒子劉卿陶接到沈陽，送入大連工程學院學習，將其培養成工程師，又將劉維初接到北京自己家裏閑居，並表示要 留他長期居住。劉維初說自己勞動慣了，閑居不習慣，堅持要回家。段蘇權強不過他，送他回家後，年年隔三岔五地給他匯錢匯物。
劉維初逢人就說：“我救過的這個共產黨的大‘官’，最重情誼啊！”
段蘇權也多方尋找李木富夫婦和蘇仕華，但一直沒有確切的消息——那個小村，實在太隱秘，太難尋找了。
1983 年10月6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軍事學院政委的段蘇權親自從北京到四川省秀山縣尋找恩人。他走遍了當年戰鬥及蒙難的故地，訪問了不少幹部群眾，一連查看 了5個山洞，由於年代已久，已經沒法辨認，而他當年也沒有給李木富留下自己的姓名，所以始終沒有和當年的救命恩人聯係上。
滿懷遺憾的段蘇權最後將尋救恩人的大事委托給了秀山縣黨史部門。
段蘇權回秀山尋找恩人的消息不脛而走，幾經周折，終於傳到了李木富的耳中。
這時的李木富已經86歲，老伴楊桂花已經去世，木匠蘇仕華94歲。
這樣，段蘇權很快就收到了秀山縣黨史研究室寄來的兩位恩人的照片，他激動得老淚縱橫，寫信給秀山縣委說：“見到幾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麽地高興呀！他們無愧於紅軍的親人，理應受到新社會的尊敬和愛戴。”
從此以後，將軍又多了對恩人的許多掛念，多次寄錢寄物給這兩位恩人，第一次就寄了1000元給李木富。
1984年4月，中共秀山縣委和縣政府將一塊寫著“紅軍的親人”的匾額贈送給了李木富老人，並奉上了段蘇權寄來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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