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正文
美國的平民精神：叛逆與自由
民主的曆史是從精英到大眾的曆史，也是民主精神從上到下的過程。從這一點來說，美國的曆史不僅是精英的曆史，也是草根的曆史。毫無疑問，從“五月花號”上 的清教徒到《獨立宣言》的開國元勳們，這些精英創造了美國曆史，但為數更多的黑人、女性、印第安人、外來移民和普通勞動者，這些芸芸眾生和小人物也絕不是 曆史的旁觀者。
美國的政治傳統一直是民主與自由、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的博弈。聯邦黨人的“精英治國”和“充分製衡”精神，以及反聯邦 黨人的“平民自治”和“權利底線”精神，構成美國政治的兩大支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聯邦政府主要由“天然的貴族”掌控，而地方州政府則主要控製在民主團 體手中，他們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誓不兩立。漢密爾頓害怕民眾，傑弗遜則相信民眾，或者說傑弗遜不信任政府，就如同漢密爾頓不信任民 眾。
傑弗遜認為，權力必須掌握在占大多數的民眾手中，這樣才能避免暴力；其次，每個人都權利參與政府事務，教育和言論自由是權力的解毒劑。民眾素質不高不是不實行民主的理由，恰好是要實行民主的客觀需要；美國民主製度的最初設定便是明證，它是素質低下的普通民眾、社會精英和統治階層相互 博弈的漸進結果。民眾共同的自由是每個個體從身邊瑣事中一點一滴抗爭過來的。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勞工領袖、女權主義者和民權活動家走上政治舞台， 草根階層的崛起宣告一個真正的美國世紀的來臨。
不服從的公民
在 1776年的北美，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洛陽紙貴，幾乎每一個成年男子人手一冊。潘恩用這本書告訴人們一個“常識”：政府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政府的意圖 和目的應該致力於公民的自由與安全。傑斐遜說得更加明確：“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按照民主傳統， 公民服從法律的責任源於這樣一種假定，他要麽是自己的立法者，他要麽認可這些法律。所謂自由，就是公民不屈從於他人的意誌，隻按自己的意願行事。在法治社 會中，公共福祉與私人幸福之間的原始衝突被降低到最小程度。因此，托克維爾說，不管一項法律如何叫人惱火，美國的居民都容易服從，不僅因為這項立法是大多 數人的作品，而且因為這項立法也是他自己的作品。
“多數人的暴政”顯然是民主的悖論，人們為了自由而建立國家，結果卻失去了所有的自由， 政府成為人民的敵人。一個政府對其人民宣戰，哪怕隻是少數人，這也完全違反有關政府存在之基本目的的常識。在美國後來的曆史中，對政府的反對和抗爭從未消 失過。梭羅成為繼潘恩之後又一位民主思想家。在與法律的對抗中，梭羅和他的《論公民不服從的權利》使黑人和白人公民的態度都發生了激烈變化。從一定程度 上，是公民不服從——而不是法律——暴露了“美國式的困境”，或許是第一次，它迫使國家承認了奴隸製度的非法和罪惡。這些不屈不撓的叛逆者日拱一卒，步步 為營，通過改寫法律和政治而逐漸改變了一個國家。風可以吹起一片枯葉，卻無法吹走一隻蝴蝶，因為生命的力量就在於不順從。
公民不服從的意義在於提醒人們，民主國家絕不是多數人的暴政，爭取少數人的權利就是爭取你的權利；因為相對於社會，每個人其實都是少數人。從某種意義上，自由民主的美國 不僅僅是清教徒、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那些“好公民”開創的，也是酒鬼、娼妓、奴隸、同性戀、黑手黨甚至歹徒——這些“壞公民”塑造的，這些國家的“叛逆 者”在與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大大拓展了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涵義。從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美國文化象征的百老匯、拉斯維加斯和好萊塢，在它們早期的時候，並不像後來那樣得到社會的讚揚甚至容忍。
美國的曆史就是叛逆的曆史，從最早的獨立戰爭、反禁酒運動，到後來的嬉皮士運動和反戰運動，乃至最近 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一次次的與政府和權力的對抗中，叛逆已經成為美國人的公民性格的一部分，但最後他們還是返回到清教徒和國父們的價值觀。最為諷刺的 是，那些沉迷搖滾樂、最具叛逆精神的嬉皮士最後竟然成為最決絕的自然主義者，比當年的清教徒更加自律和虔誠。
中國傳統政治習慣於以道德代 替法律，即使在國家層麵上，與其說一個“壞人”是法律意義上的，不如說是道德意義上。道德的泛濫其實是國家對個人的入侵。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公民不服 從運動對國家所表現出的不信任和敵意，其實是對人權倫理和公民尊嚴的勇敢捍衛。從某種意義上，“壞人”的存在與反抗，與其說是針對國家權力，不如說是捍衛 個人的自由權利。
無論是在美國誕生前，還是在美國建立之後，針對政府的反抗從來沒有停止過，反過來，國家權力對公民個人的壓迫也從未減少。19世紀後半期，奴隸製度已經廢除，美國政府發起了一場社會純淨運動，飲酒和嫖娼遭到禁止，所有的酒館和紅燈區都被關閉，大量妓女被送入管教所，新法律甚至允許對犯罪分子、變態、白癡和低能兒施行絕育手術至少有4萬名婦女被強行絕育，其中大多數是妓女。芝加哥議會還授權警察對每一部公映的電影進行審查。
這場由國家發起的轟轟烈烈的道德運動最大的碩果之一，就是催生了壟斷私酒賣淫的黑幫勢力。在1866年的一次統計中，僅紐約一地就有 8000家酒館，700家妓院，4000名妓女。如果說酒館最早拉開了黑人與白人平等的先例，那麽與此同時，娼妓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平等。因為勇敢地挑戰國 家和法律，這些頗具亞政府色彩的黑手黨一度成為美國民眾眼中的英雄。正是在這些幫派英雄的保護下，米高梅、環球、派拉蒙、20世紀福克斯和華納兄弟等一大 批影響世界的電影公司孕育而生，那些銀幕上被稱頌的“英雄”，其實都是一些鄙視權威崇尚自由的流氓和惡棍。當這些“英雄”逐漸成為美國的主流時，美國也就 改變了。
國家的不完美
人類是不完美的，因此有了國家；國家同樣也是不完美的，那麽如何防止國家的不完美成為一場人類災難？
1765 年，在北美國賓夕法尼亞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年輕人出於義憤，把一位引起地方民眾公憤的腐敗官員暗殺了。富蘭克林曾挺身而出，為其進行辯護。富蘭克林認為，既然英國政府無力控製殖民地官員的腐敗，那麽美國人民就可以擁有暗殺腐敗官員的權利。多年後，富蘭克林甚至這樣說：“如果沒有彈劾的權力，我們就用暗 殺來擺脫一個腐敗的最高行政長官”。 在真實的曆史中，雖然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運動聞名於世，但真正使種族隔離政策被廢除的卻是一次次黑人針對白人的暴力襲擊。發生在1965年的石牆騷亂使裸體、口交和同性戀獲得了合法性。
必須承認，國家首先是一種暴力機器。麵對國家這個利維坦，個人是微不足道的，特別是在暴力上，但並不 能因為忽視暴力的意義。事實上，消除暴力和恐怖的唯一辦法仍是暴力。美國的民主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什麽大人物的恩賜，而是每一個努力爭取來的。孟德斯鳩說過：“人民既然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不能用選舉來影響立法機關的變動，那麽當不滿和憤怒逐漸積累起來時，就隻能依靠暴力和鮮血來為 自己正義的呼聲開辟道路。”
從一定程度上，民主在美國最充分的體現就是暴力。“槍支麵前人人平等”，持槍權幾乎就是美國公民權的象征。美國有3億人口，民間持有的各類槍支卻多達2億以上；槍支可以成為犯罪的凶器，但也可以讓普通人保護自己和家人。一個連自衛權都被剝奪的國家是不可能有什麽自由和民主的，甚至連生命權都不會存在。
暴力可以消滅問題，但並不能解決問題。在民主體製下，不同價值觀之間最有可能形成羅爾斯所說的重 疊共識，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公共文化。這是美國帶給當今世界最大的啟示。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比如同性戀問題，墮胎問題，以及槍支管控等等， 美國為此也常常爭得不可開交，且不論結果如何，起碼他們對一些基本的價值和規則是可以互相分享的。這使得國家政治遠離了傳統宮廷的陰謀與暴力。
法律本身其實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妥協與調適。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消滅犯罪，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個沒有國家犯罪的國家就已經算得上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了。美 國的偉大在於，國家和個人共同承擔了犯罪的損失，罪犯失去自由，國家承擔其作為一個正常人的生活費用。1980年，美國監獄中關押的犯人人數為50萬；到 了1999年，人數達到200萬，增加了整整3倍。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報告表明，美國每100個成人中就有一個在監獄服刑，這個數據在1970年為 1/400。美國不僅是全世界罪犯最多的國家，也是供養罪犯費用最多的國家，每年耗資達1100億美元，平均每個犯人每年5.5萬美元。
從某種意義上，美國是作為烏托邦誕生的，在這個寬容而文明的民族大熔爐中，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美國化”的過程，也是美國多元化的曆史。這些移民改變了美國，也塑造了美國，最後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當年那些被稱為“白色黑人”的意大利移民，有不少都從事黑手黨或犯罪集團，他們與國家權力鬥智鬥勇，不屈不撓， 最終推翻了政府的禁酒令，後來，這些“比白人還白人”的意大利移民成為美國警察的重要組成。正如哈耶克所言，一種壞的製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製度 會使壞人也做好事。
愛爾蘭移民與意大利移民走過了類似的道理。是什麽將這些“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變成無私愛國的“美國人”？答案可以是國家認同，也可以是民主自由；但不應當忘記：民主製度的好處是，少數人的權利和多數人的權利一樣重要；一個人不自由，所有人就都沒有自由；在美國，不存在什麽“極少數”和“一小撮”，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和唯一的，也都是同樣重要的。“當社會秩序的守衛者想把他們鎮壓下去的時候，就讓我們站在叛逆者一 邊吧。”這是《叛逆者》這本書的最後一句話。
草根的力量
正如曆史構成歐洲的傳統，曆史同樣塑造了美國的多元、寬容、平等和謙卑。在一個仆人簇擁的歐洲貴族眼中，大多數美國人都是不停工作的“下等人”，或者是嗜好 暴力的“野蠻人”；更讓他們無法忍受的是，在美國，清潔工也被尊稱為“先生”，而妓女更是被尊稱為“女士”。從某種程度上，資本主義與美國精神是同構的， 他們都崇尚平等。如果說民主製度創造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權利平等，那麽資本主義則創造了機會平等和消費平等。福特的V型車生產線創造了一個大批量生產的時 代，凡勃倫以《有閑階級論》為消費主義張目。一戰結束後，400萬產業工人舉行大罷工，他們“要求漲薪，不是為了生活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汽車、美味佳 肴、珠寶和開車旅行”，一場消費革命開始了。
一個值得玩味的事情是，黑人向來對政治和戰爭持冷漠態度，但這種政治冷漠卻被消費激活了。他 們可以忍受政治上的歧視，但卻無法容忍消費上的不平等。南方許多非洲裔美國人之所以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是為了方便他們進入公共場所消費。這場消費麵前人人 平等的抗爭具有強烈的梭羅風格，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但對反對消費主義的梭羅來說，他做夢都想不到，人們抗爭的目的竟然是為了消費。
人們往往想當然的以為奴隸製度是白人強加於黑人的，但其實反對廢奴的黑人並不比白人少。奴隸製度廢除之後，獲得解放的奴隸終於自由了，但卻發現必須去工作。 盡管遭到極大的阻力，美國政府還是付出了極大努力，比如無償分配給他們土地，讓他們免費接受教育。南卡羅萊納州向14000個黑人家庭提供了土地，南方各 州新建了近4000所學校，有近20萬獲得自由的奴隸得到平生第一次正規教育。美國的廢奴運動證明了一件事，檢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少數精英，而 是看底層平民。
很多年後，這些厭惡工作的“懶蟲”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一場驚喜，從爵士樂到踢踏舞，從阿裏到喬丹，如今，美國總統也成了黑 人。黑人音樂是如此充滿魅力，以至於傑克·凱魯雅克在《在路上》一書中“希望自己也是一名黑人”。很多年後，邁克爾·傑克遜以他天才的音樂而成為美國傳 奇。很難想象，要是沒有布魯斯，要是沒有NBA，美國還是美國嗎？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回首美國的曆史，民主也不是一天煉成的；僅僅在半 個世紀之前，美國黑人還處於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美國的民主製度史就是民權不斷平等化的曆史，公民權利不斷地下移和擴散，從白人資本家到普通白人，從白人 到黑人，從男人到女人，直至每一個成年人都擁有平等的公民權利。20世紀20年代女權運動主要是反對法律上的歧視，爭取普選權、同工同酬、受教育權、婚姻 自主權等，1919年美國憲法第19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權。
選票對應的是公民權利，選舉對應是是民主製度，以選票代替子彈，以選舉代替陰 謀，這無疑是人類在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創新。政治不是童話，很多美好的理想在殘酷的現實麵前往往被撞得支離破碎。美國選舉製度幾經變革，一直在努力做到 “盡可能的不壞”。政治文明有一個起碼的倫理，就是讓有權的人不能太有錢，讓有錢的人不能太有權；如果在一個國家裏，一個群體既有權又有錢，這個寡頭群體 就會通過壟斷一切資源來綁架整個國家，從而使大多數人淪為國家的囚徒，這樣的國家必然會因為失衡而走向崩潰。在美國總統選舉中，雖然也需要大量的競選經 費，但這筆錢大多由競選人自籌，而且為了防止金錢對選舉的侵蝕，《聯邦競選法案》規定個人捐款不得超過2300美元。這樣的設置是想告誡人們，總統不是少 數資本家的代言人，他代表著美國公眾的利益。
在2008年選舉中，奧巴馬籌款超過1.5億美元，這筆巨款多半都是由200美元以下的小額 捐款聚腋成裘的。這不僅是草根的力量，也是民主的力量。奧巴馬這樣說：“我們國家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我們武器的威力或者財富的規模，而是來自我們理想的持 久力量，民主、自由、機會和不屈的希望。”
樓主對自由的理解是世俗的，而非哲理性的。這正是西方文明發展的弱點，特別是從啟蒙運動以來。它將自由看成是擺脫製約。所以從那時起，西方已經沒有哲人，隻有哲學學者了。但是這樣的哲人，仍然存在在東方，即那種舉手投足都帶來啟示的人。
從哲學整體來看，一個事物失去對立麵，那麽它本身的意義也不存在了。沒有左，哪來右？所以自由真正的意義不是擺脫製約，而是圓融製約。西方崇尚的那些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是一種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極端。任何極端都不具有可持續性。
平民的概念也沒有哲學理念，隻是個體世俗自由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沒有太多意義。更有意義的概念應當是公民，它內含著個體與整體的理念，包含權利與責任的統一。可惜，西方社會的公民意識很淺，他們隻認可爭利的製約，卻擔不起協同的奉獻。西方人崇尚個體性，內在包含暴力傾向，又有濃厚的種族主義意識。其文化的包容性與普世性好像都留在修道院，就像是用一條腿走路。
如果認為美國民主是草根力量所為，你要麽是騙人的精英、要麽是無知的蠢民、要麽是崇洋媚外的中國‘精英’加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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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
美國人是講的什麽平等啊?
美國人歉卑嗎???
2. 整篇來看好像是"先有定論,再找證據,東拚西湊"的文章.
裏麵的問題很多是似是而非,文筆生澀,看起來吃力.
開玩笑， 這幫人一直隻是旁觀者， 直到20世紀初，白人在保證他們的權力條件下，才慢慢一點一點的開放給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