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在回憶錄中說：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 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 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一些地區人口大 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 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 死的。解放後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
江渭清說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左禍”。我們看看各大行政區中各省1957年抓右派的比例與饑荒的程度是否有相關性。從反右到大躍進，領導人的變動，特殊事件的發生（如湖南第一書記周小舟廬山會議被打成反黨集團，繼任者施行更左的政策），也是影響饑荒的因素。在同一行政大區各省之間比較，是因為行政大區之內各省相差比較小。
表1： 反右與饑荒的相關性（行政大區分組比較）
| 災前人口 | 非正常死亡 | 比例 | ||||
| 省名 | (萬人) | 人口(萬人) | ％ | 右派總數 | 右派比例 (萬人人口 右派數） |
行政大區 |
| 遼寧 | 1931 | 33 | 1.71 | 21103 | 10.9 | 東北 |
| 黑龍江 | 1564 | 19 | 1.21 | 12594 | 8.1 | 東北 |
| 吉林 | 1281 | 12 | 0.94 | 9271 | 7.2 | 東北 |
| 湖南 | 3652 | 249 | 6.81 | 25909 | 7.1 | 中南 |
| 河南 | 4806 | 294 | 6.12 | 53975 | 11.2 | 中南 |
| 廣西 | 2010 | 93 | 4.63 | 10935 | 5.4 | 中南 |
| 湖北 | 3075 | 68 | 2.2 | 32196 | 10.5 | 中南 |
| 廣東 | 3839 | 66 | 1.71 | 30842 | 8.0 | 中南 |
| 江西 | 1714 | 18 | 1.06 | 11416 | 6.7 | 中南 |
| 安徽 | 3446 | 633 | 18.37 | 25364 | 7.4 | 華東 |
| 山東 | 5344 | 181 | 3.38 | 31387 | 5.9 | 華東 |
| 江蘇 | 4296 | 153 | 2.88 | 13349 | 3.1 | 華東 |
| 福建 | 1548 | 31 | 2.02 | 7223 | 4.7 | 華東 |
| 浙江 | 2570 | 14 | 0.55 | 10705 | 4.2 | 華東 |
| 河北 | 5545 | 61 | 1.1 | 23516 | 4.2 | 華北 |
| 山西 | 1621 | 6 | 0.37 | 9321 | 5.7 | 華北 |
| 甘肅 | 1586 | 102 | 6.45 | 9891 | 6.2 | 西北 |
| 陝西 | 1832 | 19 | 1.02 | 6025 | 3.3 | 西北 |
| 四川 | 7192 | 940 | 13.07 | 40623 | 5.6 | 西南 |
| 貴州 | 1706 | 175 | 10.23 | 6798 | 4.0 | 西南 |
| 雲南 | 1918 | 80 | 4.19 | 9641 | 5.0 | 西南 |
| 合計 | 63475 | 3246 | 5.11 |
[安徽] 廬山會議後還有一輪黨內反右傾。比如饑荒最嚴重的安徽省，在省委書記張凱帆被打成小彭德懷後，據 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於是，張愷帆試圖 糾正的“共產風”在無為縣又刮了起來，導致形勢迅速惡化。張愷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幹部的專權和高壓越來越嚴重。由於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於無為縣監獄爆滿， 連倉庫裏都關滿了人。後來政府不得不將那些無處關押的人押往臨近的白湖農場（廬江縣境內）和普濟圩農場關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說勞改犯多得象行軍隊伍一 樣。
[湖南] 由於周小舟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又由於彭德懷、黃克誠原籍湖南，廬山會議前到湖南作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判他們是“湖南幫”、“湖南集團”。所以，中共湖南省委貫徹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鬥爭尤為積極，成為全國的重災區之一。
湖南是全國反右傾鬥爭最為浩大、造成後果最為嚴重的一個省份。在運動中錯整了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很有見地的好同誌，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的民主生活 遭到嚴 重破壞，其傷害的人數之多，消極影響麵之廣，均超過此前的各種政治鬥爭；在經濟上使得湖南當時剛剛開始糾“左”的工作遭到批判與否定，導致“左”傾錯誤更 加變本加厲地泛濫起來，本來已經有所收斂的高指標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和共產風又重新泛濫起來。
“繼續躍進”本是在全省國民經濟已經步履艱難的情況下啟動的，經過一年的強製推進，終於使國民經濟處於無法再繼續運行下去的地步。到了1960年秋 冬，不 僅生產建設難以為繼，而且人民群眾的生活也極度困難，全省出現普遍性的糧荒、油荒、肉荒。城鎮居民口糧標準一降再降，每人每月隻有18斤口糧。在農村，農 民年人均口糧隻有350斤稲穀，比1957年減少近4個月的口糧，約有三分之一的地區缺少糧食，並且缺糧的時間較長。由於生活難以為繼，人們常以野菜、樹 皮、草根、糠殼充饑。全省水腫病、婦科病、小兒營養不良的病人急劇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劇增多。1960年全省人口3569.37萬，比 1959年實際人口3691.95萬減少122.58萬，1961年又減少61.39萬。（湖南發改委發展檔案）
結論: 各省按人口比例抓右派的多少，與同一行政大區內各省的饑荒程度，有高度的相關性。
[1] 各省非正常死亡數據摘自《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2] 各省右派總數摘自《中央組織部、統戰部關於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報告（1959年12月30日）》附表
詳見：《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統戰部關於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報告（1960.1.6）》
四川饑餓時間最長與這裏不停頓地反右傾有關。
1959年8月17日，曆時46天的廬山會議結束。全國開展了“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運動。李井泉對反右傾是很積極的，就在廬山會議之前，他也是堅決反右的。廬山會議之後，有了毛澤東的令箭，他的勁頭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幹部傳達了廬山會議。他在傳達報告中提出了“一個粉碎”，“四個保衛”，即“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他重申了“三麵紅旗”的偉大意義，他說：
公社化運動是偉大的運動，是幾億農民、首先是貧苦農民搞起來的，大辦鋼鐵是幾千萬勞動大軍。這樣巨大的群眾運動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國革命有革命戰爭運動，有民主革命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鎮反運動，但這些運動的範圍窄一些，時間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辦鋼鐵、公社化規模那麽大，範圍那麽寬，時間那麽集中。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本來巴黎公社是失敗的）是革命的創舉，是有曆史意義的事件，它意味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後方向。按照這一看法，中國的公社化、大辦鋼鐵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著大躍進，可以超過以往的速度，不僅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速度。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當是欽佩不已，讚揚不已，應當是隻能說好，不能說壞。……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馬克思都讚成了，難道我們這成功的經驗就不應該讚成嗎？
接著，他講“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說：
人民公社運動是如何來的呢？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種生產關係的變化。至於小社變大社，我們原來就有大社的，如張泗洲的社一千多戶，現在一鄉一社兩千多戶，這是大躍進以來必然要做的。大躍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辦起了食堂，這樣一天可以多勞動一、兩小時，可以騰出一部分勞動力。公共食堂辦了，豬在社員家裏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豬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謂一大二公就從此而來。……這些是為了生產發展而采取的措施，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是憑主觀願望所采取的。至於供給製吃飯不要錢的問題，這是合乎廣大貧雇農、首先是30％勞動力少兒女多的貧雇農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這一部分貧苦農民是半無產階級，全國有1.5億，全省有2000萬人。有這樣的階級基礎才辦起來的。既然符合多數農民的要求，首先是30％貧苦農民的要求，我們黨就應當領導這個運動。……我黨北戴河會議、武昌會議後下心領導這個運動是正確的。不領導這個運動還要出亂子。不信，解散了試試看。今年解散了，明年還會辦起來。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他的這些話可能反映了當時高層的認識。現在看來，這些看法有著很重的主觀色彩。曆史已經證明，這種認識是完全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李井泉這個報告透露了“三麵紅旗”以外的事情。李說：彭是高饒聯盟的漏網分子。張聞天也給高饒聯盟當過軍師。彭也承認自己是高饒聯盟的忠實成員。與其說是高饒聯盟，不如說是高、饒、彭聯盟。高崗在東北，彭德懷在朝鮮掌握誌願軍，他們兩人相互利用。彭德懷先後同人談過黨內有人反對黨。說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誌要篡黨，他們的後台是劉少奇同誌。並說從主席到重慶談判就開始了。這顯然是誣蔑，為的是想達到推翻劉少奇同誌的目的。高、彭、黃對劉少奇同誌是不滿意的。彭德懷到處散布說劉少奇是篡黨的後台，完全同高崗講的有個圈圈是一樣的。
幾年以後的“文革”證明，李井泉講不是空穴來風。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個“叛徒集團”捆在一起被打倒了。從這裏可以隱約地看到，反高饒聯盟、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鬥爭之間，從人事上看，有著某種內在聯係。毛澤東在這三次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來在這三次鬥爭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壩地委書記會，四川省省長李大章在會上的講話，一再強調“堅決貫徹總路線，堅決繼續搞大躍進，真正向著人民公社萬歲這個方向來搞。”為此，要堅決整頓幹部中的右傾思想。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左的問題，右的方麵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他解釋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勢的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說，右派分子把“問題不少”理解為刮“共產風”，認為我們沒有糾正；實際上，“問題不少”是指右傾抬頭，右傾活動，有猖狂進攻之勢。現在的問題不是刮“共產風”，不是“一平二調三提款”，是右傾問題。李大章說，右派分子說反左比反右難，實際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話：反右是階級鬥爭，這個東西是階級影響問題，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報告最後強調，現在我們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場問題，是階級問題。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屆第11次擴大會議），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第一階段在成都開，第二階段在重慶開。會議一開頭搞了一個“政治測驗”：到會的1300多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傳達毛主席講話的情況下，先閱讀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意見書》，然後人人必須表態。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領導幹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們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一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隻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態後，才放毛澤東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61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動搖的共49人）。會上選擇了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他們是：鄧自力（滬州地委書記）、陳懷堂（滬州地委副書記）、張戟（省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陳星（重慶鋼鐵公司代總經理）、杜石生（重慶望江機械廠廠長）、高毅（宜賓造紙廠黨委副書記）、夏戎（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張家義（成都軍區11團政委）。
作為軍區團政委的張家義是怎樣成為省級的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呢？這是他一次回鄉探親招來的橫禍。第11次會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參考文件：“張家義的材料”上說：“原11團少校政委張家義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蘇銅山），給軍區幹部部寫回兩封信，其中對當地農村工作發泄了極為不滿的情緒。”這是兩封什麽樣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同誌的信
王科長請轉牛部長：
我十二號從成都動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麽問題。到家後困難重重，沒飯吃，有錢買不到，吃了幾頓草子菜葉對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難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緒很不好，對生產沒信心，對領導抵觸很大（說毛主席共產黨好，下邊幹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較好，吃得飽飯外，餘皆挨餓。現在正處於農忙，每日大人10兩，小孩6兩到半斤。絕大部分的人都餓得麵黃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動路。我們這個村七百人口，在五六兩個月分（那時日食4兩）因病無糧而死、餓死、上吊、投水自殺了三十餘人。醫生看病在處方上都是建議領導上給病號增加幾兩糧食，這樣救活了十幾個人。
我家人口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餓死外，全家20餘口均平安無事。我到家後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鬧，要求把他們帶到外邊來。二老有錢，但是買不到東西，我一個月給的三、四十元錢花不掉，因此，曾幾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帶走他們有餓死吊死的可能。這種情況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靜，埋怨地方幹部領導無法（這都是思想活動沒說出）。
上述等等情況，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糧不吃，給老人吃，使他餓得不像樣子），帶往成都過一段時間。因為寄的錢到家不起作用，買不到東西。
上述請求可否，請速來信告訴我。如果可以，請給遷戶口的證明。不能去也告訴我，不會鬧問題，這種困難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說的上述情況，是真的，沒有擴大之處。
我家鄉的生產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夠做活的很少，20多條牛死的隻剩一條小牛，土地荒蕪麵積很大，很危險。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長同誌請轉牛部長同誌：
部裏來信，我於八月三日收到，四日離家返成都，原準備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買票困難，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帶父母問題遵照部裏來信指示辦，請勿念。
從來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對當前農村問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這樣及時的關心和提出的批評，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鄉所存在的問題也應該認為是嚴重的，否則，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由我的思想不好來負責，那麽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說實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請求帶我父母去成都，作為反映幾個村莊甚至於一個鄉的情況，的確太片麵了。但是那些情況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陝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緒、生活、生產情況以及幹勁和幹群關係等作比較，我家鄉比上述地區差遠了。什麽原因我一下子也說不出來。
我認為那個地區馬上就會好轉了，因為引起了上級的注意，現在又進行整社了，處分了不少幹部，撤職停職的（鄉以下幹部）也不少。據說也有法辦的。以此來大力發動群眾（那裏的群眾非常落後）。
我到家後把我了解的情況，以對黨負責的精神，向鄉黨委和縣委某一幹部作了匯報，他們都認為對整社有很大幫助，然後也參加了整社活動。動員群眾積肥、生產，並親身到地裏作些有關生產活動，和耕作區的幹部交談整社、生產情況。由於參加一些活動對我教育很大，總的感覺是這樣的：學習有關人民公社文件時，對於其優越性這方麵領會較深，但由於客觀問題（幹部作風、生活不好、不能多勞多得、黨的方針政策群眾領會不深）的影響，公社中存在嚴重的困難（家鄉那裏，不是全國）和建設公社的複雜性了解不夠，這次探親解決了；關於緊縮開支、厲行節約比聽幾次報告還解決問題；黨的政策不能被群眾所掌握，以及幹部脫離群眾的危險性；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性在那裏都需要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個體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鬥爭的激烈，是過去未所預料到的，群眾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深蒂固等等問題的認識提高了不少。我認為這是我極其主要的方麵，否則也不全麵。事情多，見麵再說，不對請批評。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八月六日於鄭州市
從這兩信中還可以看出，張家義是一個善良而真誠的人，他的組織觀念還是很強的。然而，就是這兩封信，使這位團政委成為四川省八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一。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當時的政治鬥爭邏輯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屆第11次會議，除了揭露出來了61個各種“分子”、批判了8個重點人物之外，還通過了兩個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貫徹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的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瀘州地區以鄧自力同誌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
中共中央對《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告》十分重視。1959年10月13日批轉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59]807號），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在我們隊伍裏隻是少數，但是他們不僅會在他們所主管的工作範圍內妨礙總路線的執行，而且他們的思想在適合其發展的氣候下，會像病菌一樣向外擴張、傳染。為了貫徹執行總路線，為了教育幹部和群眾，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傾錯誤的同誌，都必須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裏加以掃除。
這個按語中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連用了三個“一切”，可見其態度的嚴厲和堅決，文件下達之後，全國的反右傾鬥爭升級。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會議之後，全省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相應的會議，全省的反右傾鬥爭熱烈展開。
在農民正在大量餓死的農村，是怎樣反右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這個文件指出了農村右傾思想的表現：1，在農業生產上，他們把增產計劃指標定得越來越低；2，在糧食問題上，他們少報產量，瞞產私分，有糧鬧糧。既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又要盡量擴大銷售指標；3，在公共食堂上，他們不主張積極辦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災害造成的暫時困難製造混亂，以達到他們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單幹的目的。文件說，“上述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當前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傾向，也是實現各項任務的主要障礙。”“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有它的階級基礎的。實質上是黨內一小部分不堅定分子在生產、糧食、食堂、抗災等鬥爭中的動搖，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比較深的分子，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不滿的反映，並且有的就是來自敵對勢力的破壞。”“為了保證增產，節約糧食，戰勝災荒，必須係統地徹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傾思想。……從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農村展開一次反對右傾思想的大辯論。”“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極少數右傾分子……”
從這裏列出的右傾的幾項表現中可以看出，文件製定者還是主張高指標、高征購，還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而這些都提到了“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這些正是大饑荒的根源。他們不僅不改弦更張想辦法緩解饑餓，實際上還在繼續製造饑餓。
指導思想既定，就在農村開展大辯論、大批判。“通過這次辯論，使右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堅定分子堅定起來，使右傾思想失掉市場”。我已經在本書其它處作過介紹，大辯論、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頭遊戲，而是拳腳相加、捆綁吊打，而是眼淚加鮮血。
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由縣委農工部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一手操辦，全麵徹底，人人過關。把一些不愛開會的，開會遲到的，不愛勞動的，說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規格要求的，報產量低了的，說落後話的人都作為右傾分子來反，專門開管理區大會把這些幹部和社員處以刑罰……其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特別隊就是勞改隊，有的地方稱勞訓隊，是公社、管理區建立的準監獄機構。管理區以上的幹部一句話就可以將社員送去勞改。轉業軍人楊心田反右傾時給工作組的幹部提了意見，就被毒打了兩次。楊當時爬著回去，後害怕鬥爭逃跑。楊在外逃期間因沒有吃的，患了嚴重的腫病。成都市公安局將楊作為流竄犯捉到送回來。工作組便派兩人將楊從床上拉到大會，叫楊站到五個重疊起來的板凳上鬥爭，鬥爭後沒幾日就死在廁所邊上。
據萬縣地委龍寶工作組9月20日報告，龍寶公社在反右傾中對幹部和群眾進行了排隊，在全社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234人當中，堅決擁護總路線的占42.3％，在個別問題上有右傾情緒的占44.9％，右傾思想嚴重的占10.3％，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占2.5％。通過排隊確立了“依靠誰、團結誰，批判教育誰”的階級路線。辯論前對骨幹隊伍進行了組織和訓練。因此，在辯論會上，右傾思想嚴重的人“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認公社和食堂的優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幹部和社員100人。然後，進行組織整頓，“保證了貧雇農和促進派占領導優勢”。
在反右傾鬥爭中，各地報上來挖出多少瞞產私分糧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辦公廳的報告：據萬縣統計，在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自動交待瞞產私分糧食達740多萬斤。自貢市區雙塘等8個公社自報出隱瞞糧食620多萬斤，占總產量8％。巴縣各人民公社在擴大幹部會上批判的76人當中，徹底低頭認罪的有71人，占93.2％。這個報告說，“大批判帶來了大躍進”，巴縣各人民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共收到保證書決心書2344份，競賽挑戰應戰書1260份。會後生產上“一躍再躍”。邛崍縣采取大兵團作戰，改造冬水田40萬畝。事後證明，這些數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虛假的。這些隱瞞的糧食是子虛烏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糧食征購的任務。
除了農村以外，工廠、學校也開展了批右傾鬥爭。1959年11月7日，在重慶潘家坪召開的市、地委書記會上，李井泉進一步擴大鬥爭麵。他自問自答地說：“機關那些非黨群眾要不要搞？總而言之是要搞的。職工群眾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農民的觀點都帶到工廠裏來了，工人隊伍中也不純潔，也需要以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進行改造。學校看來也要反右，但中央講，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有些人實際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隻批思想。”
為了把暗藏的右傾份子挖出來，主持運動者還千方百計動員大家“鳴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對付“右派”的一套搬到黨內來。溫江專區各縣反右傾運動的五級幹部會議編發的大批簡報，記錄了這種坑人的手段是如何進行的。郫縣報告，他們將運動分為四個階段進行，一、大鳴大放，暢所欲言；二、組織先進隊伍，進行大會發言，肯定成績，樹立正麵典型；三、大會重點批判，小會自覺檢查，問題嚴重的右傾分子，根據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處分；四、學習省、地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安排當前工作，定入庫、生產計劃，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傾不隻是在1959年。從1958年到1962年的整個饑荒年代，是不斷地批右傾的，不過沒有1959年那麽集中罷了。
在反右傾鬥爭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麵列舉一些官方數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縣三級機關幹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傾鬥爭的運動中，參加運動人數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為重點批判對象，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973人，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點批判對象占幹部總數的4.78％，占參加運動幹部數的7.38％。這組數據不包括成都市非黨幹部數和瀘州、涼山各縣的數字。
見表3-3。
說明：1，本表數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統計，還不是最後的定案數字；2，地專機關幹部總數中缺成都市的非黨員幹部數；3，縣級機關中缺瀘州、涼山各縣數字；4，表中三類即“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四類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1959年11月21日報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數字與上表數中，省級機關的數字與上表一致，地、縣兩級數字略有差別：地專機關：共有幹部51248人，其中，嚴重右傾的1332人，占幹部總數的2.59％；右傾機會主義分子524人，占幹部總數的1.02％；兩類合計1856人，占幹部總數的3.62％。縣級機關（缺兩個專區縣人數）：共有幹部116840人，其中嚴重右傾的4076人，占幹部總數的3.48％；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081人，占幹部總數的1.78％，兩類合計6157人，占幹部總數的5.26％。
除了省、地、縣三級機關以外，全省區級機關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區級幹部總數的3.46％；公社黨委書記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幹部總數的7.18％；廠礦企業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為1204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2.84％，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999人；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的人數為384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3.99％，占參加運動黨員幹部總數的4.84％，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幹部受批判的人數沒有全省的統計數字，但個案統計數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縣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組情況簡報寫道：合川縣1959、1960、1961年三年間，由於反右傾擴大到基層，整風整社、反瞞產私分等運動，共處理了幹部5184人，占全縣幹部總數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幹部17716人，處理了4699人，占26.5％。各級幹部處理麵是：公社級：黨委書記占60％；黨委副書記占35.7％；正副社長占36.7％；一般幹部占28.6％。大隊級：正副書記占57.2％；正副大隊長占38.7％；一般幹部占31.6％。生產隊級：正副隊長占24.8％，一般幹部占11.8％。江北縣興隆區自1958年到1962年，全區大隊一級的幹部328人當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占40％；在454名生產隊長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占51％。
以上數字是枯燥的，但每一個數字後麵卻是血淋淋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是無情的摧殘折磨和成千上萬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據中共中央有關精神，對在1959年反右傾以來被錯整的人給予“甄別”。對致死、致殘、自殺的幹部和社員，區別情況經濟上給予輕微的補償，政治上給予安撫。但對在運動中自殺的幹部不予撫恤，被開除了黨籍、團籍的，不再恢複黨籍團籍，並應指出自殺行為是錯誤的。
四川省的反右傾並沒有結束。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重慶市團委的幹部在討論“七千人大會”精神時，聯係四川省實際，談到四川省餓死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認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團市委工作的副書記於克書提議向中央寫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況，其他幾位團市委副書記都同意。於克書以“一個共產黨員”的署名寫了一封匿名信，為了避免查出筆跡，找打字員用打字機打出來。
1962年6月，共青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於克書到北京出席會議。會上，他們向胡耀邦匯報了四川的情況。胡耀邦和他們二人的談話被整成簡報送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於是，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書記約廖、於二人談話。他們向楊尚昆作報三個半小時的匯報。楊尚昆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鄧小平得知情況後主持會議，派人到四川調查。李井泉得知這些情況後，利用八屆十中全會抓階級鬥爭的機會施行報複。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慶市召開第二十次全委擴大會。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蕭、李、廖”反黨集團。蕭是蕭澤寬，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分管共青團工作；李是李止舟，時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認定他們是四川省刮“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的代表。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
現在把湖南省委關於湖南整社試點的經驗發給你們〔1〕。中央認為這個經驗很好。
湖南的試點經驗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中央在十月十二日批發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等同誌的材料，使同誌們看到黨內高級幹部中那些反對人民公社化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農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的。現在湖南這個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誌們了解，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怎樣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製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他們的反動口號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於，解放後不如解放前，好像一個倒寶塔，一級比一級差。”他們所堅持的顯然是一條反動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早就對黨的總路線發動了進攻。他們消極怠工，造謠誣蔑，尋隙挑釁，千方百計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撓和破壞大躍進。對於他們這種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活動，廣大的基層幹部和貧農、下中農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甕江人民公社新馬生產隊，早在今年五月間就開過三次辯論會，向富裕中農“不顧大集體，隻搞小自由”的資本主義思想作了鬥爭。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要求廣泛展開這場鬥爭。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重大意義，越來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徹底粉碎彭、黃、張、周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2〕，就不可能順利地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就不可能有今年後半年的繼續大躍進，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總路線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甕江人民公社新馬生產隊的材料證明，在黨領導群眾把右傾機會主義的逆流、邪氣打下去之後，就立即在政治方麵積生產方麵出現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現是成年社員中堅決擁護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由原來的百分之七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動搖的，由原來的百分之二十減少到百分之八點五；反對的，由原來的百分之十減少到百分之一點五。社員的積極性大為高漲，蓬蓬勃勃的生產高潮立即起來了。
不要以為一部分富裕中農的進攻，隻會發生在少數地區，而且人數不多，不足為患。事實絕不是這樣。反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雖然隻占富裕中農的一部分，可是，他們廣泛地散布在廣大農民群眾中間，他們也參加勞動，他們說話在一部分勞動農民中有市場，他們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樣，雖然人數很少，可是，正像湖南農民說的，“一粒老鼠屎，搞壞一鍋湯”，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當著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當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後結束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私有製，要徹底挖掉富裕中農和資產階級的根子的時候，他們就必然要起來堅決抵抗。資本主義私有製就要永遠進墳墓了，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力量，隻要一有機會，就會起來進行垂死的抵抗。近幾月來有大量的事實證明，他們已經起來堅決地抵抗、猖狂地進攻了。各省市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各黨組，對此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各省市區黨委，都應該安排一個適當的時間，以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綱，領導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產，有計劃、有步驟地領導群眾，用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一次整社、整風運動，並且結合著進行整黨、整團工作。湖南在生產大隊一級整社試點的經驗和有關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見，可供各地參考。
中 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釋
〔1〕 此件本書從略。
〔2〕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