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在回憶錄中說：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 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 口達14.8萬餘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我和省委其他負責同誌曾分頭下去調查，發現一些地區人口大 量非正常死亡。以情況最嚴重的寶應縣為例。從 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絕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 死的。解放後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 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寶應的自然條件在全省屬於中等，1959年基本上未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為什麽會發生如此嚴重的問題呢？ 1960年春，省委和國家糧食部門分別派工作組去該縣作了調查。根據調查材料，我在5月初揚州地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曾作了題為《興（化）高（郵）寶（應）問題的病症何在》的講話，指出：寶應出現如此嚴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當發生人口大批死亡、生病、外流的時候，領導上仍然熟視無睹，還在幹部中大反“刮低產風”，在群眾中大反“瞞產私分”，把群眾的口糧、種子都征購一空。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太湖之濱的宜興和寧鎮山區的高淳等縣。這些縣的縣委固然有責任，省委、特別是我要負責任。歸根到底，是由於“大躍進”中那套“左”的錯誤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是多麽慘痛而又深刻的教訓啊！

江渭清說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左禍”。我們看看各大行政區中各省1957年抓右派的比例與饑荒的程度是否有相關性。從反右到大躍進，領導人的變動，特殊事件的發生（如湖南第一書記周小舟廬山會議被打成反黨集團，繼任者施行更左的政策），也是影響饑荒的因素。在同一行政大區各省之間比較，是因為行政大區之內各省相差比較小。

表1： 反右與饑荒的相關性（行政大區分組比較）

[安徽] 廬山會議後還有一輪黨內反右傾。比如饑荒最嚴重的安徽省，在省委書記張凱帆被打成小彭德懷後，據 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於是，張愷帆試圖 糾正的“共產風”在無為縣又刮了起來，導致形勢迅速惡化。張愷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幹部的專權和高壓越來越嚴重。由於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於無為縣監獄爆滿， 連倉庫裏都關滿了人。後來政府不得不將那些無處關押的人押往臨近的白湖農場（廬江縣境內）和普濟圩農場關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說勞改犯多得象行軍隊伍一 樣。

[湖南] 由於周小舟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又由於彭德懷、黃克誠原籍湖南，廬山會議前到湖南作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判他們是“湖南幫”、“湖南集團”。所以，中共湖南省委貫徹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鬥爭尤為積極，成為全國的重災區之一。

湖南是全國反右傾鬥爭最為浩大、造成後果最為嚴重的一個省份。在運動中錯整了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很有見地的好同誌，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的民主生活 遭到嚴 重破壞，其傷害的人數之多，消極影響麵之廣，均超過此前的各種政治鬥爭；在經濟上使得湖南當時剛剛開始糾“左”的工作遭到批判與否定，導致“左”傾錯誤更 加變本加厲地泛濫起來，本來已經有所收斂的高指標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和共產風又重新泛濫起來。

“繼續躍進”本是在全省國民經濟已經步履艱難的情況下啟動的，經過一年的強製推進，終於使國民經濟處於無法再繼續運行下去的地步。到了1960年秋 冬，不 僅生產建設難以為繼，而且人民群眾的生活也極度困難，全省出現普遍性的糧荒、油荒、肉荒。城鎮居民口糧標準一降再降，每人每月隻有18斤口糧。在農村，農 民年人均口糧隻有350斤稲穀，比1957年減少近4個月的口糧，約有三分之一的地區缺少糧食，並且缺糧的時間較長。由於生活難以為繼，人們常以野菜、樹 皮、草根、糠殼充饑。全省水腫病、婦科病、小兒營養不良的病人急劇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劇增多。1960年全省人口3569.37萬，比 1959年實際人口3691.95萬減少122.58萬，1961年又減少61.39萬。（湖南發改委發展檔案）

結論: 各省按人口比例抓右派的多少，與同一行政大區內各省的饑荒程度，有高度的相關性。

[1] 各省非正常死亡數據摘自《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2] 各省右派總數摘自《中央組織部、統戰部關於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報告（1959年12月30日）》附表

詳見：《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統戰部關於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報告（196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