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問題：一場掩蓋了四十多年的悲劇
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麵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
從 1990年出版的《通渭縣誌》第146—147頁上記載的“通渭縣曆年人口狀況”中得知，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 78462人，減少人數占1958年總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 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而 1961年實有人口隻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 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隻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過五年以後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隻，豬、 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 [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夾邊溝：這是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象的“右派”苦難史。
夾 邊溝，這個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裏的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凍間，一場罕見 的大饑荒很快將這裏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隻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 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
張仲良的大躍進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征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 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 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 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 裏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 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 勒緊褲腰帶。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後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改為二兩。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饑。隊裏死了驢，肉被 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裏隻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 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 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 （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 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供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並號召全省“緊急行動起來搶救人命”。 （４９）賑濟饑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終於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 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 血債”。當時，由於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請他支持張仲良複出。冼恒漢將軍回答說：“我要 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案終於未能翻成。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各地餓死的農民以成百成千萬計，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
張 仲良在"廬山會議"上駁斥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 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事實上當時甘肅就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在餓死人。為此蘭州軍區出動大批軍車從外 省緊急運糧。
據說，當時中央開會，知道甘肅餓死群眾真相的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做過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對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
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共產風一下子就把甘蕭推進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之中。這個災難大到什麽程度？一言以蔽之，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當時晚間省會蘭州火車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會踩著倒在那兒起不來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徵文，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獲得一等獎。該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後僅定西地區（隴中一帶）便「餓死近百萬居民」。對這件事，麥文一語帶過，未談細節。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發表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中也寫了當時定西地區的饑饉。他未談死人總數，卻對細節作了實錄，正好可以用來對麥文作補充。
據沙青調查所得，同安微一樣，甘肅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即「全國躍進浪潮日高夜漲」的時候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 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區還隻是吃柳葉而已），被子裏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一口氣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 至將外麵逃到村子裏的人殺了吃掉。更有人將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殺了吃掉了。有一戶農家，吃得隻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 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 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這是沙青親聞的許多真實故事中的一個。
中共甘肅省委的機關報 《甘肅日報》的記者張尚質是通渭縣人。那時，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麽？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屍首，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進自己的村子，村子慘 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通渭縣餓死加外跑的在十萬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書記宋平視察通渭時曾痛心地說：「那麽多人餓死了。有的人跑到 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頁。）所以，說通渭餓死四、五萬人大約不會過頭。
也許 人們會問，當政的××黨此刻在做什麽？難道官員們也餓死了？不，他們正忙於搞階級鬥爭，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掘 地挖牆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惡行，據事後省委派去 放糧、調查的工作組統計，竟有一百二十八種。
「要麽整死，要麽餓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隻能老老實實地餓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灣》，《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寫過一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講的是窮人將妻子典當給財主當生育工具的事。現在是新社會，法律已不允許典當婦女，但這並不能禁止甘肅 的婦女為救瀕於餓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鄰省陝西再嫁，得到糧食送回甘肅家中。結果製造的悲劇同四、五十年前一樣；幾年後婦女在「後夫」家留下親生骨肉，返 回老家，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一些甘肅婦女，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穀縣的婦女，很方便地到了較為富庶的關中鹹陽的平原地帶， 便再也不肯離開了。饑饉後，老家男人找到了她們，可是她們沒有回甘肅。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親娘，結果也還是悲劇。
甘肅省省長鄧寶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義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國民黨將領，有職無權的花瓶。他去農村視察後，唯一能做的隻是「如實地向省委反映了情況」而已。他的權力還頂不上省委一名書記處書記。
當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去的時候，省委書記處書記何承華竟然在電話中欺騙周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 但畢竟紙包不住火，甘肅餓死人的事傳到了北京。於是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帶了一個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發現實際情況同省領導同誌介紹的完全相反。那裏的 困難．．．．是由於某些領導人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同時，還發現某些領導幹部對敢於講真話、提意見的好同誌實行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製造了一批冤案、錯案。」（注７：引自《憶錢瑛》一書。）錢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
賑濟災民的糧食是運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萬人餓死，約占當時甘肅人口的十份之一。甘肅第一書記張仲良在甘肅留下的是千千萬萬家破人亡的饑民和無數淒慘的人間悲劇。
告別饑餓1978：新華社供中共高層內參
作者： 傅上倫，胡國華，馮東書，戴國強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定價：26.00元 總點擊數：863791
讀者翻開的這本書，是四位新華社老記者根據自己1980年的采訪筆記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內容曾寫成“內參”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不少內容鄧小平、胡 耀邦、萬裏等作過批示，成為製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對改變中國前途命運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四位記者當時年齡最大的48歲，最小的33歲。 讀罷本書，你可以深切體會到堅持實事求是的重要和艱難，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人民共和國為了擺脫貧困，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幸福，曾經走過怎樣曲折的道路， 曾經承受多麽巨大的磨難。
================================
我們專程調查了這片掙紮在貧困死亡線上的農村——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
其中以通渭最慘，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統計全縣人口總數尚未恢複到1949年的水平。造成曆史慘劇的原因固然與長期以來毀林毀草生態環境惡化和連年幹旱有關，但 更重要的是工作中的嚴重失誤造成的。在這些地方，1958年大放“農業衛星”，吹牛皮，糧食產量嚴重浮誇，嚴重浮誇又帶來超重量的征購，本已導致農村嚴重 糧荒，卻又大煉鋼鐵、大辦水利，寅吃卯糧，進一步挖空了農民手中的口糧。這樣，大批餓死人的事件便可怕地蔓延開來。後來，雖然上級黨和政府發現了這些地方 的問題，調集了大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支援災區，使蔓延的災情得到了控製，群眾渡過了難關。但是，集體經濟的家底和農民的家當多已蕩然一空。這一次災難留下 的陰影很長時間難以消失，又加上此後二十年過“左”的農村政策不斷困擾，直到這次我們來到黃土高原采訪，這一片大地農村元氣尚未完全恢複過來，農民群眾多 年來饑寒交迫的生活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去冬今春又一次幹旱襲來，農村再次發生了饑餓的恐慌。我們在隴海鐵路沿線采訪，仍然可以看到大批衣裳襤褸、攜兒 帶女、提筐拄棍的饑民外出逃荒討飯的情景。
我們到了通渭縣的隴陽公社。公社王書記是從本地土改翻身的農村積極分子中提拔起來的老幹部。長期以來，他一直忠誠於黨的事業。他曾帶領群眾搞“合作化”，辦 人民公社。他曾相信人民公社是東方升起的太陽，會給人們帶來幸福。他曾相信甘肅省搞的引洮水利工程會像報紙上宣傳的那樣，是天上的銀河落到地上，能使十年 九旱的地方得到滋潤。凡是黨的號召，他都不遺餘力，身體力行地去執行。
可他怎麽也想不到一場令人難以置信的饑荒給當地帶來的毀滅性的災難幾乎摧毀了他的信念。他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裏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 肉煮的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裏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裏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 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裏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說到自己，他傷感得很，說：困難時期我正領著民工上 了二百多裏外的引洮工程工地，工地上雖有糧食充饑，但村裏缺糧越來越嚴重，消息傳來，動搖工地的人心。
引洮工地領導因此嚴格規定，沒有經過領導批準，誰也不準和家裏人通信。我模範遵守紀律，好長時間沒給家裏寫信，也得不到家裏的音訊。有一天，有人捎話給我， 說咱村裏的人餓得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我不相信，我說：“我相信共產黨不會餓死一個人。”我們那個工程隊管夥食的是我一個村的人，他對我說：“食堂裏還 有點白麵，快背上一袋回去吧。”我拒絕了，我說：“公家的東西我怎麽能拿?”又過了一段時間，村裏來人了，悄悄告訴我，你家裏的人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 此時，甘肅別的地方餓死人的消息我已經聽到一點。我這才緊張起來，於是馬上買了三十斤蓧麵往回趕。回到村裏，煙火稀絕，到處沒有生氣。我回到自己家門口， 院門敞開著，院裏蒿草老高，聽不到任何聲音。進了房，隻見我媽和一個弟弟躺在炕上，骨瘦如柴，兩雙眼睛瞪著我，都不能講話、不能動彈了。
我馬上伸手把房簷的椽子扳下來生火熬蓧麵糊糊，一口一口把我媽和弟弟喂活過來。我這才知道，我的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一共餓死了五口人。這是一種特殊的平均主義的貧困，經過“合作化”，辦起人民公社，糧食等一切能吃的東西全部控製在公家手裏，除了共同貧困，沒有貧富差別，誰也救不了誰。集體化了，農民也沒有東西可賣。由於全國缺糧，當地農民也等不來國家的救濟糧。漸漸地，瓜菜也吃完了，瘦弱的牲畜也吃光了，等待他們的隻有死亡。
現在，近二十年過去了，這位公社書記說起往事，仍然充滿著悲哀。他一直很後悔當初沒有聽人的勸告早一點回家。他心情沉重，歎著氣對我們說：“忠誠有忠誠的好處，也有忠誠的壞處!”隨著持久的貧困的發展，人們信心動搖了，懷疑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