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信陽事件後，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對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斷，毛指出：地主階級複辟，各地出了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複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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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網] 近20年來，圍繞60年代初大饑荒與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關係，學術界較少論四清運動與大饑荒的關係。四清運動雖然初興於1963年，但是早在大饑荒趨於頂點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繼出台，毛澤東認定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階級敵人破壞和民主革命不徹底，並著手部署反擊“資本主義複辟”。隻是由於1961年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已陷於極度困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事實上將毛澤東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才未使之演變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62年下半年，經濟複蘇已成定局，毛澤東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1963年春夏之後，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毛澤東承認自己有錯誤。
進人1960年，由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引發的國內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麵已經全麵形成，各地普遍出現糧食緊張、人員外流、浮腫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數激增等現象。但是對於中央領導層而言，這些並非是1960年產生的新情況，從1958年始若幹省份就已出現類似情況，並曾向北京匯報。毛澤東也曾就解決此類問題做過批示，現在毛澤東要求全國各級黨組織注意解決此類問題，並研究了解決的辦法。
1960年3月，毛澤東針對糧食緊張的問題作出批示，要求全國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葉大製澱粉”。毛澤東對“非正常死亡”現象也作出了反應。1960年3月，毛批閱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在山東的文件中有反映該省農村已出現“非正常死亡”的內容。毛批示：“這些問題，各省、市、區都有，如不注意處理，定會脫離群眾。”毛指出，用召開六級幹部會議的方法處理此類問題較好。同月，北京對甘肅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斷——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隴西、和政三縣出現大量餓死人現象，中央批轉甘肅省委解決通渭問題的意見稱：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機會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前後，中央也向全國通報了寧夏自治區黨委處理中寧事件的意見，認為1959年冬到1960年春發生的中寧縣“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寧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
麵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毛澤東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他要求解決某些缺點和錯誤，然而毛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類——並不能真正舒緩農村的緊張情況，因為這些會議的主題是貫徹中央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諸如堅持社會主義陣地公共食堂等，在“繼續躍進”的形勢下根本無從解決餓死人的問題。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所有這類消極現象都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在全國經濟正急劇惡化的形勢下，毛澤東的樂觀態度客觀上助長了省一級領導的新一輪浮誇風。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該省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這就是，即便有缺點，也是在正確路線上，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則強調該省如何“深入學習毛著，係統總結大躍進豐富經驗”，以及如何提高領導水平雲雲。吳芝圃向毛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毛對河南報告大為讚賞，稱其“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和科學性的文件”，並表揚三級書記搞食堂“試驗田”：“這些辦法極好”。1960年上半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由周林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
幾個大躍進紅旗省大辦食堂的先進經驗使毛澤東大為振奮，他甚至將黑龍江省的經驗寫成通俗易記的四言詩，詩雲：“加強領導，全民食堂，豬菜豐富，計劃用糧，指標到戶，糧食到堂，以人定量，憑票吃糧……”。毛強調食堂問題“極端重要”，表揚豫、湘、川、雲、貴、滬、皖等省市做得最好，要求全國學貴州，學河南，“一律照此辦理”。
各地的這類浮誇報告是否對毛澤東構成“誤導”？各省紛紛報來缺點、錯誤已被克服或戰勝的消息。如由王任重任第一書記的湖北省浮腫和餓死人現象極為嚴重。1960年3月，黃岡浮腫人數5萬，卻宣布一周後即撲滅水腫1萬。襄陽竹山縣有5500人浮腫，一周後傳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撲滅”，隻剩80人。
1960年4月以後，毛澤東在繼續鼓動躍進的同時，對狂熱的宣傳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傳報道方麵，“要善於藏一手”，“防止發生不切實際的浮誇風”。毛的這個批示隻是提到宣傳降溫的問題，並不涉及已大量出現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澤東似乎開始覺察到，或者是真正願意麵對農村的嚴重問題，起因是陶鑄的一份報告。陶鑄認為，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法是開展一場“三反運動”，即反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和形式主義。具體內容為糾正基層幹部的違法亂紀、強迫命令一類錯誤。應該指出，幹部違法亂紀確實是造成農村嚴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些都是幹部在執行上級各種命令的情況下幹的，犯下這類錯誤的幹部基本上都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積極分子，僅幾個月前，這些基層幹部還因有力地執行了上級指示而被表揚和重用。現在領導卻將自己責任遮去，而讓基層幹部“背黑鍋”。盡管陶鑄未嚐不明白造成農村危機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錯誤，但他的報告絲毫不敢涉及這個問題。
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帳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打擊範圍掌握在3%之內；通過運動，最後促使幹部參加勞動。
陶鑄的報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開出了解決問題的藥方，果然獲毛澤東賞識，他稱讚廣東“提出來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
1960年6月後，毛澤東對大饑荒的解釋逐步清晰，他認為問題主要是由“五風”造成(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毛的上述判斷應該不錯，卻隻涉及問題的現象層麵，他所提出的解決問題之道仍是其一貫堅持的大搞階級鬥爭的一套。
毛澤東提出在農村立即開展整風、整社，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搞三反運動，同時繼續堅持農村食堂。其結果是“三反”與事無補，1960年9月的“八字方針”也不能立即緩解大饑荒，形勢進一步惡化，致使部分地區餓死人的現象在1960年下半年後已發展到“慘絕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後，河南信陽地區已餓死人達100萬。10月21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幹部寫出有關“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4日，李富春將報告上報毛。10月26日，毛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信陽事件”給毛以大震動，次日毛批轉胡喬木有關推廣小球藻的報告，胡稱，“此舉可以保證，不餓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
麵臨極端惡化的形勢，毛澤東終於同意加大調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發緊急指示信(“12條”)，提出全麵反“五風”，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允許農民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在當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毛雖提到“隻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不行”，卻沒有將其變為中央的政策，現在終於明確為具體政策。但是“緊急指示信”仍然堅持農村食堂，此項規定在相當程度上衝淡了有關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澤東開始修正“形勢一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三分之一的地區的形勢不好”，同時毛又明確提出，調整政策後，幾個月形勢就會好轉。毛要將基調先定下來，即解釋為何全國部分地區形勢不好。
現在毛澤東的解釋比6月份前進了一步。他說，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可是有無領導方麵的責任和缺失呢？毛爭取主動，首先承認自己有錯誤。盡管1959年廬山會議後，中央層已沒有任何人敢於提出毛的錯誤的問題，毛卻知道黨內外都有一股指責、埋怨他本人的空氣，毛預感到自己要承受這股巨大的批評壓力，與其讓這股“陰風”不斷蔓延，不如公開將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總結》一文中第一次談自己的“錯誤”。毛說，他的“錯誤”在於將過渡時期估計太快，但馬上強調：“錯誤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免的”。毛並沒有忘記將其他人捎上，他說，“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的”。1960年11月，毛在一份為中央代擬的文件裏，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再次談自己的錯誤，言辭和態度都非常懇切。
毛澤東已作“自我批評”，各省大員紛紛表態願承擔責任、為毛分憂。僅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各省的書記們還不肯檢討，他們非要等中央檢討後，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極為焦急，他耐心啟發華東各省的書記率先作出檢討，但是書記們就是不上鉤。柯慶施無奈，隻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一個指頭的毛病是出在我們手上。”
毛澤東既已下“罪己詔”，各省檢討報告如雪片般報向中南海，所有的檢討都是一個調門：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地方在執行正確的政策過程中出了偏差。毛澤東心領神會，對這類報告一概嘉許。
1960年11月後，毛澤東焦急地等待各地報來“好消息”，地方領導非常理解毛的這種焦灼心情，迅速報來的各種材料，皆是“12條”下達後農村一片新氣象的內容。安徽省委的報告稱，傳達“12條”緊急指示信後，全省“人人興高采烈，生產出現了一片嶄新氣象”。黑龍江省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開展“紅思想運動”，居然委托工人之口說，“現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麵，有這麽多的糧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後我再也不吵糧食不夠吃了”。
此時此刻，毛澤東太需要這類反映“大好形勢”的報告，毛更對“亂講”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見，禁止軍隊同誌向地方領導反映對形勢問題的看法。
1960年11月，毛澤東的心情較為沉重，反映在政策製定方麵，也顯示出某種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網開一麵，批示免去資本家下放農村，改為下放城市企業。如果沿著這條路繼續下去，加大“罪己詔”的份量，可能會加速扭轉危急局麵，毛也不失為知錯即改的“賢君”。
但毛澤東鬥爭了一輩子，經曆了無數風浪，運思是獨特的。毛對自己領袖威望變得異常敏感起來，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文件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毛心細如發，完全清楚黨內外早已怨氣衝天，如果聽之任之，極有可能會危及自己的領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後，毛退居二線在中央核心層早已明確，毛已處在相對超脫的二線。盡管一線、二線的界限極為模糊，毛仍象過去一樣直接給中央常委和省一級黨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決策仍需毛點頭，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隻能采取進攻的姿態，大講階級鬥爭。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澤東兩次批示全國推廣遼寧、錦州以階級鬥爭解決群眾“鬧糧”的經驗，毛在批轉河南信陽地委處理信陽事件的報告時，表揚該報告是“好文件”，信陽地委的報告稱，造成信陽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將整風(階級鬥爭)與救災結合起來，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補課。
1960年10月，陳雲在河南省視察，該省已餓殍遍野，而省委領導人竟敢向陳雲吹牛說，該省糧食產量比去年增產一倍，不但不需調入糧食，還可調出糧食。兩個月後，河南省委竟將責任推到子虛烏有的“階級敵人”身上，在這之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親赴信陽調查，結論是“幹這種事情的，通通是貧雇家(庭)出身的幹部”。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對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斷，毛指出：地主階級複辟，各地出了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複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在這裏，毛不願直接說“餓死人”，而是說“出了亂子”，且“亂子”是敵人破壞所造成。毛的這個思路，並非產生於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肅省委關於解決通渭事件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如是說。在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思想波動和震蕩後，毛又恢複了從容，現在他要從理論的高度來分析這類問題，畢竟和平時期大麵積餓死的人現象極其罕見，想繞過去也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硬著頭皮頂住”。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將他對形勢的判斷加以進一步的係統化和理論化，毛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複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環球網曆史頻道：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12-09/30987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