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仁心與義行的國策
儒家思想的順序是先修身齊家。再治國平天下。所以孟子也不例外。在《孟子》書中、有一大半是記載他周遊列國時勸說各位諸侯行使仁義的經過。他以他的誠實與善良之心所領悟出的美感發揮於文字之間。他希望可以用美麗的文字打動諸侯。可惜當時的諸侯隻有『利益』在心中,並沒有被孟子所感動而實行仁道的國策。
孟子在戰國時代就大膽的提出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言論。他是在中國歷史中提出民主思想的第一人。一個國君假如不首先考慮人民的福祉,假如他的行為危及社會的話,則人民有權利去變置他。以今日的術語就是:人民可以推翻他、再立一位新人。所以在《孟子》一書的開始、孟子就告訴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而且孟子在〈告子上篇〉告訴我們:『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所以很明顯的、孟子所謂的仁就是『仁心』。而孟子所謂的義就是『義行』。換言話說:不要以利益的得失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政策,而是要以仁心與義行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所以他的國策可以分為仁心與義行兩部分:
1、仁心
a、聽從民意
在〈萬章篇)中、孟子舉出《泰誓》的一段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為堯讓位給舜的理由。其實、孟子的原則是聽從民意。此乃是他的仁心的根本。此句話與老子之《道德經·CH49》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完全相同。老子與孟子兩人的背景完全不同。老子是周朝之守藏室室長,大概相當於今日之國家圖書館舘長。而孟子在戰國時代的周遊列國希望得到重視。此兩人都有今天的民主思想。都希望國君可以重視民意,都以民意為治理國家的方向。兩人都不愧為後世稱為『聖人』。
b、與隣國和平相處
為減少人民的無辜死亡,與隣國一定要和平相處。所以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說:『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由此可見、孟子完全以『仁心』為出發點。大國與小國可以和平相處、避免戰爭,是為上上策。一來可以避免人民的傷亡,二來可以保持農作物的豐收。老子在《道德經·CH 61》也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可見此兩人都是慈悲為懷,都極力反對戰爭。都以人民的生命與福祉為第一優先。
c、不嗜殺人的君主能統一天下
在〈梁惠王上〉有一段是孟子與梁襄王的談話記錄。梁襄王問:『天下烏乎定?』孟子對他說:『定於一』。梁襄王又問:『孰能一之?』孟子告訴他:“隻有不愛殺人的國君能統一天下。“孟子接著解釋說:“當今的國家元首中,沒有不愛殺人的。人民隻是敢怒而不敢言。如果有一位國君不愛殺人的話,人民自然會伸出頭盼望他的到來。人民就自動會歸服他。” 在老子《道德經·CH31 》中、也有類似的一段話:『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誌於天下矣。』由此可見、在春秋與戰國時代、的確是殺人如割草一般。在當時、不嗜殺人的國君一定是一位具有充沛仁心的領導人。這就是:人民就會自動地歸服此位國君的主要原因吧!
[總之]
一位具有仁心的國君一定要先聽從民意去治理國家。在國內、不要常以死刑驚悚人民。除非此人真的犯了重大的罪行,當國人都說要『處死刑』的時候,才可以處死刑。並且與隣國和平相處,不讓人民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不讓人民因為戰爭而飢寒交迫。如此具有仁心的國君,才是孟子心中的模範國君。
2、義行
在國策方麵、大概是因為當時的科學與工業並不發達,所以他提出的國家建設部分:以現代的觀點來看、都是簡單而必需的。他所提出的國策部分可以分為三項:振興經濟,與民同樂、與安定生活。分別說明如下:
a、振興經濟
孟子的義行可以使糧食充沛。使魚產與木材豐富。並且減少稅收。教育人民深耕與除去雜草、如此稻米也可以豐收。對於犯人則盡量減少刑期。經濟繁榮後、人民就可以安居樂業。他的振興經濟方案簡單易行。包括下列數項:
b、與民同樂
孟子非常注重與民同樂。如此大家都一起共歡樂。也會一起共患難。即使國家受到外國侵略時,人民就會同仇敵愾,共同反抗。孟子並且告訴滕文公大家就會一起『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在《孟子》書中、與民同樂的例子有三:
c、安定生活
古今中外的大多數人民隻要求有安定的生活。假如國君可以供給人民下列條件:豐衣足食、一個和諧社會、與有公正司法的話。如此就可以進一步成立小家庭,建立一個『男有分、女有歸』的烏托邦。孟子心中的安定生活可以分為三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