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麽不講“認真”？
寫下這篇文章，一來是因為今年8月22日是亡友陳國中先生六周年祭日，以此文示以懷念，二來是近來寫了幾篇關於魯迅的文章，後麵老是有個別網友跟貼數落魯迅親日、“漢奸”嫌疑。之所以說“認真”這個題目，皆因為此文的兩個主題，都與認真有關。陳國中是我三十年的摯友，他品質中超出常人的優點、特點之一，就是非同尋常的細致認真。……。不久他去日本公務考察，讓他最留心的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人的認真，回來後就寫下了《日本細節》一組紀實。其中講到日本交通秩序一文中的細節，還曆曆在目：“……在高速上所有的車子像是被安裝上了特定的操作程序，都是勻速地行駛著。俗話說，寧怕站，不怕慢。我們坐的車子始終沒有超過100碼。但就是這100碼，卻是不停地勻速地行駛著。自始至終沒有見到一輛搶道、壓道的，也沒有人用那種剌人神經的喇叭來催促讓道。……。翻譯說日本的公路上很少有人摁喇叭。”誰也沒想到，陳國中於2009年8月22日在公務途中，竟然喪命於國人對交通法規的不認真上——一位北京大律師酒醉後飆車，和陳國中乘坐的車迎頭相撞。
（網圖）
從魯迅：日本兵認真殺人 中國人馬虎送命說起
湊巧的是，八十多年前的魯迅，也對中國人的不認真——馬虎痛加針砭，而魯迅竟敢拿日本兵在中國“認真地殺人”為例，來反諷中國人連丟命也丟得馬虎——這就犯了中國人愛麵子的大忌，被當成“漢奸”論處了。不知在今天的“愛國者”眼中，陳國中那一組《日本細節》中對日本人認真精神的讚歎，是否也算得上“漢奸言論”呢?
魯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輔仁大學發表的演講《今春的兩種感想》。魯迅談到了日本軍隊把中國年輕人逮住殺掉的事情，以此來說明日本人比中國人認真。他這樣說：“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操練，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
“認真”乎?“馬虎”乎?之於“國運”乎?
有些國人對魯迅關於“日本兵在認真殺人、中國人卻在馬虎送命”的批評憤然不平，竟以為魯迅是在誇讚日本殺人的“認真”，譏諷中國丟命的“馬虎”，便將魯迅認作十惡不赦的漢奸痛罵了。不僅如此，一些國人還以此認定魯迅痛恨中國傳統文化，將中國曆史或中國文化看得一片漆黑，百般詆毀，以為足見魯迅心理的“陰鷙”了。於是乎，所有被魯迅痛罵過的“文化傳統”、國民性病根，竟也被看著中國的“國寶”追捧起來。比如有這樣一則怪論：“魯迅明裏指責國民黨政府，暗中期待日寇侵華殺光他心目中阿Q式的中國同胞。真的‘愛憎分明’!”可見，中國“阿Q式”的性情、思維方式、生活哲理包括精神勝利法，在這些國人眼中，也變得十分地可愛和優越了。那麽，中國人不講認真一味馬虎的性情，是否也被當著國寶甚至國粹供奉起來呢?我看是的，否則鄭板橋的一帖“難得糊塗”，為什麽被那麽多名流政要學者士紳懸掛於正堂，以示其座右銘呢?而所謂“難得糊塗”也就是故意不認真，或別有用心地馬虎一通，裝糊塗吧?
而魯迅的真實心境，大抵對中國人的不認真和馬虎，已經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不僅是丟了許多青年人的命，而且到了事關“國運”的地步，也就是說，魯迅以為，如果日本人一味認認真真地侵華，而中國人則一味馬馬虎虎抗日，則離亡國恐怕也不遠了。有例為證。也還從魯迅的《今春的兩種感想》引出來：“我那時看見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緊張起來了。後來打聽才知道是因為中國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為是月蝕，故大家放鞭炮來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為在這樣的時光，中國人一定全忙於救中國抑救上海，萬想不到中國人卻救的那樣遠，去救月亮去了。……”至於中國人其時為什麽竟想著救月亮而不救中國，則是因為“在中國做人，真非這樣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講個人主義，或者遠而至於宇宙哲學，靈魂滅否，那是不要緊的。但一講社會問題，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還好，如在上海一講社會問題，那就非出毛病不可，這是有驗的靈藥，常常有無數青年被捉去而無下落了。”
可見，因為政府要求百姓“莫談國事”，而談者常有被捉去的，所以百姓對“國事”也就不甚了然，甚或“談國色變”，以為國事自然由政府管著，所以盡管日本人攻了進來，但該救月亮還須救月亮，這抗日自然應是政府的事了。然而，倘若政府也將中國人的馬虎、不認真當成國粹承襲下來，那也就直接關乎國運了。
比如甲午海戰的失敗，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當論晚清政府在對日備戰中的極不認真和馬虎。請看：“清國在引進西式武器過程中，沒有章法、各自為政，進口裝備種類繁多、五花八門，營中新舊兵器混雜情況嚴重。……安徽廩生朱照在給張之洞的《上張香濤製府條陳平倭事宜書》中寫道：‘炮則有格林、阿姆斯脫郎、克虜伯、田雞炮、開花炮等種，槍則有新舊毛瑟、林明敦並中國自製之快利槍，名色繁多，殆難指屈。夫槍炮一種有一種之彈藥，即一種有一種之施放之法。彈藥或誤，則與槍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鬆或緊，皆不適於用，則有器與無器等。中國海軍兵輪所用之炮，如格林、克虜伯等，一艘必有數種，此炮之彈或誤入他炮，則必不能開放;重新取易，愈覺勞費，遲誤稽延，多由於此。”(宗澤亞：《船堅炮利?清軍為何在甲午海戰中大敗而歸?》)武器裝備的購買引進中的馬虎和不認真，可以“業務不熟悉”為借口搪塞，然而如果軍隊的訓練和紀律也如此馬虎混賬，則是戰之必敗的必然了：“曾有文章考證，一度相傳的清軍艦炮晾曬衣物，並無事實根據。但多種資料表明，北洋水師在一片承平的中後期，受沒落王朝腐朽頹廢之風浸淫，確實軍風敗壞，弊端叢生。士兵‘腰間皆斜插煙槍一支’，‘平居煙酒淫賭，沉溺往返’，甚至管帶也側身其間，大敵當前而‘逐聲妓未歸’。演習訓練則虛應故事，欺上瞞下。‘平日操練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每次演習，總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齊，空給觀者以威力強大的假象’。弄虛作假可以欺騙自己，欺騙許多人，卻無法欺騙自己的敵人。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9倍以上。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實有土沙、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劉新如：《甲午海戰清軍為何失敗：官兵開戰時仍嫖妓未歸》)
甲午海戰中的大敗竟使晚清政府從此一蹶不振，國運危艱，這“國粹”中的“不認真”、“馬虎”，恐怕在其中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覷吧?
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認認真真侵華，中國則在馬馬虎虎抗日”，這晚清政府的惡習，卻也一路傳承下來，可見這“馬虎、不認真”作為“國粹”，也真的有遺傳功能。就說甲午海戰四十多年後的淞滬會戰中，國民政府對日作戰的“最低限度的準備”是有的，然而這種準備極不嚴肅，極不認真，是淞滬之戰中國軍隊遭受巨創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舉兩個例子。其一，國民政府最先投入淞滬會戰的兩個王牌師87、88師是德國顧問訓練出來的樣板師，全製式德國武器裝備，可視為國民黨政府抗戰準備中“秘密發展國防力量”中的一支勁旅。然而，1937年8月14日，負責指揮進攻日軍的第88師264旅旅長黃梅興陣亡，為開戰以來中國軍隊犧牲最高級別之軍官。其旅傷亡1000餘人，連排軍官幾乎損失大半。此次為中國軍隊第一次軍種(空軍、海軍、陸軍)和諸兵種(步兵、炮兵、坦克)大規模協同作戰，協同效果很差：步兵逼坦克衝鋒又不予以掩護，結果坦克被日軍全部擊毀;步兵失去坦克掩護後攻堅傷亡慘重，甚至出現一個營部隊擠在一條街內被日軍堵住街口全部擊斃的悲劇。陳誠回顧上海圍攻未勝的教訓，認為“以5師之眾，對數千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效，實在是當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史說回憶，“步兵與炮兵、戰車協同作戰的訓練從來沒做過”。德式裝備精銳師組建起來了，然而又不認真訓練，結果損失慘重，敗得十分難看;其二，淞滬會戰尾聲中國軍隊全線撤退時，本來計劃撤到吳福線、錫澄線、乍嘉線和海嘉線一帶依托原有堅固國防工事，作持久抵抗，但當部隊進入工事後，才發現混凝土用手可以捏碎，機槍射口大如門窗，各個碉堡間無交通壕連接，修建的300多個機槍掩體有一半不可用等等，甚至鬧出了部隊要進入工事一找不到預備鑰匙二沒有工事圖紙的驚天大笑話，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於是門戶大開，日後的南京保衛戰遂毫無意義。瞧，國防工事早就修築好了，能說沒有戰爭準備嗎?但原先“堅固”的工事為何如此稀鬆?有人對此負責嗎?
可以說，淞滬會戰是中國全麵抗戰後中國軍隊和日軍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戰役，這場戰役也是對國民黨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六年抗戰準備的一次檢驗。很遺憾，雖然這場戰役中國軍隊投入了大量的精銳力量，但這國防準備中卻出現了諸多“不當”、草率、“疏忽”、“馬虎”、不盡認真之處，遠沒有日軍設計侵華步驟時“蓄意之準備”、“精心之策劃”、“周詳之實施”的“認真”。而淞滬會戰之敗直接的後果就是首都南京的淪陷。而淞滬會戰失敗的諸等教訓，南京保衛戰是否吸取以至於修正了呢?回答是否定的。當然，南京保衛戰中我軍作戰非常壯烈，戰士們表現非常勇敢，這一點無可否認。而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力量懸殊，但是，如果在戰爭準備上多兩個字“認真”，少兩個字“草率”，恐怕不會敗得那樣慘。請看百度：“唐生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指揮15萬國軍抵抗作戰。國民黨當局在戰役組織指揮上出現了重大錯誤。戰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後決定突圍時又未擬定周密的撤退計劃，更沒有經過參謀作業，致使守軍在突圍中，自相踐踏，爭相奪路，損失特別慘重，國軍的抵抗就此瓦解。 12月13日，南京淪陷，不足五萬人的日軍入城，由此開始了連續八個多月對 三十多萬戰俘平民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可見，“認真”二字，對於一個國家的命運，一個民族的前途，其關係是何等重要，其作用是何等密切。毛澤東的專權雖然廣受詬病，然有些話卻是至理名言。比如他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共產黨是否最講認真，姑且不去論它，然而前麵一句，則千真萬確。其實，對認真的態度，各個國家和民族是不盡相同的。是處世認真還是行事草率，就像人的性格和習慣，根植於民族的秉性之中。一個民族的認真，如果誤入歧途，當然會帶來整個民族甚至別人的萬劫不複，如二戰中的德國和日本;然而，隻要將認真用於經濟發展國家興旺民生富足科學創新這樣的正道，其結果會和不講認真的民族大不一樣的。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的崛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當然，並不是說中華民族一概不講認真，但我們因為草率馬虎吞下的苦果，要比講認真獲得的成果多得多吧?是否應該心平氣和地“認真”反省一下我們這個民族的“認真”問題?
國人“不認真”之探源
無庸諱言，不認真，是中華文明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或者說是中華民族個性中一個十分致命的弱點。而這種民族性格深處的不認真，其主要表現形式則是無論上流社會還是下層民眾，對“國是”的不認真上，即在政治生活中的“舉國不認真”。而政治生活中的不認真，是會像病毒一樣傳染到各個社會領域和私人生活空間。那麽，中華民族性格中的這個缺陷，這個弱點，其根子是什麽呢?我以為，這個根子通在國人對兩樣東西的過分認真上。也就是說，在中國，無論是主子、奴才還是奴隸，並非對待一切都不認真，惟有對兩樣東西的認真，甚至還要超過日本人德國人。一樣是主子手中的權柄，另一樣是奴仆鼻尖上的利益。對這兩樣寶貝國人不是一般的認真，而是認真得過分，而正是這種過分的認真，便衍生出諸多不認真，尤其是政治生活的不認真，對“國是”的不認真。而所有這些不認真，則可以歸結為主子的任性，奴才的機巧，臣民的冷漠、自私和糊塗。
比如主子的任性，就主要表現在對手中權柄的過度認真上。舉兩個範例：一個範例，要保住手中的權柄，第一防範的就是對各類覬覦自己權力的政治勢力的打擊和清除上。而這打擊和清除政敵的血腥和殘酷，是和“認真”的程度”成正比的。你聽說過國外對政敵的清除，有中國的“滿門抄斬”和“誅九族”這樣斬草除根，幹淨徹底的嗎?你聽說政治鬥爭中的酷刑，有比中國的炮烙、油炸、釜烹、腰斬、剝皮、淩遲殘忍、血腥的嗎?尤其那淩遲，共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頭一天先剮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開刀，一共剮3天，而刀刀認真，刃刃見血，受者痛苦萬狀，生不如死。你還聽說過“鎮壓反革命”要按人口百分比下達指標的嗎?你還聽說過將揪出右派的具體指標和名額下達到各單位，不完成就隨便拿人來湊數字的嗎?這樣的認真，真真的是全世界也很罕見。可見，如果主子們將如此旺盛的精力和如此認真的態度用在整肅他們的政敵上，那麽就會產生兩個直接的惡果，一個，使最重要的“國是”，如發展經濟，體恤民生，繁榮文化，和諧社會等等被邊緣化，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另一個：致使所有辦理實施“國是”的管理層，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哪還有幹事情的積極性和“認真”精神?另一個範例，主子保住手中權柄的第一要務，當然是驕奢淫逸，縱欲享樂。在這件事上，也是特別的認真。至少中國數百名皇帝中的絕大多數，在個人享樂和皇室驕奢上，是絲毫來不得半點含糊的。別的不說，那皇室建造的宮殿，皇帝及其親屬修建的陵墓，或者後宮遴選的美女，含糊過嗎?馬虎過嗎?而主子的這一認真，同樣產生兩個惡果，一個，在國家財力上蠶食“正經國事”所需要的費用;另一個，將國家管理的注意力和精力轉移於君主及其王室的感官享樂上。比如北宋徽宗皇帝的花石綱，晚清慈禧修建頤和園和舉辦60壽辰導致國防費用的緊張，都是比較典型的案例。
可見，主子在權柄問題上的過度認真以至於任性，是導致“正經國是”草率、馬虎、邊緣化的主要原因，然而還不是全部主要原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則表現在主子對“正經國是”的兩點任性上。而這兩點任性，就不是“認真”的問題了，而是“超級馬虎”，“超級胡鬧”或“超級混賬”甚至“超級忽悠”了。這兩個任性是什麽呢?一個，是建功立業，青史留名。即主子的臉麵，虛榮心，功利心;另一個，是忌病諱醫，掩耳盜鈴。即自己的過錯，一律文過飾非;社稷的崩潰，朝廷的危機，大抵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所以這兩點任性，一是超越實際可能，一是掩蓋事實真相，故極容易變成超級“忽悠”，從而已不是一般的“馬虎”、“草率”、“疏忽”了，而是無限放大，刻意所為，所以非得加上“超級”兩字不可。
平心而論，中國好大喜功的皇帝並不多，如漢武帝，他打擊匈奴，捍衛國土，功不可沒。但後來建功心切，不顧國力，終致國家戶口減半，海內虛耗，適得其反。而明朝則出了兩個好大喜功的活寶皇帝，一個是明英宗朱祁鎮，一次建功心切竟然冒險親征北方瓦剌也先部落，結果在土木堡兵敗被俘，做了俘虜皇帝。幸而後來於謙戰敗也先，也先才被迫把朱祁鎮送回。誰知昏君朱祁鎮複位後，卻恩將仇報地把於謙給殺了。另一個是明武宗朱厚照，一次他帶兵出大同親征韃虜，自己的大軍死了52人，重傷了563人，卻隻殺了16個敵人，他自己也差一點兒送了命。他卻叫臣下報捷，班師回京慶祝勝利，並向京城的臣子們誇口說：“有一個虜首是我親手砍下來的。”這兩個皇帝的小打小鬧，隻能徒增笑柄而已。和當代“聖上”的好大喜功相比，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瞧，把幾億農民趕進公社大食堂吃大鍋飯，連放糧食畝產超萬斤的超級衛星，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天堂”，這樣的好大喜功，“超級忽悠”，離事實真相何止十萬八千裏，其間哪還有“認真”二字的容身之地!至於“忌病諱醫，掩耳盜鈴”，恐怕則是中國曆代皇帝的通病了。其中最典型的恐怕就是那個秦二世胡亥。陳勝吳廣起義後，各地義軍遙呼相應，風起雲湧，朝廷搖搖欲墜。消息傳來，二世胡亥卻根本不相信，隻喜歡聽天下太平的好話。在一次討論是不是發兵平定起義時，胡亥竟然不同意有“反叛”的事，發兵當然也就沒什麽必要了。 叔孫通了解胡亥，便說：“他們說的天下反叛根本就不對，先皇早已經拆毀了城牆，熔鑄了天下兵器，有您明主坐堂，有嚴明法令行於天下，國家安定，人民富足，誰還會造反呢?現在陳勝這些人隻不過是幾個盜賊而已，地方官正在積極追捕，請陛下盡管放心就是了。” 胡亥聽了，滿心歡喜。以後，凡是報消息的人說陳勝是“盜賊”，就沒事，說“造反”者，就被殺掉。因為說“造反”等於說天下大亂。治罪的罪名是“非所宜言”罪，就是說了不應該說的話。可見，秦二世的“掩耳盜鈴”，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了，誰敢在他麵前“認真”?
1958年中國大躍進時期的人民日報（網圖）
再說奴才的機巧。何為“奴才”?在中國皇權社會，我以為所謂的“奴才”，是居以皇帝之下、百姓之上那一個龐大的官僚隊伍為主體，其中又以士大夫階層為骨架和靈魂。這同時又是一支國家管理隊伍，管理著所有皇室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而這支隊伍中的各級官員的榮辱禍福、生殺予奪，都掌握在上級官員手中，但最終所有官員的命運，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所謂“奴才的機巧”，其主旨就在於奉上，惟上，一切以皇權的馬首是瞻。當然，這支隊伍中也有少數或極少數優秀分子，他們匡扶正義，執法不阿，克已奉公，為民請命，不畏權貴，兩袖清風，是謂“清官”也，但這些優秀分子由於過於認真，既被官場容不得，也為皇帝容不得，所以往往難以生存，下場可悲。所以最終成氣侯的，往往是占大多數的貪官昏官。
那麽，奴才的機巧，主要表現在哪裏呢?第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對皇帝對上峰投其所好，竭力奉迎，是奴才們自保和升遷的第一要義。主子好大喜功，整天想建功立業青史留名嗎?無論你突發奇想搞出什麽荒唐的“形象工程、麵子工程”，我都給你推波助瀾，“錦上添花”，哪怕出盡洋相勞民傷財也在所不惜;主子以享樂為人生第一要務嗎?我就挖空心思為你獻上“聲色犬馬”，“酒池肉林”;主子忌病諱醫，掩耳盜鈴嗎?我就將朝綱的崩散，政務的積弊，民生的維艱，社會的敗象掩蓋得嚴嚴實實，製造出一片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的景象來;第二，你皇帝不是要剪除一切皇權的覬覦者，或者利用奴才們的內鬥來鞏固自己的皇位嗎?好吧，我就見風使舵因勢利導，在一場場宮廷官場惡鬥中尋機“黨同伐異”排除異已，將自己仕途中潛在的對手和障礙也來個大清除，因為官場的潛規則往往是踏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犧牲同僚的性命求自保;第三，“當官不發財，回家賣紅薯”，無論皇帝怎樣折騰，撈錢發財才是第一要義，而皇帝越昏庸，折騰得越荒唐，給“下官、奴才”們製造的撈錢機會就越多，這也許是官場大部分官員之所以成為貪官的政治原因和人生哲理吧。不過，如果絕大部分官員們都如此機巧起來，那麽他們又會將多少心思用在自已的職責——社會公共事務的實施和管理上?或者他們移花接木，瞞天過海，將這公共事務作為幌子，私下裏全做些奉上、內鬥、撈錢的鳥事，他這公共事務做得還能有幾分認真?
至於臣民的冷漠、自私和糊塗，恐怕還是來源於主子的任性、奴才的機巧所造成的大環境。然而奴仆們為了鼻尖上的那一點利益，是可以將社會的公德，他人的利益，自己的良心，統統置之度外的，甚至可以把生命視同草芥，將同類視為豬狗。別的不說，就說眼下的事。一位農婦種了一畦用劇毒農藥噴灑的青菜，專賣給城裏人吃，不僅自家人不吃，連自家的雞也不給吃，因而在她眼裏，城裏人哪裏是人?分明連她家的雞都不如。在中國皇權社會，主子們視所有的奴仆們如同豬狗，而奴仆們的生存空間，都是主子賜予的，因而十分的局促逼仄，且等級森嚴，危機四伏，所以奴仆們之間的爭奪，通常是通過相互踐踏來實現的。對同類極端的冷漠和冷酷，甚至連生命的尊嚴都視同兒戲，這便是中國奴仆們的處世傳統。然而，雖說對鼻尖上的那點利益十分地精明，有時卻又糊塗得很，任憑主子的忽悠和擺布。那萬眾齊呼、排山倒海般的“萬歲萬萬歲”聲，恐怕今天的老人們還“聲猶在耳”吧。這倒使我想起閔良臣先生《大聰明》一文中講的一個故事：從前，有甲乙二人爭論，甲說四七二十八，乙說不對，是二十七。兩人相持不下，以至於扭打，後來又都要求到縣官那裏打官司。縣官聽說來由，命人將甲打了30大板，然後將甲乙逐出。甲不服，返回問縣衙為何要判自己挨這頓板子。縣官樂了：“那人已經荒謬到說四七二十七，你還同他爭，不該打嗎?”
其實，在中國，情形絕對不會如此簡單。對這個簡單的算術公式的認知，人們大抵分為三種狀況：一種：認定四七二十八，且心口如一，處處堅持;第二種：心裏明明白白四七二十八，但嘴時卻死命堅持四七二十七，因為不如此就可能送命。比如“指鹿為馬”就是最典型的四七二十七，誰敢說四七二十八立馬送命;第三種：從心裏到嘴裏，都死命認定四七二十七，因為主子說過四七等於二十七的。而這種類型的人，恐怕永遠是一個變數，這個變數雖然理應隨著算術知識的普及越來越少，但事實往往不是這樣，或許“主子”一旦任性起來，事實就會往向反的方向發展。比如“畝產萬斤糧”這個超級“四七二十七”，顯然是“主子”任性的傑作，誰敢叫板!彭德懷顯然是屬於第一類人，他一旦叫嚷“四七應該等於二十八”，便立即被打入冷宮;而大約至少數億老農，在畝產多少糧問題上先前屬於第一種類型的人，但在“大躍進”中隨即跨入第二種類型的隊伍：盡管心裏在罵著“畝產萬斤”是放屁，但嘴裏卻跟著嗷嗷叫地“放衛星”，還屁顛顛地跟著社隊幹部往“衛星田”裏堆穀子造假;至於大量的城市居民，學生老師，工人幹部，作家記者，店員演員，幾乎統統篤信“畝產萬斤”這個超級“四七二十七”，甚至連科學家們也不例外，大家便豪情滿懷、昂首闊步跨入第三種類型隊伍中去了。不僅如此，彭德懷“禍從口出”，還給第一種類型的“隊伍”帶來滅頂之災。緊接著的“反右傾”中至少數百萬認定“四七二十八”的基層幹部和群眾也被統統打入冷宮，而給這幾百萬人“下套”的眾多判官們，絕不像那縣官打甲三十大板是因為乙太過荒謬，甲不應和他一般見識，而是認定這些右傾分子居然敢抗上，宣稱“四七等於二十八”，當屬“非所宜言”罪!
1958年中國大躍進時期的報道（網圖）
據說自辛亥革命以來，時代已大大不同了，或者說“換了人間”。而其中最大的不同，大抵是皇權時代中的各等角色，都換了稱謂。比如先前的主子或奴才，換成了“公仆”，而先前的奴隸，竟“翻身”做了“主人”，或者稱為“人民”了。然而中國四千年來主子們的任性，奴才們的機巧，奴仆們的麻木和糊塗，卻是積習難改，傳統“長承”。所以各等角色雖然換了稱謂，但那刻意的不認真、超級的馬虎依然每每被炮製出來，比如上文那畝產萬斤糧便是一例。還有近在眼前的“數字出官、官出數字”，以及數不清的政績工程，麵子工程，豆腐渣工程，乃至於三天兩頭就聽說不是這裏路垮了，就是那裏橋斷了，還有某地房倒了。就說前些日子發生的天津港化學品大爆炸事故吧，其重重迷霧中究竟隱藏多少當權者的“任性”、“公仆”們的機巧?而其中刻意的“不認真”，超級的“馬虎”、“草率”，別出心裁的“忽悠”，恐怕當推大爆炸的禍首之一吧。然而所不同的是網絡上出現了大量的“人民”或“主人”的質疑、問責、批評、追尋真相的聲音，可見，和三十多年前相比，認定“四七二十八”的屁民們已成幾何級增加起來了，姑且叫做“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罷。也許，這正是讓中國人從此認真起來的希望罷。
作者：大海之聲 2015-09-02
1999年3月9日北京晚報（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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