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國傳統道德崩潰的開始
從1927年秋收暴動，上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1949年後，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一）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下的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裏，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裏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家夥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裏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裏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 領導的遊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家夥。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裏……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回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麽，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麵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隻要翻開曆史的卷帙查一查，隻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匯，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匯，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裏。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幹幹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餘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製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裏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裏，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裏，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製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讚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麵，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始有恒心。這話的意思是：隻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麽要開展“土改”，為什麽要殺那麽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麵積隻有那麽大，人口隻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麽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麽熱鬧，支撐熱鬧場麵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占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裏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麵，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 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 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曆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雞”。
“土改”時，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朱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朱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朱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準的。
鬥爭地主的場麵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隻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麽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複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麵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裏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裏麵拔將軍”，把某位倒黴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栗，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裏尖叫著醒來，掩麵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五）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曆者和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麵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裏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隻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麽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裏，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麽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裏”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幹”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裏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 、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 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製止不住，隻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曆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隻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裏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麵大盜，把家裏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裏敢得罪長工？
2000年，曆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麵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麽“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共產黨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嚐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六）“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麵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隻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製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製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借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係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製 ，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隻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產怎麽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 ……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麵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麵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
作者： 陳沅森
“改開”後的“先富”的壞比那時候的地主的壞（道聽途說的）， 壞多了！
如果再來一次“土改”，現在的“地主”會1００％ 的被殺掉！
想請教一下樓主：中國大陸的土改和前蘇聯的殺富農有何區別？多謝，如有打擾請見諒。
老蔣到台灣也搞土改了，可是沒殺死一個地主，地主把土地賣給國家，用錢投資工業，台灣的工業建設才快速發展起來的。
老毛的土改除了殺人還有什麽？還有就是又把土地收歸國有了！所以你說的那些理由就都不成立了！結果是農業沒搞好，工業也搞不好！事實如此！
中國不土改就改變不了挨打?
唐朝沒土改，唐朝挨打了？
日本土改了？日本沒土改，明治維新一樣打中國。
看歷史要橫向與別人比，綜向與自己比，作出結論。
土共那一套偽史觀，是用來騙人支持土共的。
不管是惡霸地主還是貧農，有沒有罪惡行徑要經過法律程序公平嚴謹的調查，無罔無縱。
運動式的殺掉一大批是錯的。
人命關天，帝王時代殺人還要一層層上報，沒有如此運動式的全國一下殺掉一大批。
以上二回觀點，隻屬在下拙見，見笑。
毛澤東隻是把一個個體生靈的智慧、力量、能量，發揮到了極致，他給生靈進化的曆史中，樹了一個令人驚歎的標尺。
“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鬥爭就是競爭，競爭就是進化；有限的地球資源，和物種生靈之間的競爭進化，這是神給這個世界上，所有萬物生靈，所製定的無法逃避的宿命。爭鬥不止，才進化不息。
使之互相傾軋，剝削壓迫，階級鬥爭，使中國成為一盤散沙的狀態；
並且打壓強者，培養奴性，以便於欺壓奴役，成為侵略者眼中的肥鹿；
統治者為了魚肉人民，不惜向強盜稱臣納貢，創造了燦爛的漢奸文化和曆史。
拖欠工資，孽待仆人、工人和傭人，符合儒家“禮”。
曆史悠久，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國粹也。
惡性競爭，劣勝優汰，是保證奴才不威脅到主人地位的必然結果。
貪汙腐敗、剝削壓迫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的文化；
結黨營私，敲詐勒索是儒家官僚的智慧和美德。
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是儒家的官場文化傳統；
納妾嫖妓，賣國求榮是儒生的道德文化操守。
其實下麵的民族主義思想，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不管多麽野蠻、愚昧和落後的傳統文化，都自認為是最先進的：
中國傳統文化說：孝者，肖也。也就是孝的基本條件，就是子女要像父母，情感態度價值觀技能上要像父母。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複古法祖的儒門大家：張載：《張子語錄》
中國好的很難學會，壞的一學就會，甚至把好的東西學壞，其根源就是儒家的吃人文化、智慧和美德。
《中華民族全民腐敗的根源》：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024-1.shtml
文化深度的深思，反省，更新和進步，甚至革命，確實是中華民族崛起的竅門。
這也是為什麽中國高速發展的原因。
壟斷積累了太多的勢能，到達極限的時候，就轉化為動能了！
這就是專製社會崩潰的根本原因。
也是中國興衰周期的根本解讀。
中國土改在曆史上也是最徹底的革命，毛澤東和朱德家的天地都被分掉，而且那些戰功卓著的戰將們，如果在家當農民，還可以分塊田，因為出來革命，一點沒有分到。 土改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最窮的農村，因為土改，如果和印度，巴西，埃及等等國家的窮人相比較，也是中產階級。 土改是非常非常偉大的，美國人還專門拍了電影，出了書，說土改。
當時中國人民最大的願望就是：不挨打。 土改後，建國15年就搞出了原子彈，不挨打是要靠實力的，就這麽簡單。
不土改，就無法發展生產力，地主自己不種地，農民租地種，沒有改進生產力的能力和積極性。 無法搞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和大規模水利設施。 新中國光光水庫就建設了8萬多，到1976年毛去世，人口增長翻倍還多，但是糧食人均產量比土改前還是提高的（馬寅初弟子的論文）。 什麽靠從國外回來人辦農場，發展是根本靠不住的。
中國不工業化，就遭人侵略，欺負，1946年1月，斯大林要叫外蒙獨立，蔣介石雖然心裏不願意，也要派人去簽字認可。 舊金山協議，在美國開會，中國人連聽的機會都沒有，卻宣布免除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賠款。 一個戰勝國政府，跑到台灣和戰敗國談判還要百般屈辱。
土改不容否定，因為今天我們搞市場經濟，否定了土改，地是誰的都搞不清了，誰還敢投資？ 我們這些沒有分過地的人，還要給老地主的子女賠款，做夢吧。
事實要靠證據，事不目見耳聞不可臆斷其有無。
文章沒有說地主都是好人，但是不能因幾個地主有罪就虐殺死所有地主。
－－作者：葉匡政
土改看起來改革的是土地，實質上改變了人心。人心變了，人與土地、財產、權力的關係才會變。
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
劃階級成分簡單說來，就是依據土地占有、是否勞動、有無剝削這三大標準，將生活在農村中的人，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不同的階級。這既是土改中變更地權的理由，更成為確立新政權在鄉村中合法性的基礎。
雖然有了土地、勞動、剝削這三個標準，但由於執行者頒布相關規定的滯後，各地出台的辦法也大多含義抽象、模糊，使劃分階級的標準在不同地區之間，出現了很大差異。有時完全靠土改幹部隨機掌握，落實到各村莊，情況就更加混亂。
華東局五蓮縣委總結過：“因為劃時缺乏標準，及為過左情緒所籠罩，所以毛病很多，標準不一。如在經濟上的標準，有單按地畝多少、單按自地佃地、單按生活好差，有過輕微剝削的即是地富，有過貪汙盜竊行為的即是惡霸，因經營副業生活優裕的亦作為地富看待，在窮莊裏是普遍的矮子裏拔將軍，‘找不到閻王就找鬼’，許多中農被升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態度好壞亦作為定成分的標準，如做過壞事的，在頑方、偽方幹過事當過兵的，有特務嫌疑的，有惡霸行為的，和幹部關係壞的，階級成分就上升；關係好的及幹部積極分子本身，階級成分就下降；有的則挾私報複，有的查三代。”
晉綏區的興縣木欄杆村很有代表性。這個村50多戶，村裏有1000多畝地是屬於另一個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幾戶，連富農都算不上，其餘40多戶則靠租地耕種。
當時晉綏分局的領導聽到這樣的情況，就啟發工作隊：全村沒有一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他們的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他們的政治表現，看他們鋪的攤子大小，還要看他們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看他們的父親、祖父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有了這個指示，工作隊劃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辦法，無論現在怎樣，隻要其祖父、父親有過剝削行為，就將其劃為破產地主或破產富農。工作隊還創造了一種劃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農民的祖墳。隻要發現墳墓有圍牆、有石碑，就將其後代劃為地主或富農。理由是，貧雇農的墳是立不起圍牆、豎不了碑的。就這樣，工作隊硬是讓該村的地主富農占到了全村總戶數的30%。
村裏挖浮財時，從張拖喜家挖出了200塊大洋。這是張拖喜兄弟的血汗錢，為了積攢這點家底，兩兄弟常年辛苦勞作，寒冬臘月還磨豆腐賣，根本談不上剝削所得。但因他們在挖浮財時出口傷人，得罪了幾位“積極分子”。工作隊便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八九戶地主，就一定有惡霸，於是張氏兄弟被定為“惡霸地主”。分局領導得知，表揚了工作隊，要他們擴大戰果。
鬥爭會上，村裏農民了解兩兄弟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後，隻好由一個工作隊幹部站起來宣布：“張拖喜、張拖長罪惡累累，他們欺壓群眾，打罵老百姓，不殺不能平民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鬥地主，對惡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軟。”於是，張氏兄弟當場被兩個“積極分子”執行了槍決。
勞動、剝削標準在具體評判起來確有一定難度，這使得各地在劃階級時，出現了千奇百怪的情況。蘇南鬆江區的楊川根，單身漢，有自耕田6畝，出租田12畝，本人60多歲了，不能參加勞動，便因無勞動而被劃為地主。揚中縣八轎區將一個隻有1.7畝田而沒勞動力的老太婆評為地主。無錫縣查橋鄉蒲錫慶全家4人，僅有7畝田，因全部雇人耕種，被劃為地主。
很多地方還把生活作風、人際關係的好壞當作劃階級的主要標準。蘇南武進縣萬塔鄉就是這樣，四村楊仲方一貫好嫖，五村黃耀太好罵人，六村王扶進不肯借東西給人家，七村戴祥林當過偽代表，八村蔣和尚好賭錢，這些人都被劃成了地主。
劃階級成分是對所有農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農民的頭腦中，將人與人的關係分出有“敵、我”界限的陣營，改變了每一個農民看待社會與個人的方法。這一點不僅讓農民從心理上與地主分了家，更是喚起了農民潛藏心底的權力欲望。一個人的出身和過去貧窮的程度，成為他得到各種社會資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區涉縣更樂村，就按照一些貧雇農的意見，搞了一個“八靠八不靠”的標準，劃成分時可按土地、房屋、牲口、農具、內貨、擺飾、根底、剝削等八個條件進行靈活衡量。貧雇農看見誰家的油水大，隨便找一個理由，便能給他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一戶僅有兩畝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劃為了地主。
這個村還對地主富農采取肉體消滅政策，人民法庭共判決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實際成分隻相當中農，而群眾認為真正該死的隻有2人。殺人的辦法沒有一個是用槍斃的，多采取通刺刀、開膛破肚、“砸核桃”等殘酷辦法。
許多地方還出現了模仿古代官員開堂審案的鬧劇。據山東莒南大店區一位莊姓民兵回憶：“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農救會長穿上官服坐堂，嚴重的時候驚堂木一敲，‘給我把耳朵割了！’說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幾百口子，在北河裏死了不少，嚇都嚇傻了……
為了讓地主家婦女說出浮財，把他們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劉家嶺村的農救會長回憶過鄰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個，都當石匠，三年蓋了三層炮樓，全家40畝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裏拔將軍，選出來了，弟兄6個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兩半。當時提的是有仇報仇，有怨的報冤。”
劃階級成分可以說徹底變更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舊的鄉村秩序是以宗族、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這一切都被“階級”這個新概念顛覆了。那些過去主導了鄉村社會的地主和富農們，在土改中是被批鬥、控訴的對象，其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成為被管製、鎮壓的對象。它不僅摧毀了原來鄉村精英的社會與經濟基礎，使他們“權威失落、土地被分、聲望掃地”，更通過授予不同階級以差別各異的政治權力，達到了社會動員與社會控製的目的。劃階級成分，其實是重組國家權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過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來顯示新政權和以前窮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縣在劃分階級時，就提出要盡量發動農民“扯破臉皮”地與地主階級展開“麵對麵無情的”鬥爭，要求“將地主的屋場變成戰場，男鬥男，女鬥女，男鬥農具，女鬥衣，兒童鬥兒童”。山東濱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實行‘掃地出門’”，“一切照百分之九十農民的意見要求行事，對地主有生殺予奪之權，任何人不能幹涉”。蘇南一些地方劃階級，明確規定了“上台要跪，承認要爬，不服就打”的辦法。莒南澇坡區農民喊出的口號則是：“封建惡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殺人犯！”“地主財產不合法！貧窮就是理，窮人是大爺！壓迫地主，擁護窮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聶其義當年是地主的義子，也被劃為地主。據他後來回憶：“聶其勳，就是我堂兄，五十多歲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為收割莊稼時，不讓人家跟在腚上（後麵）拾，（其實）不是不讓拾，是收拾完了再讓拾。那不是一條大意見嗎？……‘俺餓得了不得，拾零莊稼不讓拾’。一點意見上去就是一棍子，時候大了就打死了。”
在總結那段曆史時，聶其義認為：“不管大小意見，群眾當家嘛，有一個說得砸死，就得砸死。公報私仇，這個成分厲害。貧雇農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數是好人，可有幾個人在那裏胡亂說話，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說不砸死，就得隨著。那時候不就是那個社會嗎？貧下中農有說話權利，地主富農有理也不能講。你要是一說話，把棍子來上，哪能有說話的權利？那個聶其師，聽說頭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屍……”
土改中劃階級的構想，應該說與當時一些村莊的現實是有距離的，階級差別並沒有存在於中國的每一個村莊。但是，這一場關於“窮—富”“善—惡”的道德戲劇，確實在每一個農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養的話語、儀式與精神習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國幾代人的記憶中，成為以後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源頭。
真正的悖論是，土改劃階級本來依據的是土地引起的窮富差別與剝削，但在有這種差別時，並沒有劃分出階級，而在土地被沒收、剝削被消滅之後，才有了階級的劃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為“地主”；貧農得到了土地，卻被稱為“貧農”。“階級”是在取消了階級之後，被創造出來的。這種森嚴的階級劃分，其實是一種權力與身份的虛擬，所以學者黃宗智將它稱為一種新型的“種姓”製度，是不無道理的。因為隻有“種姓”，才會聯係曆史和血統。
華北饒陽縣的楊各莊，在劃階級成分時，因沒有活著的地主，工作隊便將小孤女宋朵預先劃為地主，雖然她隻有幾歲。村幹部決定，等她長大了，再正式將她定為地主。她沒從父輩的土地獲得過一點好處，卻要因那些土地蒙受災難。這個小女孩的餘生，都將被看作人民的敵人。
腦殘加無恥！自古以來的農民起義有幾個是實在沒飯吃才造反的？絕大多數都是被裹挾的。“農民軍”過境就如同蝗蟲過境一般，寸草都不剩。隻有破壞，沒有建設。
所以才會有：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可是所謂的暴力土改等五十六場運動，全都是比亂世還糟糕的世界。
在農村聽農民講過地主接濟鄉親，八路拿槍逼民女進玉米地···
經濟基礎的改革應該走在前麵，這在中國看到了明顯的進步效果。中國欠缺的是上層建築的改革，老毛那一套失敗以後，鄧小平開始走了回頭路，所以你看到的中國腐敗遍地，兩極分化。
這個強盜不一樣, 罪大惡極, 不但搶奪人家的土地財產, 還要了人家二百多萬條性命。
改變天地的時代，殺人太常見了。很多也就一般的報複，以及仇殺吧。
明朝滅亡的時期，各地對朱姓後裔的殘殺也有類似的理由。平時太橫， 時候到了，被以前欺負過的人們反過來報複而已。
現代中國人，自五四運動到今，已經忘了自己姓什麽，純粹是一國被西方叛逆文化、宗教洗了腦的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