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報在“文革”中是怎樣塑造“英雄”的？
“樹典型”，是古已有之的把戲。
忠臣、孝子、節婦、義仆在中國被表彰了上千年，隻有給弱勢群體樹立個標準，做起君、父、夫、主才穩當，才過癮。為此，從朝廷到家族絕不吝惜榮譽和財帛，因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君不見，為了做典型、學典型，倒懸國門的，舉家仰藥的，法場換子的，斷臂的，從井的，臥冰的，割股的，轟轟烈烈，史不絕書。
1949年以後，雷鋒這位被樹立成“做好事不留名但記日記”的典型早已家喻戶曉。
這裏講述的故事，是“樹典型”的文革版。名目變了，叫做“活學活用”、“一心為公”、“支左愛民”等等，愚弄大眾的本質未變。所以，根據“形勢需要”對典型的原型有拔高，有增隱，有編造，甚至喪事當成喜事辦，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典型”中最荒唐的是劉學保。他看到魔術師懷裏變出個火盆，就生把火盆往懷裏揣。他根本不懂：“組織騙”與“騙組織”是性質絕對不同的兩回事，就象“高幹子弟行騙”與“冒充高幹子弟行騙”的區別。他壞了規矩，所以最終進了班房，而不是幹休所。當然，如果文革不結束，這種“英雄”，不知還要英武到何年何月。
真善美，不能靠政權的“樹立”，而要靠積極、進步、開明、健康的社會機製下人性正常的升華。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傳中，解放軍報連續推出許多“英雄人物”，作為“正麵典型”來反複宣傳，並通過對他們的宣傳、評價，往裏注入滲進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東西，為此他們不惜將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題發揮，或索性製造、編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為”、“先進思想”和“時代語言”。
王傑
（網圖）
典型宣傳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將本來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喪生的人物，說成一個英勇獻身的“英雄人物”，將其樹為“重大典型”來大吹特吹。
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揚的王傑，原是和民兵在一起進行爆破訓練時，由於不慎使炸藥突然爆炸而不幸犧牲，所在部隊最初將此事作為“事故死亡”上報並請示處理辦法。部隊出了事故死了人，當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僅所在單位的“四好”一下吹了，還得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這時有人“活學活用”了毛主席的“辯證法”即“變正法”教導，靈機一動地將此事來個反戲正唱，經過有關方麵特別是軍報某些“筆杆子”的加工創造，結果就宣傳並樹起了一個因“活學活用”而“舍己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傑出典型，在報上連篇累牘地宣揚鼓吹了好幾個月，使那個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隊，不僅保住了“四好”榮譽，還出現了一個轟動全國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犧牲大沾其光。事後我才知道，這次宣傳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進行的，事發並上報以後，林彪於1965年11月5日指示說：“我們宣傳王傑同誌，主要宣傳他的優秀品質、模範行為和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關於事故問題，可以避開。”軍報就據此指示，借宣揚王傑的機會，宣傳了軍隊在林彪倡導“活學活用”後的“偉大成果”，將本來的一件壞事，反過來吹成了一大好事。
劉英俊
（網圖）
也許是“好事”年年有，唯有“文革”多，就在“文革”運動全麵展開時，黑龍江佳木斯的駐軍部隊，又出現了一個叫劉英俊的新典型。劉英俊為救護孩子攔驚馬而獻身，確是舍己為人的英雄行為。部隊裏組織人寫出了稿子，要報道這一英勇事跡，並為此與軍報進行聯係。劉英俊所屬部隊23軍搞報道的同誌我都認識，他們來軍報後向我說了一些其他情況，說是劉英俊在本連隊曾被人認為是一個“後進戰士”，即他有過一些牢騷怪話，還曾頂撞過某位領導，因此不太受人歡迎和注意，直到他因為攔車救人而犧牲，才開始對他進行表彰和宣傳，認為他為本部隊增了光。不過一旦需要宣傳他，所有負麵的東西不僅一點不見，反而被說成是一直“先進”和一貫“優秀”的“活學活用”出來的“英雄典範”。軍報的宣傳就是這樣的。
對於劉英俊的宣傳，軍報一開始就大搞借題發揮和移花接木。報社派人將劉英俊的英雄事跡、成長過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發揮與提高，特別是加進了許多根本不是劉英俊的事或他說過的話，使其成為一個具有強烈“文革”時代色彩的突出典型。1966年7月13日，軍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生動詳細地介紹了這位“毛澤東思想武裝的又一個偉大共產主義戰士”，同時用“毛主席語錄”中的話，配發了以“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為題，畫著劉英俊攔驚馬場麵的大幅美術作品。在當日的社論中，軍報的 “筆杆子”們在林彪語言的基礎上作了新的發揮創造，第一次出現了四句最時髦最響亮的政治口號：“認真學習最高指示，堅決執行最高指示，熱情宣傳最高指示，勇敢捍衛最高指示”。盡管這幾句“精彩語言”既不是出自劉英俊口中，更沒有出自他的筆下，他生前也根本沒聽說過也不知道有這些說法，但是在對他的宣傳中，卻都強安到這個已逝的年輕戰士頭上。
軍報在對劉英俊的宣傳上，真是下了大功夫。從7月13日劉英俊的名字第一天見報，發表第一篇名為評介劉英俊、實是推出四條新口號的社論開始，每天都以一版突出地位和各版整版篇幅，連續發表關於劉英俊的言論、報道、反應文章和劉英俊的手跡、文物及學習他的活動的各種照片圖片等等。直到8月10日又出了一個新的英雄典型，對劉英俊的宣傳才基本收場。所有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以劉英俊的事為“載體”，強加進軍報本身正極力宣揚的各種最新精神和提法，實際上都是借題發揮甚至別有用心的。這種做法早已是軍報的“優良傳統”，這次僅僅是“發揚光大”而已。
蔡永祥
（網圖）
1966年10月31日，軍報又從一版到二版發表了一篇本報記者、通訊員采寫的重大報道，說是在杭州錢塘江大橋守橋連隊出現了一個“文革”的“忠誠保衛者”蔡永祥，“一心為公舍身搶救紅衛兵列車”。報道說，當年10月10日淩晨2時34分，一列載有大批大串連紅衛兵的列車就要開到時，正在橋頭警衛的蔡永祥，忽然發現橋南鐵路上橫著一根大木頭，他馬上意識到“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活動!”就在列車已經駛近時，他奮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頭，使列車順利通過，“紅衛兵保住了，錢塘江大橋保住了!”隻是蔡永祥也“壯烈地犧牲了!”同天報上發表了軍報為蔡永祥寫的第一篇社論：《一心為公的共產主義戰士》，此後整個11月、12月都是對蔡永祥的先進事跡和向他學習的活動的連續報道。當時照例又選發了蔡永祥的日記及其手跡，那日記手跡當然是挑了又挑精選出來的片斷，至於已被排成鉛字的“日記”，其文字的通順尤其是思想的敏銳，又富有理論色彩和指導意義，顯然並非完全出自一個普通戰士筆下。
“文革”以後，我曾到過仍駐在錢塘江大橋頭的蔡永祥所在連隊。那裏不僅建有蔡永祥的“英雄塑像”，還有一座紀念館，裏麵全是對蔡永祥事跡、生平的介紹，陳列著他的日記、文物等等，還有全軍全國學習、紀念蔡永祥的活動報道和照片，當然更有軍報對他的宣傳評價。不過我去時這個紀念館早已封閉了。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蔡永祥的英雄事跡宣傳了不久，就偃旗息鼓甚至不好再提了。原來當時那個對“文革”運動“懷有刻骨仇恨”，居然在鐵路軌道上放上大木頭的“階級敵人”一直沒有找到，連那個“大木頭”也不知哪兒去了。事件發生時正是淩晨，在場的隻有蔡永祥一個值勤戰士，他怎麽知道即將開到的火車上坐的都是紅衛兵、那火車後來又按時“順利通過”?蔡永祥的英雄行為到底是誰又是怎樣發現和被確認的?他當時推斷的“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活動”，別人又是怎麽知道的?幾乎一切都是無從查究的“無頭案”，所以不得不停止宣揚和不再提起這個“文革”的“忠誠保衛者”的“英雄事跡”了。
呂祥璧 李文忠 門合
對蔡永祥的宣傳到1966年底才停息，緊接著1967年春季又出現了一個“為保衛紅衛兵安全，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戰士呂祥璧”，因此他將像“王傑、劉英俊、蔡永祥等同誌一樣，永遠活在億萬人民的心裏，永遠激勵和鼓舞著億萬人民。”引號中的話都引自軍報1967年5月31日社論。這一社論的標題就是後來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林彪的一句名言：“大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社論中除了大段引用林彪的指示外，說呂祥璧如何“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說他“為我們作出了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榜樣”等等。不幸的戰士呂祥璧，成為不到一年內的第三個被軍報宣傳所利用的犧牲者。
呂祥璧搶救紅衛兵的事才過去幾個月，江西又出了個事故。一批紅衛兵正過一條江時，忽然翻了船，照例又是部隊趕去搶救。有一個叫李文忠的戰士，在搶救紅衛兵時溺水犧牲了，這當然又成了英雄。軍報很快為他掀起了又一個宣傳熱潮，連續發表社論和消息，將李文忠樹為“支左愛民”模範，不僅一如既往地說他如何“活學活用”了毛澤東思想，又在社論和報道中將他的事跡和思想，總結概括出幾句順口溜式的新口號，這就是曾流行一時的“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在宣傳李文忠兩個多月後，西北地區又出了一個叫門合的部隊基層幹部，他在幫助民兵和農民試射防霜凍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犧牲。據說門合在炸藥就要爆炸時，迅速“撲向炸點，犧牲自己”，掩護了在場的群眾。軍報將門合宣傳為“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著毛主席”的典範，又說他是什麽“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光輝榜樣”等等。上麵引述的這句話，是當時由軍報“筆杆子”和某些“左派理論家”們共同創造的一個據說是對馬列主義的新貢獻的新提法，遠在西北地區基層工作從不接觸理論研究的門合，根本不知道也從來沒聽說這一最新時代用語，但是卻成了實踐和體現這一時新理論的“光輝榜樣”。
劉學保
在軍報當時宣傳出的“英雄人物”中，有一個一直活在人世間，他就是1968年4月24日見報的“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戰士劉學保”。當天軍報一版頭條發表了記者、通訊員合寫的長篇通訊：《心中唯有紅太陽，一切獻給毛主席》，同時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因此對劉學保的宣傳，充滿了“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與血腥氣。
通訊中介紹說，劉學保原是蘭州部隊才當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長，正在甘肅一個山區林場參加“支左”。據說他當時看到“革命形勢一派大好”，特別是“革命委員會光榮誕生”了，認為“階級敵人”一定要作“垂死掙紮”，他便“高度警惕”和“嚴密監視”著林場內一切他認為或感到可疑的人，結果認定了其中一個為企圖破壞“文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反革命分子”。1967年底的一天，劉學保發現這個“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橋時，他就一邊禱念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最高指示”，一邊“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向那個“反革命分子”猛撲過去，經過一場“激烈搏鬥”，他終於用自己帶來的短刀和斧頭，將那家夥連砍帶紮“砸爛了他的狗頭!”這時他又見到大橋下的炸藥包正在嗤嗤地冒著煙火，隨時都會發生爆炸，就又背誦著毛主席詩詞：“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喊著“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衝向大橋，取下炸藥包，隻聽“轟的一聲巨響，激蕩著山穀的夜空，火光映紅了大地，劉學保被震倒在河灘上……”，當人們得訊趕來時，劉學保“微笑”著要大家“不要管我”等等，結果當然是“社會主義”的大橋完好無損，被劉學保砍死的“階級敵人”罪有應得，他立即成了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
就“文革”中軍報所宣傳的“英雄人物”來看，劉學保的事跡格外富有戲劇色彩。事實上，它真的是一部純屬虛構的，由他本人自編、自導、自演的醜劇、鬧劇、慘劇。劉學保是一個極其殘忍的殺人凶手，一個卑鄙惡劣的政治騙子，被他“砸爛狗頭”的那個“階級敵人”李世白，是一個老實本分和勤勞的林場老工人。事實真相是，1967年12月17日晚上，劉學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著早已準備好的刀子和斧頭，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車連行人都沒有的破舊廢橋時，劉學保突然撲上去用斧頭朝李世白當頭砍去，連砍幾斧後又用尖刀往要害處連紮幾下，使李世白死於非命。之後劉學保跑到橋下河灘上，將自己帶來的一個引爆雷管拉響，炸傷了自己的左手表麵，接著大聲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來後他見人就說自己是如何為“保衛大橋”與“階級敵人”李世白激烈博鬥並戰勝了他，最後終於保住了大橋的“英勇事跡”。他所屬部隊領導機關聽說後，很快將這事報了上去，軍報迅速組織了報道。此後劉學保不僅連升幾級成為部隊營級幹部，還當上了蘭州軍區的黨委委員，直至被“選”為“九大”代表，神氣活現地到了北京，進了神聖的人民大會堂，多次“幸福地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與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屬”，被趕出林場，兒子因喊冤被抓進監牢，老妻被迫改嫁給一個瘋老頭，其餘孩子都流落異鄉改名換姓苦度歲月。
然而曆史無情人心是鏡，天網恢恢法理難容。當年人們就對劉學保的“英雄行為”產生過懷疑，許多幹部群眾都曾公開表示，說李世白企圖炸橋沒有證據，劉學保根本不像也不是所謂的“英雄”，軍報也收到了認為劉學保不是“英雄”、李世白也不是“反革命”的讀者來信。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這些懷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壓和懲處。直到“文革”以後，這事才被重新提起。當地的黨政機關特別是政法部門，經過了反複調查核實和技術鑒定，終於查明李世白確實是無辜的冤死者，劉學保的所謂“英雄事跡”完全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為此，林場所在的甘肅省永登縣召開了公審大會，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劉學保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接著公開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及其應有權利。這些都登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法律與生活》等報刊上，軍報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應的報道。不過並未為此表示過自責和內疚，更絕口不提劉學保的犯罪與軍報之間有著什麽樣的因果關係。
劉學保實際上是在包括軍報在內的輿論工具的宣傳蠱惑和煽動教唆下，從一個二十來歲的普通戰士，變成了殺人凶犯和政治騙子的。不知後來劉學保本人有所悔悟沒有，我隻知道對劉學保等人起過煽動教唆作用的軍報的那些“筆杆子”們，對於自己做過的事寫過的文章，至今幾乎從無悔意。不僅如此，他們還照常升至高位，如今有的已經離退休，正在安度晚年。而受過他們“教育”的劉學保之類的人物，也許正在“安度”著無期徒刑。
寫下這些，將他們的“曆史功勳”立此存照。
2016-01-14
作者：盧弘 又名洪爐，原姓郭。江蘇泰興人，1931年出生，十三歲時參加新四軍，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部隊從事宣傳、文化、新聞工作50年，在《解放軍報》社工作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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