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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澤石，男，祖籍四川廣安， 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1947年入黨，從事地下學運、農運及敵後武裝鬥爭。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第60軍180師538團宣教幹事，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
張澤石曾經有過一次擺脫戰俘身份的機會：一位美國上尉發現他精通外語，想讓他到第八軍司令部去當平民翻譯，免除他的戰俘身份，並承諾，戰爭一結束，就送他到美國去上學。當年，張澤石以物理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時，曾有過到美國去留學的夢想，但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他堅決拒絕，選擇留在戰俘營，希望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幫助戰友們度過難關。
1951年7月10日，朝鮮戰爭進入了漫長的邊打邊談的新階段。戰俘問題使談判陷入僵局。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方麵提出“自願遣返”的原則。誌願軍有２萬多人被俘，其中近７千人堅決要求回到祖國大陸，張澤石便是其中一員。1954年，張澤石作為最後一批交換戰俘回國。
回國後張澤石接受了長達一年的審查，被視為變節者，開除黨籍軍籍。在“反右”、“文革”等曆次運動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實政策，恢複曾中斷了30年之久的黨籍和軍籍。
張澤石近照
張澤石
台下坐著的有十幾位當年同為戰俘的難友。六十年後重聚首，氣氛卻有些微妙的尷尬：他們多年來音信未通，是因為停戰之後，張澤石回到了中國大陸，而這些難友卻登船去了台灣。
當年21,000餘名中國戰俘中，選擇回鄉的不到三分之一。經曆了複雜而漫長的“甄別”，戰俘劃分為不同戴天的兩個陣營，而他們的人生，從此也有了截然不同的軌跡。
“我們的生命屬於國家”
跨過鴨綠江的那一天，張澤石不滿22歲。
戰友們肩上扛著槍，張澤石負責運送的卻是油印機、鋼板、蠟紙和鐵筆。17歲便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的他，曾在教會學校跟洋教師習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文，是誌願軍中少見的高級知識分子，因此被調入團政治處任見習宣傳幹事，負責編印和分發《戰鬥快報》。
那一天，他並未體會到對戰爭的恐懼，甚至因眼前這報效國家的大好機會而滿心興奮。要知道，自少年時代起，他便積極投身革命：1947年，他在清華加入共產黨，1948年化裝潛入冀中解放區。中共很快發現他在宣傳工作方麵的天分，因此派他前往四川大學搞學運，其後又深入農村搞農運和匪運；川康邊人民遊擊縱隊成立時，他任政治部宣傳隊長，後調入解放軍溫江軍分區搞文工隊。1949年共和國成立，張澤石在心中許諾，等到家鄉政權穩固，便要回到清華讀書，用知識來建設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
不曾想，他再也沒能重回物理學的世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的軍旅生涯意料之外地延續下去。多年之後，他才意識到其中的反諷：“其實，我求學的初中和高中都是美國來華興辦的學校；我讀的清華大學，也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興辦的。”
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流轉並未湮沒記憶中的殘酷場景，如今回憶起短短兩個月的前線生涯，他的聲音依然顫抖不已。無處不在的死亡氣息打破了年輕人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溪流中死於機槍掃射的朝鮮老人，民房中被野貓啃食頭骨的女屍，撤退時來不及掩埋的美軍屍體——白人 、黑人甚至黃種人整齊地躺成一排，年輕的身體僵硬而冰冷。但更常見的是戰友的死亡：急行軍中，一位戰友被美軍戰鬥機投擲的凝固燃燒彈燒成骨架；強渡北漢江時，一名女戰士被湍急的江水卷走，隻剩棉帽隨波濤起伏；爭奪鷹峰山地時，一位戰友在彈坑中被躲避炮彈的其他戰士活活踩死！親眼目睹這一切的張澤石忽然醒覺，“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竟然連隻螞蟻都不如。”
然而即使如此，年輕的張澤石依然堅信，自己的生命屬於國家。“那時，我和戰友們真心相信，我們是在為保衛新生的祖國而戰；我們不少人是懷著要改寫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侮曆史的使命感而參戰的。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並不打算侵略中國，也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金日成去吞並韓國、幫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鮮那個橋頭堡而流血犧牲。”如今的他每每談及當年的自己，便會露出自嘲的神色。
兩個月後的5月27日,張澤石被美軍俘虜。
“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
當張澤石帶領的宣傳隊被美軍堵截在山上，他為保護七名小戰友的生命而放棄投擲手榴彈，最終全體被俘。後來，這成為他被寫入檔案的罪名之一：“有武器而不抵抗”。
“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他歎息道，“我們當時隻以為，要麽凱旋歸來，要麽戰死沙場，誰能想到還會有當俘虜這麽恥辱的事？”
給他帶來更大麻煩的是“為敵服務”的罪名。被押送往戰俘營途中，一位戰友因肚子痛而跑向樹叢，遭到美軍鳴槍警告；張澤石情急之中用英文大喊：“別開槍，他隻是犯了痢疾！”一句話出口，美軍驚奇地發現俘虜之中居然有英文如此流利之人，於是讓他做了戰俘營的總翻譯，協助管理中國戰俘的生活。
多年之後，張澤石已不知這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出眾的語言能力讓他有機會與美軍士兵乃至高級將領交流，他漸漸發現，這些年紀相仿的軍人並不似宣傳中那麽凶神惡煞，甚至多了幾分讓他不太習慣的“人性”。“雖然我是囚犯，但他們都能平等對我，在我生病時給我送藥，有時還塞給我煙和巧克力，這些我都終身記得。”他特別想找到當年給他煙抽的黑人士兵，“他差不多跟我一樣大。如果能找到，我一定會過去擁抱他的。”
“他們對我就是這麽好，反而是我自己的國家對我不平等。”他搖搖頭，嗓音沙啞。
當然，戰俘營中的生活絕非風平浪靜。張澤石從未想過，曾經的戰友一旦淪為戰俘，竟反目成仇、相互傾軋，殘忍程度比戰場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張澤石所在的180師入朝之時，大部分戰士是太原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士兵，以及成都戰役中國民黨95軍和黃埔軍校的起義投誠官兵，新吸納的誌願軍僅占極少數。而這一比例，適用於整個抗美援朝誌願軍隊伍。也就是說，當時開赴朝鮮戰場的戰士，相當一部分並不認同共產主義理念，甚至因土改或內戰時期有家人受難而對中共懷有仇恨。
1951年7月10日，參戰雙方開始停戰談判。依照《日內瓦條約》，停戰後本應無條件遣返戰俘，但由於部分中方戰俘拒絕返回大陸、強烈要求前往台灣，甚至呈上聯名血書以死明誌，美國提出應尊重他們的意願。而台灣方麵，在蔣經國召集會議討論之後，亦達成共識：“從政治著眼及兵員補充均有接收戰俘來台之必要”。經過漫長的談判，中朝同意對戰俘進行“誌願遣返甄別”。
遣返時的分歧，促使整個戰俘營迅速分化為“親共”與“反共”兩大陣營，進而發生大規模內鬥。張澤石認為，美軍有意識地安排較多反共戰俘擔任權力職位，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爭取更多支持，反共派強迫親共派在要求去台灣的申請書上簽名、蓋血手印；最毒辣的是強行在他們身上刺青，刺上永遠抹不掉的反共標語乃至國民黨黨徽，看你還敢不敢回大陸去！”多年之後走訪當年難友時，張澤石發現，許多戰俘至今仍不願意穿短袖衫，害怕露出身上恥辱的標記。
親共派也建立了秘密組織，以暴動、絕食、示威、越獄等行動抗議“甄別”。長達九個月的時間裏，戰俘營中爆發多次衝突，雙方互有死傷。最終，21,000餘名中方戰俘的甄別結果是：願意回大陸的隻有7,094人，選擇去台灣的卻有14,334人之多。
由於翻譯身份，張澤石躲過了一部分血腥的爭鬥，得以堅持自己回國的信念。1954年1月3日，完成所有善後工作之後，張澤石乘坐專列回國。他向車窗外送別的朝鮮民眾揮舞手中的棉帽，回想近三年的戰俘生活，淚如雨下。
他以為這就是一切苦難的終結，卻沒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更為冷酷的命運。
“一輩子也不得翻身”
在戰俘營中，反共派曾反複向親共派宣傳，“你們回大陸去，隻會挨整挨鬥，一輩子也不得翻身”。當時對此嗤之以鼻的張澤石始料不及地發現，“敵人”說的居然句句是實話。
所有歸國戰俘被統一送到遼寧省昌圖縣的“歸管處”（被俘歸來人員管理處）進行休養和學習。負責接待的領導一見麵就傳達了中央的“20字方針”：“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張澤石很快得知，在戰俘營中十分受尊敬的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由於個人交代一再通不過而瀕臨精神失常。他感到心頭蒙上了陰影。
在學習班中，戰俘們被要求交待被俘期間所有細節、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和互相揭發。同戰友們一樣，張澤石相信了組織的承諾，在交待材料中對自己“意誌不堅定”的情節大加鞭笞。而這些，都成為日後對戰俘們定性的依據。
1954年6月，歸管處終於對他做出結論：“張澤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後曾向敵人供出部隊番號，又因怕吃苦去當翻譯為敵服務，但能參與領導對敵鬥爭……承認被俘前軍籍，開除黨籍。”
這幾乎是所有歸國戰俘一致的下場。那一天，張澤石與戰友們抱頭痛哭。“我們從來沒有在回國之前懷疑過自己的黨、國家和政府，懷疑他們會對我們不好。敵人都說我們是死硬共產黨，那我們不是最忠誠的黨員嗎？”他去找營長理論，得到的答案卻是：“一個革命戰士在戰場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這是什麽問題，沒開除你軍籍還不算寬大處理?”
他熱愛的黨拋棄了他，這意味著他失去了一切。未婚妻與他分手，哥哥嫂子與他斷絕關係，沒有工作單位肯接收一個被定性為叛徒的人，連環衛局掏糞的工作也找不到。最後，還是憑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父親朋友的幫助，他在石景山的北京第九中學謀得了教職。
這並不意味著生活步入正軌。許多年後他才知道，自己的檔案裏有一句審查意見：“終生控製使用。”戰俘的身份成為他永遠抹不去的汙點；此後的肅反、整風、反右、文革，但凡政治運動，他一次也躲不過，屢屢被拖出來掛牌批鬥、挨打遊街。他迄今仍記得，有一回教訓一名不聽話的學生時，小孩腦袋一甩，鄙夷地說：“你他媽一個右派有什麽資格說我？”
他感到腦袋轟地一聲，終於明白，檔案裏那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卻成為他一輩子甩不掉的沉重包袱，讓他從“最可愛的人”，淪落為這個國家裏最可恥的人。
他慢慢得知，許多戰友的遭遇比他更為悲慘。“遼寧撫順的郭乃堅回鄉後，既不分給他地種，又不許他加入農業社，他隻得借錢買了台手搖縫紉機為人做衣服謀生；成都的大學生高化龍、吳均度隻能去拉排子車；陳致君在車站蹬三輪車，楊永成跑關東去找口飯吃；歸俘胡春生在遼寧等幾個省市流浪賣畫為生；跟我一起當翻譯的張濟良、安寶元，都背上了‘特嫌’罪名，濟良被送去勞改，寶元甚至被關進監獄！” 誌願軍唯一被俘回國的女戰士楊玉華在美軍戰俘營裏敢把美軍送來的飯一巴掌打地上，大聲質問美軍憑啥讓她曬太陽。而在文革中一整天一整天頭頸裏掛著牌子跪在學校操場裏曬太陽，飽嚐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味道。 （國內網友補充：誌願軍的女戰俘共有63人最後去了台灣，宋美齡親自接見她們並長談。宋美齡說，你們基本都是農家女兒，要乘年輕抓緊上學，學些知識和本領。後來這些女俘虜大多學習護理和剪裁，在台灣嫁人組成家庭，過的都不錯。）
回想起當年的遭遇，他並未怨恨那些落井下石的人。“共產黨對自己的戰俘如此不人道，是有製度原因的。《論共產黨人的修養》裏麵說，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黨的工具，馴服的工具。我們當時還覺得說得太好了！但其實，我是一個人，我有我的權利和尊嚴，我的自由和理想。從蘇聯搬來的那一整套東西，是共產黨最大的失敗。”
“你還有臉要求恢複什麽名譽！”
文革結束之後的1977年，張澤石與多名難友開始分別向中共中央遞送申訴書，要求消除對歸國戰俘的歧視與壓迫，恢複軍籍黨籍；其後，他們又以集體申訴的形式將材料遞送至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等十多個單位。1979年，張澤石再次向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提案委員會遞交申訴書。整個申訴期間，為了收集更多戰友的苦難經曆與生活現狀作為證據，張澤石自費跑遍各個省份尋找當年的戰俘們，為他們飽受屈辱的人生做著記錄。
1980年10月，張澤石終於等來了“中發（1980）74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於誌願軍被俘人員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盡管文件自始至終並未出現“徹底平反”的字樣，但當讀到“他們始終心向祖國，在一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爭取遣返回到了祖國”一句時，他仰天長歎，用文件蓋住了臉上的淚水。
當年歸國時登記在冊的6064人早已散落全國各地，經過張澤石發動難友聯絡網搜尋數月，也隻找到五百餘人。而在平反文件已經下達之後，許多戰俘依然被當地政府重重刁難，甚至被斥責：
“你在戰場上當了俘虜不知羞恥，還有臉來要求給你恢複什麽名譽！”
更多人沒能等到平反的那天。“四川成都的李正文，因為長年挨整變得膽戰心驚。武裝部來了兩個幹部為他平反，他恰好不在家，於是找人轉告他第二天去辦事；他以為又要去受審挨鬥，竟然當晚就上吊自殺了！”還有一位被扣上“特務嫌疑”的帽子而送往煤礦勞改多年的難友，聽到平反消息之後卻拒絕寫申訴材料。張澤石寫信勸他，他回答道：“我已經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我對這不公的人世已不抱任何希望，就讓我在這裏獨自了此殘生罷了！”
即使部分難友順利落實了政策，在底層掙紮多年的生活狀況卻很難有所改觀。“民政部那時候沒有崗位，也沒有經費，所以不能夠給我們任何經濟上的補償。我的難友現在大多數都在農村，生活非常貧困。他們文化不高，沒有技術，沒有好的工作，孩子的教育也得不到保證，貧病交加，可憐極了。”
平反後的張澤石，決心要公布這些不為人知的曆史。他從自己的經曆出發，用十餘年時間寫成《戰俘手記》，後修訂再版為《我的朝鮮戰爭》。
如今，在世的誌願軍戰俘已經不到十分之一，許多人拒絕開口回憶那一段屈辱與傷心的往事。張澤石帶領口述曆史團隊遍尋山西、遼寧、河南、四川各省，試圖打開難友們的心防，搶救曆史真相。
“在這個政治體製下，人的生存是艱難的。一個歸國戰俘沒有任何自尊心可言。”這是他對自己與戰友們遭遇的分析，“所以我才說，維護人的尊嚴是人性的體現。”
即使境遇最艱難的時候，他也不曾徹底失望。然而1989年，當他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送去食物，他想到了多年前在華北參與抗暴遊行時的自己。“國民黨都沒有對我們開槍，共產黨竟然對自己的學生血腥鎮壓，這讓我對它徹底失望了。黨可以指揮槍，這整個體製是錯誤的，是獨裁專製的，喪失民心，喪失黨性。”
“我的遭遇已經平反，然而對人民開槍，對學生開槍，這永遠不可原諒。”
“謝謝你，沒有把我們寫成叛徒。”
1994年，終於獲準來台灣探親的張澤石遇到當年的難友梁銘芳。在戰俘營中，梁被反共派在身上刺了反動標語，最終被迫前往台灣。曾將所有去台者視為懦夫的張澤石不禁動容，他終於理解了“敵對陣營”所經曆的痛苦掙紮。這一天，梁銘芳舉杯敬酒，告訴張澤石，許多在台難友都看了他的書。“謝謝你，沒有把我們寫成叛徒。”
在台灣，張澤石還見到了當年積極勸說戰俘赴台的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翻譯官黃天才。曾經互相仇視的他們，如今見麵隻是滿腹感慨。黃天才告訴他，自己曾因見到來台戰俘在街頭賣早點而深感自責，直到讀到張澤石的書，才知道回大陸的七千戰俘的遭遇更為淒涼。
“從那時起，我開始覺得他們是我們的兄弟，我把仇恨轉移到了戰爭的發動者身上。”張澤石說，“當年在一個戰壕裏為保衛國家而戰鬥，不幸被俘了，竟然分到兩個陣營裏鬥得你死我活，互相把對方看成敵人、叛徒、走狗，這都是為了什麽？為了共產主義嗎？多愚昧啊，為了跟自己毫不相幹的東西！”
張澤石與長期關注戰俘問題的作家高延賽合著的新書《孤島——抗美援朝誌願軍戰俘在台灣》講述了當年選擇去台的一萬四千餘名戰俘的人生經曆。與《我的朝鮮戰爭》中帶有鮮明時代特征和政治色彩的語言相比，這本書中少了許多對“帝國主義”“敵人”和“狗腿子”的控訴，反倒主動引用了台灣、美國及中立國印度的相關文件和媒體報道，試圖全麵展現雙方對同一曆史事件的解讀。
張澤石發現，相比回到大陸的六千餘名戰俘，來台者的生活狀況普遍要好一些：“他們絕大多數被融入國軍，雖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綠島坐過牢，但沒有像我們那樣全都受到懷疑、歧視和終身控製”。然而，他們依然背負著戰俘的微妙身份，以及多年來離鄉背井、骨肉分離的痛苦。直至1987年，赴台戰俘才終於得到回鄉探親的機會。如今，有人在台灣成家立業，有人回大陸落葉歸根，卻也有人在榮民之家孤獨終老，晚景淒涼。
一位遼寧錦州的難友告訴他，自己第一次回鄉探親時，孫子求他買輛摩托車，他抱歉地說身上錢不夠了，下次回來一定給買；孰料在火車站，孫子追著啟動的車喊道：“你去了台灣，我們為你受了多少罪？你連一輛摩托車都舍不得，你算他媽的哪門子爺爺，別回來了！”。
張澤石為之唏噓不已。“這是製度的悲劇，是曆史的悲劇。我希望我們的人民和學者能以更大的曆史觀來看待中國，這樣才能夠對中國的問題有一個比較清醒的看法。”
尊嚴與製度，成為他反複強調的關鍵詞。正因如此，八十三歲高齡的他仍在四處奔波，在時間的洪流中打撈著殘存的曆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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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暮年 －－追尋被遺忘的誌願軍戰士
從另一個角度去暸解曆史:由美國拍攝的朝鮮戰爭記錄片（視頻）
烏合之眾曆來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
謝謝美女！
應該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先烈們的苦難和不幸，了解現實的種種與曆史根源的關係。
http://www.laijuhui.com/Korean_War/forum/1015/3849
當 黑社會 奪得政以後 , 人民算得甚麼 ?
的的確確，反思才能推進社會進步。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也是同樣的。在指責夷國異民凶惡殘暴的時候，不能總是阿Q與祥林嫂，而是應好好反省自己為什麽會成為那樣的原因。
謝謝評論，等待你的新作。
如果說發生的這些悲劇讓人痛心，是民族恥辱，你我不在其中？大家都來反思，社會才會有進步，才會不一樣的將來。謝謝樓主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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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誌願軍中高達三分之二的軍人是原國民黨軍戰俘，加上共軍在朝鮮反複使用人海戰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黨是故意將國民黨戰俘驅趕上戰場，借美軍之手來屠殺國民黨戰俘的。
在戰俘營中，反共派曾反複向親共派宣傳，“你們回大陸去，隻會挨整挨鬥，一輩子也不得翻身”。當時對此嗤之以鼻的張澤石始料不及地發現，“敵人”說的居然句句是實話。
"泯滅人性的嚴重後果" 是什麽呢?
【中國那時太窮，都想從國外親戚那裏得到些物質上的幫助。不過現在也沒改多少，隻是從要東西改成要錢了。】
同感，現在不但沒變，而且比以前更貪胃口更大，錢稍微少一些的海外親戚朋友他們還不想跟你來往呢，恨不得你給他們送房子送高檔轎車。
【一個早唱《東方紅》歌頌大救星，晚奏《國際哥》奢談不靠救世主的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基本人性！從曆史上的、朝鮮戰爭、反右的、文革的、打越南、六四、到今天的等等不都是證明嗎？】
謝謝博主回言，你說的是大實話。
根本的問題就是中共從來就拒絕普世價值而隻考慮保住自己的政權和利益，六十多年不變，甚至可以說100年不變。以前共產主義是國教，今天哪一套不能用來繼續騙人了，但國教卻變成了【錢權色】，這個教比【共產主義】教更流行，不單統治者和當官的推崇，有錢人同樣推崇，沒官沒錢的平民百姓也推崇，而且他們是自覺地全心全意地推崇，真的是政府和人民同聲同氣呢。
聽過不少中國人斬釘截鐵地說，在錢權問題上不要講什麽道德道義規範，有錢有權才有幸福才有人生，否則就是窩囊廢————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人性！
中國那時太窮，都想從國外親戚那裏得到些物質上的幫助。不過現在也沒改多少，隻是從要東西改成要錢了。
“中共後來也是有改善的.70年代的越戰中,被俘中國士兵歸國後,沒有刁難歧視他們.”
真的是那樣嗎？
請去看看2014.2.18的博客《中越邊界戰爭35周年 鮮為人知的被俘的歸國軍人紀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771/201402/15057.html
裏邊是這樣寫的：
半年之後，審查工作全部結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繼續留在原部隊直至服役期滿，數名有變節行為的被判刑。對軍官的處理要嚴厲得多，全部清理出部隊，大多數人帶著有曆史汙點的人事檔案轉業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開除軍籍、黨籍或幹籍的處分，數人被判刑。150師448團8連原負責幹部馮增敏、李和平均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具體關押越戰被俘回國軍人的描述以後有機會還會貼出的。
總之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仍然是在“不成功便成仁”的思想下看待被俘人員。
謝謝你的評論。
每當聽到批判他國時那句老生常談“前事不忘後人之事師”時就想：難道不能撒泡尿當鏡子照照，自己殺害和迫害自己多少人?
一個早唱《東方紅》歌頌大救星，晚奏《國際哥》奢談不靠救世主的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基本人性！從曆史上的、朝鮮戰爭、反右的、文革的、打越南、六四、到今天的等等不都是證明嗎？
我在您前一篇博文已經這樣留言過：“部分被南韓和聯合國軍俘虜過的中國軍人，當年回國時享受的是非人道的待遇”。博主今天轉載的這篇就是證據之一。我以前讀過一些關於在韓戰曾被俘的誌願軍的文章，他們回國後的悲慘遭遇令人無語。
當統治者沒有人性的時候，其下麵的部分國民就會變得沒有人性。————【一位遼寧錦州的難友告訴他，自己第一次回鄉探親時，孫子求他買輛摩托車，他抱歉地說身上錢不夠了，下次回來一定給買；孰料在火車站，孫子追著啟動的車喊道：“你去了台灣，我們為你受了多少罪？你連一輛摩托車都舍不得，你算他媽的哪門子爺爺，別回來了！”。】
不要以為這是幾十年前的事，為了錢權，今天中國社會發生著更多更荒唐的事情。
看看那位戰俘的孫子說的話, 多寒心啊
可怕的是國內許多六十歲以下的人,不知道那三十多年的'階級鬥爭'的曆史,不知道在'反人性論'的旗號下泯滅人性的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