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人代會

“文革”期間的人代會

     中國“人代會”，從54年開始，60周年了。人代會經曆過荒誕的年代。文革後，民主黨派被勒令停止活動，因此政協就不存在了，但人代會還得開。第三屆人大是1965年開的，第四屆該是1970年。但那年中共在廬山開會，出了廬山事件，毛主席說林彪要搶班奪權。這樣人大又拖了好幾年，1975年，四屆人大終於召開了。第四屆人大的召開過程，可以說在整個世界曆史上都是少有的。

     四屆人大代表怎麽來的？不是選舉的。都是上麵安排的，這裏麵有很多好笑的事。我的老師譚其驤教授被任命為全國人大代表，之前他是第三屆人大代表。第三屆人大代表裏麵，有不少被打倒了，比如複旦大學老校長蘇步青、後來做了副委員長的曆史係的周穀城，都被取消了資格，譚其驤作為接受改造的知識分子，繼續當人大代表。

     我的老師譚其驤的日記裏寫道，突然之間通知他們到上海錦江飯店開會，到了之後告訴他們，不能回家了，也不能再用電話聯係外界。然後就辦學習班，告訴他們這就是四屆人大的預備會議。學習班裏進行大批判，繼續檢討自己的錯誤，鼓吹“文革”的好。開了幾天會，突然宣布，當天晚上進北京。晚飯後，悄悄上了車，乘專列去了北京，早上天沒亮，就住進了京西賓館，規定大家不許通電話，不許上街，要拉上窗簾，一切都是高度保密。開會是從京西賓館步行到馬路對麵的地鐵站，坐到前門，從一條地道走到人民大會堂。我們看到的報道是周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但其實他隻念了開頭和最後一段，因為當時他身患重病。閉幕的時候，也是晚上開完會，回到京西賓館，還叫他去吃宵夜。結束會議後的第二天，才公布四屆人大已勝利閉幕。當時我是中學教師，跟我們傳達的是，整個過程中間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根本都不知道我們勝利召開了這次四屆人大。

        我在做譚其驤學生和助手時他跟我講過這段經曆，我在幫他寫傳記時，在他日記裏也發現有記載。我們的兩會經曆過這樣的時代，整個過程就像一場表演。

     那時，會議結束後，生活待遇還是很不同的。代表們在北京看了戲，同時把東安市場——“文革”期間改名為東風市場，關起門來招待人大代表，讓他們買東西。那時很多東西外麵買不到，這裏麵倒是有的。有的人買了熱水瓶，有的買了毛線，譚其驤老師買了兩部舊的小說。

     1977年，我32歲，當時在上海當中學教師。有一天，突然有人告訴我，你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了。我曾在區裏的會上發過言，給區委書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時人大代表中已經有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女小學教師了，那麽中學教師就想找個年輕一點的男的，我葛某人就當選了。我當了五年，直到1982年改選。第一次開會，我記得還在繼續批“四人幫”。那些工農代表在發言常說：你看我們開人代會吃得這麽好，黨對我們那麽照顧……那裏幾乎每天晚上都看戲，或者電影。那時很多東西外麵是吃不到的，代表們開會時則可以天天吃肉，不受限製地吃，而且還是錦江飯店裏做的，桌上鋪著雪白的桌布。裏麵還有小賣部，能買到大白兔奶糖，香煙，郵票，內部發行的書等等。開會時是過年前，家人知道買到這些東西，都很高興。當市人大代表第三年的時候，有的戲就開始收錢了，說不能免費看了。後來每次開人代會，最多就組織一兩場戲或電影了。我當人大代表的後兩年，開始要寫提案了。大家都不知道什麽叫提案，很多人叫我幫著寫提案，我記得我那時很忙。我提了一個要求電影院恢複學生專場電影的提案，以前上海電影院每周有一天專門放適合學生看的老電影，而且票價也便宜，這個提案很快被采納了，當時的《光明日報》還報道了我這個提案，作為被采納的例子。

     2000年，我被增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2002年任上海市政協常委，2008年任全國政協常委。我當上海政協常委的時候，看戲什麽的都沒有了。上海開政協會的時候，晚上開會都回家住，中午有時會放點錄像片，都是吃自助餐。也還是有小賣部的，價格未必比外麵便宜，但我們總覺得比外麵可靠。我每次都買點崇明的新大米，至少不會是假冒偽劣，還有我會買郵票，買“軟中華”，每人限買兩條，外麵不大買得到。我是不抽煙的，都是幫別人買。到北京開全國政協，原來是有啤酒、紅酒，現在也沒有了。

     為什麽大家都覺得北京兩會期間大吃大喝的情況很多呢？那是因為各黨派、婦聯、工會、部委等組織會請客吃飯，地方官也會到北京聯絡感情。上海以前有個傳統節目，一般都在“三八”節，借慶祝三八節的名義，上海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大家聚在一起吃個飯。地點，一般都是在某個政協委員定的地方。有幾次是在萬豪酒店，上海複星集團老總郭廣昌定的地方，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也把上海在北京的老領導請來。委員、代表裏的演員表演個節目等等，比如上海有歌唱家廖昌永。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俞正聲也唱過歌，韓正拉手風琴之類的。有些企業家也會趁機請客，他們的請客通常山珍海味，很豪華。所以兩會期間，北京餐飲場所很火爆。

     但去年開始，這些宴請都沒了。上海市的那個傳統節目從去年開始也取消了。我們還提議過，是不是趁這幾天上海的委員、代表碰個頭，最後還是沒碰。民主黨派也不坐談了，不碰頭了。還讓大家不要戴著牌子到處招搖。以前晚上經常有人不在這裏吃自助餐，而是到外界去參加宴請了，現在留在這裏吃自助餐的人很多。前兩天我下去吃得晚，發現餐券已經領到500多號了，說明很多人這在這裏吃自助餐。

     這幾天我在國際飯店，很多菜是辣的，我不吃辣的，因此可吃的菜很少。有時覺得還沒家裏吃得好。

        這樣看來，跟“文革”期間比，中國進步很多了。當然你可能會說，“兩會”跟人民的期望相比，做得還很不夠。我覺得，一方麵，要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一方麵，人大，政協還要進一步改革，否則不要說跟民眾的期望不配，跟我們的憲法也不配。當然，我所說的改革，還是在現有體製內的改革，如果說要推翻現有體製，就根本不會認同人大、政協。第一步，要對照憲法、政協章程，看我們做到了沒有。第二步，有的就要修改憲法，或者人大要修訂憲法，或者給出新的解釋。

中國政協常委、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葛劍雄先生口述 薛莉整理
英國《金融時報》 2014年0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