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節選18 成都會議--大躍進前奏曲
1958 年3 月9 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隻請部分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
會議3 月26 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18 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
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麵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麵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采取哪一種？我看還是采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
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
……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麵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麵，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曆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3 月25 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製、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
3 月21 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
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20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3 月18 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80％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
3 月19 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係，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 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50％－70％ 。”“ 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記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3 月25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誌及小平同誌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37 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十六章 《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第五節《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