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政治風暴,雖然我使出十二萬分的努力,拚命上綱上線批判自己,並向“右派”猛烈開火以求自保,但終究沒能逃脫厄運,最終被定為中右分子。後來知道,這還是靠東北林學院老院長劉成棟的保護才得到的從寬處理。否則右派分子的帽子肯定戴上無疑。
1958年初,東北林學院在小興安嶺建立涼水實驗林場,我這個中右分子被作為首批人員派往涼水林場建場,名曰下放勞動鍛煉,實為勞動改造。從此開始了我在小興安嶺的改造生涯。我妻子受我連累,也被下放到林場改造(我們1957年結婚)。為了執行階級路線,不能對我們這樣被定為另類的人過於“仁慈”,特意把我們夫妻兩人分開,我到小興安嶺,她到完達山的另一個林場(帽兒山林場)。可能他們認為這樣才符合無產階級對待另類知識分子的政策。我們的戶口和糧食關係一律轉到林場(當時城市人口每家有一個糧食供應本,憑這個本到糧店購買糧食,每人隻能定量供應)。從此開始了我的改造生涯。
小興安嶺位於中國東北,靠近蘇聯邊境,位於高緯度地區,屬寒溫帶氣候。冬季氣溫達攝氏零下40度左右,夏季可達約零上30度。氣候條件相當艱苦。我們到達時林場有建好的場房(木製)。有十幾名工人,又把我們係的十幾名學生右派調來,這就是涼水林場的全部勞動力。有一個食堂為大家做飯。室內取暖靠木材。地中間有一個大油桶改成的爐子,兩旁是木板搭的舖,供人睡覺。林場周圍十幾米外就是原始森林。林子裏的野獸叫聲在林場都能聽得到。
我們到達林場時是早春,天氣還很冷。吃的是玉米做的大餷子(把玉米破成幾瓣煮的飯),基本上沒有菜,用鹽水煮黃豆當菜。這樣的夥食跟學校的食堂沒法比。對於我們這些被改造的另類,雖然很難吃,能讓你吃飽就不錯了。過了些天,天氣變暖,我們就到野外采野菜吃(記得有一種野菜叫燕尾菜,因其葉子形似燕尾)。野菜也不能總吃,過了季節就沒了。長期見不到肉,人們饞的很。我曾經冒險抓路邊水塘裏的青蛙吃。因為從來沒吃過,吃的時候心驚膽戰,隻能吃青蛙腿,其餘全扔掉。
林區的體力勞動是相當辛苦的。我們從事的是森林采伐作業,包括伐木(用鋸把大樹伐倒),打枝(用斧頭砍去枝丫),造材(按一定長度把樹木截斷),歸楞(把樹木歸成垛),然後把它們運下山。我這個一直拿筆的手,現在拿起斧頭鋸子。一天幹下來,腰酸背痛,全身的骨頭都像散了架。我們林場除10幾名工人外,全都是知識分子。幹這樣的勞動,一天工作10幾個小時,體力嚴重透支。
除體力勞動外,還要忍受大自然的嚴厲懲罰。夏天林子裏的蚊蟲異常凶猛。一種稱為小咬的飛蟲,鋪天蓋地向你進攻,遇到裸露的皮膚就叮咬。而且不顧死活,前赴後繼,你剛打死一隻,立刻又飛來兩隻,讓你防不勝防。人們隻好用衣服把頭包上,隻留兩隻眼睛,天氣再熱也得捂著。這些蚊蟲一整天不斷。早晨第一波上班的是小咬,接下來是蚊子接班。等到中午時分,“轟炸機”(一種特大會咬人的蒼蠅,當地人稱瞎虻,因為它飛行時發出嗡嗡響聲,人稱轟炸機)飛臨頭上。它落到皮膚上就立即下口,能咬下一塊肉。下午黃昏前,又是蚊子和小咬的天下。它們輪番上陣,
人們苦不堪言。相對而言,冬天還好過一些。雖然零下30-40度的氣溫讓人感到很冷,出外頭發胡子都掛上冰霜,但隻要拚命幹活,還能挺過去。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吃”是最大的問題。林場後來也種了些地,養了幾頭豬。但一年吃不上幾次肉。特別在大躍進的1958-1961年,全民挨餓。我們林場采集過樹上的苔蘚吃,甚至把鋸末摻進玉米麵作窩頭。好在林子裏秋天有野果和蘑菇,可以上山采集充饑。冬天我在雪地上發現野兔的行蹤,琢磨出套野兔的辦法,還偶有收獲。可以解解饞,也增加些營養。就這樣,人們雖然饑腸嚕嚕,勉強度過了大饑荒,所幸我們林場沒有餓死人。
就是在這小興安嶺的深山老林裏,我勞動改造了4年。雖然吃盡了苦頭,好在我當時年紀不大(28-32歲),總算挺了過來,保住了性命。直到1962年,才讓我回到哈爾濱的東北林學院,從新擔任教師。可惜我的粉筆還沒拿熱,一場更為猛烈的風暴又向我襲來。1966年“偉大領袖”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比下放林場勞動改造更大的災難在等待著我。經曆過無數次批判鬥爭後,把我們全家驅趕到農村落戶,當了3年農民。
劉達1911年出生,北平輔仁大學肄業,在一二九運動中為輔仁大學學生會代表,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在晉察冀組織反掃蕩鬥爭,1946年任哈爾濱市市長,1955年調任中央林業部副部長,曾兼任東北農學院院長、黑龍江大學校長,1963年調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