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深處
講一下我這一輩子經曆的三個朝代
中共大學高官和知識分子
我在共產黨辦的大學讀了幾年書，畢業後被留校當教師，一直到退休。對大學裏的共黨高官有一些了解。
50年代初和共黨建政初期，我們大學的校長和書記確是兢兢業業，尊重知識分子，依靠他們教育學生。我就讀的東北農（林）學院是共黨自己建立的第一所大學。它不同於在延安等地開辦的短期培訓的所謂“大學”，而是正規的大學。為此，指定曾經就讀於輔仁大學的原哈爾濱首任市長劉成棟（劉達）籌建東北農（林）學院。我們是第一批招進來的學生（共約300多）。辦大學必須有教師。劉成棟親赴南方招聘教師。為了讓那些南方來的教師能在寒冷的哈爾濱安心生活和工作，盡量給他們提供了比較好的居住條件。為了照顧年紀大的教授上下班，劉成棟甚至把自己的汽車讓給他們用。劉是我接觸過的共黨高官中最令人佩服和尊敬的。他經常到學生食堂看我們吃的飯菜，關心學生的飽暖。在我這個18歲青年心中留下了極好的共黨印象。我以為共黨官員都是這樣令人尊敬。後來事實證明我的看法大錯特錯。劉在1958年黑龍江省林業幹部大會（在小興安嶺的帶嶺召開）上講話，我當時坐在台下。他說：“我不想講話，因為我跟省委的看法不一致。但省委林業部部長非要我講。我隻好服從組織決定。” 接著他講了大躍進的高產。他說”我就不信什麽小麥畝產萬斤。除非麥稈都是鐵杆的。“他講完話，台下熱烈鼓掌，經久不息。他說出了大多數人不敢說的心裏話。後來，他1959年被定為右傾分子，受到降職降薪處分。
1955年林學院獨立建校。我被分到東北林學院。隨著共黨的政治運動不斷開展，共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也逐漸惡化。特別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知識分子被戴上“資產階級”帽子，成了共產黨的敵對階級，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大學的黨員高官雄據在上，整天研究如何改造知識分子，如何從這些知識分子中找出敵人。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學教授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成了被打倒的對象。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前麵八位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經常受到批判鬥爭。在學校裏地位最低下。那些共黨官員像躲避瘟疫一樣遠離知識分子。
8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的地位提高，開始受到尊重，工資待遇也獲得某些改善。教授的工資超過了一些官員的工資。這當然引起時那些共黨高官的不服，“這些被改造的人怎麽會拿那麽高的工資？”但這是上麵規定的政策，他們無法改變。有很多黨員眼紅。當時東北林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李**想出了個絕招：“我也要當教授”。盡管他從來沒有上過講台教過書，但是他有權力，他下麵的人事部門很快就給他辦成了。從此他搖身一變成了教授，拿教授的工資。有他帶頭，那些副書記也紛紛當了教授。後來，據說學校的處長（多是黨員）也紛紛當上了教授，包括保衛處長。可憐學校有很多教了一輩子書的教師，到退休時也沒能熬成教授。而這些一天書沒教過的共黨官員，卻輕鬆地戴上了“教授”桂冠。他們參加共產黨的目的，難道真是他們冠冕堂皇宣稱的“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麽？
我們這位黨委李書記，不去專做黨的工作，而是也抓行政工作。他把沒有油水的清水衙門的教學科研等部門都交給校長管，他隻抓油水大的部門--招生辦和基建工程。這是大學唯一錢多的部門。可以想像，他從這兩個部門撈到多少好處。
後來我們那位李書記由於給當時的林業部部長的兒子（沒有上過大學），辦了個東北林業大學畢業證，在該部長調到黑龍江省任書記時，把他提拔為省監察廳廳長。他在名片上，除廳長頭銜外，還不知羞恥地印上教授頭銜。最後從省人大副主任位上退休，成了副省部級高官。我們這位書記是大學官員的姣姣者，出類拔萃。經過自己的“艱苦奮鬥”，最終實現了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升官發財，名利雙收。他確是處世有道，稱得上是“模範共產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