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幹校生活散記（上）

五七幹校生活散記（上）

 

一、黃龍壩“五七幹校”
      1968年六七月份，我進了省“五七幹校”，地點是在貴州湄潭縣蝦子區一個叫黃龍壩的地方。人們說，貴州地無三裏平，其實，在黔北遵義地區、銅仁地區和黔東南地區，還是縣有不少平坦的壩子，一馬平川，方圓幾十裏內沒有大山，適宜種植莊稼。湄潭的蝦子區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不過，這裏是以種茶為主，其它農作物較少。

     何為“五七幹校”？當代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我們這些當年進過“五七幹校”的人，對於它的來曆，也很模糊，隻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中辦的一種農場，讓黨政機關和一些事業單位的幹部到那裏去勞動鍛煉和改造思想。至於一般老百姓，則把“五七幹校”看成是犯錯誤幹部去的地方。
      網上介紹，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裏提到要辦一種大學校，讓進這種學校的學員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還要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聯係起來。這封信被稱為“五七指示”。
1968年5月，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全國各省市已經基本完成造反派奪權的任務，黨政機關中那些沒有被選到新政權工作班子的幹部，怎麽安排？於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農場，把500多名原省直機關幹部放到那裏去勞動鍛煉和改造思想。同年《人民日報》以《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經驗》為題進行了報道，並在配發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於是，全國各地就紛紛辦起了“五七幹校”。那些在文革中被奪權和無法安排工作的黨政機關幹部，還有一些科研、高校和文化藝術單位的專家學者，統統被送進“五七幹校”。直到林彪事件發生和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些幹校才陸續撤銷。
      具體到貴州省當時辦了幾個“五七幹校”，筆者不太清楚。反正省委、市委和省政府、市政府的黨政機關的幹部加起來有數千人，連同一些科研、高校和文化藝術單位的專家學者進“五七幹校”的幹部，人數自然相當龐大。
我們這批到黃龍壩的幹校學員，是以原省文化局的幹部為主體，其中包括省屬一些劇團的領導幹部，如省京劇團的副團長劉瑞亭和省歌舞團的副團長吳保安等。整個學員大約有四五十人，被稱為省五七幹校一大隊四連。其中還包括文革中被揪出的“走資派”及一些審查對象。
        四連的學員都是男性，住在離公路很近的一個類似大工棚裏。在這個大工棚裏，中間是過道，而過道兩邊就是用木板搭起來供學員睡覺的大通鋪。就是說，四五十人晚上像民工一樣，一個挨著一個睡在這個大工棚的大通鋪上。至於每天的三餐，也像民工和部隊戰士一樣，由食堂供應大鍋飯菜。而省文化局機關被揪出來的幾個“走資派”和審查的人，則被安排在附近一間小屋單獨居住，與我們這些學員互相隔離，隻有在吃飯的時間，大家才在一個木桶裏盛飯，一個盆裏舀菜。

二、“早請示”和“晚匯報”
       五七幹校四連安頓好以後，幹校的生活就正式開始了。當時我們自稱是“五七戰士”，每天早晨也像部隊戰士一樣，聽到連值班員一吹哨子，大家就迅速起床，把被子疊好，然後每個人拿上洗臉盆、毛巾、牙膏、牙刷，到附近一個自流井去洗漱。這個自流井有清水從地下湧出來，然後順著一個人工修築的小水渠向東流去。幾十號人站在水渠邊漱口洗臉，也算方便。
大家洗漱完畢，回到住地，就開始在住地大工棚前集合。大工棚前是塊很大的空地，類似一個小廣場，可以容納成百甚至上千人。大家集合站好，開始“早請示”。所謂“早請示”，就是大家站好隊，麵向北京方向——那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住的地方，我們要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表忠心。首先是集體高唱革命歌曲。
       第一首《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忽而咳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歌詞通俗質樸，曲調莊重嚴肅，一下子把大家帶進一種神聖的氣氛之中。
       接著，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這首革命歌曲情緒高昂，振奮人心，把毛澤東思想比作不落的太陽，自然給人印象深刻。
     第三首是《學習雷鋒，好榜樣》：“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誌強！”。
      幾首革命歌曲唱完以後，在連值班員帶領下，大家手揮“小紅書”——文革期間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高喊“祝偉大領袖、偉大舵手、偉大統帥、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四五十人滿臉嚴肅，一本正經地齊聲歌唱和高聲呐喊，打破了農村早晨的寂靜。好在我們居住的地方離農民住地較遠，這個“早請示”活動，也就沒什麽人來觀看。
早請示活動結束，大家開始吃早餐。
      在晚飯前，進行“晚匯報”。如同“早請示”一樣，也是整個隊伍麵向首都北京，所唱的革命歌曲和“早請示”唱的那幾首大同小異，有時略有變化，如三首中，有時換成《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有時也唱《打靶歸來.》：“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 ，胸前紅花映彩霞，愉快的歌聲滿天飛。”等等
總之，唱的這些革命歌曲的曲調要麽莊嚴，表現出對領袖的熱愛；要麽雄壯，表現出革命者的豪情；要麽歡快，表現出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就是文革期間官方提倡的時代精神，也就是當代所說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文革結束以後，大家提起當年的“早請示”和“晚匯報”，有的說，無非是開心好玩；有的說，就當作是自娛自樂吧；也有人說，很無聊……實際上，應該說這是搞個人崇拜和神化毛的一種洗腦儀式。
      多年以後，我來到加拿大，參加基督教教會“查經小組”的《聖經》學習活動，以及教會組織的禮拜活動。無論是一二十人的小組學習，還是上百人的禮拜活動，每次活動開始，也都是先唱聖歌。在鋼琴伴奏下，大家齊聲合唱讚美上帝的聖歌。這些聖歌的歌詞和曲調，也是一下子能把大家帶進一種莊嚴神聖的氣氛之中。如一首叫《金色的黎明》的聖歌：“清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雄壯像勇士，美好如新郎。天高飛鳥過，地闊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這裏就把上帝天父比作紅太陽。還有一首讚美上帝耶穌的歌：“感謝上帝，你為我而死。為了愛我們，你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你把我們由黑暗引向光明，讓我睜開了眼睛。……”顯然，文革中的“早請示”和“晚匯報”，實質上就是一種宗教的敬拜活動。
       另外，在幹校期間，提出傳達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應該不過夜。因此，我們曾經在一個人們已經入睡的夜裏，把中央廣播電台廣播的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最新指示，連夜去傳達給農民。
深更半夜，我們排成隊，敲鑼打鼓，去敲農民家的門，農民本來幹了一天活，正在熟睡中，聽到鑼鼓聲和敲門聲，他們從熟睡中醒來，穿上衣褲，好半天他們才睡眼惺忪開了門。領隊人高聲說道，特大喜訊，我們偉大領袖和偉大統帥發表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聽我們宣讀毛的最新指示以後，從麵部表情來看，他們似乎感到如墜五裏霧中，很是莫名其妙。事後我想，這些睡夢中的農民夜裏無端被騷擾，他們一定很反感。他們會不會想，這些五七幹校的幹部白天不勞動，睡足了覺，是不是夜裏發神經病？還是吃飽了撐的？

                      三、學習“老三篇”
   所謂“老三篇”是指毛選中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學習“老三篇”，如同“早請示”和“晚匯報”一樣，也是上級領導給五七幹校學員規定的必修課。
     每天早飯後，幾個所謂“走資派”和審查對象都去茶園勞動，我們這些所謂“五七戰士”的任務不是勞動，而是集中學習“老三篇”。
幹校沒有教室和課堂，學習地點就是大家睡覺的大工棚門前，每個人都坐在自己的馬紮小凳上。如果遇到雨天，大家就坐在工棚裏的木板床上。當時幾乎人人都有一部毛選的精裝袖珍合訂本，這種袖珍合訂本比一般書要小，但所用的紙張非常薄，能夠把毛選四卷的內容全部收進去，印刷和裝訂質量也非常高。這種合訂本用的是紅色塑料封皮，十分精美，而且可以放在上衣口袋裏攜帶。當時為了搞個人崇拜，在國家經濟狀況非常緊張的情況下，印製毛澤東著作方麵卻不惜血本，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
學習方法是先集體閱讀 ，大家打開毛選翻到老三篇，齊聲朗讀。集體朗讀結束以後，主持大家學習的京劇團副團長劉瑞亭就詢問，誰來背誦？按領導要求，老三篇不僅天天讀，而且要求每個人都會背。能把老三篇背下來，就算完成任務。四連的五七戰士都是文化人，多數人背功都沒問題，經過一段時間，陸陸續續有將近一半人能夠當眾把老三篇背下來。
      我當時想，學習老三篇的目的，是讓我們學習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學習張思德為人民服務及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生觀，學習愚公那種堅忍不拔的實幹精神。但在學習方法上應該理論聯係實際，針對文章中一些感到不太清楚的地方，進行討論，這樣才會印象深刻。現在這種和尚念經式的集體朗讀和死記硬背，莫非不是一種形式主義和走過場嗎？ 
       具體來說，在學習《紀念白求恩》一文時，我就遇到這樣一些問題：第一，“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我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後來我讀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時，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另外，有學者指出，人性中的自私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第二，“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一回事嗎？二者的含義顯然不是一回事。第三，文章中要求我們要學習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隻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什麽是“一個純粹的人”？
       還有，在《為人民服務》中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可是，在1957年一些高校右派的發言材料中，我看其中很多高校師生不是為個人得失而是為人民的利益仗義執言，為什麽把他們都打成右派？另外，1959年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信提意見，他也不是為個人說話，而是為了改進工作，為什麽把彭德懷和支持他意見的人都打成“反黨集團”？
另外，在《愚公移山》裏，愚公為什麽不采用繞山修路的辦法？而非要挖山不止？並且用子子孫孫若幹代人的精力來幹這件事？智叟的意見難道沒有可取之處？……
       麵對這些問題，我當時很想找人進行交流。但心裏也清楚，在當時的環境中，如果提出這些問題，弄不好就會說你懷疑毛澤東思想，是為右派和彭德懷反黨集團翻案，甚至打成“現行反革命”……所以，這些問題一直埋在心裏。

 

注：據網上胡星鬥 2015-07-09 《沽名釣譽的毛澤東選集真相》一文中稱：“1992年初，胡喬木在重病期間，曾對來探望的楊尚昆、喬石、溫家寶提出︰關於毛澤東著作，黨內一直有分歧，應當做出全麵審核，哪些是毛澤東親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誌著作的，哪些是在編輯過程中被牽強地肯定下來的。 胡喬木提出︰毛澤東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稱《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甚至毛澤東詩詞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園春雪》，即那首“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並要求恢複用他胡喬木的名字。”